年轻真好！（我的老师征文）[原创]

　　年轻真好！ 　　 这是读大学时，我的《现代汉语》老师给我说的，那一年，他36岁，他叫路云平。我和这位路老师，既是师生，又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我的记忆中，路云平老师既不高大，也不魁梧。 　　 他中等个儿，一头黑白加花的头发，有意无意的打着卷儿，他的眉毛很淡、也很短，小小的、近乎合成一条缝儿似的两只眼睛前面，是两块足有啤酒瓶底那么厚的、发出淡蓝色光的“挡风玻璃”，而颌下完全是一片空旷的“不毛之地”。他常穿一件灰色的茄克和一条藏蓝色的裤子，外加一双半旧不新的黑皮鞋。他的脸胖乎乎的，总是洋溢着几分笑意，如果不是熟识，你还会以为他是一位居委会老大妈呢!

　　是的，在他身上，有居委会老大妈那样的热心肠，有居委会老大妈那样的和蔼可亲。可是，他满肚子的学问，是老大妈们没有的；他幽默的谈吐和学者的风度，也是老大妈们喋喋不休地苦心婆心和唠唠叨叨东家长、西家短所不可比拟的。在他的课堂里，更多的是会心的、忍俊不禁的和肆无忌惮的笑声。除了汉语，他还懂俄语、日语和英语，他的学历是研究生，职称是讲师。

　　路老师与我可谓“臭味相投”，我们在一起更多的时候不是讨论教学，而是谈贝多芬与阿炳，谈达芬奇与齐白石，谈黑格尔与孔老二，还有肖邦、克莱德曼与聂耳，还有毕加索、凡高与徐悲鸿，还有马克思、毛泽东与邓小平；有些时候还谈谈李小龙，谈谈刘晓庆与梦露或别的什么，比如郎平与邓亚萍，李宁与李小双或者凯恩斯与李嘉图等等……? 谈到现在歌星满天飞，路老师总笑着说：“白天不懂夜的黑，星多了不亮，天快要撑破了”之类；而我总是说：“何妨，何妨，歌坛代有新星出，各领风骚三五日乎？”于是，我们便笑。 　　 谈到当前美术，特别是一些中青年画家，要么走“朦胧诗”老路，也弄些“朦胧画”出来，还美其名曰：某某主义；要么步“出卖荒凉”之后尘，极力的表现丑，然后去国外拿个什么“国际金奖”，与其说是画得了奖，倒不如说是荒凉得了奖！是愚昧得了奖！是丑陋得了奖！这还算什么艺术？每当我如此慷慨陈词，路老师也一脸愤愤然，然而他好象并不生气，总是略带嘲讽的说：“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它一两年吧，反正，达到出名的目的就是了。”我们又忍不住笑起来。 　　还有武术，路老师说他从小练什么太极拳、阴把枪、柳叶刀、打狗棍什么的，虽没有到什么纯、什么青的地步，但防身已经够用了。我说我也练过一段武术，什么流星锤、九节鞭、劈挂拳都学过，可惜没有用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现在已全还给老师傅了。于是，我们俩便会心地大笑。 　　路老师对“某大师”很不以为然，说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某大师”在大兴安岭灭火之事，简直是伪科学！还有为奥运会发功的事，不但没有多拿金牌，就连预计中的总数相比，也少了四、五块。我说，你没听人们说，中国现在到处都是气功师，就连我们班上的高锋，近日，也在练什么“象功”，见人就说自己最近气感如何如何。有一回，他还让我伸开手掌，他的手掌对住我的手掌，在半空中来回运动，问我有没有热的感觉。其实我什么也没感觉到，只是掌心有些热，他便说这是他发功的结果。 　　听到这儿，路老师冷笑了几声说：“这有什么，他不过是用了‘心理暗示法’罢了。不信，我也给你练练。”我们当时果真如法炮制了一番。 我说：“路老师，你的‘象功’更在高锋之上了，我的手掌的确很热呀！”路老师淡淡一笑说：“我这是‘像功’，不会与长鼻子、大耳朵大象有什么关系。”说完，他便笑了。我禁不住也笑了起来。 　　还有某大作家，楞是搞出个什么《人类ⅩⅩ破译》，非驴非马，不伦不类。我说其实就是“某大师”灭火的事情，据“马路社”的小道消息说，那位美国的歌星还不承认呢。他说，火是他《一把火》，雨是他的《小雨》，是他的雨浇灭了他的火。于是我们又大笑起来……? 　　 也许由于这个缘固，路老师的课堂上，笑得最早也最响的人，必定就是我无疑了。可有一回，我怎么也笑不出来。大概那堂课讲到讨价还价，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回，我路过鸟市，正好碰上讨价还价：“这只鹦鹉多少钱?”
　　“五十!”
　　“五十!”这第二次报价的居然是鹦鹉的声音。
　　“三十卖不卖?”
　　“三十不卖!”
　　“三十不卖!”鹦鹉尖叫起来。
　　“便宜一点!”
　　“实心要，四十提走”
　　“实心要，四十提走!”
　　鹦鹉也大声地说……? 　　 这时，只听得“轰”的一声，教室里笑成一大片……? 　　我没有笑，只想哭，我想起了路老师。上周周末，路老师告诉我，他将离开学校，到深圳某大学任教，是他的一位老师联系的，一去就有住房，工资至少比现在翻两番，而且是夫妻俩一起去。并说了“暂时保密，尚末决定”云云。

　　听了这话，我心里很有些不是滋味。按理说，路老师夫妻二人同为留校任教的研究生，是学校的教学骨干，可他们至今仍与另外一对教师一起，住着一套两居室的房了，厨房、厕所都是共用的。为此，他们俩吓得连孩子都不敢要。 　　这一回终于有了好日子过了，应该说是件大好事。本来，路老师也许想把快乐与我分享，可我高兴不起来。 　　 在当时，“孔雀东南飞”已不是什么秘密，而且单位已不十分地卡。但是，在那远离亲人，远离故乡的地方，两个“书呆子”能否适应？再说，那边除了自已的老师，他们要面对“东出潼关无故人”的寂寞，饱尝“明月千里寄相思”的离苦，两颗年轻的心能否忍受？ 　　我劝他再熬上几年，等评上个副教授了再走也不迟，他不肯。 　　　　路老师的手续办下来了，我送去一篇题为《大树不一定都生在沃土》的“万言书”，希望他留下，但他还是走了。 　　临别前，他对我说，我先去看看，不行了就回来，如果还能维计，到时候我把你也弄过去。我假装应了，但心理却骂道，鬼才去，我一定要留在西部、建设西部、振兴西部。 　　路老师走了！大约是在当年5月末，来了一封信，里头还有他们夫妻二人在家中的合影。从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路老师和爱人都变白了，也变胖了，变得比起以前更年轻了，或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缘故吧，他们都笑着，看上去很开心，信中说，学校分配的房子有120平方米，楼层和结构都非常合理，光装修就花了五、六万。 　　路老师果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他在信中还说，树挪死，人挪活，关于我的一些情况，他已经跟一位主管人事的副校长提到了，还比较满意，而且，那位副校长还明确的告诉他，学校正在进行人事制度改革，今后在老师的选拔、使用和职称评定等方面，主要是看能力，文凭只是一个参考。 　　在信的末尾，路老师还说，当地的气候和环境也非常好，山青水秀、景色宜人，别的就不说了，一个礼拜都可以不擦皮鞋，穿半个月的衬衣还没有在我们这里穿三天的脏。我知道，路老师这全是为我好，他这是在“游说”我，这座空气污染异常严重的城市，对那样的环境当然是心驰神往的。 　　记得有人曾在报纸上撰文说：中国有一座非常落后的城市，这里的居民一个礼拜都不擦一次皮鞋，一个月都不洗一次衬衣。我想，能够写出和编发这样的报道的人，不是对我们这座城市的无知，就是对我们市民的污蔑。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一天擦两、三次皮鞋，两、三天洗一次衬衣！ 　　我可怜的路老师，他终于可以衣锦还乡了。看得出，照片上的笑是真诚的，更是真实的，我可怜的路老师，他终于阔了! 　　以前听路老师讲，他本姓王，祖籍山西大槐树下，与我五百年前是一家。三岁那年，爹撒手归西，母亲把他带到了路家。路家的养父丧妻不久，也没有孩子，起初对他们母子俩格外关心。过了两年，小弟弟出生了，路家有了后人，所以养父对他也就渐渐冷淡起来，等稍大一点，就让他下地去干活。好在当时家里条件还不算太坏，到8岁那年，他上了学。 　　 那时候，尽管他要帮助大人们做好多好多的家务，但从小学到初中，他都稳稳地在班里当第一名。初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县一中，成为当地方圆几十里第一个考上县城中学的学生。可惜好景不长，养父得了胃癌，即便是倾家荡产，也没有留住他的生命。 　　面对家庭的又一次变故，路老师只有重新回到农村，参加集体劳动。每到工余，他常常拿起书本，做贼一样的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就这样又过了十年。十年里，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无事抄书。 　　　　恢复高考后，他破灭的理想之火再次燃起，在经历了落榜打击之后的第二年，他终于如愿以偿的考上了我校中文系，本科读完，又读了研究生。 　　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一起留校的还有他的恋人，也即后来的妻子。妻子比她小七岁，是一位著名的老教授的小女儿，她简直是一帆风顺的。 　　 说真的，刚刚接到路老师来信的时候，我的心里很是矛盾。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虽然不是什么人才，但由于刚好赶上当时“厌教风”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正在全国大范围内发作，所以像路老师“落草”的那样的名牌大学，居然也有些“饥不择食”，对我这样的一个普通师范类大学的本科生，也没有计较什么。 　　 还有，我对他们这种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做法很是感动，特别是在教师待遇方面，比起我们学校来，简直有天堂之于地狱的差别。如果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与工作，那绝对是毫不含糊、心满意足的事情。 　　还有，那通常只能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阳光、海浪、沙滩、贝壳和椰子树，还有那清丽可人、温柔如水的南国女子，如果到了他们学校，马上也就会变得司空见惯了！ 　　我的思想开始斗争。按道理说，只要是当了老师，就已经满足了我的“教师梦”。至于到什么地方去做，就成了一个次要的问题。无论在任何地方，教师的职业是相同的。但是，当相同的职业与不同的待遇产生矛盾时，同等条件下，人们总是首先选择待遇高的地方，这显然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条路，在每一个岔路口，你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当我由学校踏上社会这条大道，面对成千上万种选择时，同样必须做出选择，而且是唯一的选择。 　　本来，我是打算留下来的，可路老师如此一番苦口婆心，倒让我的确有些心动起来，我甚至想到了自己一参加工作就有大套房子住，真是越想越开心、越想越来劲。我准备马上就给路老师写信，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他。然而，就在这时，一条新闻彻底改变了我的“南迁”之梦。 　　凡是有一点自然常识的人，都知道“风”是空气运动的结果。当时“厌教风”盛行，与另外一种“风”的流行很有干系，那就是一天热似一天的“出国风”。现在，“出国风”虽然还在继续热，但回潮的趋势也在不断的加大，我们还美其名曰“海归派”。可在当时，大部分出国者出去了就没有打算再回来，完全是一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和孤掷一注式的出国。 　　我从广播中听到的那条新闻，恰好就是说我们每年都有多少留学生出国，而回来者寥寥的。真的，我听了这则新闻，感到非常气愤，因为那时侯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公费出国的留学生。 　　我想，一个学生，从他读小学的那一天起，国家就给他投入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越是高学历者，得到国家的优惠也就越多。所以，这样的人流失的越多，国家的损失也就越多。 　　是的，他们读研了，他们读博了，他们有能力出国，去过自己想象中的幸福生活去了，这里固然有他们自身努力的因素，但是，如果不是当初花国家的钱，他们还有今天吗？如果说，研究生、博士都出国了，大专生、本科生都南飞了，初中生，高中生都进大城市了，那么，像我们这样的落后地区还怎么实现现代化呀？ 　　我越想越觉得不大对劲，别人做什么，我当然无权干涉，但我对于我自己，还是有一定的“指挥权”的，于是，我十分坦白地，连夜给路老师回了信。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路老师： 　　您好！ 　　非常高兴在这个春光明媚，山花烂漫的季节收到您的来信，说真的，您的来信在我为您的成功而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 　　首先，十分感激您对我的教诲和一如既往的亲切关怀。
我们相处虽然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我觉得我们相识至少有一个多世纪，毫不夸张地说，能有您这样的一位好老师，简直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 　　七十年代初，我降生在父母“下放”的一个小山村里，象所有的母亲那样，我的母亲对我这个“老生胎”格外地疼爱，并给我起了个乳名叫大山。我觉得，大山就是我，我就是大山，我不仅要有山一样的胸怀和品格，更要有山一样的意志和决心。 　　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那个小山村里度的。虽然，那里曾经愚昧、曾经贫穷、曾经落后、曾经野蛮，也曾经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累累伤痕，但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中，让我变得勤奋，让我懂得自尊，是那里的山山水水哺育了我。 　　 而那个本来属于我的城市，却让我感到异样的陌生。 　　对了，我最近读了大量有关教育方面的书籍，让我很受启发。这些书籍让我明白了教育对于我们人类的重要意义。 　　我知道，教育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起源于劳动，体现着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 　　 因此，早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早期的教育机构——学校，而且，我国早在夏、商时期，学校就有大学与小学的区别。虽然那个时候的学校还仅仅是为奴隶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地方，教育对象也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子弟，而且，教学内容基本上只有“教孝”、“习射”、“习礼”和“习乐”等比较狭隘的范围，但是，由此可见教育对于一个社会是多么的重要。当然，这些东西您一定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 　　 还有，我最近开始接触到了一些国外教育方面的信息。比如我曾经在有关报纸上读到了一些世界名牌大学办学内容，让我眼界为之大开。比如您过去对我们提到过的，有700多年历史的英国剑桥大学。您曾经告诉过我们，说剑桥大学是培根、牛顿、达尔文、马尔萨斯、凯恩斯、罗素和李约瑟、霍金等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仅近百年来，剑桥大学就涌现出了68位诺贝尔奖的得主。 　　最近，我有读到了有关“剑桥奇迹”的九条成功经验。这九条经验综合起来，大概可以归纳为三条： 　　第一，政府对大学建立了严格的评估体系，而且，评估的时间是每隔5年，最关键的是，他们对大部分教学与科研的评估标准，不是我们国家现在普遍使用的升学率，而是与经济结合的成败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程度！有不少的大学还明文规定，研究生论文的20%必须与经济直接相关。 　　第二，政府为教育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仅在支持大学与中、小企业结合方面，英国政府的投入就高达数千万英镑！ 　　第三，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或者专门的公司，促进大学与经济建设相结合。这些专门办公室或者专门的公司，要么通过开发和发现大学科研成果，同时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牵线搭桥；要么通过保护学校及教员的知识产权，来营造浓厚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发展环境，来吸引和留住人才；要么就干脆寻找资金，办技术开发类公司，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可是，路老师，我们的大学教育中，能够直接和经济挂钩的又有多少呢？别的课我不敢随便品头论足，但就我们的语文课而言，我认为一味地让学生死钻书本，不是让学生与我们的生活实践相结合，而是纠缠在那些语法、逻辑、修辞以及“茴香豆有多少种写法”之类的问题上，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浪费。 　　有些人或者说中国与英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多的钱投入教育。我觉得着是一种十分荒唐的想法。我承认我们教育经费不足，但难道这就是教育上不去的理由？ 　　 远的不说，什么闻鸡起舞、囊荧映雪，就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有多少博士、硕士就是从最偏僻、最贫瘠、最落后的地方走出来的？所以，我们固然缺钱，但我们最缺少的，是办学办学理念、办学方针和办学的方式方法。 　　 现在，许多大学已经发现了人才对于学校的重要作用，他们千方百计的用高薪、住房和其它的优惠政策来吸引人才，把钱放在了第一位，而剑桥大学留人的关键却不是工资！ 　　还有，世界著名的剑桥科技园区，从1970年创建到1980年的整整10年时间，他们就根本没有什么利润可言。 　　路老师，对您说这些话，完全没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的意思，说这么多，只是想告诉您，我的一切是属于西部和大山的，我一定要留在西部、建设西部、振兴西部！ 　　 我热爱我的家乡，是因为我更热爱我的祖国，如果没有西部的繁荣与进步，也就没有全国的繁荣与进步，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是不完整的和有缺憾的。 　　 俗话说得好：“子不嫌母丑，犬不嫌家贫”。如果连我们土生土长的人才都不知道回报故土，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让生活在东南沿海的人才，让全世界的人才来支援我们“西部”呢？ 　　 近些年来，整个西部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将会在不远的将来西移（注：那时候国家还没有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西部，必将迎来崭新的笑容，再一次焕发蓬勃的青春。 　　 当然，我自己也综合考虑了一下，鉴于自己目前的学识和水平，还是少得可怜，留在西部，也许更能发挥自己专长，记得您曾经对我说过：“二战后的日本和西德为什么会创造出惊人的经济发展奇迹，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十分重视本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所以，我选择在西部从事教育事业，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也正因为如此，对您在信中提到的有关问题和您寄予我本人的厚望，除了表示忠心地感谢之外，我就只有对您说SORY、SORY再SORY了。 　　 我知道，自己的选择，可能会让恩师您失望，但您的失望，也许正意味着西部的希望，所以务必请您原谅。 　　 此致 　　敬礼
　　顺祝师娘大姐好！
愚生：大山敬上
　　 信终于写完了，我到邮局邮寄的时候，工作人员让我贴上了比平时三倍还多的邮票。 　　我希望路老师能够明白。我矢志西部，甘愿在石缝中长出一颗大树来。 　　怕他误解，特意复印了一份派遣证书，上面有金科大学人事部门的公章。路老师还是误解我了，他没有给我回信。 　　 或许，他把我当成了一个懦夫，一个不敢闯世界的胆小鬼! 我仿佛听见他在笑，笑声中充满不屑! 　　凭他怎么想，我绝不离开西部。我和路老师就这样失去了联系……? 　　 三年之后，我遇到了一位路老师的同事，跟他打听起路老师的情况，他起初不肯说，过了许久，才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来：他已永远的离我们而去了。 　　那一刻，我觉得天都塌了下来……?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还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