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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做屋记(《平脚三哥》修改稿

2022-01-0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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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打电话问我,可有时间回去喝一杯酒?我猜想,大概是他的新屋落成了吧。又想,他这么快就把第二间新屋做好了,似乎让人始料未及。
十年前吧,村里的人们目睹三哥做第一间屋时,做做停停,停停做做,前后足足做了七八年,都以为那很正常。现在,他的新屋琉璃瓦、瓷砖墙,三层的小楼,短短几个月功夫,突然就矗立在村东的腰头上,与楼外绿油油的菜地和庄稼相互映衬,颇有鹤立鸡群的气势,这不禁让人心生羡慕,又暗藏了嫉妒。有人说,三哥这种人,貌似半残半废了的,几年间居然连做了两间屋,凭什么?

1
我回故乡为三哥和侄子贺喜,进村却直奔了老屋。老屋屹立于世二百余年了。那是一间纯粹的老木屋,长不过二丈七,宽不过一丈二,放眼看去,屋顶的青瓦稀疏零落,所有的梁栋皆在腐朽,屋内所见一片破败,行将坍塌不在了。
始终记得,数十年前,父母领着我们七个儿女,在这里与贫苦相伴。60——70年代,六儿一女一天一天大起来,而老屋的后屋却只能安放一张床,一顶衣柜,一个尿桶,前厅略宽敞些,有一个大香案,一顶神柜,一张四四方方的八仙桌,以及几条板凳。为了让儿子们有地方睡,父亲亲手打制了一张新木床,紧靠着神柜搭一个铺,带着弟弟们睡在厅堂,母亲则用那张从祖父母那里继承而来的老木床,带着姐姐睡在后屋,我则随哥哥们爬梯子,在木板楼上铺一层稻草,睡在草铺上。此时,全家九口人吃糠咽菜,心里盼望着日子好起来,富起来,但是,那样的日子总是遥遥无期。母亲更是盼望做一间屋,好安顿她的儿子们。然而,日子还是一年一年地穷着。当父亲从分宜县买来34根旧房料,搭成一个木排,将木排顺着袁河运回家里,准备起屋时,家又被抄了,旧房料也被没收,母亲做一间屋的梦想,终究还是落空了。
常常想,我们的先人无不都是向往富裕的。据父亲讲,先祖给我们后人取名排辈,八代上下的辈分排序为:“元亨和贞,富贵长远。”可见,先祖们是多么盼望后人能够富贵发达。
说起来,我家先前好像也是富过的。传说,不知是我的天祖还是高祖,曾经有过数十上百亩土地。然而,有一年秋天,地里的稻子刚刚割下来,突然一阵瓢泼大雨,把割下的稻子都浇透了。第二天,先是一阵太阳,待稻子快要晒干了,却又是一阵雨。如此反复多日,稻子便在地里发了芽。为了减少损失,祖上命人乘短暂的天晴时间抢收稻谷,不想,泥泞的田塍小路寸步难行。有人将稻子铺垫在小路上,用以方便行走,可是,农人们一脚脚踩在稻子上,却看见稻子里渗出一滩滩“血”的脚印来。人们被血印吓倒了,以为触怒了米谷精,自此再不敢去收稻,以致颗粒无收,家道于一夜间便败落了。我的曾祖父好像也是奋斗过的,民国初时的1920年,曾祖父钢贞,曾经做过广东潮梅善后处洪兆麟任命的参议官,可惜此后不知所终,而且尸骨无存,有功还是有过,终是无从稽考。至于祖父以下,我们三代都熬过了无数的苦日子,却始终不知道哪朝哪日才有好日子。祖父名学富,可是没有富起来。祖父说过,他是依靠家里的“布业工会”,即祖母、姑姑、以及做童养媳的母亲,每天不停地手工织布,布卖出去才有米下锅,一朝卖不出,便只有野菜充饥。父亲名才贵,也终是没有贵。他去学了木匠,也去学了篾匠。新中国成立,父亲把斧头、篾刀挂起来,当了农会干部,初级社成立时,又自学珠算,自此做了初级社、高级社,以及大队的会计。兢兢业业大半生,家里还是既不能富,也不能贵。
诸君,不要误会哦,我这不是暗示三哥发达富贵了。我是想说,我们兄弟六人中,三哥自身的条件相对较差。讲真,小时候我和三哥形影不离,也不曾看出,三哥将来的日子能够过得怎么样。

2
三哥原是其貌不扬。村里的人说,他既不怎么像我父亲,也不怎么像我母亲,倒是像极了祖父。祖父1950年就不在了,三哥生于1957年,祖父长什么样,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但是仔细端详,三哥的颧骨有点高,皮肤有点黑,下巴有点尖,背还有点驼,最要命的,是他那双平板脚,曾经让他受尽了苦头。
三哥从小不太会读书,脑筋也不晓得转弯,成绩总是倒数。启蒙时,我们在众厅(祠堂)里上小学。周末,众厅里空寂无人,我一个人进去玩,看见土砖砌成的老师办公室放了许多粉笔。三哥来了。我莫名其妙地对他说,进去拿几支粉笔玩呗。三哥也不过过脑,蹭蹭蹭就爬过墙去,拿起一盒粉笔就往门缝外塞,左塞右塞,怎么也塞不出。我叫他拿几支出来就行,他还是想拿一整盒。突然,一位女老师过来了,大声喊:“捉贼”,众厅里便围了很多人,羞得三哥不知所措。
三哥还有些吝啬小气。别人玩东西,玩过就丢弃了,他却收藏起来,教别人羡慕不已,却又不许别人碰。他有一个小“宝盒”,都是些铜坨坨铁坨坨、美丽好看的鹅卵石、带花芯的玻璃珠子,还有一些古代明钱、铜壳子……等等。激情燃烧的岁月,三哥喜欢收藏那个受人敬仰的人的像章,金属的、瓷质的都有。他用一块干净的手帕包裹它们,藏匿在我们找不到的地方。有一次,他把那些像章拿给我看,我想要一块,他硬是不肯。那时,我把他视作顽固的小心眼。
不过,三哥也有一些奇怪的能力。父亲早年的木工斧头、凿子、刨子,早已弃之不用,三哥却常常拿它们来玩。找一些木柴乱劈、乱凿、乱刨,居然能制作一些板凳、鸟笼之类的东西。他也没接触过电工,家里的电灯坏了,他竟然敢查保险,拆电线、捏弄电灯头,且往往能让电灯亮起来。
1968年冬,咚咚锵锵的锣鼓声将大哥送去广西当兵了。同年冬天,二哥在地里锄油菜,忽然就失态,其它世事都不知,只知道拔头发,吹头发,一边吹一边喊:“猪鬃!狗鬃!”二哥这是疯了。父亲送他去了长沙的精神病院治疗。自此,三哥便成了家里排在父亲之后的“男子汉”。那时他不足十二岁,却接管了家里一切的粗活、重活——井上挑水,山里砍柴……自留地里的瓜果熟了,他还要挑到临近的镇上,或者四十里外的新余去卖。常常,他披星戴月出发,扛着夕阳回家,到家时,那双平板脚便痛得不行。据他自己说,回家时,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完最后一里路的。最难过的是冬季。我们家地处平原,冬天缺柴火,三哥便常常照母亲的吩咐,到山里去砍柴。砍一担柴,去三十余里,回三十余里,一到家里,三哥的脚就痛得无法动弹。
母亲心疼三哥,担心他将来扛不起一个家。正好,镇上来了几个摆摊卖藏药的人。人们第一次看见穿藏服的藏人,纷纷围拢去观看。母亲带着三哥找上去,问三哥的脚能不能治。那些藏人说,可以治的。母亲就给三哥买了一些虎骨虎筋或者鹿角鹿筋什么的,用黄酒泡着给三哥吃。可是,三哥把那些虎筋、鹿筋都吃掉了,却不见脚好转。正好,村里又来了几个浙江棉花匠,母亲托人说合,让他去当了弹棉花。
如果按照母亲的安排走下去,专职做一个棉花匠,三哥此后的人生或许不会很辛苦。试想,一个乡下人,有一门手艺,今天这家请,明天那家请,还可以游走四方弹棉花,多少能吃到一些香的辣的,养家糊口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三哥也是时命不济。1975年,二哥在柘林修水库,精神再一次失常,三哥又被叫去顶替二哥。此后四年,三哥在柘林修水库,28元钱一个月,还要交生产队8元。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柘林水库竣工了,三哥也戴回了一块崭新的钻石手表。他说,那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90多元呢。
三哥把手表戴回家,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纷争。二哥说,家里那么穷,老三怎么能拿钱买手表?折中之后,手表归了我。那是1979年秋,我考取了大学。二哥说,手表归我戴最合适。

3
父母本来早就为三哥安排了婚姻,她就是四姐秋香。秋香是地主人家的女儿。她们家八兄妹,秋香是最小的一个。1958年,地主家养她不活,悄悄把她送到了我家。父母的意思,让她做三哥的媳妇。可是,1981年,秋香挑了一担菜到萍乡去卖,去时偷爬火车,回家时也偷爬火车,不幸被火车压死了。母亲沿铁路追寻,只在铁路上找到一根扁担。那年她二十三岁。
父母的计划落了空。至1984年,27岁的三哥终于结婚了。母亲不遗余力,东找西寻,总算给三哥找了三嫂桂芳。
80年代的老家,年轻人结婚即意味着告别大家庭——分家另过。
可是,房子是一个大问题。
父亲母亲一辈子,只做过两间屋,也是长不过二丈七,宽不过一丈二,而且都是土胚房,与老屋并立。其中一间做于1978年。那时,解放思想的春风吹起来,队里的养猪场就关闭了,猪舍也被拆了。母亲带着恢复了身体的二哥,到猪场上去扛木料。大队书记带人来阻止,母亲像一位女英雄,怒斥道,现在什么时候啊,邓小平都出来了!这些木料本来就是我家的,我扛回去,谁敢拦阻!来阻止的人就都走开了。
另一间屋是什么时候做的,我记不清了,大约是我读大学以后吧。
贫困也是一个大问题。
三哥分家时,土地责任承包已经好几年了。当时,各项政策既已落实,死去的人就不能及时腾出土地,新娶的媳妇也不能及时分到土地,他们夫妻二人,便只有三哥一个人的责任田,约一亩二分地。可是,村里还有人等着看三哥的笑话,以为他一双平板脚,走路都不稳,哪有本事把地种好,地种他还差不多。可是,三哥虽是等闲,却肯努力,也不甘落后、贫穷。他用这点地种水稻、种棉花、种蔬菜。他的思想挺简单,只是想多打粮食,多产棉花,多种菜,慢慢把日子过起来。三哥同时得了父母最早做的那间屋。那是大哥让出来的。大哥退伍后,做了大队的赤脚医生,结婚后很快做起了自己的新房,他就把那间房子腾出来,给三哥结婚用,三哥便得了福,算是“居者有其屋”了。
一年以后,三哥生了一个胖小子。他叫我给儿子取名字。我叫他晖,朝晖灿烂的意思。
1989年,三嫂又怀孕了。三哥想把孩子生下来。传统观念里,一个家,儿女双全才算完美。三哥的潜意识,自然想生一个女儿。可是,家里还是那么穷,计划生育又极严。三嫂想到处躲藏,却又无处藏身。母亲想到了我。那一年,我被调往赣西北山区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已经29岁了,没有恋爱,不知道对象在哪儿。我很想赚钱讨老婆,千方百计在镇上开了一个小小的餐饮住宿店。我把三哥三嫂接过来,教他磨豆腐、做馒头包子,让他们帮着看店。可是,店子亏了,我连三哥三嫂的工资都付不起。几个月后,我调回县城。转店的时候,我把磨豆腐的机器让三哥带回家,算是抵他的部分工资了。
冬天,三哥又生了一个胖小子。我给他取名叫昕,阳光升起,必将辉煌的意思。
三哥得了第二个儿子,却也得了几千元的罚款。我暗自担忧,这笔钱,不知三哥三嫂啥时候才能还清。
然而,历史进入了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它为人的潜能的发挥,提供了无数种可能。平脚而又拙讷的三哥,也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将他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
三哥拾起了学过的老手艺,开始卖力地弹棉花。秋冬季节,农事已闲,有的乡亲要换新棉被,还有一些人家要娶新媳妇,或者嫁女儿,他们都把白花花的棉花送过来让三哥弹。三哥在家里拆两块旧门板,架起来,戴上口罩,将棉花铺上去。一个人,一把弓。家里响起了古老的声音:“蹦蹦蹦、恰恰恰……”不停不歇。寒风起,朔风号,三哥狭小的屋子里,弹棉花的弓调从清晨响到黑夜,“蹦恰恰、恰恰恰……”单调而乏味。最初,三哥每天只能弹一床棉被。如果人家要得急,他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加班,最多也只能弹一床半。都90年代了,加工一床棉被才2元钱,后来慢慢涨到2.5元、5元、10元、20元。
弹棉被有季节限制,磨豆腐却没有。三哥从我那里得到的那台磨豆腐的机器有了用武之地。三哥将它搬出来,除去锈迹,清洗干净,干了起来。春夏秋冬,天还没亮,他就做好了一锅豆腐,一部分舀进豆腐框,制作豆腐块,另一部分则作为豆腐花卖,舀进水桶,挑一担出门,沿街串巷,不停叫卖。三哥不甚高亢的嗓音犹如时钟,每天准时穿破清晨或浓或淡的雾:“卖——豆腐花嘞……”高低起伏的腔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走于清晨的天空下,直至飘向远方,飘至别人的村庄。当时,一块豆腐几分钱,一碗豆腐花也不过两角钱。卖完一担豆腐花,三哥把豆腐块留给三嫂在家里卖,然后扛起锄头去下地。
俗话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三哥不贪横财,只想老老实实赚苦力钱。然而,乡下做豆腐,太辛苦不说,还不好卖,三哥做了两年,发现做豆腐并不赚钱,只好放弃了。
三哥苦苦寻找着赚钱的出路。他的姨妹夫会养鸭,看见三哥日子苦,便主动教给他养鸭的技术。
当年,我们村有一个天然的莲塘湖,年年满湖的荷花,叶绿花红,鱼虾成群。还有一个天然的“下湖”,千百年来的低洼湿地。莲塘湖里的水,顺着一条人工渠道排往下湖,下湖七弯八拐,再顺流南下,汇入袁河。肥沃的田地靠它排涝,靠它抗旱,也是养鸭的好去处。三哥成了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规模、以传统方式养鸭人的养鸭人,最多时养了三百多只鸭。为了养好鸭,他每年要买几千斤谷子,随时储藏在家里。无论阴、晴、雨、雪,三哥都早早地将鸭子赶出去。晴天戴一顶草帽,雨天戴一个斗笠,再披一件尼龙雨衣,背一袋谷子,拿一根鸭杆。三百多只鸭子沿着莲塘湖、下湖,一路觅食,三哥一步不离地跟着。烈日当空的日子,暴雨倾盆的时刻,雪花飘飘的冬季……三哥都是这个样子。每天中午,三哥将谷子撒到浅浅的湖泊里,让鸭子饱吃一顿。这时候,嫂子送饭来了,他狼吞虎咽的吃下饭。至夕阳西斜,三哥再把袋里的谷子撒空,让鸭子们欢腾着在湖水里抢吃。暮色苍茫,鸭子们已“吃饱喝足”,三哥聚拢鸭子,驱赶着它们,慢慢走向青烟袅袅的村庄。
晚上,三哥还经常要倒鸭棚打预防针,一只一只地打,直至夜深人静。
三哥说,鸭子产蛋,一般达到七成很不错了,九成的极少。深冬十一二月是鸭子产蛋的高峰期,等过完春节,鸭子产蛋的少了,他就把鸭子全部卖掉,准备春耕。晚稻插完,秋风渐起,三哥重新再养一批。他养鸭子没算过总账,赚钱,应该是赚了吧,可是不多。

5

三哥心中的愿望、目标,极其朴素,吃饱、穿暖、家人们没灾没病,儿子们读得起书。然而,这个目标看似触手可及,却又总是够不着。
1990年代中,三哥看见了希望的曙光。越来越多的人去了广东,深圳,一点一滴地把钞票赚回来。也有一些壮年人不用远行。镇上、市里,好像到处都堆着金山银山。人们随便去到镇上,市里揽活干,只要舍得出力,只要不怕流汗,每天总能赚个百八十块的。
传统的赚钱方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三哥也不再养鸭了。除了冬天,三哥偶尔还为老主顾弹棉被,其余的时间,他都跟伙伴们去镇上、市里做零工。工地上要人手,互相吆喝一声。街道绿化的挖土植树、市政工程的开壕挖沟,建筑工地的搬砖挑瓦、扎钢筋、搭脚手架……三哥样样都干。旭日朝霞、细雨薄雾、银霜白雪的早晨,三哥侍弄完稻田、菜地,回家喝一碗粥、吃一碗白米饭,然后换一身破旧的衣服,戴上草帽,骑上破旧的自行车,咿呀咿呀的,奔驰在通往镇上或市里的道路上。
三哥突然想做屋了。一家四口,仍然住着父母做的那间屋,逼仄而狭小,他们不仅在那里吃,在那里住,还要在屋里养猪,养鸡……太局促、太拥挤、太不卫生了。三哥的计划是,做一间大房子,至少要做二层半,一层自己住,二层大儿子住一边,小儿子住一边,另外半层放零碎,晒衣服……这样,儿子将来可以娶到媳妇,自己方便含饴弄孙。
凭着这个做屋的念头,三哥没有等待观望,而是即刻行动。到底是准备不足,他去办宅基地手续,却比别人多花了二三千元。然后又仓促上马。
过去,农村里做房子虽然不易,却也花不了很多钱。材料很简单,黄土、沙石、石灰、土砖,木料等等。然后,不管你吆喝不吆喝,本家族人,远亲近邻,原生产队的社员,都来帮忙,挑土的挑土,挑沙的挑沙,挑砖的挑砖……做屋期间,可以管饭,也可以不管饭。老的规矩是,你做屋我来帮几天,我做屋你来帮几天,以工换工,所以,很多工钱可以不花。
然而,世纪末了,一切全变了。村里再也找不到几个年轻力壮的人,他们都去了南方。做什么事都靠花钱,泥工更是要好几十块钱一天。三哥想,家里钱是不多,边做边看吧,自己多吃点苦,小工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请。他在建筑工地干了这些年,工地所有的活计,他都已经轻车熟路,自己干也踏实。
三哥甩开膀子干起来。但是,很多的时候,宅基地上大多只能看见三哥和三嫂,那是两个心贴心的身影,又是两个势单力薄的身影。挖墙基了。鸡啼头遍,三哥三嫂起了床,一把铁镐一把锹,一担畚箕,一个挖,一个挑。打基础了,三哥带着三嫂搭钢筋,拌砂浆,一点一点填实,夯紧。没有振动棒,他们穿一双雨靴,一脚一脚踩。砌墙了,请来两个泥瓦匠,一两个小工。最苦最重的活儿,就是挑砖,拌沙浆,挑沙浆……可以说,三哥这第一间屋,几乎全靠他们夫妻二人,二副肩膀,两双手,日干夜干,一寸一寸砌起来的。
好不容易做完第一层,家里没钱了,工程不得不停了下来。

6

三哥的大儿子晖,不觉初中毕业了。普通高中录取了他,他不去,师范学校也来通知了,他也不去,却闹着要去学裁缝。学裁缝可能是他的梦想吧?但是,我以为,晖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好高骛远,只有着朴素的生存观念,认为手艺是过日子的本领,比读高中、师范强。又二年,他的小儿子也觉得自己实在不是读书的料,非要去学厨艺。三哥本想让他们认真读书,考大学,将来出人头地,此时无可奈何,只得满足他们,千方百计给老大找了裁缝师傅,又送老二去市里的“灶神爷”学厨。
安顿了两个儿子,三哥一门心思要把房子做起来。照例干好家里的农活,再去镇上、市里谋求赚钱的苦力活,家里其他的事情,全都交给三嫂处理。好不容易积攒了7000元钱,正准备重新开工时,姨姐夫却来了,邀他去海南种菜。三哥起先犹豫,担心海南人生地不熟,别让钱打了水漂。姨姐夫说,机会难得,去的人都赚了钱,我们一定也能赚钱的。以以往的经验,姨姐夫是不会骗他的,三哥就带着钱去了。租房、租地、打井、请菜农、买肥料、买农药、买水……恰逢那年,海南干旱少雨,打井花了不少钱,水还是不够用,又要不停地买水浇地……终于血本告罄,三哥挫败而归。
然而,生活不允许三哥后悔、烦恼、颓丧。回到家里,三哥马不停蹄,转眼就去了市里,揽到了混凝土搅拌的活。那时的工钱涨到110多元一天了。他白天黑夜、黑夜白天,没日没夜,拼命攒钱。半年下来,又积攒了8千多。这时,三哥放下杂念,重新开张。还是老办法,请两个泥瓦匠,不请小工,自己拌砂浆,自己挑砖瓦。
三哥断断续续,用了六七年时间,花了4万多元巨款,欠了一些债务,总算把二层半的房子做起来了。
新世纪初,三哥一家住进了新屋,突然有了南下的念头。他问我的意见,我说很好呀,两个儿子都在深圳,去和他们一起吧。晖已在服装公司做中层管理,昕也在一家餐饮店当厨。三哥去和儿子们商量,晖说,爸爸妈妈累了,想怎样都行。
2001年,三哥在亲戚的引领下,和三嫂到了深圳的罗湖,辗转于市府、海关、国信证券……做清洁工。慢慢地,三哥从一名普通的清洁工,一直干到了领班的职位,工资从八百涨到2千多。三哥三嫂不仅干清洁工,一有空闲,他们还去附近的机关单位,大小公司洗地毯。时间久了,他们不用自己去揽活,附近的单位,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他们。

7
时间如白驹过隙,三哥说老了就老了,背也比先前驼得更厉害些。然而,三哥虽历尽艰辛,毕竟换得了苦尽甘来。满六十之前,三哥的大儿子晖,娶了湖南常德的女子为妻,之后,二儿子昕,也带回一个湖北的女孩,还回到家乡的镇上开了一家小餐馆。他们都还没来得及办喜宴,三个孙女一个一个呱呱坠地了。
三哥三嫂回了家。他们不打算出去赚钱了,一边继续种地种菜,一边帮儿子们带孩子。三哥过上了还算闲适的日子,不用起早摸黑,也不用各种赶,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早上送大孙女去学校,送小孙女去幼儿园,然后自己吃早饭,再到地里侍弄庄稼,摘菜,把菜卖给小贩。到了下午,他骑一辆摩托车,到镇上把孙女们接回来。小孙女出园早,他带着她在镇上四处逛逛,等二孙女,大孙女放学。三哥也不问儿子们要钱花。三嫂养了十几二十只鸡,七八只鸭,时不时宰着吃。菜地里的收入,三哥都用来抚养三个孙女。他还买来了一台小型拖拉机,耕田、耙地,碎土坷垃。把本钱赚回来,他就给乡邻们义务耕地。
他希望儿子们给他生两个孙子,儿子们却说,得好好计划才行。
2017年初,晖突然打电话问我,他想回老家做屋,可以不?我反问他,你将来的打算是什么?是想回村里过老呢,还是在城里过老?以现在的趋势,人们都是去城里买房子,在乡下做屋,会不会落伍了?我的意思是,要做屋,想远点,随着城镇化的步伐,晖他们那一代人回乡的可能性极少。晖却说,他还是想在老家做。我让他问三哥。
不久,大儿子出钱,三哥打理的新屋动工了。这次做屋,三哥三嫂用不着亲自动手,一纸合同,包工不包料,把工程包给了承包商。年底,新屋横空出世了。这新屋,比三哥自己做的房子宽敞了不少,也气派了很多,总共花了40多万。做竣工酒的这天,三哥的儿子晖和昕都回来了,媳妇们也都回来了。他们很低调,只办了五六桌酒席,一为补办晖的结婚喜宴,二为庆贺华夏落成。
一阵烟花爆竹响过,兄弟、至亲们一家一家都坐齐了,欢天喜地喝酒庆功。二哥没有来,他已于几年前患病故世了。
喜宴毕,我在三哥的房屋里转悠了很久。我想找到三哥起家的那把弹棉花的弹弓,却始终不见。一转身,猛然看见三哥满面笑容,一手抱着小孙女,一手牵着二孙女,大孙女欢蹦乱跳地跟在他的后面。他们欢乐的样子,让我心里倍感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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