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做屋记（《平脚三哥》修改稿

三哥打电话问我，可有时间回去喝一杯酒？我猜想，大概是他的新屋落成了吧。又想，他这么快就把第二间新屋做好了，似乎让人始料未及。
十年前吧，村里的人们目睹三哥做第一间屋时，做做停停，停停做做，前后足足做了七八年，都以为那很正常。现在，他的新屋琉璃瓦、瓷砖墙，三层的小楼，短短几个月功夫，突然就矗立在村东的腰头上，与楼外绿油油的菜地和庄稼相互映衬，颇有鹤立鸡群的气势，这不禁让人心生羡慕，又暗藏了嫉妒。有人说，三哥这种人，貌似半残半废了的，几年间居然连做了两间屋，凭什么？

1
我回故乡为三哥和侄子贺喜，进村却直奔了老屋。老屋屹立于世二百余年了。那是一间纯粹的老木屋，长不过二丈七，宽不过一丈二，放眼看去，屋顶的青瓦稀疏零落，所有的梁栋皆在腐朽，屋内所见一片破败，行将坍塌不在了。
始终记得，数十年前，父母领着我们七个儿女，在这里与贫苦相伴。60——70年代，六儿一女一天一天大起来，而老屋的后屋却只能安放一张床，一顶衣柜，一个尿桶，前厅略宽敞些，有一个大香案，一顶神柜，一张四四方方的八仙桌，以及几条板凳。为了让儿子们有地方睡，父亲亲手打制了一张新木床，紧靠着神柜搭一个铺，带着弟弟们睡在厅堂，母亲则用那张从祖父母那里继承而来的老木床，带着姐姐睡在后屋，我则随哥哥们爬梯子，在木板楼上铺一层稻草，睡在草铺上。此时，全家九口人吃糠咽菜，心里盼望着日子好起来，富起来，但是，那样的日子总是遥遥无期。母亲更是盼望做一间屋，好安顿她的儿子们。然而，日子还是一年一年地穷着。当父亲从分宜县买来34根旧房料，搭成一个木排，将木排顺着袁河运回家里，准备起屋时，家又被抄了，旧房料也被没收，母亲做一间屋的梦想，终究还是落空了。
常常想，我们的先人无不都是向往富裕的。据父亲讲，先祖给我们后人取名排辈，八代上下的辈分排序为：“元亨和贞，富贵长远。”可见，先祖们是多么盼望后人能够富贵发达。
说起来，我家先前好像也是富过的。传说，不知是我的天祖还是高祖，曾经有过数十上百亩土地。然而，有一年秋天，地里的稻子刚刚割下来，突然一阵瓢泼大雨，把割下的稻子都浇透了。第二天，先是一阵太阳，待稻子快要晒干了，却又是一阵雨。如此反复多日，稻子便在地里发了芽。为了减少损失，祖上命人乘短暂的天晴时间抢收稻谷，不想，泥泞的田塍小路寸步难行。有人将稻子铺垫在小路上，用以方便行走，可是，农人们一脚脚踩在稻子上，却看见稻子里渗出一滩滩“血”的脚印来。人们被血印吓倒了，以为触怒了米谷精，自此再不敢去收稻，以致颗粒无收，家道于一夜间便败落了。我的曾祖父好像也是奋斗过的，民国初时的1920年，曾祖父钢贞，曾经做过广东潮梅善后处洪兆麟任命的参议官，可惜此后不知所终，而且尸骨无存，有功还是有过，终是无从稽考。至于祖父以下，我们三代都熬过了无数的苦日子，却始终不知道哪朝哪日才有好日子。祖父名学富，可是没有富起来。祖父说过，他是依靠家里的“布业工会”，即祖母、姑姑、以及做童养媳的母亲，每天不停地手工织布，布卖出去才有米下锅，一朝卖不出，便只有野菜充饥。父亲名才贵，也终是没有贵。他去学了木匠，也去学了篾匠。新中国成立，父亲把斧头、篾刀挂起来，当了农会干部，初级社成立时，又自学珠算，自此做了初级社、高级社，以及大队的会计。兢兢业业大半生，家里还是既不能富，也不能贵。
诸君，不要误会哦，我这不是暗示三哥发达富贵了。我是想说，我们兄弟六人中，三哥自身的条件相对较差。讲真，小时候我和三哥形影不离，也不曾看出，三哥将来的日子能够过得怎么样。

2
三哥原是其貌不扬。村里的人说，他既不怎么像我父亲，也不怎么像我母亲，倒是像极了祖父。祖父1950年就不在了，三哥生于1957年，祖父长什么样，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但是仔细端详，三哥的颧骨有点高，皮肤有点黑，下巴有点尖，背还有点驼，最要命的，是他那双平板脚，曾经让他受尽了苦头。
三哥从小不太会读书，脑筋也不晓得转弯，成绩总是倒数。启蒙时，我们在众厅（祠堂）里上小学。周末，众厅里空寂无人，我一个人进去玩，看见土砖砌成的老师办公室放了许多粉笔。三哥来了。我莫名其妙地对他说，进去拿几支粉笔玩呗。三哥也不过过脑，蹭蹭蹭就爬过墙去，拿起一盒粉笔就往门缝外塞，左塞右塞，怎么也塞不出。我叫他拿几支出来就行，他还是想拿一整盒。突然，一位女老师过来了，大声喊：“捉贼”，众厅里便围了很多人，羞得三哥不知所措。
三哥还有些吝啬小气。别人玩东西，玩过就丢弃了，他却收藏起来，教别人羡慕不已，却又不许别人碰。他有一个小“宝盒”，都是些铜坨坨铁坨坨、美丽好看的鹅卵石、带花芯的玻璃珠子，还有一些古代明钱、铜壳子……等等。激情燃烧的岁月，三哥喜欢收藏那个受人敬仰的人的像章，金属的、瓷质的都有。他用一块干净的手帕包裹它们，藏匿在我们找不到的地方。有一次，他把那些像章拿给我看，我想要一块，他硬是不肯。那时，我把他视作顽固的小心眼。
不过，三哥也有一些奇怪的能力。父亲早年的木工斧头、凿子、刨子，早已弃之不用，三哥却常常拿它们来玩。找一些木柴乱劈、乱凿、乱刨，居然能制作一些板凳、鸟笼之类的东西。他也没接触过电工，家里的电灯坏了，他竟然敢查保险，拆电线、捏弄电灯头，且往往能让电灯亮起来。
1968年冬，咚咚锵锵的锣鼓声将大哥送去广西当兵了。同年冬天，二哥在地里锄油菜，忽然就失态，其它世事都不知，只知道拔头发，吹头发，一边吹一边喊：“猪鬃！狗鬃！”二哥这是疯了。父亲送他去了长沙的精神病院治疗。自此，三哥便成了家里排在父亲之后的“男子汉”。那时他不足十二岁，却接管了家里一切的粗活、重活——井上挑水，山里砍柴……自留地里的瓜果熟了，他还要挑到临近的镇上，或者四十里外的新余去卖。常常，他披星戴月出发，扛着夕阳回家，到家时，那双平板脚便痛得不行。据他自己说，回家时，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完最后一里路的。最难过的是冬季。我们家地处平原，冬天缺柴火，三哥便常常照母亲的吩咐，到山里去砍柴。砍一担柴，去三十余里，回三十余里，一到家里，三哥的脚就痛得无法动弹。
母亲心疼三哥，担心他将来扛不起一个家。正好，镇上来了几个摆摊卖藏药的人。人们第一次看见穿藏服的藏人，纷纷围拢去观看。母亲带着三哥找上去，问三哥的脚能不能治。那些藏人说，可以治的。母亲就给三哥买了一些虎骨虎筋或者鹿角鹿筋什么的，用黄酒泡着给三哥吃。可是，三哥把那些虎筋、鹿筋都吃掉了，却不见脚好转。正好，村里又来了几个浙江棉花匠，母亲托人说合，让他去当了弹棉花。
如果按照母亲的安排走下去，专职做一个棉花匠，三哥此后的人生或许不会很辛苦。试想，一个乡下人，有一门手艺，今天这家请，明天那家请，还可以游走四方弹棉花，多少能吃到一些香的辣的，养家糊口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三哥也是时命不济。1975年，二哥在柘林修水库，精神再一次失常，三哥又被叫去顶替二哥。此后四年，三哥在柘林修水库，28元钱一个月，还要交生产队8元。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柘林水库竣工了，三哥也戴回了一块崭新的钻石手表。他说，那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90多元呢。
三哥把手表戴回家，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纷争。二哥说，家里那么穷，老三怎么能拿钱买手表？折中之后，手表归了我。那是1979年秋，我考取了大学。二哥说，手表归我戴最合适。

3
父母本来早就为三哥安排了婚姻，她就是四姐秋香。秋香是地主人家的女儿。她们家八兄妹，秋香是最小的一个。1958年，地主家养她不活，悄悄把她送到了我家。父母的意思，让她做三哥的媳妇。可是，1981年，秋香挑了一担菜到萍乡去卖，去时偷爬火车，回家时也偷爬火车，不幸被火车压死了。母亲沿铁路追寻，只在铁路上找到一根扁担。那年她二十三岁。
父母的计划落了空。至1984年，27岁的三哥终于结婚了。母亲不遗余力，东找西寻，总算给三哥找了三嫂桂芳。
80年代的老家，年轻人结婚即意味着告别大家庭——分家另过。
可是，房子是一个大问题。
父亲母亲一辈子，只做过两间屋，也是长不过二丈七，宽不过一丈二，而且都是土胚房，与老屋并立。其中一间做于1978年。那时，解放思想的春风吹起来，队里的养猪场就关闭了，猪舍也被拆了。母亲带着恢复了身体的二哥，到猪场上去扛木料。大队书记带人来阻止，母亲像一位女英雄，怒斥道，现在什么时候啊，邓小平都出来了！这些木料本来就是我家的，我扛回去，谁敢拦阻！来阻止的人就都走开了。
另一间屋是什么时候做的，我记不清了，大约是我读大学以后吧。
贫困也是一个大问题。
三哥分家时，土地责任承包已经好几年了。当时，各项政策既已落实，死去的人就不能及时腾出土地，新娶的媳妇也不能及时分到土地，他们夫妻二人，便只有三哥一个人的责任田，约一亩二分地。可是，村里还有人等着看三哥的笑话，以为他一双平板脚，走路都不稳，哪有本事把地种好，地种他还差不多。可是，三哥虽是等闲，却肯努力，也不甘落后、贫穷。他用这点地种水稻、种棉花、种蔬菜。他的思想挺简单，只是想多打粮食，多产棉花，多种菜，慢慢把日子过起来。三哥同时得了父母最早做的那间屋。那是大哥让出来的。大哥退伍后，做了大队的赤脚医生，结婚后很快做起了自己的新房，他就把那间房子腾出来，给三哥结婚用，三哥便得了福，算是“居者有其屋”了。
一年以后，三哥生了一个胖小子。他叫我给儿子取名字。我叫他晖，朝晖灿烂的意思。
1989年，三嫂又怀孕了。三哥想把孩子生下来。传统观念里，一个家，儿女双全才算完美。三哥的潜意识，自然想生一个女儿。可是，家里还是那么穷，计划生育又极严。三嫂想到处躲藏，却又无处藏身。母亲想到了我。那一年，我被调往赣西北山区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已经29岁了，没有恋爱，不知道对象在哪儿。我很想赚钱讨老婆，千方百计在镇上开了一个小小的餐饮住宿店。我把三哥三嫂接过来，教他磨豆腐、做馒头包子，让他们帮着看店。可是，店子亏了，我连三哥三嫂的工资都付不起。几个月后，我调回县城。转店的时候，我把磨豆腐的机器让三哥带回家，算是抵他的部分工资了。
冬天，三哥又生了一个胖小子。我给他取名叫昕，阳光升起，必将辉煌的意思。
三哥得了第二个儿子，却也得了几千元的罚款。我暗自担忧，这笔钱，不知三哥三嫂啥时候才能还清。
然而，历史进入了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它为人的潜能的发挥，提供了无数种可能。平脚而又拙讷的三哥，也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将他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
三哥拾起了学过的老手艺，开始卖力地弹棉花。秋冬季节，农事已闲，有的乡亲要换新棉被，还有一些人家要娶新媳妇，或者嫁女儿，他们都把白花花的棉花送过来让三哥弹。三哥在家里拆两块旧门板，架起来，戴上口罩，将棉花铺上去。一个人，一把弓。家里响起了古老的声音：“蹦蹦蹦、恰恰恰……”不停不歇。寒风起，朔风号，三哥狭小的屋子里，弹棉花的弓调从清晨响到黑夜，“蹦恰恰、恰恰恰……”单调而乏味。最初，三哥每天只能弹一床棉被。如果人家要得急，他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加班，最多也只能弹一床半。都90年代了，加工一床棉被才2元钱，后来慢慢涨到2.5元、5元、10元、20元。
弹棉被有季节限制，磨豆腐却没有。三哥从我那里得到的那台磨豆腐的机器有了用武之地。三哥将它搬出来，除去锈迹，清洗干净，干了起来。春夏秋冬，天还没亮，他就做好了一锅豆腐，一部分舀进豆腐框，制作豆腐块，另一部分则作为豆腐花卖，舀进水桶，挑一担出门，沿街串巷，不停叫卖。三哥不甚高亢的嗓音犹如时钟，每天准时穿破清晨或浓或淡的雾：“卖——豆腐花嘞……”高低起伏的腔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走于清晨的天空下，直至飘向远方，飘至别人的村庄。当时，一块豆腐几分钱，一碗豆腐花也不过两角钱。卖完一担豆腐花，三哥把豆腐块留给三嫂在家里卖，然后扛起锄头去下地。
俗话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三哥不贪横财，只想老老实实赚苦力钱。然而，乡下做豆腐，太辛苦不说，还不好卖，三哥做了两年，发现做豆腐并不赚钱，只好放弃了。
三哥苦苦寻找着赚钱的出路。他的姨妹夫会养鸭，看见三哥日子苦，便主动教给他养鸭的技术。
当年，我们村有一个天然的莲塘湖，年年满湖的荷花，叶绿花红，鱼虾成群。还有一个天然的“下湖”，千百年来的低洼湿地。莲塘湖里的水，顺着一条人工渠道排往下湖，下湖七弯八拐，再顺流南下，汇入袁河。肥沃的田地靠它排涝，靠它抗旱，也是养鸭的好去处。三哥成了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规模、以传统方式养鸭人的养鸭人，最多时养了三百多只鸭。为了养好鸭，他每年要买几千斤谷子，随时储藏在家里。无论阴、晴、雨、雪，三哥都早早地将鸭子赶出去。晴天戴一顶草帽，雨天戴一个斗笠，再披一件尼龙雨衣，背一袋谷子，拿一根鸭杆。三百多只鸭子沿着莲塘湖、下湖，一路觅食，三哥一步不离地跟着。烈日当空的日子，暴雨倾盆的时刻，雪花飘飘的冬季……三哥都是这个样子。每天中午，三哥将谷子撒到浅浅的湖泊里，让鸭子饱吃一顿。这时候，嫂子送饭来了，他狼吞虎咽的吃下饭。至夕阳西斜，三哥再把袋里的谷子撒空，让鸭子们欢腾着在湖水里抢吃。暮色苍茫，鸭子们已“吃饱喝足”，三哥聚拢鸭子，驱赶着它们，慢慢走向青烟袅袅的村庄。
晚上，三哥还经常要倒鸭棚打预防针，一只一只地打，直至夜深人静。
三哥说，鸭子产蛋，一般达到七成很不错了，九成的极少。深冬十一二月是鸭子产蛋的高峰期，等过完春节，鸭子产蛋的少了，他就把鸭子全部卖掉，准备春耕。晚稻插完，秋风渐起，三哥重新再养一批。他养鸭子没算过总账，赚钱，应该是赚了吧，可是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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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心中的愿望、目标，极其朴素，吃饱、穿暖、家人们没灾没病，儿子们读得起书。然而，这个目标看似触手可及，却又总是够不着。
1990年代中，三哥看见了希望的曙光。越来越多的人去了广东，深圳，一点一滴地把钞票赚回来。也有一些壮年人不用远行。镇上、市里，好像到处都堆着金山银山。人们随便去到镇上，市里揽活干，只要舍得出力，只要不怕流汗，每天总能赚个百八十块的。
传统的赚钱方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三哥也不再养鸭了。除了冬天，三哥偶尔还为老主顾弹棉被，其余的时间，他都跟伙伴们去镇上、市里做零工。工地上要人手，互相吆喝一声。街道绿化的挖土植树、市政工程的开壕挖沟，建筑工地的搬砖挑瓦、扎钢筋、搭脚手架……三哥样样都干。旭日朝霞、细雨薄雾、银霜白雪的早晨，三哥侍弄完稻田、菜地，回家喝一碗粥、吃一碗白米饭，然后换一身破旧的衣服，戴上草帽，骑上破旧的自行车，咿呀咿呀的，奔驰在通往镇上或市里的道路上。
三哥突然想做屋了。一家四口，仍然住着父母做的那间屋，逼仄而狭小，他们不仅在那里吃，在那里住，还要在屋里养猪，养鸡……太局促、太拥挤、太不卫生了。三哥的计划是，做一间大房子，至少要做二层半，一层自己住，二层大儿子住一边，小儿子住一边，另外半层放零碎，晒衣服……这样，儿子将来可以娶到媳妇，自己方便含饴弄孙。
凭着这个做屋的念头，三哥没有等待观望，而是即刻行动。到底是准备不足，他去办宅基地手续，却比别人多花了二三千元。然后又仓促上马。
过去，农村里做房子虽然不易，却也花不了很多钱。材料很简单，黄土、沙石、石灰、土砖，木料等等。然后，不管你吆喝不吆喝，本家族人，远亲近邻，原生产队的社员，都来帮忙，挑土的挑土，挑沙的挑沙，挑砖的挑砖……做屋期间，可以管饭，也可以不管饭。老的规矩是，你做屋我来帮几天，我做屋你来帮几天，以工换工，所以，很多工钱可以不花。
然而，世纪末了，一切全变了。村里再也找不到几个年轻力壮的人，他们都去了南方。做什么事都靠花钱，泥工更是要好几十块钱一天。三哥想，家里钱是不多，边做边看吧，自己多吃点苦，小工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请。他在建筑工地干了这些年，工地所有的活计，他都已经轻车熟路，自己干也踏实。
三哥甩开膀子干起来。但是，很多的时候，宅基地上大多只能看见三哥和三嫂，那是两个心贴心的身影，又是两个势单力薄的身影。挖墙基了。鸡啼头遍，三哥三嫂起了床，一把铁镐一把锹，一担畚箕，一个挖，一个挑。打基础了，三哥带着三嫂搭钢筋，拌砂浆，一点一点填实，夯紧。没有振动棒，他们穿一双雨靴，一脚一脚踩。砌墙了，请来两个泥瓦匠，一两个小工。最苦最重的活儿，就是挑砖，拌沙浆，挑沙浆……可以说，三哥这第一间屋，几乎全靠他们夫妻二人，二副肩膀，两双手，日干夜干，一寸一寸砌起来的。
好不容易做完第一层，家里没钱了，工程不得不停了下来。

6

三哥的大儿子晖，不觉初中毕业了。普通高中录取了他，他不去，师范学校也来通知了，他也不去，却闹着要去学裁缝。学裁缝可能是他的梦想吧？但是，我以为，晖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好高骛远，只有着朴素的生存观念，认为手艺是过日子的本领，比读高中、师范强。又二年，他的小儿子也觉得自己实在不是读书的料，非要去学厨艺。三哥本想让他们认真读书，考大学，将来出人头地，此时无可奈何，只得满足他们，千方百计给老大找了裁缝师傅，又送老二去市里的“灶神爷”学厨。
安顿了两个儿子，三哥一门心思要把房子做起来。照例干好家里的农活，再去镇上、市里谋求赚钱的苦力活，家里其他的事情，全都交给三嫂处理。好不容易积攒了7000元钱，正准备重新开工时，姨姐夫却来了，邀他去海南种菜。三哥起先犹豫，担心海南人生地不熟，别让钱打了水漂。姨姐夫说，机会难得，去的人都赚了钱，我们一定也能赚钱的。以以往的经验，姨姐夫是不会骗他的，三哥就带着钱去了。租房、租地、打井、请菜农、买肥料、买农药、买水……恰逢那年，海南干旱少雨，打井花了不少钱，水还是不够用，又要不停地买水浇地……终于血本告罄，三哥挫败而归。
然而，生活不允许三哥后悔、烦恼、颓丧。回到家里，三哥马不停蹄，转眼就去了市里，揽到了混凝土搅拌的活。那时的工钱涨到110多元一天了。他白天黑夜、黑夜白天，没日没夜，拼命攒钱。半年下来，又积攒了8千多。这时，三哥放下杂念，重新开张。还是老办法，请两个泥瓦匠，不请小工，自己拌砂浆，自己挑砖瓦。
三哥断断续续，用了六七年时间，花了4万多元巨款，欠了一些债务，总算把二层半的房子做起来了。
新世纪初，三哥一家住进了新屋，突然有了南下的念头。他问我的意见，我说很好呀，两个儿子都在深圳，去和他们一起吧。晖已在服装公司做中层管理，昕也在一家餐饮店当厨。三哥去和儿子们商量，晖说，爸爸妈妈累了，想怎样都行。
2001年，三哥在亲戚的引领下，和三嫂到了深圳的罗湖，辗转于市府、海关、国信证券……做清洁工。慢慢地，三哥从一名普通的清洁工，一直干到了领班的职位，工资从八百涨到2千多。三哥三嫂不仅干清洁工，一有空闲，他们还去附近的机关单位，大小公司洗地毯。时间久了，他们不用自己去揽活，附近的单位，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他们。

7
时间如白驹过隙，三哥说老了就老了，背也比先前驼得更厉害些。然而，三哥虽历尽艰辛，毕竟换得了苦尽甘来。满六十之前，三哥的大儿子晖，娶了湖南常德的女子为妻，之后，二儿子昕，也带回一个湖北的女孩，还回到家乡的镇上开了一家小餐馆。他们都还没来得及办喜宴，三个孙女一个一个呱呱坠地了。
三哥三嫂回了家。他们不打算出去赚钱了，一边继续种地种菜，一边帮儿子们带孩子。三哥过上了还算闲适的日子，不用起早摸黑，也不用各种赶，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早上送大孙女去学校，送小孙女去幼儿园，然后自己吃早饭，再到地里侍弄庄稼，摘菜，把菜卖给小贩。到了下午，他骑一辆摩托车，到镇上把孙女们接回来。小孙女出园早，他带着她在镇上四处逛逛，等二孙女，大孙女放学。三哥也不问儿子们要钱花。三嫂养了十几二十只鸡，七八只鸭，时不时宰着吃。菜地里的收入，三哥都用来抚养三个孙女。他还买来了一台小型拖拉机，耕田、耙地，碎土坷垃。把本钱赚回来，他就给乡邻们义务耕地。
他希望儿子们给他生两个孙子，儿子们却说，得好好计划才行。
2017年初，晖突然打电话问我，他想回老家做屋，可以不？我反问他，你将来的打算是什么？是想回村里过老呢，还是在城里过老？以现在的趋势，人们都是去城里买房子，在乡下做屋，会不会落伍了？我的意思是，要做屋，想远点，随着城镇化的步伐，晖他们那一代人回乡的可能性极少。晖却说，他还是想在老家做。我让他问三哥。
不久，大儿子出钱，三哥打理的新屋动工了。这次做屋，三哥三嫂用不着亲自动手，一纸合同，包工不包料，把工程包给了承包商。年底，新屋横空出世了。这新屋，比三哥自己做的房子宽敞了不少，也气派了很多，总共花了40多万。做竣工酒的这天，三哥的儿子晖和昕都回来了，媳妇们也都回来了。他们很低调，只办了五六桌酒席，一为补办晖的结婚喜宴，二为庆贺华夏落成。
一阵烟花爆竹响过，兄弟、至亲们一家一家都坐齐了，欢天喜地喝酒庆功。二哥没有来，他已于几年前患病故世了。
喜宴毕，我在三哥的房屋里转悠了很久。我想找到三哥起家的那把弹棉花的弹弓，却始终不见。一转身，猛然看见三哥满面笑容，一手抱着小孙女，一手牵着二孙女，大孙女欢蹦乱跳地跟在他的后面。他们欢乐的样子，让我心里倍感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