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记忆

儿时总是这样，刚刚送走旧年的脚步，心里就翘盼着新年的到来。可是，一天那么漫长，一百天，二百天……简直就像遥遥无期了。过了夏，进了秋，入了冬，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可我好像一天挨不过一天似的，巴不得明天就是新的年夜。年的日子姗姗来迟，简直令人望眼欲穿。
依然记得，袁河岸边的故乡，大沙洲边那个叫沙堤的村子，浓浓的年的香味，秋天就能闻到。田野里空旷起来，屋场上，稻禾堆成一座座小山，金黄的谷子晒满了谷场。冬至日，母亲将新收的糯谷挑到碾坊，碾成糯米，准备回家蒸一缸米酒。选一个日子，把糯米浸透了，倒入一个大饭甑，武火蒸熟蒸透成糯米饭，打开甑盖，冲入凉水，洒入酒药，凉一凉，再将渗透了酒药的糯米饭装进一个大缸，压紧，压平，中间挖一个酒水窝，然后蒙一块纱布，再用稻草围住大缸周边，压住顶盖。三天以后，米酒娘沁人心脾的香气从缸里飘出来，弥漫了老屋，渗透了肺腑，母亲就将米酒娘和酒糟一起盛进一个更大的陶缸，加入井水，酿成米酒，又将米酒盛入坛子里，封藏起来以待吉时。
又一个骄阳似火的晴天，母亲再蒸一甑“米哩”（或者称“米粒”吧）。也是将糯米蒸熟蒸透成糯米饭。糯米饭总是那么香，不仅飘满了老屋，还飘进了左邻右舍，弥散到半个村庄。大甑蒸成的糯米饭不仅香，而且好吃，极馋人，惹得我们垂涎欲滴。母亲这时会从饭甑里捏几个香气扑鼻的饭团，分给我们兄弟姐妹解解馋，然后再把糯米饭倒出来，扛到晒场上的大晒垫里，扒开，让它在毒辣的太阳底下晒，晒到太阳偏西，糯米饭就干干的，硬硬的，成了我们口说的“米哩”了。母亲将它收好，装进盎子（米缸）里，存在楼上以待腊月。
过年的序幕，就这样徐徐拉开了。
大寒前后，冬的气息似已式微，意念中的春姑娘仍在蛰伏，年的影子，开始有了踪迹可寻。可是，孩子们似乎有些急不可耐，他们不断地问父亲：“爸爸，什么时候过年呢？”又不断地问母亲：“妈妈，怎么还不过年啊？”小伙伴也互相询问：“还有几天过年哪？”
漫长的期盼，真是让人夜不能寐。
母亲似乎镇定自若。她每天像蚂蚁搬家一般竭尽全力，一点一点地积攒着过年的东西。一家九口，过年的衣服全在母亲的手上，自入冬起，她就顾不得天寒地冻，没日没夜，一刻不停不歇地纺纱、织布、纳鞋……年关越来越近，北风从村子上呼啸而过，如鬼哭狼嚎一般，我家寒风肆虐的木板屋里，却任然在长夜里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半夜，全家人都上床了，卧在温暖的被窝里，孤灯却映照着母亲孤独的身影。在屋的一隅，她坐在古老的织布机里，眯缝着眼睛，忘我地穿梭引线。“织布，哐！织布，哐！……”古老的织布机的声音，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循环往复。很晚，很晚，母亲冷极了，也累极了，却仍然伛偻着腰，让梭子穿过来，穿过去。实在困极了，母亲才缓缓站起，轻轻地捶一捶背，抻一抻手脚，好像依依不舍似的，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到床边，倒床睡去。
整个冬季，母亲织了好几丈布，她把它们送到集镇上的染坊里染成蓝色，或者靛青色。
然后是裁缝来了。晨光熹微中，裁缝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带着徒弟，挑着机具进了门。母亲预备了一桌好饭菜，香气盈屋。他们吃好喝好了，赶紧忙起来。忙活了一天或两天，用母亲织就的布，为父亲、为我们六兄弟，还有一个收养的姐姐，每人做了一身粗布衣衫。收工时，望着那些崭新的衣衫，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喜悦，可母亲的脸上却满是憔悴。那时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年的衣衫她都备齐了，却唯独没有给自己做一身。待到夜幕降临，裁缝走了，她在暗黄的油灯下，把一件一件的衣服小心放进衣柜里，预备着年三十夜晚的到来。
年的脚步的的确确是越来越临近了。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母亲拿一个废旧的木盆或簸箕，垫上一层纱布，撒上一层麦粒，浇足水，再盖上一层纱布，放在阴暗的角落里。那是在发麦芽。麦芽长到几厘米，鹅黄鹅黄的，父亲就到菜市场挑回一担红薯，洗得干干净净的，开始准备熬薯糖。
年关即至，虽然仍有忙不完的事，母亲还是趁天色微亮就起床，在厨房里将洗得干干净净的红薯放在大铁锅里煮。大火烧起来，铁锅里的水由冷变热、变沸，直至翻腾，红薯开始浓香四溢。加一把火，红薯全部都熟了，烂了，母亲又马不停蹄，架好木桶，立即把红薯和水一起舀到一个纱布袋里榨，用手工榨出薯汁，接着滤净，再将滤净的薯汁添入麦芽，放到大铁锅里熬。那个铁锅特别大，能盛三四桶水。我照母亲的吩咐，坐在灶前烧柴火。灶膛里的火越烧越旺，烤得我的脸红扑扑地。满锅的薯汁渐渐沸腾起来，翻滚着、翻滚着，然后变浅，再变浅，然后冒泡，再冒泡，一锅玉色的薯糖就熬成了。此时，夜已经很深了，我望着色香诱人的薯糖垂涎，真想吃几口，母亲却又将它盛进巨大的钵子里藏起。
腊月，送灶神的日子，本来要举行一些仪式的，可那是特殊的年代，古老的祭神仪式没有照例进行。春节的物资还没有备齐，凌晨两三点，天地一片黑暗，父亲就扛了扁担，沿着乡间的羊肠小道，到三四十里外的山里打柴。小道上，前前后后都能听到人的脚步声，还有嘤嘤细语。他们都是去打柴的人。父亲在山上用篾扒扒了一担松毛（松树上的落叶）挑回家。第二天清晨，他将金色的松毛放到灶前，这是要炒“米哩”做糖片了。
松毛是炒“米哩”的最好的柴火，丢进灶去，只听嗤啦啦，蓬，火就燃烧起来了，很旺，但燃烧的时间很短，不一会就细微了，待火势退下来，接着再丢一扎松毛进去，火再次变旺。这样的火，不易将米哩炒黑、炒焦。
晌午，母亲把米哩搬出来，又搬出一个破坛子，倒出里面反复使用的细河沙，倒进锅里。松毛柴烧起来了，河沙渐渐烧滚烫了，母亲就抓一把米哩丢入锅中，迅速用锅铲翻，随着锅铲嘁咖嘁咖的翻炒声，米哩瞬间就爆翻了，变成白白的爆米花。才翻炒几下，锅里瞬间一片白，眨眼间，母亲将爆翻的“米花”铲进竹筛子里，迅速地摇动，摇啊摇，沙子筛掉了，剩下的都是米哩。拍的一声，米哩倒进了篾箩里。
炒米哩要炒一整天，晚上就是“切糖片”。
切糖片必须由父亲操刀。那是技术活，要掌握好火候。搬出盛薯糖的钵子，舀几勺倒进锅里，用松毛火熬开。火不能太急，急了，糖里的水分熬得太干，谓之过火了，切出的糖片不粘，容易松散；也不能太软，火软了，糖片软软的粘在一起，不能成块成片，放进坛子里，很快就会粘成团。成团的糖片不脆不爽，口感很不好，过年拿出来给客人吃，也不好看，还可能被客人说手艺差。
昏黄的灯光下，父亲系了围裙，拿着锅铲，指挥我烧火。糖在锅里小心地熬，父亲不断用筷子把薯糖挑起来，用指甲弹一弹，看看丝长还是丝短，丝太长了，证明火候不到，还得加一两把细火，如果弹出来的丝不长不短正合适，证明火候正好，得赶快把松毛火熄了，迅速将爆米花倒进锅里，再在锅里快速拌匀，让薯糖渗进爆米去。这些程序完了，父亲总喜欢用手捏一捏，如果团团的，松开手又不粘不散，就拿铁勺舀起来，倒进案板上一个八仙桌大小的木框子里。这时，父和母亲带着我们手忙脚乱，迅速将拌匀的爆米扒平，再用木滚子使劲滚，使劲压，滚紧了，压平了，拿开框子，用刀切成一条一条的糖条，再将糖条切成一片片，这就是糖片了，跟我们常见的冻米糖没啥两样。拿一片咬一口，香香的，酥酥的，甜甜的，爽口极了。
每年，我们家都要做三到四锅糖片，做毕，母亲把它们装进大坛子里，置于楼上。因怕我们无节制地猛吃，她就藏一两坛放在某个隐秘的角落，免得来客了没啥招待。可是，我们六个男孩，不管母亲藏在哪儿，不用多长时间，哥哥们都能找到它，还不等过完年，糖片就被吃得所剩无几了，母亲只得再将剩下的糖片转移到别的角落。
大约到了腊月二十八九，生产队杀了一头猪，每家分一点肉。也有养得有肥猪的人家，队里再征一头杀了，母亲再去砍八斤十斤的。到了年三十，母亲把猪肉切开，剔出骨头，再将所有的骨头一股脑儿倒进锅里，再放入海带，生姜之类，用煤火猛熬，熬了几个钟头，家里尽是氤氲的香，弥漫飘散。早晨起，爸爸一直在写春联，我们也一直在帮着贴春联，到了傍晚，春联贴完了，母亲让我们每人端一碗海带骨头汤吃，喝一口，嗨，那个鲜呀，那个美呀，真是无法言说。
酝酿了一百八十个日日夜夜，我们千呼万唤，翘首而盼的新年终于盛装而来了。爆竹声四面响起，到处轰轰烈烈。
大年夜，浸淫在酒肉飘香的氛围里，我和兄弟们拼命吃糖片，拼命吃肉。母亲开恩，饭菜上齐了，摇曳的灯光下，我们全家九口围在八仙桌前，端起大碗吃年夜饭。秋天酿好的酒，母亲舍不得拿出来自己吃，我们就不喝酒，大家或坐着，或站着，风卷残云一般，将饭桌上的饭菜一扫而光。吃完了，兄弟们抹一抹嘴，还想吃，可是不能了。春节里，十几二十斤肉，一坛子酒，还有藏在楼上的糖片，要等客人来了才能拿出来吃。
接下来，我们还等着穿新衣服。
夜渐渐深了，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母亲烧好了一大锅热水，吩咐我们洗脸、洗脚，剪赃指甲。永远记得那一刻，我们压抑着内心的欢喜，把手脚放在热热的水里，将全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最欢乐的时刻终于到来，年的氛围陡然肃穆。暗黄的灯光下，我们很乖很乖，轻言细语的，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没新衣服穿。我睁大眼睛，看着母亲将我们的衣衫码在凳上，嘱咐我们换新袜子，穿新鞋，着新衣服。全身焕然一新后，我们精神昂扬，喜不自禁。这时，母亲又小心翼翼的从衣服的最底层拿出压岁钱，笑眯眯地发给我们，虽然只有三毛、五毛，哥弟几个心里还是很高兴、很满足，盘算着，好好留着，过完年,再慢慢买糖吃吧。
美美地进入梦乡，美美地一觉睡到晨光初露。睁开眼，排山倒海的爆竹声波涛般席卷而来，一浪高过一浪。我和哥哥弟弟慌忙穿衣起床。天还没大亮，村里所有的孩子都起来了，一群群追着爆竹的声音，从村东追到村西，从村前追到村后，簇拥着去人家门口捡爆竹。那时的爆竹都是土法制造的，总有一些没点燃的，散落在爆花之中。我们在爆花中捡啊捡，总能捡到不少。
太阳出来，阳光明媚。穿着新衣的孩子们汇聚在禾场上，点燃捡来的爆竹引线，甩上空中，蹦、啪，一个一个的爆竹炸开了花。整个上午，此起彼伏的爆竹在村子四周炸开，纸花飘散，硝香扑鼻，孩子们咧开嘴，眉开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