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那场大火

      永嘉五年（公元三三一年），经过八王之乱的折腾，西晋王朝已呈风雨飘摇之局。占据平阳已称帝的匈奴首领刘聪虎视眈眈，分遣手下大将刘曜、王弥、石勒入寇。而大权独揽的东海王越自请出征石勒，却行至项城病死。太尉王衍遵遗命统军奉越丧，东还东海。不料与石勒之军相遇于共县，晋兵十余万人完全溃灭。晋朝中枢的兵力经此役全被摧毁，首都洛阳成了一座空城。

      与此同时，刘聪特遣其大将呼延晏，率精兵二万七千，直取洛阳。晋兵前后十二败，刘曜、石勒、王弥引兵来会，一同攻陷了洛阳。怀帝被俘，杀太子、诸王、百官，死者三万多人。把死尸堆积在洛水之北，以为京观。又发掘皇陵，焚烧宫庙官府殆尽，造成历史上一次人类的惨剧，这就是史上有名的“永嘉之祸”。

      这次灾祸除了生灵涂炭外，文化学术也遭到巨大的摧残。《隋书•经籍志》哀叹道；“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以经学为例，汉魏以来发展迅速并处于主流地位的经学典籍多亡于是时，《尚书》不但欧阳经、大小夏侯之学尽失，而且出自孔壁的古文十六篇亦不传。阎若璩也认为，诸经大多亡于此役，伪书即成于此时。而且学术人才也损失巨大，《晋书•荀崧传》曰；“自丧乱以来，儒学尤寡，今处学则缺朝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俊。”

     “永嘉之祸”对此后中国学术文化带来极大的影响，玄学的兴起与之尤为密切。虽然玄学的兴起与当时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的国家大一统的相对稳定的发展局面被打破，以具有自足自立倾向的门阀士族为根底政治格局有关；而且与学术发展的自然理路也有莫大的关系。但“永嘉之祸”使经学典籍大规模的焚毁，导致治学者无典籍以为据，无奈之下皆陷入清谈。而且学术人才的巨大损失，导致师资匮乏求学无门 。学者邓实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在他所著《国学真论》中说；“盖由永嘉之乱，旧经家法尽亡，人师难求，诸儒乃尽弃其经典，以遁于老、庄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