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老屋

                                         一
      老屋是一九七零年春上盖的。那年春上多雨，断断续续盖了两个多月。
      其实从一开始选址就不顺。父亲生前多次说过老家有宅基地，祖上传下来的，在牛大爹门前，咸保大伯家屋后。七爹也一再证明说是有的，就在搬家的前一天还和母亲说回去就在那块老宅基地上盖屋，言辞凿凿地打着包票。可当母亲下定决心带着我们，带着一车子旧屋料回到老家白山这个叫沙埂的村子才发现，父亲所说的老宅基地有是有，但被牛大爹家占了，他们不让。
      那块宅基地不大，勉强能盖个三间屋，可牛大爹早就在上面建了厨房。牛大爹说，这块场地我们都用了廿年，咸常走的时候说过就给我们，现在又往回要我们厨房怎么办？
      咸常是我父亲。我父亲当年走的时候是不是说过宅基地就给牛大爹家的话现在谁也不晓得，找不到人证明。母亲跟牛大爹说，咸常生前可没跟我提过这事呀。牛大爹却一口咬定，还晃动着身子指着手示意，说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那句话，有鼻子有眼。我母亲就问七爹，咸常是不是跟你说过这话？七爹嗫嚅着嘴唇半天应不出声。七爹和牛大爹是一娘所养的胞兄弟。
      估计父亲当年没说过那样的话。即使说了也可能是在一种情绪下随口一说，不能当做契约一类的依据。父亲是解放初离开老家到江南去的，当时他孤身一人，父母早已去世。十五岁就开始独立生活的父亲是靠打短工养活自己的，两间祖传的茅草屋一直是他的栖身之所。二十四岁那年，原本做着民兵队长很风光的父亲，因为一起“水鬼毛人”事件被人诬陷，于  是愤然之下一把火烧了那两间茅草房，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是有点破釜沉舟的意味。
      牛大爹不让那块宅基地，母亲很失望，也很沮丧，就找七爹埋怨。是七爹一再劝母亲搬回老家来住，说老家一门子张姓，都是宗亲，有个照应。像母亲这样拖儿带女的寡妇人家，在他乡异地生活多有不方便。七爹被母亲埋怨只好辩解，说也不是我非要你们搬家回来，是咸常生前一再嘱咐我，这你晓得的。父亲生前的确嘱咐过七爹，而且当母亲面说过他死后叫七爹帮我们搬回老家住。其实母亲也不是白山人，对于她来说白山也是外乡。她是看在孩子姓张，是张氏宗族的后代才答应把家搬来白山老家的。当然，也是完成父亲的遗愿。
      只是都没想到牛大爹不让宅基地。他不让，我们还真无可奈何。生来乍到，没人站出来帮我们说话，我们也找不到人评理。何况都是宗亲，牛大爹儿子还是生产队会计，以后长久住家还指望他们照顾，一回来就把关系搞僵了不是好事。同时还碍于七爹面子，牛大爹怎么说也是七爹的大哥。母亲忍声吞气一筹莫展，就找七爹想办法。
      七爹六几年能到江南东至县做了水利工程队工人，就是得益于我父亲的引荐和安排。当时我父亲是工程队的队长，有这个便利和权利。而且七爹又受托于我父亲，所以他自然是要替我们想办法的。当时村里土地归集体所有，各家门前门后巴掌大一块场地要么栽树，要么做菜园地，很金贵，没哪个舍得给人。于是，无奈之下七爹就把自己家的菜园地让出来给我们盖屋。
      没想到我母亲跑去一看却不同意。母亲说，在那盖屋不等于叫我们做水牢吗？母亲虽不懂风水，但晓得位置好歹。她看到那块菜园地上面坐着一口水塘，地势比菜园地高不少，塘埂湿漉漉的，明显是塘里水往外渗。再看菜园地也是潮气氤氲，这要是在上面盖屋住人，确实跟做水牢差不多。母亲说就是没屋住也不在这个场地盖屋，别害孩子一生。
      最后还是咸保大伯帮了我们，把他家门前一块菜园地让给我们盖屋。咸保大伯和我父亲是堂兄弟，算是家族中和我父亲血缘最近的人。咸保大伯把门口的菜园地让出来再到远处重新劈一块菜园地，自然是没原来方便，为这事大妈咕哝了好几年。不过，每次咕哝大伯都发话堵她口，不让她说。
      在江南搬家时我们只是把原先房子拆下来的梁柱、桁条、门窗、椽子等木料运了回来，砖瓦一块都没带。所以，重新盖屋首先要到村后的山上炸石头，破石料砌墙。这是个既累又危险的活儿，得求人做。母亲认不得其他人，只有再求七爹。七爹原先也不想揽这差事，借口说单位那边假期到了要回去上班。母亲硬是不让七爹走，说你要走我就把孩子丢在这儿由你们老张家养活，我回娘家。七爹没办法，看我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可怜巴巴，便又多请了些日子假，亲自带人上山开了一个石窝，把石料运下山来。
      不凑巧的是那阵子老下雨，给盖屋带来许多麻烦，工程进度一拖再拖。滴滴答答的雨就像母亲的眼泪，潮湿的不只是屋料，还有母亲的心。泥泞的宅基地像泥塘，也像我们湿漉漉的情绪。屋多盖一天就多花一份工钱，母亲的口袋里就父亲单位给的几百元抚恤金，搬家车费已用去一大半，没剩下几个。为了省钱，砌墙舍不得用砂浆，用泥浆代替，雨一淋就淌了，没了粘性。买不起油毡，就打反巴泥，从塘里捞淤泥压在芦席上，然后把稻草铺上。打反巴泥的时候生怕下雨，返工是小事，稻草浪费了，芦席损坏了，又得花二趟钱。
      许多年后母亲还心有余悸地说，真不晓得那时候是怎么把屋盖起来的？

                                       二
      盖屋的头一年白山一带发大水，破了许多圩口，很多人家因此遭难，流离失所。父亲也是在那年大水期间去世的，我们从江南搬家回来也等于是破圩遭难。因为破圩，上年的稻子没收上来，生产队没有库存稻草，盖屋草还是这家送一点，那家给一点，七拼八凑拢起来的。讨来的草自然数量不足，所以屋顶盖得很薄，留下后患。
      在江南，我们家屋上盖的是小瓦，徽派建筑中常见的那种，密密地从椽条间叠下来，很厚重。可惜数量太多，想用车运回到几百公里外的江北不是很容易，不是没车，是车费出不起。眼睁睁看着它们很廉价地被当地村民搬回家去，心里像是被瓦砾刺着般疼痛。当时七爹曾安慰我们，说老家屋上都盖草，没人盖瓦的。
      回来才晓得，老家这地方比江南穷，是盖不起瓦才盖草，上下几个村子几乎清一色的草屋。看着盖在屋顶上薄薄的一层稻草，我们心里很是担心，它能遮风挡雨吗？晚上睡在床上望着蛋壳般的屋顶心里总是不踏实，就像是躺在野外的荒郊上，生怕大雨灌顶，寒风入颈，雪花冰雹破屋而下。只有十岁的我常常把脑袋蒙在被子里，蜷缩着身子做着冷嗖嗖的恶梦。
      其实，担心不是多余的，仅仅过了一年，第二年春上屋就漏雨了。草屋不比瓦屋，盖上了就一劳永逸，草屋要每年加盖一层，年数多了，有了厚度，防雨的性能就好些。我们家是新盖的屋，没有底蕴，薄薄的一层稻草是经不住风吹雨浸的。春上阴雨的日子还特别多，一下就没个完。“屋漏偏遇连阴雨”是最怕的，遇到这样的日子，整个家里就成了水帘洞。为了接漏，木盆、脸盆、水桶、碗盏……所有能盛水的东西都用上了，床上、桌上、锅灶上以及地上，摆得像个杂货摊，乱七八糟。屋外下雨家里漏，屋外不下了家里还漏，淅淅沥沥，滴滴答答。
      许多年后我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总感觉杜甫就是在写我们当时的境遇：“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很像的。  
      天晴时，赶紧找来瓦匠检漏，用稻草把漏的地方补一下。可检了老漏又出现新漏，漏点就像网眼密布于整个屋顶，是越检越多，越检家里接漏的东西越不够用。我不晓得是真的检不好，还是瓦匠做了手脚？早先听说过有的瓦匠为了保证自己时常有事做，会捡好老漏留新漏。又不好问瓦匠到底是怎么回事，付了工钱还得谢人家。每每这时，母亲总是叹息。
      解决屋漏唯一的办法只有给屋顶加盖新的稻草。七拖八拖拖到秋后，生产队新草收上来了，我们期盼着早点分。可生产队分草和分粮一样，遵循“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我们家虽有六口人，却只有母亲一个人做工分，分到手的草不足别人家零头。别人家门口的草堆像座小山，我们家门口的草堆就像鸡窝，别说盖屋，保锅洞引火都不够。
      屋总是要盖的，无奈之下母亲便找生产队长求情，想额外多称点草。队长不允，说没这个先例，不能违反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坏了队里的规矩。母亲就去找大队干部，求他们给生产队发个话。然而大队干部也是敷衍母亲，说分粮分草是生产队里事，大队做不了主，要么你去找公社。母亲还真的就去找公社，见了公社书记就哭，说社会主义国家总不能让一个妇女带着老人和孩子没屋住吧？不都说共产党好吗？那你们就做点好事，把我家屋盖上草，让我们不淋雨有个睡觉的地方不行吗？公社书记不好再推，了解情况后便派人专门到生产队开会，说服队里破例分草给我们家盖屋。事后，草是分了，但母亲却得罪了队里人，有几个妇女还指桑骂槐，给我母亲样子看。这个时候，似乎没有人想到相互之间的宗亲关系。照应，也只是早先七爹安慰我们一厢情愿说的话。
      过年七爹回来见到我母亲，惊讶地说你怎么瘦了许多？母亲想倾诉自己的苦楚可话到嘴边被泪淹没了，最后只骂我父亲一声，都是死鬼咸常害的！其实不说七爹也能想象得到，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娘，那日子是怎样的一个艰难！
      由于每年加盖稻草时间迟，数量少，屋顶腐烂得快，愈发显得单薄。每年到了夏季，赶上狂风暴雨的日子，最担心的不仅是屋漏，还怕屋顶被风掀掉。只要一起大风，母亲就站在屋檐下睁大眼睛瞅着，还拿着叉羊、竹篙，随时准备压住被风掀开的檐口。
      七三年夏天的一个中午，老天突然打暴，大风裹着大雨倾泻而来，许多人家的草堆都被掀了顶。母亲站在草屑灰土漫天飞扬的大风里，眯着难以睁开的眼睛，用胳膊横在额头密切注视着屋顶。忽然，她发现西边山墙屋檐有一角被风掀开了，而且越掀越大，情况非常危急。母亲赶紧举着竹篙去压，却够不着。她想爬上屋顶，但试了几次都上不去，急得直跺脚。这时幸好咸保大伯家堂哥跑来了，沿着猪棚爬了上去，用身子压住了屋檐。就在我们稍稍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一阵暴风卷来，堂哥粹不及防，从屋檐上滚了下来。
      堂哥跌折了腰，在床上躺了好长时间。母亲很愧疚，事后不止一次的去堂哥家看望，还带些鸡啊，蛋啊什么的去给堂哥补身体，也拿了不少的医药费。尽管这样，大妈还是不断地埋怨，两家之间免不了多些隔阂。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在懊悔，当初要是把江南的小瓦带回来就好了，省得受这没完没了的罪，受这无缘无故的委屈。不过也只是想想而已，当时做不到的。我常常在作业本上画各种各样的瓦房，画那种狂风暴雨淋不透，刮不倒的瓦房。这不仅是想象，更是一个无助少年的心绪。

                                             三
      白山一带人喜欢用“锅通屋漏”四个字形容自家困难多多，日子过不下去，其实这话最符合我们家境况。除了年复一年的房顶漏雨，需要求爹爹拜奶奶筹草盖屋，同时还要把锅烧热了，让一家人能够喝上一口不至于渴死，能够吃上一口不至于饿死。但，这很难。
      所有的担子都压在母亲肩上。她就像屋的梁柱，顶起一个家的重量；她就像屋山墙和屋顶，为一家人遮挡着风霜雪雨。为了多分一斤粮，多称一担草，母亲拼命地挣工分。除了一天不拉地下田干活，还带着我和弟妹出去捡猪粪和牛粪，称给生产队折成工分。即便如此，秋后算账我们家工分册上的数字还是小得可怜。那个时候生产队男女同工不同酬，男人做一天是十分工，女人做一天只有六分工，母亲一个人做来的工分自然少。即使把捡粪换来的工分加进去，也比不上一个男劳力的工分多。
      没得烧，我们可以去山上刮草，可以去砍树刺，可以去捡牛粪做成牛屎粑粑贴在墙上晒干了塞锅洞。但是没有吃的就没什么好办法了，除了买，只有借。买需要钱，家里年年超支哪有钱？借需要厚着脸皮，可借后不能及时还再借就会碰一鼻子灰。咸保大伯倒是经常借粮借草给我们，可听了大妈唠叨耳边也不顺，用了不爽，吃下不香。母亲能做到的只有省。想着法子省。三餐不行改两餐，细粮不够搭粗粮，硬的吃不全就喝稀的。记得有一个冬天，我们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吃两顿，而且全是山芋，烀着吃，煮着吃，切碎了当粥吃……直吃得我们上面老打嗝下面老放屁。
      七四年春上最是困难，青黄不接的日子根本过不下去了。母亲看着一家人饥饿的面孔，于心不忍，决定卖桁条。
      我们家在江南的房屋就是五木落地，七架三穿，前后四道重桁。而且这些木料都是砍自江南的大山，木质非常的好。拆屋时为了回老家重建方便，屋料基本上没损坏，回来后只是按照原来的架构重新组装起来。记得当时屋盖起来后，上下几个村子的人都惊羡不已，啧啧之余又生出许多嫉恨，好像母亲这样一个寡妇人家不应该住这样的屋。那个年代人的饭量大肚量却不大，自己咽着山芋看不得别人喝一口粥，自家人穿暖和了生怕别人家箱子里藏着一件新衣服。都是贫穷惹的，人情味跟着环境走。生产队有些人不同情我们孤儿寡母的是不是有这样的心理不晓得，但当我们家没得吃没得烧想多支一些粮草的时候，确实听到有人酸溜溜地说，住那么好的屋还找生产队想方啊，卖屋就是了。“想方”是白山土话，就是讨要的意思。
      卖屋自然不可，卖了就没得住。但这话却启发了母亲，不卖屋卖桁条总可以，把前后四道重桁卸下来卖了，便有钱度春荒了。尽管重桁不是很粗，但在屋上能沉重，卸下来能做料。这种皖南山区上好的白木，在当时的江北非常稀罕，想买的人很多。正好一个公社干部的母亲想要一副棺木，一时难以寻求，便通过牛大爹当会计的儿子找上门来。于是母亲一狠心，把两头屋上的重桁都拆了，换来救急也是救命的钱。
      拆了那几根桁条后，总感觉屋顶向下塌了些，没原先那么平整。这不是心理作用，事实上屋拆了几根桁条就像人拿去几根肋骨，挺不起腰杆，体质会差很多。看着遭受创伤的房屋，我就会想起父亲。父亲生病做手术时就曾拿去三根肋骨，承受很大的痛苦。遗憾的是切去三根肋骨后，父亲终究还是没能活下来。
      生命是脆弱的，在不可扭转的灾难面前只能屈从，听天由命。房屋也是如此，当主人需要它伤筋动骨时，它别无选择。我们生活依赖这座屋，却也在伤害这座屋。母亲后来说过，她有愧于老屋。
      苦难的日子还在继续。第二年隆冬腊月，为了把屋盖上草，为了把超支的粮食称回来，母亲又一次下狠心，把堂屋的重桁也拆下来卖了。那一天，寒风呼啸，出奇的冷，房屋在打颤，母亲在打颤，窗前苦楝上最后几篇枯叶飘然而落，树上的牛屎八哥一声寒鸣，噗嗤而去。
      屋，成了我们生活困境时唯一可索取的依靠对象。
      仅仅过了不到两年，锅通屋漏的境况再次出现。我和弟弟妹妹都到了长身体正能吃喝的时候，母亲不忍心我们面黄肌瘦看着冰冷的锅，再一次做出令人惊诧的举动：卖大门。
      我们家的大门也是白木做的，木料很粗，两块便拼成一扇。门板很厚，足有三寸多，门边做着榫口，关起来严实合缝。门后装着两道拴，其中一道是摇拴，内置暗销，拴上后不懂窍门的人拉不开。门槛又高又宽，是用一根很粗的整木做的。当初盖屋的时候就有人惊叹说，乖乖，就这一道门槛可以打两张大桌，搁在地上搞脏得了。可以说，这扇大门就是一面墙，撑起的不仅是屋的重量，还有我们的门面；挡住的不仅是风雨，还有一家的安全。
      可是日子过不下去，门面只能不要了，安全也可以不顾及。母亲用一扇只有一道栓，板面很薄的楝树门把老大门换下来，卖了八十块钱。但是母亲没有卖那道门槛，她晓得白山一带有句骂人的话很难听，“没门槛人家养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孩子最大的侮辱。母亲是在为我们兄弟姐妹留着做人的尊严。
      伤筋动骨的屋仿佛一下子陈旧了许多，就像母亲四十岁不到的年龄看上去很苍老一样。每到狂风暴雨时，房屋就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给人感觉如果风再大些雨再猛些就会倒塌。我怯怯地问母亲，屋会倒吗？这时候母亲总会搂紧我的身子说，不会，有妈妈在呢！
      是的，有妈妈在我们就不会恐惧。母亲就是永不倒塌的屋！

                                       四
      老屋是七九年盖上瓦的。那时候我们兄妹几个差不多都长大了，能帮助母亲做一些事情，家里经济略有好转。不过盖的是水泥瓦，便宜，一毛多钱一块。村子里其他人家几乎也都盖上了瓦，多数是盖立窑烧的瓦，样子好看一些，价格也贵一点，要两毛钱一块。
      样子不好看不要紧，只要屋不漏就行，漏雨的日子过怕了。盖瓦的时候我们还担心，屋上卸了那么多桁条能承受得住这些大瓦吗？所幸的是屋顶只是稍微往下塌了些，瓦工说没事，我们这才放心。
      但是盖上瓦的老屋我们也并未住多久。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我们兄妹几个先后离开了老家沙埂。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住在学校里，弟妹也长大成人去了外地有了自己的家，老屋就只母亲一个人守着。后来，母亲也去了合肥和我妹妹一起住，老屋就此空闲下来。我提议把屋卖了，可母亲不许，她忘不了在老屋居住的日子，她不忍把珍藏在老屋里的旧日时光寄人篱下。我理解母亲，理解她珍爱老屋的情结，于是，不卖，也不租，一把锁关闭了我们曾经的苦难年代。
      然而，没人住的老屋就像没人呵护的老人一样，苍老得特别快。也就十多年时间，老屋便塌了顶，歪了墙，摇摇欲倒。九五年秋上的一场暴风雨，老屋后檐墙陷下去一大块，北边的屋山墙也裂开了两指宽的缝隙，整座屋病入膏肓的样子，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这曾经惊羡上下几个村子的老屋，不经意间已变得风痕雨迹，斑驳离殇，不禁让人唏嘘。我很清楚，这都是当年卸桁条，拆大门留下的后遗症。房屋也像人，年轻的时候伤了筋骨，寿命便会减短。即使加固补救，怕是也保不了长久，而且埋有安全隐患，想想，只能拆了。
      拆老屋那天，阴云密布，风卷着尘土不时地砸在脸上，疼得人想哭。母亲说，只把屋顶拆了吧，屋料拉走，四面屋子框留着。有墙在，等于老屋就在，我们什么时候回来，都有家的感觉。从此，替我们守在老家的不再是完整的屋，而是一座空荡荡的屋子框。
      最后一次站在老屋前，是在这个夏天。天空中纠结着一些云，随风变换着形态，太阳在云层里穿行，大片的阴影一阵阵漫过老屋的残垣断壁。顺着阴影的走向，我看到的是一堆堆的瓦砾，一蓬蓬的野草。这些瓦砾和野草相互渗透着，把季节的荒凉布满我曾经的堂屋、房间和厨房。一缕缕的野藤爬满撑起过三间屋顶，撑起过我们几十年岁月的墙壁，它们已经坍塌得参差不齐，被这些藤条肆意缠绕。草和藤都在争做着这块场地的主人，尽可能招摇自己的生命。我不晓得它们是否清楚，这块场地的主人曾经是我们，不，现在也应该是我们。老屋不在了，老屋的魂还在；我们不住了，我们的情感还在驻守。
      就在前几日天落雨的时候，咸保大伯家堂嫂打电话告诉我，老村开发事宜已经定下来了，开发商将于近期开工推平老村旧址。我的心像是被雨水淋潮一般，湿漉漉的似乎能拧出水来。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在推土机到来之前再看一眼老屋，再抚摸一次矗立在我生命里的屋子框。
      牛大爹死了，七爹死了，咸保大伯也早已不在了，村子里少了许多人。房屋也少了不少，倒的倒，拆的拆，其主人都搬到城里或镇上住去了。根据美丽新农村建设需要，这块场地要进行重新规划，远景很诱人。只是牛大爹、七爹和咸保大伯他们看不到了，我们也享受不到了。留在我们记忆里的永远是老村和老屋的过去。
      留守在村里的人比过去客气许多，见到我几乎都在说，你们家老屋早先拆了可惜，享受不到政府和开发商的新房安置。可惜了，可惜！
      我对享受不到新房无所谓。我想母亲也会无所谓的，她住在合肥心态很平静，肯定不在乎那根本就不属于我们的新房。没有患难与共的房屋，没有情感交融的房屋，要了再转卖，无非是赚几个钱而已。那等于是把自家的老屋卖掉，把自己的记忆卖掉，把一家人的情感卖掉。这是很伤心的事。值得欣慰的是，村子里人都变了，不再像过去那么没肚量，没胸襟，变得有人情味了，变得讲究起宗亲关系了。这是社会的进步，时代的进步。生活都很贫穷的时候，他们想不到这些也能理解。
      走进屋子框，一如走在记忆里的岁月。石块不仅零乱地堆积在墙根边，也凌乱地堆积在我的思维里。蹲下身来，我能隔着荒凉辨认出外墙断壁上那一抹黑斑是哪年哪月贴牛屎粑粑留下的印迹，能记得内墙上那几根锈迹斑斑的铁钉是母亲什么时候用来挂筛子、挂篮子和挂马铃薯种留下的。半截烟囱淹没在草丛中，颜色已经和土差不多，黑黑的烟囱内壁似乎还能闻到一丝干牛屎燃烧的味道。土灶的底座敞开一个大窟窿，残留的稻草灰里长出的野蒿似乎要比周边其他野生植物粗壮一些。我想大概是这些野蒿汲取了灶土的养分，汲取了老屋的养分，才如此茂盛的。这让我想到那个缺少营养的年代，人和屋都孱弱不堪。几片陶罐的碎片扎在锅灶的旁边，脑海里这就有了母亲腌咸菜的情景。小菜的味道曾经在老屋里弥漫了几十年，连接着一家人的呼吸。
      老屋前的那棵苦楝还在，依旧不离不弃挨着屋子框，但却没了牛屎八哥的上蹦下跳。我相信，牛屎八哥肯定来过，鸟儿也会念旧的。树上挂着尚未成熟的楝果，苦涩的气味飘落到我的嘴边，让人想起苦涩的岁月。我忽然感觉自己的双脚从未离开过老屋，一直和苦楝的根系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