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边城》不是写于1934年

       一个人需要生逢其时，需要契机，一部作品也同样需要。《边城》若非成书于1934年，而是1994年，或2014年，那么该书必将失色一半。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将要面临的，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新我分娩的阵痛，并非经历短暂的痉挛便可告结束，战乱频仍的中华民国在大陆地区的三十七年，便是这阵痛的延续。其时旧我将死未死，新我将生未生，玄关未过，任督二脉尚未打通。在一片混乱与混沌中，1927至1937却是难得的所谓“黄金十年”，这期间时局趋于平静，经济与文化呈蓬勃之势。尤其是文化领域，因统治力的削弱、旧思想禁锢的松懈、新视野与新思维的冲击，如此诸脉交征，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在二十世纪前后再次迎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繁荣期，其中又尤以“黄金十年”为高潮。蚁活于那个时代，虽有忧患与迷茫，也难免生出希望，或许正是这被迷茫裹挟着的希望，给了沈从文创作的动力，于1934年写出了《边城》，讴歌了那片古老土地上的朴素生活与人性之大美，以及那些人对生活的热情，那些平凡的生命，虽然“所要死的都已在书中死去，未死的也将要在平凡的职务里终老。”但他们并未放弃对生命的希望与热忱，正因此，主人公经历了命运中的起伏之后，仍在渡口守望归人，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如果我们身处1934年，以上这段文字会是《边城》带给我们的大致感观，虽因人或有小异，但总脱不离某种大同。

      然而，我们是身处后世，更长久的时间跨度令我们获得了更高远的瞭望点，也更能看清历史的脉胳与走向，如同攀登至山颠处回望，会比身处山腰更能看清来时路径。

      那叶小舟在命运的河流里浮沉，此时沈从文的视野便是舟上之人的视野，既有两岸的苍翠与和风扑面，前方水天交接处又似有惯见的险滩，但我们在更高处，知道江流婉转后，便是飞瀑深渊。

      每个作品当然都属于它的作者，但它一旦流入社会，就成了一种社会存在，而任何小说的阅读，对于读者都是再次创作的过程。《边城》属于一个特殊的时代，所谓“石相击生火，水相激生浪，相常之人遇非常之事则生非常之感。”作为知晓前尘的后来者，拥有了一种上帝视角，也由此进阶成为“非常之人”，容易生出非常之感，在“二次创作”中会不自觉的拓宽《边城》的空间广度，延伸它的时间长度。我们深知，在乱世的一隅，那个有如世外桃源的茶峒古镇，那些朴素而宁静的生活，那些淳厚而充满生机的生命，它们同时又是何其脆弱，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汹涌，动荡的时代如翻云覆雨手，而人如浮萍，渺小与无力，随时会被轻易颠覆。这种以动荡时代作为大背景进行的空间拓宽，无疑增强了《边城》的忧郁气质，也更易触动人们内心深处所共有的那份伤怀——那些生命中的不安定感与无力感，正是人类与生俱来又亘古不变的悲哀。我们也深知，更剧烈的动荡就在不远的前方，浓重的战云已经悄然聚拢，在更远处，那抹诡异的红云正在升腾，它最后将成为整个苍穹的主宰……这种时间尺度的延伸，又让我们意识到，所有一切已不可避免的滑向深渊，那些事物有多美好，它们就有多脆弱，在摔落中也必将粉碎得有多惨烈，而我们因此就会有多痛惜。

       那个被翘首以望的离人——船总的儿子——资本家或地主的崽子，他还能从纷乱的山外世界归来吗？但归或不归，悲剧早已锤定。

      即便是沈从文本人，同样无法预见自己的命运，否则早该和胡适一样走掉了，而不是最后沦落到扔弃了手中的笔，一头扎入古代服饰文化的故纸堆里，了却余生。

      姜尚于市中见筌者，知其午后必溺于江河，但是能做的，唯有兔死狐悲的恸哭，因为他了悟了，自已也在天命的局中不得其出。在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天命棋局里，对于《边城》那些本该属于他人的故事，我们却无法成为真正的他者，超出故事预设之外，由不得作者的本意，我们读出了更为沉郁的大悲，也把它推上了更高的格局。如果它不是书写于所对应的那个时代，而是书写于渐行渐远的后来，写于1994或2014，那么就会失去它的时代意义，时空的隔阂也势必造成读者的淡漠，引发不了更深远的共鸣。这并非是过度解读，假设沈丛文当年写好后压下不发表，交给我，我现在仅在开头扩充几百字，偷天换日改成游戏同人小说（当下的一种小白文，以游戏或漫画的人物为原型衍生出的另一个故事，然后那些把游戏当作人生的年轻人看了后会感慨人生无常），或是只字不改，佚名发表，那么，它将黯然失色，甚至泯然于众。因为，一个人需要生逢其时，需要契机，一部作品同样也需要。

      历史可以分为很多种，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1930前后无疑是一场暴风雨前短暂的宁静，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看，1930前后则又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大拐点。

      在中国文化现象的众多脉胳里，其中有着较为清析的一支， 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史，一直延伸至近现代，那就是无数文人乃至无数人潜藏在心里的、对一种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或者出于对生命本真的追求，或是出于对宦海与人世沉浮的厌倦，抑或是与现实抗争落败后的逃遁，总之，回归自然、归隐田园在农耕社会里几乎是唯一可供借鉴与操作的生活蓝本，无论是心存向往，还是进一步去践行使其成为一种生活，那份情怀已是他们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部分。历朝历代那些咏叹隐逸、山水、田园的诗歌之所以层出不穷，并非毫无原因，正是该种文化现象的具体写照，它们又反哺了这个民族不安定的灵魂，深入人们的骨髓成为顽强的基因，代代相传。

      这份向往或情怀随着历史的推进与新文化的出现，也许有时会被附会上些许老庄的无为，或些许佛家的禅意，但它的精神内核始终不变，自无数无名氏辑成的《诗经》开始，再到历代的谢灵运、陶潜、王维、梅尧臣、范成大……等等这些文人的篇章里，那些隐喻了田园牧歌情怀的空谷足音与泉水淙淙、鸡鸣与犬吠，星夜下的蛙声……彼伏此起，遥相呼应，那轮高挂在茅舍上空的明月，同时也随着历史的长河一路流照。

      这一根贯穿古今的文化经脉一旦被打通，便可轻易直达《边城》的骨髓部分。也许我们曾经疑惑，那些质朴与平淡的词句，为何能从中体味到幽古的诗意，有着月光落满原野的空灵与忧伤，又呈现出浸泡在山溪里的洁白卵石的质感，隐忍着孤独与沧桑——随着那根经脉的打通，茅塞也会顿开：就象《诗经》之后，许多山水田园诗皆是它的变体一样，《边城》的那些文字何尝不是遥承了《诗经》神韵的一种白话文变体呢？那条清澈宁静的山溪，溪岸上的风，月夜里的和歌，还有那些不知所踪的爱情，它们曾经在《诗经》及其变体里精灵般的闪现过，那些古朴的民风与赤诚的人心，也曾在《桃花源记》里出现过，《边城》只是变换了一种形式把它们复活了。

      可是，这种田园牧歌的生活是需要外在条件的。无论它的外在形式或内在属性，都决定了它必须依附于与其对应的古老的农耕文明，以及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然后才能得以存在。30年代闭塞的湘西和中国其它广大乡野一样，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生活式样大体上仍在延续，维护乡间生活秩序正常运转的基层自治体系尚有遗存，也尚有山水佳处，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还可维系，田园牧歌的梦想与沈从文的《边城》还有可安放之处。30年代就处于这样一种历史拐点上，拐点一过，便是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战火，继之而来的，是摧枯拉朽的社会大变革、战天斗地的大生产运动、政治触角延伸到每一个饭碗里的生活、人已非人的接二连三的文武斗、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环境危机、人口爆炸、人口大迁徙与大流动、全球变暖、全球一体化进程向前迈步、全球一体化进程受阻、人类谋划着移民火星……

      历史的册页飞速翻过，只短短数十年间，一切都已不再是旧时模样，尤其是在人口大爆炸大流动与工业大扩张的冲击下，旧世界支离破碎。这个重新组合的新世界，人群既喧嚣又冷漠，既拥挤又隔阂，不知何时起，城市的天空不再蔚蓝，空气变得污浊，祖先来自于丛林与原野的人们，毕竟还残存着对大自然的稀薄记忆，但是当他们忆起旧时光与旧家园，才猛然发现，那是已经回不去的故乡。这片曾经孕育了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土地、孵化出无数山水意象诗歌的山岳河川，如今已是满目疮痍。

      2014年在河南偃师，我站在一片山坡上，山下数根烟囱耸立，浓烟滚滚，山坡上的草木落满了尘埃，据说前两晚，因化工气体泄露，附近村落的鸡狗都被毒死了。一位当地人指着脚下的土地说，这就是首阳山。当时不免心头一震，难道这就是历史上那两位不食周粟的义士采薇而歌的地方吗？我有些难过，为这两个高洁的生命托付灵魂的地方，最后竟成了污浊之所。但我知道必须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别说在中原，就算是在遥远的南亚热带边陲，我那个曾经不亚于边城的故乡，也已经好不到哪里去，曾经江面开阔的河流萎缩成了沟渠，大片的沙滩与成群的白鹭不知去向，田埂上和田沟里，农药瓶子随处可见，过去只要一下雨，沟渠里的鱼虾仿佛就是随着雨水掉下来的，捕捞半刻便有一大桶，现在连蚂蟥都死绝了……这并非孤例，在这片土地上已成普遍现象，鲜有一块净土了。

      许多东西往往只有失去了，才会令人记起它们曾经存在过并美好过，在雾霾与现代生活的压力里，人们不由得忆起从前，涌去凤凰，涌去同里，涌去各景点，或曰旅游，或曰寻梦，可是，无论我们再建多少古城，再恢复多少古镇或古村落，再也挽不回一个时代。那些古镇或古村落早已在从前死去，在死去的标本躯壳里，人们或面面相觑，或互相打量对方是否适合交配，或将死去的标本用作“到处一游，立此存照”的照片布景，然后发到朋友圈里，成为网络时代张扬存在的方式……

      时光渐远，当我们回过头再读《边城》，会愕然发现从前竟然有着一种山清水秀、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生活。沈从文曾解释过，《边城》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在现代生活的迷茫中，知道在世界的另一处，还有另一种质朴的生活蓝本，但沈从文本人可能也没预料到，世界会变化如此之快，他笔下的边城、作为《边城》创作原型的湘西、以及那个时代，会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最后的绝唱——自那以后，所谓的田园牧歌，已经无处可托付与安放。也因此，《边城》已不再单纯是一个小说，大时代赋予了它一种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史的意义，30年代给这种文化史划上了一个句号，《边城》则是它最后的挽歌，此后再有余音，也是袅袅了……


      加上文前所提及，举而观之，《边城》也就拥用了双重的时代意义，获得了双重契机，如此“便宜”占尽，又如此意义深远，格局如此开阔，这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面，是绝无仅有的。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将一个封锁在自我世界里自艾自怨的小女人——张爱玲所写的《锁金记》称为当世中篇第一，实在是时代目光的缺失，纯属“小人”相怜，暂且不论笔力的高下，单是大时代赋予《边城》的大格局与大气象，已使它成为无冕之王。

       ——19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傍晚，一个美国牛仔站在西部的草原上，目送着远方那一轮预示着自由放牧时代结束的夕阳；20世纪，亚马逊雨林里的土著人不安的听到天边隐约传来的油锯声；在今天，北极熊看着远处消融的冰川簌簌落下；同样是在今天，戴着防霾口罩艰难呼吸的人突然想起《边城》里的那些从前……我想，在那一刻，所有这些生灵的悲哀都是相同的，不知不觉的，我们互相组成了一个时代，造就了一个时代，但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许多东西又远离而去，对于那些旧家园，也许只能一声长叹，正是：日落乡关何处，那时秋水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