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微的群体

姐姐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做了几年民办教师，现在国家条件好了，省教育厅对过去的一些民办教师，凡是教龄超过一年的，都进行摸底排查、登记造册。因为姐姐身体不好，各种证明材料搜集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姐姐那时与学生们合影的黑白照片，虽然褪色、边角有些不平整，三四十年过去了仍旧保留着，上面有姐姐青春的容颜和学生们一张张稚气的脸，物证很重要，我不那么担心了，因为这样可以不必太费周折。

向单位请了半天假，找到三个在职人员，作为姐姐曾经教书的证明人。三位老师极爽快地答应了，并连连说：“这是好事呀！”麻烦人家写出证明文字，签上大名、摁上指纹，差不多万事大吉了，只要交到镇文教，任务就应该顺利完成。驱车赶到目的地，一间屋子里已经挤满了人：头发花白的、身材臃肿的、还有腿脚不太好的……但是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都挂着些许微笑，虽然那笑容里有掩藏不住的几分焦虑，面对条条杠杠不知应该找谁的几分迷茫，但是毕竟国家对于曾经每月拿几元钱或者当时年代一个月领几斤地瓜干的民办、代课教师有了说法，他们虽然学历不高，但曾经是中国农村教育的脊梁，他们真正做到了“蜡炬成灰泪始干”，多半辈子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地守着三尺讲台、清贫一生。当有一天，上级政策下来，辞退民办、代课教师，理由就是他们不属于公办老师，没有资格继续任教，全部一刀被切下来，也就生生地断了他们舌耕劳作的日子，他们没有机会，没有能力，也没有任何资格，去证明自己曾经的身份；他们可以在土垒的讲台上，在没有玻璃的黑屋子里，教二个年级甚至更多不同年级的孩子（当时称作复式班），面对纯真的孩子竭尽所能地传授知识，教导孩子们如何做人，把善良、正直、朴实、爱国的种子，植根在农家子弟幼小的心灵里，而自己却因为没有那张任教证件，哪怕教了一二十年，仍旧卑微地活着，仍旧无法证明自己是人民教师——而今，太多有教师资格证的人，心罚、体罚、变相体罚，伤害幼小孩子的事件频频发生，不知道有无证件重要，还是师德重要？

终于我挨到了办公桌前，小心翼翼地把姐姐的物证及其他材料拿出来，交给了工作人员，年轻的小伙子态度不错，这是我这半天忙碌中唯一感到温暖的一处地方。他认真地、一张一张地翻看着，最后对我说，还需要一张派出所的无犯罪记录的证明和计生站无超生的证明，我道了谢，又驱车前往镇派出所。刚进门就见大厅里站了不少人，看那架势也应该是为民办、代课教师的事而来的，一打听果然是，需要采集十个手指纹，我排队等着，看见各种或粗糙或皲裂的手指，放在指纹机上，一遍一遍难以通过时，我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仅仅请了半天假，不可能再奔波几十里把姐姐接来采集她的指纹吧！我赶紧给在公安局上班的同学打去一个电话，一会儿他回话告诉我直接去三楼所长办公室吧！我匆匆离开仍在等待采集指纹的人群上了三楼，找到所长办公室，红艳艳的那枚派出所公章很顺利地盖在了我拿的表上，我悄悄把这张盖过章的纸放入包中，低着头往楼下走，在一楼大厅我不敢抬眼看那些等待的人们，有人问：“你摁上章了？”我像做贼一样支吾着，急速钻进车里、发动引擎，逃一样地离开了。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我有熟人，并且所认识的人是派出所的上级，一切程序就可以省略了，而他们——那些和姐姐一样的，曾经做过民师或者代课老师的人，必须依旧辛苦、焦急地耐心等待着，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可是又无能为力。

赶到镇计生站时，站长房间里同样站满了为办民师这件事而来盖章的人，我报上姐姐的姓名，站长从电脑里调出姐姐的信息，无超生现象一切合法，按说扣上章就可以完事了，但是站长大人问：“这个名字是你？”“不是，姐姐身体不好！”“她按时妇检了吗？”“姐姐的孙子马上小学毕业了。”“那不行！不按时妇检，超生了谁负责？”我一时语塞……“下一个！下一个！”身后的人把我挤到一边，我按捺着急躁的心，原以为手续齐全、材料具备，没有必要麻烦别人，正常办理就可以了，但是某些部门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权贵做公仆，无奈之下接通了计生委侄子的电话，侄子让站长接听，“噢，徐主任，噢，好！好！”站长大人把手机还给我，从桌子下拿出红疙瘩，摁在了我带的那张表上。

半天时间，我终于为姐姐圆满办完了事，而我的内心却半点也轻松不起来，还有那么多和姐姐情况类似的人，在各个部门排队等候，希望他们早日把证明自己曾经身份的材料准备齐全。感谢国家没有忘记这些民师，更希望政府能尽量为他们开绿灯，因为他们依旧是卑微的群体，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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