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素描

人物素描 江剑鸣
一
地点：

摩天岭南麓有一条名叫磨刀河的小河沟，是典型的川西北山区。河边是平武县高村乡，一度叫高村人民公社。这是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村——其实只有农，没有村庄，老百姓散乱地居住在七沟八梁的山坡山沟里。上世纪六十年代，拥有4000多人口。乡民们淳朴勤劳，但很贫穷落后。磨刀河沿岸有许多地名，都以茅草命名，如茅岭，茅坝，茅草房，茅草坟，茅山里，野茅坡。茅草是对诸多野草的总称。听着这些地名，似乎就感觉是一地茅草！乡民们经历着茅草一样的生命历程。


在高村乡街旁边山坡上，有一座曾经的四合院寺庙建筑，叫做观音寺，孤零零地掩映在茅草丛中。人民公社利用掀了菩萨的破庙房产，办了敬老院，收养了全公社一批孑然一身的孤寡老人。


这批人，用传统的说法，叫草民，用时下的称谓，叫草根。但是，他们是人类社会的组成元素啊！他们像茅草一样的人生和茅草一样的命运，能够引起谁的关注？能够留在谁的记忆里呢？


敬老院的以及在观音寺生活过的这批人，都是些命运多舛人生坎坷经历沧桑的人。俗语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些人如茅草一般，在春风夏雨里默默生长，又在秋霜冬雪里默默湮灭，什么痕迹都可能留不下。
二 时间：


1963年冬天，高村公社敬老院解散了。大多数老人被亲人接回家了。只有几个实在没有去处的老人滞留原地，度过他们的最后岁月。我家住在这个四合院的南房，我是我本文所叙人物的见证者。这几人都已经以不同方式离开了人世。但是，他们究竟度过了怎样的人生？他们的亲人哪里去了？造成他们鳏寡孤独命运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他们是否热爱生活眷念生命？他们内心有过怎样的喜悦和痛苦？这些问题，多年一直困惑着我。


2013年，我对与观音寺有关的几个孤寡人作几笔素描，权作资乡间野史之参考。
三
人物：
A 有远房侄孙的王爷爷


1963年冬天，敬老院解散的时候，王爷爷是几个无处可去的真正的鳏寡孤独的留守老人之一。他之所以没有离开敬老院所在的观音寺，是因为他没有直系亲人来接他。


几个七老八十的人继续住在原来敬老院的房间里。但别的老人一走，房子明显多余，王爷爷独占西边后正殿三间。周大爷独占了北边两间。杨婆婆只在东边前殿南角边住了半间。那时候公社也没人再管他们，他们自由极了。他们先是用敬老院原来的锅灶轮流煮饭吃，先是吃敬老院解散时分给的剩余的粮油，后来有的老人自己搭了灶台开锅，是他们来敬老院之前所属的合作社后来改作叫生产队的干部们送粮油送柴禾。


王爷爷身材高大，始终穿一袭琵琶襟蓝布长衫。琵琶襟，就是在胳肢窝扣纽子那种衣服。他面庞微胖，在小孩眼里，很有些器宇轩昂。眼睛较突出，也明亮。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肝经火旺。胡子拉碴，但不长。头发稀少，花白，但不秃，喜欢戴一顶羊皮帽子，耷拉着两只耳朵，只有三伏天特热才取下来。常年喜欢穿草鞋，夏天穿边耳子，冬天穿满耳子，像船一样宽大的脚板，里面包些布片或者干棕，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当时我觉得他已经很老了，现在想来，那时他也就七十几来岁吧。他较有力气，敬老院没有解散前，他是院里担水劈柴背粮食推磨的“全劳力”，担一条水，不喘不咳呢。


敬老院还有几亩好田好地，解散时还没有交给附近的生产队，由没走的老人们自己种着。王爷爷就种了其中一块地，在院子北边靠近水沟的地方。他腰里常年都拴一根布带子，干农活时，就把长衫撩起扎在腰间。夏天太热时，也曾脱掉上衣，打个光胴胴。腰里拴一根布带子，他把裤腰繦进去，那种叫做繦腰裤子。他割掉地边的茅草，翻挖新土。他播种，除草，浇水，灌粪，捉虫，收割。他种玉米，种洋芋，种黄豆，种红苕，种各种小菜，豇豆、黄瓜、茄子、辣椒、南瓜。他种的小菜比我家种的茂盛多了，种的南瓜大得我抱不起那么重。他的生活过得滋味十足。


下午，做累了，就坐在地边，卷一筒旱烟，啵呲啵呲咂上一阵，那烟味熏人鼻子，呛的人想吐。烟雾绕着他的脑袋久久不散。他抽的烟是自己种的叶子烟和兰花烟。他把叶子烟叶片串在草绳上，挂在天井中暴晒，像晾晒鱼干一样，晒一阵，又卷起来捂，再晒，再捂，反复折腾几遍，才算做成好烟。做兰花烟简单，把烟苗连枝带叶割回来，晒干即可。抽的时候，揉一撮，塞在烟锅子里烧。抽烟，似乎是他最享受的生活。烟抽够了，又拿起家什进地里去了。
初夏时节，逢着特晴朗的下午，王爷爷在北房后面园子里薅辣子茄子苗。他锄头经过处，出现一片湿润的新土，散发出一股新泥的味道。辣子苗茄子苗在锄头的触碰下，也散发出辣子茄子嫩苗特有的植物气味。趁他到田埂上坐着抽烟，我忍不住溜进园子里，摆弄他的锄头，学着他的样子薅草。那锄头特重，我举不起来。那锄把太长，不免碰掉辣子茄子苗的枝叶。王爷爷通常是不允许我进他园子里的。


“搞啥子？”他佯装生气地吼一声。


“我给你帮忙。”我以为还会得到他夸奖呢。


“放到起。你娃娃，越帮越忙！”他起身夺下锄头，拉我走出园子，说：“地都叫你踩紧了。滚远些！”在我屁股上假装踢一脚，又坐下继续抽他的叶子烟。


闲时，王爷爷也想逗我玩。但他不太会逗小孩玩，既不会讲故事，又不会唱戏文，最多不过是用他那粗糙的大手抚摸我的脑壳，或者用他的胡茬子擂我的脸。我不喜欢跟他玩，只是老远地喊他一声王爷爷。政府给老人们救济的有蚊帐，他说不喜欢睡瞌睡被笼罩着。夏天蚊子多，到了傍晚，他从野地里割一抱黄蒿艾蒿，放在火塘里，下面点燃麦草，捂出满屋子浓烟，用此驱赶蚊子。那时家家有火塘。他说自古就是这样熏长脚蚊的。蚊子的确被驱赶出屋了，但那夹杂着植物气味的浓烟，弥漫到整个四合院，熏得杨婆婆使劲地咳嗽。


王爷爷会打草鞋。下雨的时候，没法下地干活，他在天井西阶沿上支起一个草鞋架子，抱一捆谷草来，搓谷草编草鞋。西阶沿最宽，是四合院里人们常常聚集的地方。他教我学打草鞋。我手上没劲，搓不好谷草，编的草鞋没法穿，他说像水爬虫。后来我不想学了，他也不教了。


过了不久，他一个远房侄孙来看他。他是滞留敬老院中还有远房亲戚的人啊！他那侄孙比我大几岁，大人叫我把他喊绪哥。在一直跟七老八十的人打交道的小孩眼里，绪哥的出现无疑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亮色。绪哥会打草鞋，还带着我在田埂上去割棕树叶，剥棕树皮，用它搓草鞋爽子和编草鞋耳子。他说棕芯叶嫩实，做耳子柔软。我们割了不少，开心极了。晚上，大人回来发现了，说是把棕树割死了，我挨了骂，似乎还挨了打。但王爷爷没有骂绪哥，更没有打他。我觉得不公平，是他带我去割了的，就我一人挨骂挨打。我责怪绪哥，但只是在心里，没敢说出来。


1964年秋天，我要发蒙上小学了。大人给我取学名。我问敬老院那些这大爷那婆婆的名字，大人说，有些老人一直都不知道名字，只晓得个姓，恐怕原本就没有名字。连他们自己也说原本就没取名字。说那时代穷人家不识字，没文化，不读书的人就不太时兴取名字，尤其是女人。


后来，绪哥就把王爷爷接走了。几年后，我才知道，王爷爷其实就是我生父母一个生产队的。那生产队叫做高村公社光明一大队第二生产队。那是在摩天岭南麓的另一条山沟，是磨刀河的支流，与青川县清溪镇紧邻。绪哥跟我哥兴华是茅根儿朋友。我听我哥说，王爷爷大约名叫王唐熊，或者是王堂雄。他是敬老院那批老年人里不多几个有姓有名的。虽然这tangxiong二字写法不甚清楚。再后来我回老家去时，听说王爷爷已经去世了。


许多年后，我又跟王爷爷的侄孙子绪哥有过许多接触。现在，我们都生活在同一座小城里。但他是为什么没有了直系亲人而沦为鳏寡孤独一类人里的，至今我也不知道。
B风烛残年的杨婆婆


后来才知道，杨婆婆的身份隶属于高村公社光明三大队第二生产队——后来光明三大队合并进了光明一大队。她与王爷爷是同一条山沟里的人。那条山沟的山那边是青川县清溪镇，也是青川县的故县城，更是邓艾偷袭阴平道德中途一段。如今，那山顶还叫马转关，传说是邓艾回马之处。


敬老院解散时，没有直系亲人来接，杨婆婆便滞留在观音寺了。其实，她连旁系的远房的亲人有人没有。


杨婆婆是当时年龄最大显得也最老的一个了——至今我也不清楚她当时多大岁数，估计那时她就八十来岁了吧。她身材矮小，驼背佝偻，低头弯腰，似乎两头都触着地了。头上包一坨厚厚的黑色帕子，不知是布还是丝绸的，反正没见她取下来过，很脏，夏天常常被苍蝇围追堵截。露在头帕外的几缕头发，干枯得像茅草。一张巴掌大的脸，满是皱纹，皱成丝条状，像一把干枯的茅草。眼睛灰暗，常年都流着眼泪。一双缠裹过的小脚，走起路来颠颠簸簸，似乎马上要跌倒，但又被有跌下去。冬天热天都穿一身政府救济的绒衣，已经看不出原先的红色了。恐怕真没有可换洗的衣服啊。只是冬天又在绒衣上面再笼一件破得不能再破的棉袄。她牙齿几乎掉完了，嘴巴向内凹着。吃东西很吃力，只能吃很稀很稀的玉米面汤汤，说话不关风，说起话来叽里咕噜，也让人听不明白。她常常咳嗽，有时候咳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秋冬时节。她的房间与我家一墙之隔，她的咳嗽声就一直是那两年里我生活的伴奏，常常通宵达旦。


杨婆婆已经没有王爷爷那样的力气去地里种点什么瓜瓜小菜了。观音寺是一座四合院，西北俩阶沿高些。天阴时，她就偎依在天井北面阶沿一条宽板凳上度时间。有阳光的日子，他上午在天井西面阶沿上晒太阳，下午就挪到院外南墙下，斜靠在一堆玉米杆上，继续晒。几乎不分春夏秋冬，都是如此。在太阳落山以后，回屋煮点玉米面汤汤，胡乱喝几口，既算午饭又算晚饭——敬老院的老人们都只吃两顿饭，他们说叫开二五八。老人们天擦黑时就进屋睡觉了，几乎不点煤油灯。一是煤油昂贵，花钱也常常买不到，二是他们在黑暗里度过了多半生，对黑暗已然习惯了，三是那时候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活动，在乡村山坡破庙里，天黑了，不睡觉度时，又能怎样呢？


晒太阳似乎是杨婆婆最惬意的人生享受。她可能是世界上最寒冷的人。寒冷似乎已经渗浸她风烛残年的骨头、脉管、血液脑髓，无论这寒冷是来自季节还是来自她的生存。


她平常不怎么说话，说什么也口齿不清，大人可以边听边猜，反正我听不懂。太阳晒到暖和时，她嘴里也常常自己咕噜些什么，也没人介意，但晒暖和后，他就不怎么咳嗽了。有时候，她竟然可以在南墙下脱下衣服，边晒太阳，边捉虱子。一把嶙峋如柴的瘦骨，佝偻在墙根里，显得是那般猥琐。本来就不高的身材，显得更加矮小，矮小到与地面泥土齐平了。胸前坠下两溜小拶长的肉皮袋子，在夕阳下晃荡着，显得非常多余。那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啊：如血的残阳挂在观音寺西边薛家山顶上，把黄灿灿的余晖投射到观音寺石灰皮斑驳的南墙上，投射到墙下一堆蠕动的活体上。每逢此景，院子内外的鸡们狗们猫们，都常常静默，连院坝坎上的茅草，都不在风里发出声响，怕扰了老人。


毕竟是女人，杨婆婆应该有过她的少女时代和青年时代，应该有过她的青春和梦想，应该有过亲人甚至子女吧？是什么原因使她沦落到如此境地，没有谁给我解释。


杨婆婆的生存来源，是她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干部一俩月给他送一回东西，有玉米面，柴火，一点点盐巴，一点点煤油，一点点菜油，几棵白菜，半口袋洋芋。有时候有一疙瘩猪肉。时间久了，我竟然跟那送东西的表叔熟悉了。那个表叔带我去他家耍了一次。杨婆婆的房间挨着我家，我家住观音寺南房，是近邻。逢上我家打牙祭，大人就会给她端点煮得很耙活的肉和菜。底层民众之间的人情冷暖，就是这么直接而淳朴。


观音寺地处岗坡，北风正好从岗岭上刮过。冬天里，寒风夹杂些雪花，把院坝坎上的尺竹林掀过来揪过去，竹竿摩擦起吱吱呀呀的哭诉，竹叶哗啦啦哗啦啦地应和。往往这时候，杨婆婆也开始她彻夜地咳嗽。


“硿、硿、硿——硿——硿——硿……”


“今晚黑杨婆婆又咳了好久了哦。”我几乎是自言自语，感叹这个残存的生命发出的孱弱的声响。


“她在抖簸箕呢。”大人们见惯不惊了。


这样过了一年多。1965年春天，我读小学一年级。正是农村薅头道草的季节，大约是端午节前夕的某一天早晨，我还没有睡醒，大人就叫醒了我，说是杨婆婆死了。


“天哪！她死了？”


哦，是说昨晚没怎么听到杨婆婆以前那样抖簸箕般的咳嗽声呀。杨婆婆终于结束了她在这个世界上的艰难生存。


大人叫我请假，今天不去上学了。说叫我去光三大队通知那个给杨婆婆送东西的表叔，来处理杨婆婆的后事。


听说死了人，本来就害怕，观音寺距离那个表叔家，要翻越一座大山，足足二十里山路呀！真不愿意去！但实在没办法，再忸怩恐怕要挨大人的骂甚至挨打，纵是挨骂挨打之后，还得去。我匆匆刨了几口没有下饭菜的草草饭，硬着头皮出门去。


冒着毒辣辣的太阳，我拼命往山上爬。在快要拢那表叔家的山坡上，玉米地里有几十个人正在薅草。我站在一个叫茅山里的山梁上，大声地喊那表叔，他居然听到了，前来迎我。我一下子哭了，不是为杨婆婆的死哭，我还没来得及说呢。我是觉得自己委屈。放现在，一个七岁多的小孩，还在母亲怀里撒娇。可我肩负这么重要的使命，一个早晨跑二十里路，爬这么大一座山啊！在哭声中，我断断续续地讲出了原委。那表叔说，死人为大，入土为安，立即叫了几个壮劳力奔观音寺去了。临走时问我是不是一起回，我说实在累得走不动了，一个表婶说让我歇哈，明天再回去。


我被那个表婶带到山坡下一个院子里，他们给我煮了洋芋面条吃。下午，表叔们把杨婆婆的尸体抬回来，就埋在那个院子后面不远处。埋的时候，表叔叫我一起去。他们弄了一口薄棺，把杨婆婆尸体装进去。他们在茅草坡里挖出一个土坑，放下棺材，填满泥土，再砌上石头，垒成一头高一头低的形状。我才知道，那就叫做坟墓。我是第一回见到垒坟，第一回参与埋人。石头垒好了，人们就在坟前烧纸。整个过程没有人哭泣，不像后来我参加的葬礼，总有许多或轻或重的哭声伴奏始终。那表叔叫我也去烧几张纸，我就模仿着大人们在新坟前边烧了几张钱纸。


当晚，我住在哪个表叔家，第二天，那个表婶上街赶场，顺便带我回观音寺。路上，我问杨婆婆叫啥名字，她说不知道，只晓得人们从来就只喊她杨婆婆。我想，她即使有名字，大约也是从的夫姓，带上娘家的姓，可能叫杨某氏吧。
C周大爷和田皮莽


周大爷是有姓名的。公社把他安排到生产队，队上来人登记时，他说叫他周龙好。但问起是周还是邹，他没法区别——我们当地这俩字也是一个读法。是隆还是龙，他也答不上来——因此，本文就姑且写作“周”字吧。问他哪里人，他说了个地名，也是我们不知道的地名。我们小孩子都叫他周爷爷，大人们当着他叫他老周或者周大爷，背后有时叫他周老汉儿。


1963年底，敬老院解散时，周大爷是院里年龄最小的，恐怕刚过六十不远吧。他是外乡人，按花发不分的口音看，大约是遂宁方向的人，高村公社无亲无戚，自然也就没有去处，只好暂时留在原地——大约过了两年，才被公社安排到五一大队第二生产队，即下街子生产队。队里起先不愿意接受，公社用敬老院的几亩好土地作为代价。老人也不必到队上参加集体劳动，队上按照五保户标准分给口粮。


周大爷高而瘦，给人文弱的感觉。没有王爷爷有力气，却比王爷爷清爽。他留着一撮山羊小胡。总是穿一件黑色或者蓝色的长衫，但常常洗得很干净。不喜欢戴帽子，头发油黑，梳成向后的那种大背头，光光的，似乎与他的年龄身份都有些不符。一双手白白净净，手指修长，纤细如葱，根本不像农村劳动人的手。一双布鞋也刷的干干净净。走起路来不紧不慢，很有风度和气质，有点像后来我在电影里看的那些“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长衫飘飘的样子，只是没有围巾。他眼睛小，但很有神，甚至有点诡异。他平常不太爱说话，但常常在高兴时哼几句戏文，“我站在城楼观风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哼戏文的时候，他小胡子一翘一翘的，似乎非常惬意。我总认为他是文化人，能识字。但他说他不识字。后来公社时兴揪斗逃亡地主，揭发出有些地主富农就隐瞒的历史，我就联想到周大爷，怀疑他是外地的地主或者账房先生，逃亡到我们这里来的。只是我这想法不知道该告诉谁，便最终烂在肚子里了。


周大爷住两间北房。他自己砌了灶台煮饭吃，喜欢煮稀饭，熬红苕加玉米面的稀饭，我们叫拌汤，他叫洘洘。大人们说，他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虽然头发梳的光，衣裳穿得干净，但他屋里那股气味令人讨厌。我们山里人，哪怕冬天再冷，夜里也上茅坑解便，可周大爷夜里不上茅坑，而是在屋里放一只尿桶。早上提到天井外去倒，臭气在天井里弥漫。他虽然住着两间屋子，但睡觉吃饭都在那里，夹杂些尿骚气味，一般人受不了。所以我基本不到他屋里玩。


周大爷常常到附近山坡拾柴禾。他用葛藤把小柴棍子大柴棒子一律捆扎成整整齐齐的小捆子，背回来，码在阶沿上，档得我们挑水都不好过路。大人们说他的柴码得“姑苏”——至今我也不懂gusu这俩字咋写，可能是整齐的意思吧。有时他也带我去茅草坡上去拾柴禾，我始终没有学会他那样捆扎柴禾。过段时间，他把柴禾背到乡街上卖。那时候街上已经不准随便买卖东西，说是打击资本主义。因为我家没劳力砍柴，有几次我家也买他的柴禾，但秤斤一两都不少，价格比他背到街上去还贵。这事儿，我在心里很不满——你往街上背还得花劳力呢！这件事情真的反映人性，不说美丑，只说真实。他买柴禾每次都能换回好几块票子，偶尔买回一二两小酒儿，独自晕那么几口，趁着酒兴哼那么几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他自己养着一头猪，养着几只鸡，种些瓜瓜小菜。他有肉吃，有蛋吃，日子过得令人羡慕。


其时，有个女智障流浪到了高村乡街上，在乡街立刻成为一道独异的风景。人们不去批斗当权派，跑来围观她，从上街撵到下街，像是在撵戏看，倒是给紧张的批斗生活添了丁点调味的作料。


那女智障人估计约么四十多来岁。牙齿缺豁，言语不清，没谁听得懂——弄不好是什么少数民族呢。但在她边说边比划中，居然有人听懂了，翻译说，她姓田，她是从南坪（如今叫做阿坝州九寨沟县）县勿角公社流浪来，没有了亲人——是如何没有亲人的，没有问出来。她很饿，要吃饭，可以跟人睡觉。她一边说，一边弯腰作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把个本来就很脏的脸糊得像花猫了，几乎分不清男女。她穿得肮脏破烂，大冬天还只穿一件破得见肉的单衣。她头发脏乱，估计十多年没梳没洗过，跟茅草一样。那双手，像鹰爪弯曲着，手背上像油漆涂过那般污黑。赤着脚，脚板宽大，脚背上泥土和垢夹约有寸把厚。走路时腿还略微带跛。她周身散发出浓浓的臭气味。在高村没了吃饭落脚地。她说不出名字，人们便叫她田皮莽。皮，是说她说话走路缓慢拖沓。莽，或许该读着闷，是乡人对智障者的蔑称。


有好事者玩笑般撺掇给周大爷当媳妇。大家以为纯属玩笑，在无聊的生活里增加笑料而已。那时周大爷毕竟六十多岁了啊！哪知道人家把莽子带到周大爷屋里，大概地说明意图，周大爷小胡子翘一翘，马上就点头了。人们起先还担心那说事的人要被踢出门来。结果，连田皮莽也没被踢出来。周田俩人居然一拍即合，真就住到了一个被窝里了。这是跨越年龄的因缘啊！这证明异性的吸引力在任何时代都是巨大无比的。许多年以后，我听到过饱暖思淫欲的话，我想，用在当时的周大爷身上，非常合适。当然，在当时，周大爷给田皮莽找了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救了她一命，也算造了七级浮屠啊！


在那个到处讲阶级斗争的社会里，要是别人，肯定成为站高板凳挂黑牌被批斗的对象。可奇怪的是，这事情居然没谁表示过不妥，更没有人去批判揪斗。估计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太忙，顾不得破庙里的老年人和智障人了。莽子无法去队里参加集体劳动，生产队还得多分给一份五保户的口粮，说共产党社会，绝对不会饿死人。


田皮莽被周大爷捯饬一番，洗脸洗头，换衣换鞋，倒也稍微受看一点了。她也能够做一些事。扫地，虽然扫不太干净。煮饭，虽然未必卫生未必好吃——反正我们不敢吃。偶尔也跟周大爷一起出门去扯猪草或者拾柴禾，她成天笑嘻嘻的。大人们倒是担心起周大爷的身体，说是要不了多久，老人就会被掏空，我还以为掏空是说会把周大爷的家业卷走完呢。


于是，人们茶余饭后便多了一个讨论话题：他们还能生孩子吗？一方认为田皮莽没问题，只要有几顿饱饭。一方认为周大爷不行，毕竟快六十多岁的人了。也有人说，不怕天干，只要地润。说古戏里唱过，当年有个八十岁的公公坐镇长沙，娶回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还生了一个娇娃呢。但没有人讨论这俩人为什么没有了亲人：他们的父母兄弟呢？他们的叔伯姑姨呢？他们是否已经有过婚姻有过子女呢？他们如果有了子女，今后的生活咋办呢？


到高村敬老院之前的周大爷是干什么的，他老家究竟在那里？到高村之前的田皮莽是干什么的，是南坪县那个公社那个村子的？这些身世，一直是个迷。没人关心，没人询问，没人调查，似乎根本就没有必要。这可能是当时的社会和大山深处老百姓心地的淳朴所致啊！


周大爷还真的是个长沙公公！真的令人吃惊啊！一年多后，生产队就只好分给三个人的口粮了——田皮莽生了一个胖小子，取名叫林娃子。

以前夜里从不点灯的周大爷家，从此以后，夜里点了灯，有时还亮半夜。以前除了杨婆婆的咳嗽声，观音寺夜里很安静，现在，林娃子的夜哭声常常响亮通宵。观音寺从此有了许多生机，不像以前那么死气沉沉了。


当然，乡街上的人们又多了一个讨论话题：那是周大爷中种的地吗？再怎么地润，他下的种子还能够发芽吗？但又一致认为，也只有周大爷下种，别人再怎么饥不择食，也不会沾田皮莽的。


从此，观音寺四合院里经常能听到田皮莽那发音非常特别的喊声。


“老汉儿——”那“老”字发音带点“罗”的韵味，那“汉儿”的儿化韵拖得老长老长。那长长的尾音里充溢着生活的爱情的无限甜蜜。


“林娃子——”那“林”字发的是“棱”的声母，那“子”字她发的是“者”的音，也是拖得老长老长。那长长的尾音里，弥漫出母爱天生的温情和母性幸福的满足。


有了儿子，敬老院里出来的周大爷，自然就不再属于鳏寡孤独系列了，与王爷爷杨婆婆们有了本质的区别。但大人们还是议论说，这老夫少妻，，孩子幼小，晚景凄凉——虽然我以为田皮莽也不年少了。


没带孩子之前，周大爷家生活很惬意。带了孩子后，周大爷身体大不如前，生活更一天不及一天了。等到林娃子走得路时，田皮莽便指使他端个碗碗到唯一的邻居我家守吃喝。最先还觉着有趣，可久而久之，我家都常饿肚皮，看见饭量日渐增大的林娃子，想起以前周大爷买柴禾的情景，我便尽量躲他，可常常又躲不掉。于是我对他们家就开始讨厌起来——你生活有困难，找生产队，找干部，找民政嘛！咋老是栁到我家抢夺我本已不够的口中之食！纵是现在，我也不认为当时饥荒年月里我这思想有什么不对。


1969年冬天，我读小学六年级。一个寒冷的傍晚，我正在做背诵最新指示的语文作业，就听见田皮莽突然大声哭叫起来，似乎在喊老汉儿，声音非常悲切。大人们急忙赶去，周大爷已然咽气了。


当天夜里，高村公社五一大队第二生产队的干部社员们从下街子赶来，他们停下了正在保管室坝子跳的忠字舞，张罗着找棺木买白布准备装殓。观音寺天井两边挂了几盏防风马灯，把天井照得史无前例的明亮。人们在灯光里走来走去，忙忙碌碌。第二天上午，人们就把周大爷抬出去，埋在观音寺房后茅草坡上。垒了一堆土，前高后低，就算是坟了——那地方没有石头，方圆两里内全是黄泥巴。这次我没有像埋杨婆婆那回，去给新坟烧纸钱，只远远地看闹热。后来我扯猪草砍柴往返都要从他坟墓前边路过，看着光秃秃的坟墓渐渐被茅草灌木遮掩严实。


周大爷恐怕有些不甘冷清孤寂，因为其间有一群野狗曾围在他坟墓前吠叫过几十天呢。我想，那批老人们可能都很冷清孤寂，都难有身心和灵魂的温暖，无论生前还是死后。


周大爷死了，孩子才三岁多岁，田皮莽便失去了在观音寺独自生活的可能。于是有人很快又给她张罗了新的去处——距离公社有二十里路磨刀河源头的民主大队第五生产队，我们叫做沙坝子的地方，有个老光棍。她被人领上，带着应该姓周的林娃子走了。之后我便不知道她一切了。如今，田皮莽可能不在人世了——要是在，也怕是九十来岁走不动路了吧。林娃子的情况如何，也不得知——他可从我的口里夺去许多饮食啊！我只晓得，他们那个沙坝子生产队后来搬迁出来分散到其他村子了，因为那里被规划进了“摩天岭南麓老河沟自然保护区”，正在开发旅游。


那林娃子是否姓周呢？恐怕从了养父的姓吧！真那样，周大爷这一脉就没了继承，香火仍然没有继续，周大爷仍然属于鳏寡孤独的孤魂一族啊！
D不补皮鞋的邓皮匠


邓皮匠之于观音寺，只是房客。他流浪到高村公社时，没有住处，临时在观音寺四合院的西边正殿居住了半年而已。


邓皮匠是跑滩跑到高村来的。跑滩，在旧时代，叫做闯江湖。可那是1968年啊。1968年，在中国，是个特别的年岁。那时候的跑滩，其实是不愿在本地生产队做农活，以搞副业的名义在外乡做手艺挣钱那种。那时候跑滩到高村来的外乡人很多。高村人始终也没有弄清楚邓皮匠是哪里人，他自己一会说是这里，一会又说是那里。他的真名是什么，也是个迷。他一会儿说叫这名，一会儿又说叫那名。但姓邓没有改变过。他说他是皮匠，人们就叫他邓皮匠，连小孩都这样叫，他也不生气，一直这样到他死。他是农村户口的人还是令人羡慕的城镇居民户口，更无从知晓。人们说十个跑滩匠没有一个说真话。听口音，他应该是川南方向的。但自从他到了高村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没有回过老家，一直到死。至于老家有什么人，他为什么离开老家之类的问题，他都拒绝回答。就是这个籍贯不可考来龙不清楚孑然一身的人，居然在高村公社，一呆，就是三十多年啊！


邓皮匠来高村时，单身一人，一直到死，还是单身一人。他不是敬老院的孤寡，但与观音寺的敬老院老人一样孤寡：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那时约莫四十岁，个子不高，人也不胖，穿着也较为得体，人很有精神，也有力气，干活舍得吃苦，为人热情，喜欢给乡街上的人帮忙做事，如挑担水呀，背背柴呀，推哈磨呀，搭个啥临时的棚子呀。街上人也喜欢他。最初他是帮哪家做事就在哪家吃住，多有不便。后来有人就介绍他到距离乡街一华里的观音寺来住，连房租都没人要。那时候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红卫兵造反派忙着干革命，没有谁与他过不去。后来清理外乡人撵“无三证”时，谁家年轻人要提说邓皮匠，老人们立刻冒火，将那年轻人一顿臭骂。


那时候，观音寺的房子被公社拆除了一些。那四合院是八柱建筑。民间有七柱房子八柱庙的说法。东西两个正殿各三间，南北俩正房各两间，每个转角两间，共计十八间房。西边正殿是土地改革时分配给一个姓蒋的农民的。敬老院解散时，我家从公社买了南边三间房。其余全是公社的财产。其时，公社已经拆掉了西南角和东北角四间转角房，弄得四合院四围不合了。邓皮匠住在西边正殿姓蒋的人的房子里。那姓蒋的人因为耳朵背后生了个大包，人们当面称他老蒋，背后都叫他蒋包包。蒋包包是个孤人，一辈子没有结婚，一直在公社办在磨刀河源头老河沟大山里的种药场劳动生活。他把房子交给公社办敬老院，送给需要房子的邓皮匠住，都没有要租金。直到1970年药场解散，他才回到观音寺住的。直到1974年我离开，蒋包包都还孤人一个在观音寺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那里又被善男信女们办起了观音庙，重新塑了菩萨老爷，香火不错。至于蒋包包的后况，我倒是一无所知了。


皮匠，理论上是缝补皮鞋的。可那个年月，高村公社的最高长官——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也才穿一双解放牌农田鞋，哪有皮鞋可以修补？于是他就做泥瓦匠的活路，给人翻检旧瓦房，补补雨漏，或者砌拃泥巴墙，夯筑土坯墙。他拿手的是帮人家打灶。人们不讲究灶头是否精美，只讲究节约烧柴，肯燃火。一度时期，乡街上家家户户的灶头都请邓皮匠翻造一遍。他喜欢人们称他为邓师傅。把他师傅师傅地叫得越勤，他做起事来越投入。遇着不止他一人做得事情，他就喜欢当大师傅，指挥这人指挥那人，完全以技术监督的身份出现。但人们不计较他。他还会修理手电，修理广播喇叭，给人接电灯线或者喇叭线。给人修理手电是绝对免费的，连烟都不抽人家一支——他本来就不抽烟，也不怎么喝酒。接灯线喇叭线或者其他小事，次数多了，人们往往请他吃顿饭，劝他喝一点点小酒儿。人家感谢他，他总是笑嘻嘻地说：“没的啥，没得啥，小事一桩，小事一桩。”


邓皮匠是乡街上的生活全挂手，除了点玉米栽秧子一类的农活，其余似乎啥都会做。什么事都可以找他，不论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他没有具体到哪个生产队，不算“农民”，也不是“居民”，是街上的纯自由人。哪家要杀鸡汤鸡，他说小事一桩，三下五去二就搞定了。生产队要杀淘汰的老牛，请他去，他连杀带剐剥，天不黑就完成。街上有户居民买回一头山羊，请他去杀，他显摆技艺，说刀都不用，用一根粗钢丝，磨尖，从耳朵后面戳进去，立马就倒。哪知道那只山羊不配合，带着钢丝跃上了别人家的矮房背，在瓦霜上打滑，摔下来，爬起来又跑，惹得满街人在晨霜里追赶，上演一场热热闹闹的乡街活报剧。


邓皮匠只在观音寺蒋包包的房子里住了半年，与我的接触并不多。天擦黑时候，碰上他回来，我们在阶沿上互相问候一声。


“回来了？”我不经意地点头招呼。这是无须正式回答的问话。问完，我继续朝前走。


“嗯。吃了吧？”他也应付地回一句，从我身边走过去。


有时候，他还呼我大名。之前的大爷婆婆们都只呼我乳名的。冲这一点，我感激他。至于见面就问吃了吧，纯属礼节，在当时的乡间十分流行，算得时尚语言呢。


他打开歪斜着的小门，走进他那暮色暗淡的小屋子。一会儿，屋子里亮起了马灯——屋子透风，普通墨水瓶做得那种煤油灯常被刮熄。那时候观音寺还没有牵来电灯线。他用的是一盏防风马灯。他又开始在灯下替别人修理手电一类的家什了。不图挣钱，他是在异地他乡挣人缘啊！


我每天忙于上学，放学后扯猪草砍柴，或者到生产队挣工分——尽管累一天也只能挣到3分5分。他每天老早就出门，天黑才回来。往往在别人家吃饭，自己很少开锅，回来就睡觉了。但我对他相当了解。记得前后几十年都一直有人给他撮合一房媳妇，他都拒绝了。据说他喜欢街上的某个少妇，也只停留在喜欢的层面而已，没有阿Q对待吴妈那么没有理智。观音寺距离乡街毕竟有点远。后来街上有人给他提供了住房，他就搬到街上去，不再走那一华里的茅草路了。


后来我也离开了高村。每年回家过年，都常常遇着他。见面时还是互相热情地打招呼。我称他邓师。没有遇见他，我也会问起他，邓师如何了？人们尽其知道的回答我。听说他后来年龄越来越大，靠手艺靠劳力生活，都有些困难。没有具体的生产队，又没有分到包产地。连民政救济，也没有单位写他的名字——何况他的名字也弄不清真假。于是，他就搬家到距离高村三十里外的摩天岭南麓磨刀河源头的老河沟大山里豢养蜜蜂，靠卖些蜂糖买回生活品。他的蜂糖质量上乘，价格低廉，但数量有限，卖不了多少钱。遇着三病两痛，只有扯把草药敷衍。生活日渐困难，直至生存都有些难料，但他始终是一个人熬着，没有找政府提诉求，也没有上哪个寡妇家入赘找黄昏缘。


1994年，我的在高村乡街上的主要亲人去世后，我就很少回高村了。对于邓皮匠，我就渐渐不晓得近况了。1997年，偶然一次，遇着我在高村工作的同学李福昌，问起邓皮匠。


“死了，你不知道？”他吃惊地问我。


说是邓皮匠除了养蜂，也兼给进山里运输木材的汽车做点夜里守护的事情，挣点油盐钱。有一夜，他在山里给人守汽车。半夜里，他起来，想偷点汽油，打火机用。他扭开油箱盖子，用一截软塑料管往外吸，拿一只小酒瓶子装。黑咕隆咚，不免弄洒些汽油在地上。他又找不着油箱盖子了。他拿出打灰机打燃，想找到盖子，结果，一瞬间，摩天岭南麓的深沟里就发生了巨大爆炸。嘭——轰隆！汽车被冲起老高，冲到半山腰茅草丛里挂起，烧成了个光架架。而邓皮匠尸骨早已经荡然无存——在那嘭的一声中炸碎了，在那熊熊烈火里烧尽了。


他什么也没有留给这个世界啊！


听了邓皮匠的遭遇，我心底酸酸的，甚至有些痛楚。但我很快释然了——他能够这样结束生命，也算解脱。倘若他不这样，天然林禁伐后，山里没有了砍木头运木头的人，他一直就在荒无人烟的深山里，毕竟七十来岁的人了，吃喝困难，生病无人知晓，谈不上生活，就是生存，恐怕也没有着落啊！如此般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地魂归茅草，虽悲切，也壮烈！


没有亲人子女送葬。有一辆拉运木头的东风汽车陪他上路，他的葬礼也算不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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