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物.光阴

　　
旧物.光阴
　　
　　每年我都要在这桃花怒放，漫山燃成一片绯红的春天里回一趟故乡。
　　“桃夭”是用来形容女子的美丽的，这两句诗歌在安意如的笔下是让她非常激动的明艳的词句，有着惊鸿一瞥的炫烂的色彩。而在我，它给我的是疼痛，我那隐秘的疤痕在花开的季节开始过敏，在身体下腹部迅速生长、丑陋无比的——褐色的——疤痕。它的末端神经在苏醒、骚动，奇痒难耐。我留了长长的指甲，在暗夜里我发疯似的抓抠那些疤痕。那些让血液成为疤痕的故事让我像牛犊一样在深夜里开始反刍，发酵。本能告诉我我要回家，回到我那久不住人的老院里，唯有这样才能让那些急速发酵膨胀的东西暂时缓解。
　　米白色皮鞋和喇叭裤
　　
　　老屋已二十多年不住人了。宽深的门洞，能闻到久远的气息。青铜打制并锻造有精美花纹的锁具被一把与它格格不入的现代化的大黑铁锁锁住。厚厚的两扇门板之间的缝隙像《罗马假日》里那个可以识别谎言的石头怪兽的大嘴一样深奥充满诱惑。门板都已斑驳风化像经历大苦大难的灾民，干瘪苍老皱纹满满。推门，一阵铃铛的响声，是门后那个大大的铃铛，那铃声曾摇曳在我的童年、我的梦境，但那现在它沙哑而憋屈，像一个独守空房多年的怨妇，当年的清脆与灵动再也没有了。我来看你，你是在埋怨我来得太迟吗？
　　东屋的门大敞着，一只皮鞋露了出来，米白色的。只剩一只了，另一只不知安息在哪里了。鞋子被埋掉了多半了，只露出鞋面，浅口的，脚腕处有着细细的带子。高跟的。雨的冲刷和风的洗涤，把墙的泥坯破坏了，鞋壳里倒盛着黄泥和麦秸杆，厚厚的一层。
　　姐姐的还是二姐的？不记得了。那时候我还小，也只有五六岁的样子吧。“高跟鞋喇叭裤，一扭一扭老大肚”，那是关于那个年代流行时尚而编的的一个顺口溜。虽然我一直搞不清后半句与流行有什么关系。
　　青春的姐姐缠着母亲要一双高跟鞋，被母亲严厉地呵斥了一通，“哪有钱买什么高跟鞋？这八九口人吃饭都是问题呢。”父亲对母亲道：“对孩子发什么火？”
　　那以后的日子院子里多了些植物——黄芩、柴胡、甘草根，成捆成捆的，父亲背了回来。没多久父亲用那些植物换来了那双米白色的皮鞋。母亲埋怨着：“不带这样惯她们的，她爹也没你这样惯她们。”姐姐穿着高跟鞋前照了后照，满脸尽是桃花的颜色。
　　过了不久，父亲又塞给母亲一些钱，要她为二姐做条喇叭裤。姐姐有了皮鞋，二姐有了喇叭裤。那是村里少有的时尚。
　　有一天二姐和姐姐吵了起来。原因是二姐发现她那叠得整整齐齐压在枕头下的喇叭裤好像被谁动过了。她俩由抢白到大声争吵，到二姐稀里哗啦地哭，“她把鞋子藏起来，不让我穿，却偷穿我的裤子。”她俩只差两岁，身高一般胖瘦一般。母亲那时挺着大肚子还要忙不一家人的生计，顾不得为她们判别，只是责骂。第二年的春天，二姐有了高跟鞋，姐姐有了喇叭裤。她们再没吵过。
　　那也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一家人安然地生活着。
　　在满心期待“这次肯定是一个男孩”的莫大欢喜中妹妹出生了，父亲变得暴躁易怒，对母亲更是言辞激烈，小打大吵时常有。两个程姓女儿和三个高姓女儿看着他和母亲吵吵闹闹、水火不融了三十年。
　　二姐上大学了。那双米白色高跟鞋姐姐把藏了起来，有时她拿出来，端详半天。尤其是在父亲和母亲吵架之后。
　　现在姐姐45岁，二姐也43岁了。她们隔着网络聊天时，姐姐的儿子问：“二姨，你能猜出我妈手上戴着长长的白橡胶手套是在干啥吗？”二姐淡淡地说，“染她那已花白的头发呗。”
　　紫檀木穿衣镜
　　
　　十多年前曾有两个操着外地口音的男人拿着装有干电池的小喇叭在村里吆喝——高价收购旧家具、铜钱、瓷罐喽。他们跟着父亲进到老院子，父亲拿出一些毛主席像章和乾隆通宝、光绪通宝让他们看。他们一眼便就看到了那个紫檀木穿衣镜。3000块钱。父亲犹豫着。
　　穿衣镜是母亲的陪嫁。是姥爷姥姥在母亲初嫁时的唯一陪嫁。母亲是姥爷的独女，为了有个像样的嫁妆姥爷守在山里打猎整整一年才置办了那件紫檀木穿衣镜。可姥爷却没能看到穿衣镜贴着大大的红喜字和母亲一起被迎走的场面。
　　是穿衣镜也是梳妆台，檀木镜框上雕有吉祥流云图案，桌腿也是如此。木质敦厚结实，散着紫色的光。梳妆台两边有小抽屉，宽大的镀有水银的镜子嵌在中央。
　　母亲嫁过来时带来的也只这一件物件。被矿难夺去丈夫、一个人拖着两个孩子艰辛度日的母亲早就被折磨成一个与她实际年龄不相称的妇人。粗布黑衣，粗布黑裤，齐耳短头，三十年来没有穿过一件亮色、彩色的衣物。繁重的家务让母亲早已顾不得对镜梳妆。穿衣镜成了我们姊妹争抢的对象。
　　隔几天，母亲总要细心地擦抹着穿衣镜的棱棱角角。她要反复擦两三次，轻轻地，一寸挨一寸。她拉开小抽屉用嘴轻轻吹一吹细细的尘土，抚摸那被我们拉得发着黄光的铜拉环。母亲对着镜子大大地呵一口气，然后用手掌心去揩上面的污迹。镜子被母亲的手掌擦得晶亮晶亮。做这些的时候母亲都是侧着身子，脸凑前，温柔地，慢慢地，像怕损坏什么金贵的物品似的。难得的她也对镜掖一下她耳边的头发，摸一摸她的脸颊。我不知道母亲对她渐少渐白的头发和被这些她绕也绕不开的不幸而折磨得过早苍老的面容有什么想法。我没有看到她的哀怨和悲伤。她一如既往地早起晚睡，田间地头，家里院里。
　　当外地人把价叫到4500元的时候，父亲有些动心了。他的眼里闪过一种光。但随即那光暗淡下去，父亲像被什么刺激了似的，把两个外地人疯了一样地撵出院子。坐在门槛上，掏出纸烟，吧答吧答地抽着。“她娘，这到底是为啥呀？说走就走了，撇下我一个人……”
　　走了。留下抚着穿衣镜的老父亲。镜子上一条通透的裂痕，是他们那次吵架时父亲把东西摔在上面砸出来的。
　　透过裂痕，我看到镜子里那个二十岁的披挂着大红花、满脸羞涩的对未来充满想象的新嫁娘。
　　红玉米
　　
　　那四斗桌子还在，歪歪扭扭在正墙处靠着，像一个行走多年疲惫不堪的旅者。旅程漫长，尘土覆盖了他的脸庞，憔悴没有生气。残存的只有一个抽屉了。拉开，里面散着一把红玉米粒。
　　我不知道那两穗比玛瑙还要红还要灵光透亮饱满的玉米穗子是怎么来的。父亲把它打结拴挂在屋檐下，干透的玉米光泽鲜亮给泥坯墙的老屋带来了生气。搬往新家的时候母亲也没舍得把它们扔掉。
　　红玉米一直在我的心里。它是高贵的玉米。黄玉米白玉米那是用来做面窝窝头的，都吃腻了，吃烦了。只有红玉米被尊贵地悬挂着欣赏着。
　　多少年后。省城的街头。我在站牌下等车，忽然蜂拥来一群人，像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一会儿就围了一个圈儿。一个男人手里拿一个非常非常浅的小碟子，一个黑色的碗。只听见他在喊着：看我的手快还是你的眼快眼快的快来看心亮的快来猜。我放进去10颗我转一转晃一晃摇一摇拣一下——快猜快猜，现在碟子里还有几颗？诈诈唬唬的，声音宏亮，围观者众，真有人往里扔那红红的票子。除了红票子，我打远瞟见的是红玉米，灰头土脸，不再是我记忆中的光亮饱满。这些在我心里有灵性的红玉米被这些人辗转几个城市，无数个天桥、胡同，装在那污秽的衣袋里。红玉米，它现在的价值比我记忆中升值了，只几粒就让那些人把那还沾着用汗水换来的红票子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早年的红玉米不过只是我心里的一道风景罢了。
　　红玉米成了行骗的道具。
　　我的腕际戴着一只玛瑙镯子，红得跟我记忆中红玉米粒的颜色一样。是结婚时母亲托人从外地买的。快十年了，镯与我日夜缠绵，感知着我的温暖与寒冷。母亲曾说我喜戴玛瑙，越戴越灵光了。我也从不曾将它从腕际脱下。
　　我等的车来了，我被人群拥挤着向前。啪，镯子磕在车门附近的钢管上。碎成一地的——红玉米。
　　 2012-4-11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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