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汉奸

　　 十万汉奸
　　
　　 王克楠
　　　　
　　写到汉奸的话题总是有点沉重，为减轻沉重，我读了余秋雨先生的《十万进士》，虽然十万进士中不见得个个是英雄好汉，但毕竟是通过相对公平的科举进入了干部管理队伍的。一个草根，怎样进入国家机器呢？科举提供了一条道路，从余先生洋洋洒洒的文字里，读者得到了暖、中国的文化强势和传承，得益于科举：中国的国家管理，得益于科举。没有科举，中国的文化建设不知道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于是，我觉得十万进士少了，应该有预备队，哦，预备队是有的，那就是100万举人；100万举人也少了，还有上千万的秀才......总之，中国的文化是有根的，中国的读书人，是有可能性走向报效国家的舞台的。在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也会出现误差，这就是余先生所分析的，“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于是，草根知识分子有了投机心理，有了骑墙心态，有了矫情倾向——这些缺陷是在大前提正确下的缺陷，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正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还有回到另一个命题“十万汉奸”，中国的历朝历代，凡是遇到外族侵略，总是会产生汉奸的。汉奸是一种生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被侵略的程度越深，汉奸的人数越多，人数最多的恐怕还是近代史上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那场战争。抗战时期中国的汉奸到底有多少人？由于各种原因，看不到官方的统计，民间的统计约300万人。这300万人包括国民党投降的高层人士，“曲线救国”投降的伪军，再加上地方投降的各种武装，300万人是不止的。无论怎样的数字，来自民间的统计是无法做到准确的，但用糊涂的定语“很多”总是可以的，李太白题写庐山瀑布时有“白发三千丈”的诗句，“三千”也是一个大约数，于是我选择“十万”这个数字、余秋雨笔下有十万进士，我笔下有十万汉奸。余先生的笔下的进士是积极昂扬地报效国家的，我笔下的汉奸们是十分阴暗地苟活着。二战时期中国是唯一一个汉奸人数超过侵略军人数的国家，我不知道这个记录算不算国耻？汉奸有大有小，小汉奸随着历史一起消失了，大汉奸们还是被排成了队伍，有民间称作“抗战十大汉奸”：汪精卫、曹汝霖、周佛海、陈璧君、郑孝胥、陆宗舆、章宗祥、褚民谊、江朝宗、齐燮元。十个人的名字从字面看都是有文化的，没有百姓的寻常叫法“二狗子”“二黑子”“狗剩”之类，但这些人以各种姿态和各种心理走向了汉奸道路，这条道路是一条不归路，明明知之，为何而为？就如今天屡杀不尽的贪官，明明知道贪污腐败是一条不归路，为何前仆后继地奋勇向前呢？利益、官欲、贪生怕死，这些因素应该都是有的，还有一些是盲从，抗战时期公认的一号大汉奸汪精卫投敌了，就带动着一大部分人一起投敌了，因为这些人相信汪精卫。周佛海这人是很特殊的，参加过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还有那个陈公博，过了三年党的生活却自动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而后随着汪精卫当了汉奸。世界上很少有无缘无故的选择，大敌当前，选择当汉奸，这些人也不是一激动就当汉奸了，应该是经过反复考量的，尤其是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选择当汉奸更是有自己的理由，是受文化渊源造支配的，这个渊源就是——汉奸文化。
　　汉奸是什么含义呢？词典介绍道“是有‘卖国’的能力，对国家民族产生侵害确有实际行为的中国人。”卖国尚需能力，爱国需要能力吗？无知者无畏，克楠斗胆称中国的源远流长的文化脉细里有一支汉奸文化，可能是大多数国人无法接受的，但是，血淋淋的抗战时期发生的事实不得不让人反思，确实是血淋淋的。汉奸当了汉奸不是束之高阁的，侵略者是以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没有人做过系统统计，抗战中中国军民死亡的人中，有多少是被日本人杀害或者在战斗中牺牲的，有多少是被汉奸杀害的，没有详尽的统计，但是肯定是很多，有资料统计中国军民合计3500万人死亡，日本军队仅仅死了200万。日本军队里有些旅团是混编的，有中国人（伪军）、韩国人、台湾人。这些旅团往往是当冲锋的，日军大部队在后面。再就是无辜平民惨死......用血写的文字总比墨汁写的文字更有说服力。不管汉奸们是出自什么理由当汉奸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帮助日本侵略者杀害中国同胞。当了汉奸，并不是全部用真刀真枪杀人的，也有用软刀子杀人的，比如褚民谊，当过教授，当过大学的校长，还是著名业余昆曲家，不能说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但还是当了汉奸，而且当得比较铁杆，担任过伪中日文化协会理事长，在日本受过天皇授予的一等旭日大绶章。光彩是光彩了，就是忘记了世界上还有“可耻”二字，在这个方面他还不如民国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这些人虽然劣迹斑斑，但是毕竟没有当汉奸。汉奸文化应该怎样归纳呢？粗略地说，那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置族格、国格、人格而不顾，甘心情愿牺牲“三格”而出卖国家、出卖民族。抗战时期的一号汉奸汪精卫即是这样，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曾经出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抗战爆发后担任过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地位可谓不低，但是1938年12月29日，公然向全国发“艳电”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真的是这样吗？北方各省保全了吗？沦陷各地收复了吗？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做到了吗？当了狗，就要乖乖地效忠于主人，日本人效忠于天皇，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和民族；汪精卫献媚于侵略者，是为了自己当国民政府主席。主席倒是当上了，前面要加一个定语“走狗”。笔者在这里，无意贬低狗，狗是人类的朋友，狗不嫌家贫，可是，关键是为谁当狗？
　　看久了汉奸的作为会使一个人心虚气短，为了排除这一心态不快，我连续看了三天抗战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以及历史纪实片。有在日军侵占热河,进逼平津,长城抗战全面爆发时，29军的赵登禹和他的战友们用大砍刀砍掉日本侵略者脑袋的历史功绩，有著名抗日英雄、战死疆场的张自忠，有在上海四行仓库的带着“八百壮士”的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有在临沂战役中张治中将军不顾私怨的高风亮节，有在缅甸抗日作战的戴安澜宣言：“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由步兵指挥官替代，各级照此办理。”戴安澜心系祖国，最后死在缅甸野人谷，显示了气节，对了，就是气节，一个民族、一个人的高贵之处在于有没有气节，而不在于你有多高的文化，有多么杰出的才能。气节是分母，没有气节，文化和才能这些都是零。抗战时期的十大汉奸在他们擅长的文化领域确是才华出众，是人尖子，但偏偏缺少了气节，因此，才华免谈，或者说，他们的才能都贡献给他们的主子了，才华就贬值了。我所在的冀南邯郸紧挨着山东的聊城，抗战时期聊城的抗日英雄范筑先将军，将军的遗骨至今安葬在邯郸的晋察鲁豫烈士陵园。每年清明，我都要去那里瞻仰一番，敬仰为了中华气节而殒身的仁人志士。常言道，多难兴邦。多难也盛产汉奸，尤其遇到了大敌当前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总是有一批人投敌叛国，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土壤里是有汉奸文化成长空间的。这就是说到了大敌当前，这些人在利益和气节发生矛盾的时候，为利益而放弃气节，以汪精卫为首的十大汉奸是这样做的，十万、二十万、三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小汉奸们也是这样做的。余秋雨先生在《十万进士》里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或者人格分裂,一个草根知识分子一旦当官了，就会无条件地效忠于皇帝，就会丢弃知识分子的人格的尊严。观察抗战时期的十大汉奸，除了江朝宗外，没有一个是大老粗，不仅满腹经纶，而且不少人留过学，见过大世面，可是还是选择当了汉奸。当了汉奸就一定舒服吗？非也。因为他们是双重人格的，他们有依赖外敌害国害民那一面，也有爱国那一面，就如一号汉奸汪精卫，他投敌叛国了，依然喊着“曲线救国”的口号，从他的一生的经历看，他的口号未必全是借口，只是曲线是否可以救国，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中国有科举，这是中国的教育的成功，中国科举里缺乏气节教育，亦是中国教育的失败。其实，儒家学说里是有气节教育的，如孟子的《孟子.滕文公下》中传承下来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人是大丈夫，这样的气节是大丈夫的气节，是阳光下的气节，可是国人并不是人人在阳光下生活，这样有气节的人怎样才能得到社会的尊敬，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我们许多城市设立了“见义勇为奖”，国家尚未建立）。中国的文化既有行大道那一面，也有实用主义这一面，文化的本身就形成了分裂，遇事总是两手应对，该“大道”的时候行大道，该实用主义时的选择实用，两边倒，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虚无主义。你到中国的各种书馆、书库看看，各类书籍像大山一般，但是到了真正该践行大道的时候，有些人就走了另一条道路。到现在还有一些人，在讲演中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到了该实行的时候，他们又是第一个不施行者，而且心里把坚决施行大道的人称呼为傻瓜笨蛋。两重性的文化基因，是汉奸文化生长的土壤，一旦到了适当的时候，汉奸就会成千上万地涌现。汉奸意识到如今还潜藏在国人心里，前几年我写表彰乡镇实干的“报告文学”，几乎走遍了我所在城市的各个乡村，遇到了不少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他们的语言几乎是一样的，倒是和个别村民交谈，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名言，其中和一个戴鸭舌帽的村民谈话时候，我问他，大家都在奔小康，你做了什么副业没有？他说，想做，但是....，我又问他，你刚刚三十岁，就没有理想了吗？他说，我的理想是当一个汉奸。我被惊叹了，看着他黝黑的脸庞和坚定的眼神，看到他不是开玩笑，而是认真说的。他越是认真，我越是害怕，心里哇凉哇凉的。
　　我所在的城市的烈士陵园，纪念馆里有一位青年烈士金方昌，每年清明节扫墓时候参观纪念馆，讲解员就金方昌牺牲的时候才18岁，在挖去了金方昌的眼睛，砍掉了他的手臂，但是他依然用断臂在监狱墙壁上写诗：“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大气凛然也。与金方昌的诗同样大气，就是抗战时期的一号汉奸汪精卫。人之初，性本善。汉奸并非天生的汉奸，是有一个过程的。汪精卫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经血气方刚，1910年3月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狱中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此诗一点也不亚于金方昌烈士的监狱诗。还有来自燕赵的另一位著名的刺客——荆轲，他受到燕太子之托上路的时候，在易水河边吟诗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别有一番气概也。当时，年轻的汪精卫的诗歌飞出了监狱，被国人知晓，一时成为青年楷模。人进了监狱，就有了两种选择，一种是为了求生而顺从，一种是为了道义而求死。青年汪精卫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是无私而无畏的。中国的明朝还有两位无私无畏的人，一个叫于谦，一个叫袁崇焕，两个人在监狱中都有飚彰民族气节的诗。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假设：如果汪精卫在刺杀清摄政王被杀了，就完成了中国有气节伟大青年的形象（就如抗日金方昌），可惜，人的成长是终生的，人面对诱惑和选择也是终生的，所以，汪精卫人生几个阶段是彼此无法代替的。中国是不缺乏有气节而且终生坚守气节的人，也不乏早年尚有气节而在中年晚年气节不保的人。对于汉奸来说，有气节的人称之为汉奸，侵略者会称之为朋友，因为这样的“朋友”是为侵略者服务的，是听他们的指挥棒的。我不知道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后来到了东北当了日本人扶植的满洲国皇帝的溥仪算不算汉奸，，知道当了伪皇帝的溥仪处处被日本人牵着，心情是不愉快的。汪精卫就一定愉快吗？未必也。中国的文化教育里，一方面有气节文化，另一面有解构气节的文化，比如“识时务者为俊杰”，词典曰：“是能认清时代潮流的，是聪明能干的人。认清时代潮流形势，才能成为出色的人物。”这样的教育是否可以给十万汉奸造成心理安慰呢，汉奸们会想，日本人来了，已经这是大势所趋，不和日本人合作与谁合作啊？那就合作吧，就成了俊杰了。比如汪精卫成了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终于当了第一把手了，同时也蜕变为臭气哄哄的狗屎堆了。这样的“识时务者”不仅过去有，现在依然大量存在着，因为已经形成了文化现象，在任何时代都是要传承的。看看贪官们的自白吧：大家都在贪，不贪白不贪，不贪，就会被同仁列入另类，就无法“进步”，人总得往高处走吧——这就是从众，从恶如流。我想，抗战时期的汉奸们也不是每个都有清晰的汉奸意识的，一定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大流者，别人都去日本人控制下的政府做事了，自己为什么不能去呢？当了汉奸，是识时务，是俊杰，不去当汉奸，是傻瓜笨蛋，到底是当傻瓜好，还是当聪明人好呢？有人做过逆向分析，如果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成功了，那这些汉奸的选择不就是对了吗？对什么啊，可耻啊！
　　一个民族敢于侵略另一个民族，是有过思量的。除了综合国力外，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气节是有考量的。上个时期抗战时期的中国，国土不能说不大，军队不能说不多，但人心不齐，自己人打自己人很多年，形成了极大内耗。于是，日本人就尝试着进攻中国了，先是东三省，没有遇到抵抗，再是热河，也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日本人胃口越来越大，开始吞噬中国的北方数省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节，一个民族应有一个民族的气节，在气节面前打了败仗，就败在了前面。民族的气节在哪里呢？先公后私，自强，自立，自省也。在当年，日本人看到了我们的老大中华是外强中干的，官员腐败，民心不齐，先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尝到了甜头，接着才敢于再次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侵略者也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竟然那样不中用，外敌来了，一下前仆后继地出现了那么多的顺民（汉奸）。当然了，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多省力啊。侵略者在中国是得意的，日本人一个小队，也就十几个人就可以控制一个县城，这是怎样实现的呢？就是汉奸们在协助实现的。外敌来了，投敌叛国，国人称之为汉奸，那么其它国家有他们的“奸”吗？比如日奸、法奸、美奸、德奸、英奸、俄奸等。有奸是正常的，关键是人数的多少，根据记载，抗战时期，汉奸的人数超过美奸、日奸、德奸、法奸、英奸、俄奸人数的总和。“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诗），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如何，是一个民族强大与否的内在原因，日军敢于发动侵略，就看到了当时的我们的中华是一个缺乏凝聚力的民族，因此才敢于以少攻多，以小欺大。反过来，日本的大和民族是有自己的精神支撑的，不要说他们的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武士道精神，仅仅说他们为了自强而敢于“明治维新”，皇权能够自我削弱，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除了君主立宪制外，全盘西化，就比我们走得快。说到“汉奸现象”，有学者分析，这是和“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系统有关，也和外来文化冲击和市场经济发展有关，老的被打碎了，新的尚没有建立起来，不恐慌才怪。由此我想到我们当下以经济建设为主线的发展道路，一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了，好像一切都好了，一俊遮百丑，确实令人担心。汉奸文化的产生和民族精神的空虚有关，和民族文化的缺乏自信有关，民族的凝聚力怎样建设？几千年的“气节文化”如何发扬光大？是当代的仁人志士值得思考并着手做的事情，空谈误国，实干兴国，扎扎实实地进行民族精神的再建设，不再喊空洞的口号，不再用形式主义坑害优秀的民族文化，敢于面对历史，承认我们曾经有过的十万汉奸的耻辱，知耻而后勇，我们可以建设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至少是可以超越日本的，这比的不仅仅是经济实力，还有文化，让来自东方古国——中国的文化开放出更加瑰丽的鲜花，用自己的清洁去衬托世界不少地方出现的脏吧。
　　
　　
　　
[ 本帖最后由 王克楠 于 2013-3-26 15:1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