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乡土怀旧系列之十八:乡村里来的上海人
2022-01-04抒情散文于文华
◆乡土怀旧系列之十八:乡村里来的上海人文/于文华人是有记忆的。时光的堆积、岁月的磨练、风雨的锻打、生活的烟尘,不断日积月累、积累丰厚着人的记忆。而某个不经意的思绪、某次偶然事情的触动、某个熟捻人物面孔的记起,都会情不自禁地让人产生一缕缕怀……
◆乡土怀旧系列之十八:乡村里来的上海人
文/于文华
人是有记忆的。 时光的堆积、岁月的磨练、风雨的锻打、生活的烟尘,不断日积月累、积累丰厚着人的记忆。而某个不经意的思绪、某次偶然事情的触动、某个熟捻人物面孔的记起,都会情不自禁地让人产生一缕缕怀旧的念头——这念头会牵引着我们,重新走进昨天的时光隧道,回忆起一幅幅鲜活的画面,思索起往日的一个个场景,犹如黑白照片,虽则定格在过去,但脑海的沟沟坎坎里,却始终珍藏着那些难忘的日子。 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在街上的学校就读。每天每天,我走过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抚摸着乡人温厚宽和的目光,咀嚼着树木河流清风庄稼的气息,吸吮着牛羊骡马以及植物土地的呢喃,渴饮着饱蘸美好理想信念金色阳光银色月亮的光芒,播种收获着我青春梦想的点滴酸涩些许甘甜几多苦闷……
有一天,我发现一个身材高挑、打扮艳丽的女人在窄窄的乡街上走路。她绝然不像一般的乡里人,无论外观抑或行为举止和我们生活的地域格格不入,显得从容、稳重,慢条斯理,又透着某种特别的说不出理不明的韵味。她一手举着一把花雨伞(其实,严格意义上应该是阳伞),一手提着一个手工编织的竹筐,筐里随意放着几把绿菜、三五个胡萝卜,好像平常普普通通的菜蔬,因了与众不同的她,而有了超然物外的色彩。好奇心极盛的我,那天上课老走神,使劲想她来自何方,是做什么的,为何和乡村司空见惯的其他人不一样。要知道,在六七十年代的乡村,大晴天的撑一把雨伞无所事事地走路,穿一身色泽华丽的衣服,绝对是另类与出众的表现,被当作有伤风化的举动,轻则被人议论纷纷,说重点要是上纲上线则是要挨批斗的。
上学的中学门前,有一条清澈的小河,那时节还经常流淌着清凌凌的河水。简陋的木桥边,是几家店铺,一间是那对上海夫妇的住处兼小百货店,旁边是一间理发店。不几天,墨水用完,同学约我到一个小店买一种“蓝水精”——一个小小的纸包里包着的东西,放到蓝水瓶里,加点水,就和商店里的墨水几乎一模一样,写起来照样流利。我惊奇地发现,店主就是那天我无意碰见的女人。她的头上是像鸡窝般的烫发,脸颊雪白雪白,而嘴唇又血红血红的,嘴上还叼着一根香烟,和我们村子里的女人更是天壤之别,模样也极为吓人,就像小人书与童话里我们看到的狼外婆,我们匆匆忙忙进去,简直是落荒而逃跑出。同伴说,她是“吃人婆” ——你看她的嘴唇那么血红,听说还经常吃癞蛤蟆。(事实上是以讹传讹,上海人吃的是田鸡,她向村子里的人要过几只癞蛤蟆,感觉不像她们的田鸡,就再没有考虑吃的意思)。当时街上只有公社商店,而她则经营着一个极小的店铺,里面陈列着她从上海带来的一些文具用品,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她能够名正言顺地经商,到现在我都是百思不得其解——在集体国营经济时代,为什么公社单单对她网开一面,让她“一花独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何她能够做小买卖而不怕运动打击……至今仍是我心中的不解之谜。她出售的无非是铅笔刀、田子本、铅笔、纸张和女孩子的雪花膏、风油精之类的小商品,而她的铅笔产自上海,外观显得美观大方,色彩多种多样,可以随便挑选,写起字来又格外顺手,尽管有些怕她,但可以买到公社商店没有的心爱文具,所以又不得不时常光顾。其实,看见我们走进,她一般是细声细气,和颜悦色地和我们说话,不像想象中传说里的那么可怕,反而有些可爱。因为她递给我们铅笔本子之外,不时送我们几粒“豆豆糖”——像豆子一般大小,花花绿绿的未加包裹的糖,感觉极为甜美!顺便不问一问我们家住哪里,姓啥名谁,多大了几年级之类的话语。但想起种种传闻,天然的恐惧,加上农村孩子的胆怯、羞涩,孤陋寡闻,我们一般是问什么答什么,拿上东西就走人。当然,对她的免费馈赠,却是坦然接受。大概她家中无儿无女,对我们乡村孩子,更多的是一种母亲般的疼爱,是一种来自大地方人的大度和宽容。而我们,则显得小肚鸡肠,常常本能地排斥,不敢轻易地走进店面,除非万不得已才跨进她的门扉。 那女人虽说上了年纪,但穿着整洁、时髦,又会收拾打扮,梳妆的模样齐整,衣服的色彩更是非同凡响,有别于那时的单调贫乏,和乡村灰头灰脸又不加收拾的乡下女人相比,简直无法相比。后来进一步确证她是和丈夫一同来自天堂般的上海,就更让我们奢望和产生无限的遐想——那是多么遥远多么美好的地方,旧时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解放后是摩天大楼,车水马龙……啧啧,真了不得!他们竟然从神仙般的所在,到我们这般贫穷的地方来,就更让人佩服。长大后才明白,他们是为了减轻城市压力,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从天南地北来支援边远地区的建设,主动到西部落后农村落户。当时,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往全国各地抽调输送了数十万计的家庭,极大地缓解了城市粮食、交通、就业、住房、购物等危机,有效支援了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陆续回城,但有些人现在仍然居住在农村——他们的后代已经和居住地水乳交融,无法也不愿离开他们的“第二故乡”了。再后来到县城的高中参加补习,发现了许多来自四川成都、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大城市来支边的老师,他们一个个满腹经纶,才华八斗,讲起课来既风趣幽默、妙趣横生,又体系完整、头头是道,使我们得益匪浅,收获颇丰,也奠定了我县教育体系的初步规模与基础,为以后基础教育持续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我的老师中就有两位,18岁满腔热血来支边,找了个靠近火车站的县城,想干些年就打道回府。但直到退休,儿女大多在甘肃,社会关系和生活习俗已经完全西北化,而在长沙的亲戚与各种关系已经淡漠,况且他们“人老珠黄”了,原来的居住城市也不想接受,只能在西北默默老去了。
和女人一同来的男的是位理发师,相比而言,就和村子里的男人毫无二致,不长出门。时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的齐齐整整,经常干干净净。说他是理发师,是他的手艺有别于乡村的剃头匠。记得小时候每次理发,我都要哭鼻子。不是我不懂事和乖巧,实在是因为大伯与父亲的技术太差,理发工具粗糙差劲。大伯的那把剃头刀又老又笨,一看见头皮就感觉发疼。他常常把我的头颅强行用大腿压住,在黑布裤子上磨几下就下手,父亲则按住我扭动的身躯,就像杀猪般死死按着,而我疼的一个劲跳弹着。这样挣扎常常是徒劳无益的,结果是我的头皮剃成一道又一道的口子。有口子也不怕,大伯把脚下的细土抓些,随手按住流血的地方,再继续不慌不忙地剃头,反正头剃不完是不松手的。现在想来都有些害怕,两个大人,按住一个小小孩童,用一把生锈的剃头刀,使劲在头皮上刮,疼痛难忍,痛哭流涕,而大人们为了省事省钱,夏天经常把我的一头黑发,剃成和尚般的光头,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和美观。哭闹、反抗、逃跑,最后换来的是越来越多的长长短短的血疤。上海理发师的到来,无疑是我们乡村孩子极大的超级享受。 理发师和大伯之类的乡村剃头匠有着本质的区别。一进门,他会将雪白的一块布单披在我们身上,然后招呼我们坐在一个大大的专用理发转椅上,就是不理发,这样坐坐,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他对人一律一视同仁,没有孩子与大人的区别,也没有工人、干部、农民的势利眼,尤其格外喜爱给我们学生理发。转椅轻轻一转,面向一块大大长长的镜子,以谦和而亲切的话语问我们理什么发型,是平常头还是小平头,是三七开还是中分式。这些都不大懂得,只说是随便,理好就成。他手里举着一把手推理发工具,动作极为轻柔、感觉极为舒服。雪白的布单,明亮的镜子,友善的面孔,客人般的待遇,和家里强行按住、疼痛难忍的理发,简直无法用贫乏的语言形容。接着他用一把飞快的小剪子修饰一番,转椅不时轻轻转动着,剪刀“擦擦”响,刀起刀落间,不觉意间发丝纷纷落地,而一个小平头已然理好。还不急,理发的上海男人拿过来一块温热的毛巾,敷在脸上,将脖子里钻进去的碎发擦干净,再将耳朵后、脖颈里的汗毛刮刮。心想这下离完了吧,他取走毛巾,再拿小刀将脸上、眉毛、前额收拾一番(这叫净面,如今的理发师哪有这样的技术),擦点香油,用他温和的大手按摩一番,才取走布单,唤醒就要沉浸到甜蜜梦想里的我们——到上海理发师那里理发,是我们求之不得、梦寐以求的事情,他收费低廉,对我们学生收的就更少,我们等不到头发长长就想去理。 那对上海夫妇在我高中毕业后不几年返回了他们熟悉的故乡,而他们在贫穷的西北边陲留下的影响却是那样深刻——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在许多乡村孩童幼小的心灵深处,种植下一种叫做向往美好的情愫,并且一直萌芽、绽叶、结果,尽管我没有如愿以偿走进大城市,但我故乡的许许多多同学,有的漂洋过海远在澳大利亚、美国、瑞士、英国留学工作,有的生活奔波在上海、天津、重庆等大地方,梦想成真,不能不说当年没有被上海女人呵护过、感染过,被来自上海的理发师精心服侍过、照料过。 许多年过去,那剃头刀的疼痛与理发剪子的温柔以及那上海女人的宽厚平和,在我心底一直积淀着、感动着。它使我珍惜生活中的点滴温暖,时刻明白:只要一个人心灵中始终有美好情愫的存在,他的生活就一定是阳光明媚的。
(全文3590字)
文/于文华
人是有记忆的。 时光的堆积、岁月的磨练、风雨的锻打、生活的烟尘,不断日积月累、积累丰厚着人的记忆。而某个不经意的思绪、某次偶然事情的触动、某个熟捻人物面孔的记起,都会情不自禁地让人产生一缕缕怀旧的念头——这念头会牵引着我们,重新走进昨天的时光隧道,回忆起一幅幅鲜活的画面,思索起往日的一个个场景,犹如黑白照片,虽则定格在过去,但脑海的沟沟坎坎里,却始终珍藏着那些难忘的日子。 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在街上的学校就读。每天每天,我走过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抚摸着乡人温厚宽和的目光,咀嚼着树木河流清风庄稼的气息,吸吮着牛羊骡马以及植物土地的呢喃,渴饮着饱蘸美好理想信念金色阳光银色月亮的光芒,播种收获着我青春梦想的点滴酸涩些许甘甜几多苦闷……
有一天,我发现一个身材高挑、打扮艳丽的女人在窄窄的乡街上走路。她绝然不像一般的乡里人,无论外观抑或行为举止和我们生活的地域格格不入,显得从容、稳重,慢条斯理,又透着某种特别的说不出理不明的韵味。她一手举着一把花雨伞(其实,严格意义上应该是阳伞),一手提着一个手工编织的竹筐,筐里随意放着几把绿菜、三五个胡萝卜,好像平常普普通通的菜蔬,因了与众不同的她,而有了超然物外的色彩。好奇心极盛的我,那天上课老走神,使劲想她来自何方,是做什么的,为何和乡村司空见惯的其他人不一样。要知道,在六七十年代的乡村,大晴天的撑一把雨伞无所事事地走路,穿一身色泽华丽的衣服,绝对是另类与出众的表现,被当作有伤风化的举动,轻则被人议论纷纷,说重点要是上纲上线则是要挨批斗的。
上学的中学门前,有一条清澈的小河,那时节还经常流淌着清凌凌的河水。简陋的木桥边,是几家店铺,一间是那对上海夫妇的住处兼小百货店,旁边是一间理发店。不几天,墨水用完,同学约我到一个小店买一种“蓝水精”——一个小小的纸包里包着的东西,放到蓝水瓶里,加点水,就和商店里的墨水几乎一模一样,写起来照样流利。我惊奇地发现,店主就是那天我无意碰见的女人。她的头上是像鸡窝般的烫发,脸颊雪白雪白,而嘴唇又血红血红的,嘴上还叼着一根香烟,和我们村子里的女人更是天壤之别,模样也极为吓人,就像小人书与童话里我们看到的狼外婆,我们匆匆忙忙进去,简直是落荒而逃跑出。同伴说,她是“吃人婆” ——你看她的嘴唇那么血红,听说还经常吃癞蛤蟆。(事实上是以讹传讹,上海人吃的是田鸡,她向村子里的人要过几只癞蛤蟆,感觉不像她们的田鸡,就再没有考虑吃的意思)。当时街上只有公社商店,而她则经营着一个极小的店铺,里面陈列着她从上海带来的一些文具用品,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她能够名正言顺地经商,到现在我都是百思不得其解——在集体国营经济时代,为什么公社单单对她网开一面,让她“一花独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何她能够做小买卖而不怕运动打击……至今仍是我心中的不解之谜。她出售的无非是铅笔刀、田子本、铅笔、纸张和女孩子的雪花膏、风油精之类的小商品,而她的铅笔产自上海,外观显得美观大方,色彩多种多样,可以随便挑选,写起字来又格外顺手,尽管有些怕她,但可以买到公社商店没有的心爱文具,所以又不得不时常光顾。其实,看见我们走进,她一般是细声细气,和颜悦色地和我们说话,不像想象中传说里的那么可怕,反而有些可爱。因为她递给我们铅笔本子之外,不时送我们几粒“豆豆糖”——像豆子一般大小,花花绿绿的未加包裹的糖,感觉极为甜美!顺便不问一问我们家住哪里,姓啥名谁,多大了几年级之类的话语。但想起种种传闻,天然的恐惧,加上农村孩子的胆怯、羞涩,孤陋寡闻,我们一般是问什么答什么,拿上东西就走人。当然,对她的免费馈赠,却是坦然接受。大概她家中无儿无女,对我们乡村孩子,更多的是一种母亲般的疼爱,是一种来自大地方人的大度和宽容。而我们,则显得小肚鸡肠,常常本能地排斥,不敢轻易地走进店面,除非万不得已才跨进她的门扉。 那女人虽说上了年纪,但穿着整洁、时髦,又会收拾打扮,梳妆的模样齐整,衣服的色彩更是非同凡响,有别于那时的单调贫乏,和乡村灰头灰脸又不加收拾的乡下女人相比,简直无法相比。后来进一步确证她是和丈夫一同来自天堂般的上海,就更让我们奢望和产生无限的遐想——那是多么遥远多么美好的地方,旧时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解放后是摩天大楼,车水马龙……啧啧,真了不得!他们竟然从神仙般的所在,到我们这般贫穷的地方来,就更让人佩服。长大后才明白,他们是为了减轻城市压力,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从天南地北来支援边远地区的建设,主动到西部落后农村落户。当时,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往全国各地抽调输送了数十万计的家庭,极大地缓解了城市粮食、交通、就业、住房、购物等危机,有效支援了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陆续回城,但有些人现在仍然居住在农村——他们的后代已经和居住地水乳交融,无法也不愿离开他们的“第二故乡”了。再后来到县城的高中参加补习,发现了许多来自四川成都、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大城市来支边的老师,他们一个个满腹经纶,才华八斗,讲起课来既风趣幽默、妙趣横生,又体系完整、头头是道,使我们得益匪浅,收获颇丰,也奠定了我县教育体系的初步规模与基础,为以后基础教育持续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我的老师中就有两位,18岁满腔热血来支边,找了个靠近火车站的县城,想干些年就打道回府。但直到退休,儿女大多在甘肃,社会关系和生活习俗已经完全西北化,而在长沙的亲戚与各种关系已经淡漠,况且他们“人老珠黄”了,原来的居住城市也不想接受,只能在西北默默老去了。
和女人一同来的男的是位理发师,相比而言,就和村子里的男人毫无二致,不长出门。时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的齐齐整整,经常干干净净。说他是理发师,是他的手艺有别于乡村的剃头匠。记得小时候每次理发,我都要哭鼻子。不是我不懂事和乖巧,实在是因为大伯与父亲的技术太差,理发工具粗糙差劲。大伯的那把剃头刀又老又笨,一看见头皮就感觉发疼。他常常把我的头颅强行用大腿压住,在黑布裤子上磨几下就下手,父亲则按住我扭动的身躯,就像杀猪般死死按着,而我疼的一个劲跳弹着。这样挣扎常常是徒劳无益的,结果是我的头皮剃成一道又一道的口子。有口子也不怕,大伯把脚下的细土抓些,随手按住流血的地方,再继续不慌不忙地剃头,反正头剃不完是不松手的。现在想来都有些害怕,两个大人,按住一个小小孩童,用一把生锈的剃头刀,使劲在头皮上刮,疼痛难忍,痛哭流涕,而大人们为了省事省钱,夏天经常把我的一头黑发,剃成和尚般的光头,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和美观。哭闹、反抗、逃跑,最后换来的是越来越多的长长短短的血疤。上海理发师的到来,无疑是我们乡村孩子极大的超级享受。 理发师和大伯之类的乡村剃头匠有着本质的区别。一进门,他会将雪白的一块布单披在我们身上,然后招呼我们坐在一个大大的专用理发转椅上,就是不理发,这样坐坐,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他对人一律一视同仁,没有孩子与大人的区别,也没有工人、干部、农民的势利眼,尤其格外喜爱给我们学生理发。转椅轻轻一转,面向一块大大长长的镜子,以谦和而亲切的话语问我们理什么发型,是平常头还是小平头,是三七开还是中分式。这些都不大懂得,只说是随便,理好就成。他手里举着一把手推理发工具,动作极为轻柔、感觉极为舒服。雪白的布单,明亮的镜子,友善的面孔,客人般的待遇,和家里强行按住、疼痛难忍的理发,简直无法用贫乏的语言形容。接着他用一把飞快的小剪子修饰一番,转椅不时轻轻转动着,剪刀“擦擦”响,刀起刀落间,不觉意间发丝纷纷落地,而一个小平头已然理好。还不急,理发的上海男人拿过来一块温热的毛巾,敷在脸上,将脖子里钻进去的碎发擦干净,再将耳朵后、脖颈里的汗毛刮刮。心想这下离完了吧,他取走毛巾,再拿小刀将脸上、眉毛、前额收拾一番(这叫净面,如今的理发师哪有这样的技术),擦点香油,用他温和的大手按摩一番,才取走布单,唤醒就要沉浸到甜蜜梦想里的我们——到上海理发师那里理发,是我们求之不得、梦寐以求的事情,他收费低廉,对我们学生收的就更少,我们等不到头发长长就想去理。 那对上海夫妇在我高中毕业后不几年返回了他们熟悉的故乡,而他们在贫穷的西北边陲留下的影响却是那样深刻——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在许多乡村孩童幼小的心灵深处,种植下一种叫做向往美好的情愫,并且一直萌芽、绽叶、结果,尽管我没有如愿以偿走进大城市,但我故乡的许许多多同学,有的漂洋过海远在澳大利亚、美国、瑞士、英国留学工作,有的生活奔波在上海、天津、重庆等大地方,梦想成真,不能不说当年没有被上海女人呵护过、感染过,被来自上海的理发师精心服侍过、照料过。 许多年过去,那剃头刀的疼痛与理发剪子的温柔以及那上海女人的宽厚平和,在我心底一直积淀着、感动着。它使我珍惜生活中的点滴温暖,时刻明白:只要一个人心灵中始终有美好情愫的存在,他的生活就一定是阳光明媚的。
(全文359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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