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深度：点评《求一个好死》与《如此偶然事件》并谈文学的本质

　　最近散文版佳作叠出，弄得加精华颇为难以取舍。眼看得已是满目宝石了，又不得不为拍案叫绝的文章加精华。就今天而言，最后加精华这两篇文章，我认为其深度与用力是盖过近日多数散文的。 　　《如此偶然事件》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深入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一百多年侵略的野兽心理与罪恶的人性。写这样的文章，是需要花很大力气，搜集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然后进行缜密的思考，又不能用论文的语言，还要用散文的艺术语言写出来，这难度自然很大。因此，说它们在深度上盖过了其它散文，自然是当之无愧的。 　　《求一个好死》涉及了一个极严肃的人文大问题。死刑问题与死刑执行的文明问题，是现代社会关注的重大伦理与法治的大问题。废除死刑在美国有些州以及加拿大、欧州有些国家都在尝试实施。虽然废除死刑目前还不能在中国施行，但讨论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判处死刑是基于这样一个法学理论：任何人都不享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力，因此，凡是剥夺他人生命的罪犯就必须有生命来偿还。然而，这个法理却陷入了一个悖论：既然任何人都不享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力，那么，谁有权力去剥夺死刑犯的权力呢？显然是没有人享有这个权力，因此，死刑是应该废除的。 　　这篇文章不仅涉及到死刑的法理问题，而且从历史史实来深入探讨死刑的文明问题。废除死刑不仅在上述法理上的悖论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死刑这种刑罚的确当的问题。任何时候，都无法消除冤案，那么，死刑刑罚中自然也不可能避免冤案。日前，佘祥林被控杀死的妻子活着回来，给社会，给公检法开了个大玩笑。而这种事件背后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司法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办错案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能够说过去的，它意味着犯罪。正如罪犯在认罪时常常说“我错了”。既然办案人员不可能不犯罪，那么错案的存在决定了废除死刑的必然。 　　如果文章只是讨论这个问题，那还是一个悖论本身的问题，但是，文章没有就此而论，它深入到张志新这宗冤案上来，揭露出了当权者的野兽行径真是令人发指！然而这宗冤案最终平反之后，却只见到给张志新一个空头的烈士称号，涉案人员却依然逍遥法外。也就是说，一大批犯有强奸、谋杀、酷刑、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罪行的犯罪分子消遥法外。而他们最终却因为把罪责归咎于“极左路线”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这无论在法理上来讲，还是在人道上来说，都是无法还共和国一个正义的！ 　　谋杀张志新的刽子手的残忍，与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残暴是脉相称的。他们都在堂皇的“理论”借口下，犯着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对这些罪行的深入揭露和不断的考问，是人类进步的必经之路。 　　散文，它以真实为其生命，它以情感与人文关怀为其基本的格调。当我们抒写自己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我们的笔不能仅仅局限于眼前的风花雪月。当这些野兽依然消遥法外的今天，当日本军国主义依然在仇视中国的时候，你如果对此还毫无知觉，那很有可能应了古人那句话：“死于安乐”，因为不能生于忧患。 　　当今是一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这是一些人为自己的颓废的价值观寻找借口的说辞而已。任何时代，对文学的价值观都必不可免的要作出抉择。 　　文学，历来就是政治。可是今天，我们却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企图龟缩到“远离”政治的角落里去无病呻吟。这实质上是对文学性的极大放逐。现代文学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无不涉足对文学的政治性的理解。说到底，无论是作者权威也好，读者权威也好，都是权力的表现，都是话语权力的争夺。文学，就是话语权力的运动。 　　传统文学理论力图建构一个意义中心，这个意义中心，是为了维护权力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巩固其权力地位而建构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开宗名义就说“人是政治性动物”。没有政治性，那就不成其为人了。 　　正因为这个原因，主张文学的过程，就是提出文学主张的过程，选择文学观念的过程，就是选择话语权力的过程。进行文学活动的过程，就是实现话语权力的过程。任何人，只要他进入文学交流，都必然表现其作为政治动物的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可以逃离政治的文学。即使某些人有这个乌托邦，那也只不过是他们的政治表现而已。企图远离政治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 　　政治，是一个权力对另一个权力的支配关系，是一个力量对另一个力量的支配关系。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必有一个处于主要地位，另一个处于从属地位。主从地位这种结构，是政治的核心结构。而这种规约性的结构，不是抽象的国家机器，也不是抽象的单位结构，而是一种被规约到语言中的结构。在语言中，语音强弱的主从关系，词语虚实的主从关系，都是这种政治关系的话语体现。 　　如果说语言上的这些政治规约已经被现代语法家们从政治属性中割裂开来（很难想象一个不懂语言的政治属性的家伙能算是懂语法的语法学家），那么，文学中的所有机制，都是政治关系的制度体现。诗的韵律、节奏强弱，结构力量等等，这些规约都是政治关系的内化形式。现代诗违反格律诗的要求，恰恰证明了它的政治属性（也规约相对）。至于小说中的虚实关系、飞白关系，结构关系等等，无一不受政治结构的同构。这一切足以表明文学的政治属性。 　　因此，我们的散文，只有主动关注这样的问题，才算真正的文学，不主动关注这样的问题，就不是真正的文学。语言的艺术，就是政治艺术的语言体现。 　　　当我们不得不选择政治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要作出抉择。因此，我们毫不客气地反对那种割裂文学的社会关怀的倾向。我们认为这种倾向是一种孱弱的文风，一种病态的文风。 　　　正因为这样，　我们说，像《如此偶然事件》《求一个好死》这样的散文是散文中的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