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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散文

亮瓦

2022-01-04经典散文
[db:简介]


    亮瓦
    邓世太
    一
    摸黑赶夜路。
    黑暗是锅底,倒扣在无边无际的天地间。我只能看见黑,却摸不着它的形,更分不清东西南北。道路、山峦、树木、溪流、庄稼……统统被锅底吸入黑暗。
    不时传来的犬吠声,刺破旷野的寂静。顺着声音,依稀能够看到几点灯火,让我感到这是人间。借助这微弱的光,我睁大双眼,寻找前进的方向。
    追光。向前。
    二
    为我的人生,送进第一缕光,是斗大的字识不到一筐的奶奶。
    眼看我到了读书的年龄,奶奶便召集二爹、三爹商议:二毛、闷子、光毛这三个伢,都该上学了啊!
    家谱记载,我族自明朝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从湖北黄安(现红安)迁居河南光山以来,将近500年时间里,没有出过名列史志的人物。学问最大的,只考取国子监生。但是,族人对学问的向往,从来没有改变。民国八年修谱编排字辈时,以“明廷宗汉世,继志永新朝,道德光先绪,人文焕彩昭”为世序,昭示后人不忘祖德,崇学尚善。
    让孙子们读书认字。这缕光,引导着奶奶,迈着裹紧的小脚,牵着我一路前行。
    泼河水库建成后,越涨越高的河水,张开贪婪的喉咙,渐渐呑噬了邓小寨通往外界的道路。
    邓小寨,从此沦为孤岛。
    奶奶吩咐汉涛小佬:你划船送三个伢到邓西湾上学去!
    先祖迁居光山的始居地叫邓家冲。邓姓子孙,如一根藤上的瓜蔓,沿着起伏的丘陵开枝散叶。集结如瓜瓞般的村庄,名字都带着姓氏的烙印:邓围孜、邓东湾、邓西湾、邓小寨、邓贴,间或穿插至唐河、榨湾、陈洼。
    为我启蒙的邓西湾小学,其实是村民临时腾出的三间土坯房,聘请的教师,也是本家的一名初中毕业生。
    一扇门。两个窗。三间屋。
    这就是我们的教室。
    和一般的住家户一样,土坯墙上的裂缝,用稻草把子塞住,不让它漏风。木头柱子,圆周被粉笔和墨水涂抺成无规则的图案。屋顶是一片片鱼鳞状的黑瓦,像接受检阅的士兵,接受风吹日晒,雨打霜浸。
    课桌是用土坯垒的。凳子是自带的。
    两个班。20多个学生。一块可搬动的黑板。不同年级背对着坐。
    没有教材,每人发一本红皮的九大《党章》。上面蚂蚁一样躺着的字,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
    老师不教我们数数,也不教我们写字,第一课是在黑板上写5个大字,由树棍指着领读:毛主席——万岁!学生们昂着头,两眼盯着老师,晃动着脑袋,张着大嘴,扯动喉咙,跟着念:毛主席——万岁!
    所有的知识,都写在老师的嘴上。我的目光紧盯着老师的嘴唇,偶尔顺着老师的头顶,攀爬到屋顶。
    屋梁间没有摆放农具或柴草,屋顶的三片亮瓦,显得格外明亮。
    我不知道,亮瓦是用什么材质弯曲而成。虽然叫瓦,但不是黑色,透亮。
    亮瓦的存在,既弥补了室内光线的不足,也让我逐渐记住,阳光透过亮瓦移到第七排土坯时,下课。移到第三排土坯时,放学。
    放学后,我们搬着自家的板凳,趟着被水呑没的路脊,回家。
    无边无际的水面,被温暖的秋阳照耀,泛着金子般的光芒。这细碎如金的波纹,如锦缎般层层铺展开,如梦似幻,诱惑着我们向深不可测的远处,探索。站在被浅水淹没的草坪上,脚底下软软的,宛若一只温柔的小手,轻轻地挠着,舒服极了。河水略带暖意,鲢鱼、鲫鱼、白条,以及叫不出名称的鱼们,在清澈的水底快活地游动。偶有青虾,在水草中穿梭嬉戏……从见到小鱼那一刻起,我的魂,就被它灵活的姿态勾走了。
    如果变成一条小鱼,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该多好!
    不能变成小鱼,捉几条小鱼玩玩,拿回家让奶奶炸着吃,该有多香!
    哥仨不约而同,把手中的板凳当鱼罩,模仿大人,照着游动的鱼砍下去,然后伸手在凳子底下摸。论个头,我们不知是鱼的多少倍,可对这些头一摇尾一摆的精灵们,无论单手捉,还是双手捧,竟然一个也捉不住!凳子的四条腿,竟然一点也阻挡不住小鱼游动的方向。一次又一次地扑空后,我们挽起的裤管和袖头松开,纷纷掉进水里,就连书包里的书本和铅笔,也悄无声息地滑进水里,成为游鱼哄抢的对象……
    鱼,没有捉到,人,反而被鱼们戏弄。
    如果捉到手,看我不把你生吃掉!就在我愤愤不平地为战绩懊恼时,忽听到一声断喝:谁让你们在这里玩水?
    抬头一看,是二爹!他虎着的脸,黑煞般,正翻着眼珠瞪我们。
    回到家,奶奶把我的湿衣服脱下,高高地举起鸡毛掸子,让我光腚站在墙根,手指头戳着我的脑门,大声呵斥:你想死不是?这水库到处是水,你万一被“鱼精”拖到深水氹子里,一脚滑下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小命就没有了,谁能救你?
    奶奶给我讲的故事,没有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也没有卖火柴的小女孩,只有妖魔鬼怪组成的善恶报应。在水里,是厉害的是成精作怪的“鱼精”!
    我明白了:那些浮在水里的光,虽然明亮,但,是不能追的。
    看着我委屈地瘪起小嘴,满眼噙泪,奶奶放下手中的“武器”,继续审问:说,以后还玩水不?一遍遍地审问,直到我嗫嚅着答应不再玩了,才让我去盛饭。
    为防止玩水,每次放学前,老师在我手心用红墨水做记号。回到家伸开手掌,奶奶检查,如果记号丢失,要么挨板子,要么饿肚子。
    汉涛小佬忙了,没人摆渡,我们过不去水,就失学在家。
    我便拿着那本《党章》,去找识字的大爹,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我听----哪怕他刚端起饭碗。
    大人们看到我认真的劲头,纷纷夸奖:这伢用心,是块读书的料!
    三
    又一轮春风吹绿山河时,我们被上涨的河水,驱离了邓小寨。
    《康熙字典》里,有个上下结构的汉字,上“合”下“水”,念“洼”,表示周围是丘陵,低处有积水。与邓小寨相距约5公里的罗洼大队大余湾村余东生产小队,腾出针锥之地,容我和奶奶落脚。昔日一起上学的两位学伴,也被政府插花式安置到别的村子里。
    邓西湾小学,相当于我的学前班。罗洼大队张湾小学,拉开了我正式读书的序幕。
    张湾小学离我家约一里地,同样是借私人房屋,条件比邓西湾的好些:有三个教室,各年级分开上课。语文和数学,分别由民办教师黄光宝和邬贤清讲授。两位老师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教室外面有公共厕所。
    有教室。有老师。还有书。教学也规范起来:语文老师教字的读音和笔画,还兼教音乐。算术老师教加减乘除,兼教画画。
    我和奶奶,属于政策规定的“孤儿五保”户。我读书期间,免交学费。但书和作业本,要自己掏钱购买。奶奶总是不能按时凑齐相关费用,我的教科书,经常锁在老师的抽屉里。
    坐在我周围的小伙伴,捧着印刷得五颜六色的教科书,嗅着浓浓的墨香,翻阅鲜艳的插图,心里美得惊叫连连。我两手空空,心里像有只小虫在爬,忍不住咬手指头,口水暗咽。放学路上,同学们相互追逐,他们的书包鼓囊囊的,我的书包薄如片纸。和凤毛赛跑,她手捂书包,害怕书和铅笔溜出来,我的书包空荡荡的,奔跑起来有飞的感觉。她总是追不上我。
    三年级上学期,我领到的最后一本语文教材,竟然前半部分重复,缺少后半部分!大概是工人师傅忙于“抓革命”,忘记“促生产”。开学已经一个多月,我领到的“残疾书”,无处退,无处换。
    同学们的作业,数字写在横格上,汉字写在方格里,毛笔字写在田字格里,整齐美观,让我羡慕不已。
    家乡风俗,每年正月十五晚上,各家各户都要去祖坟祭奠。除了磕头、烧纸、放炮以外,还要送亮:把不同颜色的纸张,糊成筒状的“裤脚灯”,用竹签固定在坟前,里面点燃蜡烛,请逝去的祖先,回来与后人团圆。我没钱买作业本,每年正月十六,奶奶让我起大早,去山岗上去收集“裤脚灯”,拿回家比照作业本大小,裁整齐,用纳鞋底的线缝起来。我所有的作业,都写在无格的红纸、黄纸、蓝纸、白纸上,见缝插针,毫无章法,老师批改起来很费劲----我作业的真实面貌,只能在试卷上见到。这样写完的作业本,也舍不得扔,留着练毛笔字。
    生活上缺衣少穿,学习中缺书少笔,但我的学习成绩,总是排在年级第一。
    我的方法是,上课时用心听讲,下课后借同桌的书,在校把作业写完。回到家里没事干,拿着木棍在地上划字、算数。听到村里狗叫,或者有人大声喊叫,我就想跑出去看。奶奶看我心不在焉的样子,便把我叫到堂屋里训斥一番。我眼睛看着她的脸,心里还在用手指写某字的笔划。
    村中间住着的张奶奶,每次见了我,总喜欢拉着我的小手,问冷不冷,有时摸摸我的肚皮,看我吃饱没有,顺便拿几个红薯,或抓一把花生,放进我书包里。那天我放学路过张奶奶家门口,发现她刚娶回来的儿媳妇,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张奶奶坐在地上,头发散乱,不停地抺眼泪。我刚回到家,把书包放下,突然看到张爷爷飞快地往家里跑,后面有人跟着。我好奇地赶到张家,看见张奶奶平躺在床板上,张爷爷不停地揉她的肚子,旁边的人把她的嘴掰开,往肚子里灌肥皂水,张奶奶的儿女在一边大声地哭号,她就是不吱声。旁边的人小声嘀咕,说张奶奶和儿媳妇呕气,喝了一瓶剧毒农药1059。
    张奶奶出殡那天,我随着送葬的人流,送她去村西边的小山洼安息,心里对1059农药充满了憎恨:因为有你的存在,世界上又少了一个给我亮光的人!数学考试时,明明得数应该是100,我却在答案里减去1059。心想:以后没有了1059,世界就安宁了!数学老师怎么也分析不出,数字1059是从哪冒出来的?
    大概上四年级,学校来了一位女老师,名叫徐进军。她上课总喜欢提问我,课后我问她从报纸上看到的生字,有的她也解答不了,只好去翻书。我发现那本小而厚的书,很神秘,上面不仅有字和词的解释,还有图片。她告诉我:别小看这本书,它可是最权威、最有学问的老师!我看到书脊上的4个大字——《新华字典》。
    如果有一位老师,能够随时解答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将是多么幸福的事!
    跟着奶奶上街,我强拉着她往新华书店走。我指了指柜台里崭新的《新华字典》,营业员看了定价说:1元钱!奶奶把揣在怀里的手绢,里一层外一层地剥开,几张带着体温的毛票,和1分、2分、5分的硬币,凑在一起,只有8毛7分钱。
    我赖在新华书店门口,不想走。奶奶让我赶快回家。我噘着嘴,见到路边的瓦块和麻绳,都要上去踢一脚,哪怕脚指头踢疼了,也满不在乎。
    我在前面踢,奶奶在后面捡,她把废纸和烂麻绳捡到手里,朝我扬起手:你的书在这里!
    当我真的用废纸和麻绳,把《新华字典》换到手时,心里比吃了蜜糖还甜!一有时间就捧着它,前前后后不停地看。小伙伴有不认识的字,尽管写出来,我们一起查!我不认识拼音,但相同或相近读音的字,是排列在一起的,一页之内,总有一两个认识的,按照认识的字去读,应该错不了多远。就这样连蒙带猜,还真认识了不少字,增长了不少知识!乡里进行扫盲登记时,工作人员问我认识多少字,我夸口说好几万!工作人员笑笑:你知道一共有多少汉字不?我一下懵不。但他写出的汉字,我都能够读出来。
    低我一年级的同学胖墩,长着一张娃娃脸,算命先生说他将来要当县长。学习不错,老师喜欢,同学们都叫他“县长”。
    “县长”以为自己真的是县长,在同学面前,强势霸王的。谁有好吃的,都要给他留一点。谁有好书,要先给他看。有同学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埋下几根皂角树刺。快速奔跑的胖墩,一脚踏上皂角尖利的刺,鲜血直涌。胖墩被突然喷出的鲜血吓坏了,加上疼痛,撕心裂肺地哭起来。村里的老人听到动静,赶忙拿来屋檐上插着的香蒲棒,将“县长”的伤口包好。“县长”由两位小伙伴,一瘸一拐地蹦回了家。
    期末考试结束,“县长”的成绩名列本班前茅。有同学说,他快赶上我了。徐进军老师说:一个是天上的云彩,一个是水田里的泥巴,差别大着呢!
    隔壁黄表婶把徐老师的话,传给了奶奶。奶奶听了,很平静地对我说:好好学,长大为老邓家争光!
    四
    奶奶去世后,我回到母亲身边。
    经常在晚上做梦。梦见我沿着一条明亮的梯子,向上攀登。突然,梯子被人抽走,我悬挂在半空,浑身惊出一身冷汗。醒来,看见亮瓦,把光射进屋子。外面,是凄冷的雪,或惨白的月。
    罗洼大队终于建起了一所带初中的新学校,地址在母亲家西侧300米的山凹里,与张奶奶的坟,隔一条小路。
    新学校有7间教室。东、南2个方向,各有两个教室相连,北边3间教室相连,中间一间屋子,是校长的办公室和做饭的厨房。新学校,土坯墙,每间教室一扇门,两个窗户,屋顶有两片亮瓦,室内光线充足。窗户上没有玻璃,几根棍支撑着,像拔光了毛的鸡。到了冬天,教室里四处透风,老师找来稻草,把窗户塞住。同学们伸出小手,有的皮肤皴裂,露出红红的肉。有的结冻后结痂,庠的难受,不停地抓挠。写字的手握不住笔,隔一会儿,把手伸到胳肢窝或放到肚皮上,暖暖。下课了,男生在屋檐下站成一排,身子贴着身子,肩膀扛着肩膀,相互“挤油”,女生跳绳踢毽子。有家长将旧搪瓷盆改造一下,用铁丝拧个提手,早晨上学时,将半干的湿柴放在盆里点燃,让学生提着往学校赶。湿柴沤出的烟火,借着风势在起伏的丘陵四散,成为上学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等走到教室,湿柴烤干,火盆里剩下的炭火,可以维持半天的热量。
    新校舍,就像一件新衣服,挂在衣架子上,如果没有人穿,总显示不出它的亮丽。
    与小学相比,新学校最突出的特点,是增加了知青教师。那些在县城或者乡镇街道长大的知识青年,响应上级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生产队长安排他们干活,放牛,牛不听使唤。割麦,动辄镰刀割破手指。挑水,走一路洒一路,达到目的地,剩下不到一半,还把水桶磕碰得满身伤痕。插秧,手刚抬起,秧苗飘出水面,遇到蚂蟥,马上跳到田埂上,大呼小叫,甚至哭泣……更别说挑草蘣、担塘泥、挖山、修大寨田这些体力活了。知青们自己不会做饭,需要村干部挨家挨户派饭。农民本来生活就不易,还要想方设法供奉这些挂历上的花瓶----中看不中用的“活菩萨”。
    村办初中,给了知青们用武之地。校长把他们请上讲台,给地处穷乡僻壤的孩子们,带来一张张洋气的面孔。
    这些没有经过任何专门训练的初、高中毕业生,坦然站上三尺讲台,成了我的老师。
    学校仅有的体育设施,是操场中间,用水泥板铺成的乒乓球台。课余时间,同学们用废砖头和石块,在中间排出“球网”,拿着自制的球拍,“挂号”打擂台。男知青刘老师,也跑来和我们一起玩,他喜欢拉弧圈,球路刁钻,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冬闲时节,上级要求各村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村里的青年男女老实木讷,极少愿意抛头露面,知青们便成为演出的主力。他们穿着没有补丁的衣服,用瞪圆的双眼,洪亮的嗓门,扭动的腰肢,为观众演出革命样板戏。我和小伙伴乐于成为“跟屁虫”,帮助“演员”们看护物品。
    刘老师穿着笔挺,指缝里夹着香烟,经常往女知青身边凑。演出休息时,他坐在椅子上,晃着二郎腿,让女知青给他端茶倒水。女知青不理他,他便指挥同台演出的女学生。女学生赶快躲到一边,离他远远的。
    与民办教师相比,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教育的知青,脑袋里“革命”多于“知识”。刘老师上语文课,讲不出来新鲜内容,就拿腔捏调地念报纸,念黄帅反潮流,念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念“农村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农村”的社论……他把名词“孕育”解释为“怀有”,看到学生做小动作,一巴掌扇过去,学生鼻血直流。学生哭着告家长,家长告校长,校长把他赶下讲台。
    周末,知青老师早早地回去了,校长去公社开会,我们就像一群脱缰的野马,在院内操场和教室后的山坡上,疯狂地发泄积蓄的能量。
    捉完了“特务”,打完了“仗”,我们躺在教室后的草坪上,看天上飘浮的云絮和自由飞翔的燕子,然后解开衣襟,让温柔的春风轻轻地吹拂炽热的胸膛。
    女同学觉得没“嗨”够,便放开歌喉,唱起山歌。调皮的男生便按照锣鼓点的节奏,“咚咚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地伴奏,后面几个同学跟着起哄:“玩旱船啰——”。
    平时羞答答的女生,大大方方地发起了挑战,男生们反而扭扭捏捏,你推我搡。我跑进教室,把校长的草帽扣在头上,左手拖条树棍,右手摇着破蒲扇,边走边唱起来:
    “船娘子哎,你是听,
    快把小调往前跟……”
    刚才唱歌的那位女同学羞得满脸通红,稍微迟疑了一下,双手作撑船状,一摇一晃地走过来:
    “清早起,打开了花园门
    喜鹊儿,当头叫几声儿……”
    同学们“哄”地一下子全笑了,女同学又是揉心又是打背地抱作一团。
    看到我俩一丝不苟地表演,同学们安静下来。纯朴清脆的歌声,像一股清泉,流过大家的心田。观众们纷纷捡起瓦砾、石块,郑重其事地敲起锣鼓点,相互应和起来,刚才的羞涩一扫而空……
                五
     青春这棵幼苗,成长过程中,需要阳光、空气、水分,和足够的肥料。村办初中给予我的,是夜空中的露水,点点滴滴。
    在大别山北麓那个偏僻的小村庄里,在土坯墙和黑瓦组成的教室里,我经常痴痴地仰望房顶,看亮瓦下面那条光带里,不同的飞虫,在光里盘旋。陪伴飞虫的,是细小的灰尘。
     每一个生命,都充满了对光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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