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读

乞读

董克勤

我读书欲始强烈时，正值第二次“焚书坑儒”——1966年“文革”。我上初二，15岁。学校图书室被封——门以厚木板钉死，窗被宽木条封严。但我还是撬开木条，钻入窗内。“钻”——是一复杂、艰难的动作，需先稍助跑，跃起，得以将两手搭窗台上，撑起身体，两腿先后踏上去，立起身体，背向窗，再让双腿先后插入被事先除去玻璃的窗洞，待双脚立于窗内的台时，再缩起身子，徐徐退、缩入（一系列动作，需身体充分展示柔韧性），到脑袋完全进入时，这动作就算完成了——不，还必须伸出手去，将原来撬开的木条重新原样封好。然而这只是常时的冒险进入，后来，秘密被人发现了，好事的人就险恶地涂了浓而厚的油墨、钉下两头尖锐的钉子，作为“补牢”。我先将钉用小砖头弄弯曲，然后旋转之，拔去，用写大字报的纸擦去大部分油墨，随后在残余的油墨上，铺上厚厚的纸，然后重演故伎，再次入得进去。

图书室内如饥似渴地博览五、六个小时里，也有内急的时候，就用事先投进来的大墨水瓶（装1斤蓝墨水的那种）或盛油印机汽油的大铁盒来解决。临出窗之前，再将它们轻轻拎出窗外——几年后忆起这一段时，很为当时的愚蠢可笑——如此艰难地入出往返，何不在第一次出来时，多带些认为的好书出来？这样作，至少也能节省几个来回。但接着也就释然了——老实本分是自己的痼疾也是美德，大约当时知道：这书不是自己家的，能让读就不错了，怎么能偷——当时根本就没想到偷。但后来有些掌权的红卫兵大批地用被单运图书去换爆竹时，我才真正后悔当初没偷得书出来。然而也激动了，根本不知自己是怎样跑出来、怎样站在他们的被单前面的。我当着他们将要火山爆发的脸，说出了不让他们毁书的理由：今后批判用。他们咆哮：不让铲除毒草就铲除你！并以马上把我抓起来相威胁。我哀求他们，说毛主席年轻时就看了许多书。他们推我一边，自去了。后来我发现了运书的人群中有我的两个好友，我就哀求他们并许诺他们春节时每人一盘“两头扎”爆竹。趁他们犹豫时，我从被单里捡走了五、六本包括莎士比亚、杰克伦敦、契可夫著的好书。第二次又搞了些。

再后来就是“文革”中、后期的文化、文学沙漠时期了——也就是我强烈的读书渴望远远得不到满足的煎熬时代了。那时，世上只有《毛选》样板戏，寻一本文学书，真是如同要在沙漠里寻一个碧波荡漾的淡水湖一样困难。可以想见急需文学作品营养的哇哇待哺的我，是如何的想书想得发疯了。偏偏又从仅有的已读的书里得知了些其他著名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名，更是在我思书的情绪火上浇油。当时特别想读到、想念得最苦的是海涅、冰心的诗。对后者作品的思念，是所看过书里的一句诗评引起的，这句话是说冰心的诗是童真、母爱、大海——只这六个字就在我眼前描绘了之前我没想象过的越想象越美丽的意景，也引发我无数次决不重复的对作者美丽、善良面貌的猜测描绘——我当时甚至荒谬地认为只有美貌的女性才会写出如此美丽的诗。这情景越是无数次地出现，就越是强烈地激发了我对能够体现这种美的具体诗句的真实阅读；对海涅诗的渴望恰是看了别书所载的他本人的照片引起的。现在我还能记得清晰，那照片中的海涅竟呈现的是一种东方女性——中国古典女性的美——螓首蛾眉，巧笑倩兮。我就想这种女性面容覆盖下的男子汉头颅里，该会产生怎样的诗歌啊？

我就神鬼差使似地，也像饿狼嗅到肉香似地想到了县图书馆！即刻行动！先打探确切地址，但是接受探问的人都说不知道，有的还很疑惑或者很警惕地审视了我一番，也有的人劝我道：这年头就别往上碰了。但我终于在一个我看一眼就讨厌的买大碗茶的老女人那里，问到了。我先和颜悦色地问了声好，紧接着付了茶钱，看了一眼桌上的茶水就夸奖茶叶的质量上等，意味深长地喝了一口，再次尊一声大姨，自我介绍是卷爆竹的，想向您打听一下哪里是图书馆，准备到哪里去收废纸，她就不加思索地告诉了确切地址。等我到那里时就失望了，铁门、钢窗、钢筋拦网，洋灰水泥石头墙壁。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在它周围附近小巷里溜达了好几个晚上，象一只老虎围绕装鸡的铁笼子转悠。

必须另想办法，我向父亲讨要了相当于他一个月工值的数元钱，买了香烟，拿起家里几本自己喜爱的书，甜言蜜语说了一大堆，借得邻居的破自行车，去拜访分布全县各乡村里的我感觉家里可能有藏书的同学、朋友，走访了一个村又一个村，喊了数不清的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子大姨，乞丐似地躲过了无数咆哮村狗的围追堵截，领受了数不清同学、朋友的冷面孔和热面孔，香烟用了一盒又一盒，皮笑肉不笑的笑脸制作了一个又一个，香烟完了，书没找到。我不失望，继续寻，第二次父亲血汗钱换的香烟快弹尽粮绝时，传来了胜利的捷报——我的那个同学的父亲吸着烟说：有书！好多好多，“破四旧”时我害怕，藏起来了。我欢喜若狂，跟着拿铁锨的他晕了似地跑。等他掘出坑，拿出沤得烂泥似的图书时，我竟小孩似地嘤嘤呜呜哭了。他的“藏”，是埋书于地下，不料下大雨进了水，书就毁了。零碎纸片里还能看到巴尔扎克、雨果、闻一多、冰心、海涅等字样。还有一次，我走到一个朋友的家里，这个朋友是高我两届的校友，（是我熟悉的同学介绍的）到他家时，嗅到浓重的烟火味，是他的母亲在烧书，赶去阻止时，只剩少半本了。问她原因，她气愤地说儿子都让书给害了，都恁么大的人了，还不让给说媳妇。对媒人说疯话，发誓不是法国女郎不娶。降低条件到最低限度也要是吉普赛女跳舞的。还经常喝酒，半夜不回家……。走出同学家门的时候，村狗又吠送别词，村人们窃窃私语，有的还偷偷地指点我，捂着嘴，发出一阵压抑的笑声。我很高兴，我没寻到书但我看到了希望。书这种东西，无论怎么着，它在世上是存在的，和人一起存在的。大概有哪一天地球上人被毁灭了，那也是书先遭浩劫，继而才是人世界的毁灭。

当我第三次使用父亲血汗钱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两个家有藏书的同学（数量还较多）。我们都欢喜若狂，都说是最最幸福的时刻，代销店里要了两瓶“北关烧”，同学家里的缸里，舀出一碗酱豆，吆五喝六地豪饮起来，都喝得倒在桌上……以后的日子就是尽情地读，生产队干活休息时读，吃饭时边吃边读，夜里煤油灯下读……同时我们都遵循喝酒时的约定，每隔十天，都到县城里去聚会，各自拿着已经读过的书，然后边喝着大碗茶，边交换书，边谈各自看书的心得体会。如果还没尽兴，就在啃完两个干烧饼之后，再去电影院里欣赏已经看了许多遍的《看不见的战线》，或早已烂熟的《朝阳沟》样板戏什么的。主要的是要在另一个环境里展开对所看书的讨论。

大约是在书吸引了我之前，我就自己偷偷地写点小诗了。农村的孩子怕羞，不敢拿出来叫人看。同学们因我班里功课不很好不是名人，也没人要求看。初一下学期换了位姓刘的语文老师，刘老师班上表扬并读了我的作文，甚至鼓励我要成为作家。同学们立刻注意起我来，就有人乞求读我笔记本里的诗，我没给。他们就缠我，说了许多好话，我就说写得太孬了，不值得看。后来还有同学拿他们城里人吃的白面大卷子（当时城乡差别很大）来交换诗。我只在春节吃过这样的美食，馋得很，但我竟没答应。

自那个时候到我二十多岁时，命运没有允许我改变我的写作习惯、写作宿命。所不同的是我开始主动拿我的作品叫人看了。先是让好友看，一个好友欣赏并抄录了我一首诗，而这首诗又被他所在学校的一位教授无意中见到了，先称赞，后招百里以外的我去谈话，再后就推荐我到一个更著名的老教授（任过省作协主席）那里。老人家辅导我近十年，为我发表了不少的诗。同时济宁的教授、山大的教授，师大的教授都亲切地指导了我。那也许是我一生创作生涯里最幸福的时期了。但是，自我最尊敬、待我也最亲切的老教授仙逝后，我的“让人看”（作品）便遇到冷面孔了，（当然这不包括我的热心的好朋友）对方稍翻一页就说“怎么这样写？”“差的太远了。”这是较好的，因为他们毕竟看了。有的干脆当面拒绝：“没时间”或“你不看我忙得成啥了”。我出版了两诗集，基本上没卖出去，就是送送朋友，其他的人白送他他也不读。一次写作会议上，我将我的签了名和通信地址的一诗集送给了名诗人H，我知道只有这样水平高的人，才会爱诗，才会读懂我诗。我看到他长时间漫不经心地拿着我的书，转动的眼睛注视着书以外的地方，就是不把书打开阅读，或放在他手中的小皮包里。（我是希望他收好放那里以后读的）我后来猜想他是不准备往里放，而是瞅一瞅何地方或者究竟什么办法能处理掉这书。接着机会来了，一群崇拜者蜂拥而至求他签字，我看到他顺势丢书桌上，接着就是灰色的攒动的人体抹去了那书。散会后，主席台上已提前空，书也寻不见了（真希望H拿去了）。但我至今没得到那位H给我的消息。

有此“前车之鉴”，所以在稍后的一次乞读中我就先将对方的电话记下来，这回来讲课的是名诗人L，较之H，L确实是拿到我的书看都没看就安放于其手提包里了，其速度之快，像是怕有人瞧见似地。而且两人的表情都是那么地愁着脸，好像在思索着什么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半月后，我打电话十分恭敬小心地询问对方对我诗印象及意见，回答说，到单位后将书放在办公桌上了，第二天准备阅读时却发现没了。还补充说我原是准备把书交给编辑部，让他们发表你几首的嘛。话已说到这份上，我也只能怨自己命运不济了。但我还是说，我再寄您一本行吗？对方忙说不行，晚两天就要到美国考察去了……。

我就想这两位诗人是完全的陌生人，他们的拒绝在咱们国家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你给了人家什么具体的好处啊？人家凭什么教导你，提高你，抬举你？于是我就在家乡一带打听，希望能有一位高水平的写作老乡看得懂、指导我的作品，我骑着电动车打问了好长时间，好多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个喝酒的场合，从一个朋友的嘴里知道了B城有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刊的大编辑老乡C。我欢喜若狂，以为拨云见日、老天佑我，甚至预想到我诗经他修改后，会在他的大刊上发表很多。我就走闯B城，拜见老乡，送去诗集。C是一个很和善、热情的人，当时对于他说的“好，我好好看看”信以为真的。不料，一月后去电话讨教时被告知：忙得很，业务多，还没看。第二个月还是这样的回话，三个月、四个月同样，第五个月我没敢打，第六个月忍不住了，打。回话是刚出差回，我连忙说你休息，挂了电话。以后的几次去话，其回答大同小异，不是出发就是赶任务，忙。直到一年另两个月之后，才有幸得到批评：你的诗很差，和别人的简直没法比。当时我心想，我的诗，缺点肯定有。但也不会太差啊，毕竟《诗刊》《星星》《蓝星》等刊、报发表了我几百首了。但我还是认为也许老乡对老乡要求高，这位不同凡响的老乡或许看出了我诗的真正隐疾！我就说，请老师具体地谈一谈好吗？这将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他说，这是我的感觉，你也不用很在意……。这样地问了几次对方就是不结合具体的篇章谈差的地方。我就想，老乡可能没看我的诗——至少没认真地看，要不，那么薄薄的只有百一十页的小册子里拿出几首诗作例子来谈意见，不是非常容易的吗？何必绕来绕去地只那么笼统的一句话？

将此问题质疑于我的长辈老师，他沉吟了一会，问我：你请他喝酒、吃饭了吗？一句话像一个通天的火炬，把世界和我的心里照了个亮亮堂堂、明明白白：现在的人，对方如果没有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或实利，他也绝不会给你好处和实利的。现在的文学批评界基本没有批评只有颂扬，因为只有颂扬才能得到好处、实利。文学批评家基本消失了，只有文学商贾冒名顶替地站在批评的阵地上招徕顾客。我没多余的钱请酒请饭，他们也就不和我谈生意。这是顺理成章的，任何别人都早已明白了的。没有物质条件做基础，我的乞读的成功率基本等于零。

实在记不清什么时候了——仿佛是提倡“个人写作”时起，人们忽然都不读别人的作品了，“读诗的没有写诗的多”。人们的写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心自己，什么别人、大众、民族、国家、人类，都退到自己稿纸以外很远的一边去。万众青一色地写只有自己才清楚的隐秘、只有自己才懂得的古奥晦涩的怪句子。既然写作是彻底的“个人”，写作人口也就急剧增长，爱文学的不爱文学的，懂文学的不懂文学的，即使上了几天小学的，也成了摇头晃脑的“诗人”。这些人产品的极端“个人化”造成了人们严重的阅读困难，所以人们都不读诗了或只好去读自己的诗了。国人是最“赶形势”“求同不求异”的，只要权威的人、权力的人一说什么，大家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哄而上。造成了文学的一统化和虚伪、造作性。后来写作大众又跟着“口水”“垃圾”的指挥棒前进，彻底地把文学从受人尊敬的宝座上拉下来，跌到庸俗、低下的境地。读者们逃离诗歌像躲避一种不洁的东西，诗歌真正成了他们“圈内”人的互相自慰品。这种情况下的真正的文学写作者，遭遇到亘古未有的寂寞，又不肯随流和降服，也只好乞读了。乞读不成功，还是要再乞读，世界上总有明目的良善人在，自己没遇到罢了。

仿佛不欢迎婴儿的家庭里，媳妇偏偏接连地怀孕、生产一样，我的文章一首首一篇篇地连珠炮似地接连分娩，降生在这个很不青睐她的世界里。特别这几年又生产了个长篇小说，更增加了我的烦心的牵挂。为了他的生存、立世，我已跑了南方、北方、东方近一万里的路，好话，求人的话说了不知多少箩筐，乞读了三位大名人，数位中等的名人，无数位知名的不太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但我认为有鉴赏能力的朋友及同道，结果只有三位朋友读了，谈了些自己的看法；还有一位我应称之为老师的朋友，读了全文的五分之四，详细地谈了自己的评价。之外，没人了，没人理她了，没人理睬迄今为止的我最优秀的一个儿子。她在为自己生存的尴尬而无地自容。

我在乞读时说过这么一句话：谁如果能认真地读完我这个长篇，我可以跪在上帝面前为他祈福。

他们说：一般都是读者感激作者，太过分了吧？值得这样？

我说：不过分，为了真文学，为了他，值得，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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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李兴文 于 2013-6-14 22:2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