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旧报纸

       我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来一些琐屑的故事。
       比如，一张旧报纸。
       早晨，故事大多从早晨开始。
       祖母在房子大门口的空地上生小煤炉子。她把一卷废纸点燃，再在火焰上放几粒煤球，又把一个小烟囱套在炉口，烟雾便一股股地冒出来。直直地向上，或是随着风向飘移。祖母看看烟雾的方向，挪一挪小煤炉，不让烟雾窜进大门，免得住在我们隔壁的谭奶奶又找由头和她吵嘴。过一会儿，烟雾散尽，煤球被点燃了，冒出蓝色的火苗。祖母喊我把炉子提进厨房，她做早饭，煮面或是炒饭。谭奶奶不是每天生炉子，她家的炉子在前一天做好晚饭后，并不灭掉，而是关闭下方的风门，再多加煤球，熬过一夜。次日清晨，只要拉开风门，放上烟囱，火焰几分钟后便复活了。我知道谭奶奶每天都是这样封火的。我们两家共用一个厨房。我曾经厌烦祖母日日这样生炉子，建议她像谭奶奶一样。祖母不屑地说，那样很费煤。
      我吃早餐，一碗汤面或是一碟炒饭。葱香蒜味，是这座筒子楼里寻常烟火的味道。
      早饭后，我去学校。步行十分钟，到学校大门口。一块木牌子上写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中学。我穿过一个小操场，来到初中部的教学楼，上三楼。谢老师总是早早地就来了。她是我的班主任，教语文。那会儿，她中年。像我母亲一样的年纪。也留着和我母亲一样的短发。尽管我很久没有见过在北方工作的母亲了，但我记得母亲是留着短发的，也断定母亲没有改变发型。那个年代，中年或者老年妇女没有更多的发型可以选择。祖母和母亲，梳着一样的发式。不仅仅是谢老师，教数学的施老师、教政治的张老师，也都是短发。
       谢老师细细白白的，比我母亲好看。这感觉是最近才明显的。也是在最近一两年，我见了和母亲同龄的女人，喜欢对比她们的容貌。母亲胜出的几率越来越小了。不知道是我对母亲的记忆开始淡漠了，还是我叛逆的青春期悄然开始了。
      我喜欢上谢老师的语文课。她常常读我的作文。她的嗓音柔软，纤细。她每每读我的作文时，我的心都在砰砰地跳，脸发着热，有粉色的云朵冉冉升起。
      课后，谢老师还让我把作文再抄写一遍。用她给的格子信纸。要工整，她说她要长久保存。要读给下一届的学生听。
      中午，我带着喜悦放学，边走边哼一首断续的歌。
      祖母在厨房做午饭。谭奶奶也在。她们在各自的锅里炒菜，绷着脸，不说话，锅铲抡得当当响。
我收起我的愉悦，站在厨房默不作声。我知道接下来祖母就该大声喊我给她读信了。读我父亲从北方写来的信。这信已经读过好几遍了。但祖母还是要拖着长长的腔调问我，你爸爸又当上标兵了？她的声音保持洪亮，直到谭奶奶端着饭菜离开厨房。
      随后，我们也把饭菜端到房间里去吃。
      这一幕情景隔一段日子就会上演一次。
      祖母和谭奶奶，女人间的较量。我是个早熟的孩子，我十四岁的眼睛，洞悉祖母和谭奶奶吵架的全部秘密。
      最激烈的一次，祖母狠狠地甩出两个字：戏子！
      我急忙去翻我的新华字典，上面写着：旧社会对文艺工作者的蔑称。
      谭奶奶也不甘示弱，她很愤怒，戏子这个词超过煤烟令她愤怒。她站在走廊里，冲着祖母喊，你懂不懂？我是演员、演员！你个文盲！
      这句话，我完全听得懂。祖母确实是不识字的文盲。
      文盲这个词，很能打击祖母。在退休的汉剧演员谭奶奶面前，祖母其实是自卑的。这自卑能令祖母黯然好一阵子。有时候的夜晚，我写作业，祖母在灯下编织，会自言自语地说，要不是从小当童养媳，我也会上学，也会认字。她边说边把手里的毛线球扯得团团转，恨恨的。
       只有父亲来信了，才能令祖母从黯然的情绪里明亮起来。
       也是在我读信的时候，祖母眼睛的余光扫到了谭奶奶脸上的落寞。
       谭奶奶，没有儿女。
       我其实是喜欢同谭奶奶讲话的。只是这欢喜不能让祖母知晓。谭奶奶挽着发髻，这发型言明了她和筒子楼味道的差异。她眉眼依然清秀白皙。祖母不在家的时候，我去过她的房间。我拘谨又吃惊。看见厚厚的书，看见半掩的帐子，闻见说不出的淡香味道。她和粗粝的祖母相比，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那个年龄和时代，我所能想象的女人的美好，便是中年如谢老师、老年如谭奶奶了。
       少年如我。
       青春期的自恋。
       偷空便去谭奶奶屋里看书。看从未见过的仕女画。听她用戏剧道白一样的腔调讲书里的故事。
       也越发认真地写作文。让谢老师用柔美的声音一遍一遍地在课堂上朗读。
       谢老师拿着我重新抄写工整的作文稿，说要帮我投一投。我没有听明白这个投一投是什么意思，疑惑地望向她。她一笑，不说什么。用手摸摸我的马尾辫。
       后来，她就拿来了一张报纸，是《作文报》。我看见我的名字印在上面，比手写的端正了很多，有说不出的严肃感。
       我掩盖着自己的惊喜，就像掩饰青春的虚荣。这掩盖令谢老师有些不解，她问，你不高兴？
       我怎么会不高兴？我把那张报纸，细细地折好。有意让折痕错过我的文章和姓名，免得日子久了，折痕处破损。
       回去，给谭奶奶看，看她布满细纹的脸，笑得像一朵白菊花。
       却没有告诉祖母。以为祖母不认字，她不懂这份喜悦。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一定不会这么干。对谢老师、对祖母。
       那样，谢老师看见我的喜悦，便也触摸到了自己付出的心血吧。
       那样，我的报纸，第一次印着我名字的报纸，就不会被祖母当做废纸，点燃，塞进燃烧的炉膛，化为灰烬。
       我哭了，祖母也哭了。我们都委屈。祖母不承认她烧了我的报纸，她只说可能是一时找不到了。还说，会有找到的一天。
      谭奶奶也这么安慰我。她说，你奶奶怎么会舍得烧你的报纸？叠得那么齐整，不像是废纸。她一定是替你收起来了，在她的箱子底。谭奶奶这么说着，还打开了自己的箱子，从箱底拿出一张发黄的报纸。我看见一个古装的美女。那是谭奶奶的剧照。
       我就那么相信了。相信那张报纸被祖母收藏进了她的箱子。那箱子是锁着的，报纸藏在祖母珍爱的绸缎被面里，她说过，那些被面是将来给我做嫁妆的。
      后来，升高中的学习压力日渐沉重，关于那张报纸的疑问，被更多新鲜的事情覆盖了。
      时间就那么不急不缓地过去了。
      很多年以后，中年的我重回武汉。筒子楼的原址已是一座摩天大楼。祖母已经葬在祖籍的坟山上。谭奶奶想必也已经不在人世。武珞路中学仍在，学生们来来往往，但是谁又能忆起一个叫谢慧敏的语文老师呢？
       那张报纸，也沉淀进岁月的深处，成了一个永远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