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记——贾谊自画像

三地记
　　            ——贾谊自画像
　　                  长沙国
         (前177年——前174年，24岁——27岁，4年)
　　一个人，整个国家的人都不能理解他，这个人毫无疑问是孤独和落寞的。在前往长沙国就任时，我正处于这样的境地。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心境如此。
　　在渡过湘水时（公元前177年），我想到投汨罗而死的三闾大夫屈原。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吊屈原赋》。碰到的时代不吉祥啊，鸾凤只好隐藏起来，而鹞鹰、猫头鹰正高高飞翔。无德无能的人高贵显荣，谄谀小人却格外得志。世人认为卞随、伯夷这些清廉之士是浑浊的，而盗跖、庄蹻这些有名的大盗倒是廉洁的，先生您本没什么过错，无奈这世道是非黑白颠倒。先生真该走遍九州以寻找贤君辅佐，何必苦苦恋着楚国郢都呢。凤凰翱翔在千仞高空，见到有美德的光辉才肯下来，一见到德行卑劣有危险的征兆，就搏击长空远飞而去。那寻常的死水沟怎能容下吞下舟船的大鱼，横渡江海的鳣鲸落入小沟，难免会受制于蝼蚁。
　　24岁的我这么写哪里是在追悼屈原啊，不过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罢了。
　　大汉初建时，汉高祖迫于形势不得已将韩信、臧荼等八个非刘氏之人封为诸侯王，至我此次前往长沙国的国都临湘，其他七个异姓诸侯国已全被剪灭，长沙国为仅存的唯一异姓诸侯王国，国王是吴著。自吴芮被汉高祖封为第一任长沙国国王以来，传至吴著已是第五代。我此次被授予的官职为太傅，薪酬为两千石，而离京前则是太中大夫，薪酬为千石。按说，派我前往临湘接替孔子九世孙孔腾的职位，且又是唯一的异姓诸侯国，足见朝廷对我的信任，可我总觉得是贬谪。虽然，薪酬有增无减，可毕竟从一名炙手可热的京官变成了地方官，而京城长安才是具有王佐之才的我真正的用武之地呀！何况，我早听说，几千里之遥的临湘乃卑湿之地，怎是我这出生于洛阳的北方人所能受得了的。
　　按照大汉的规定，诸侯国的丞相、太傅由朝廷委任，其余官职则由称霸一方的诸侯王自己任命。丞相管理王国内的众官，而太傅负责辅佐王爷，实则代表朝廷对诸侯王行使教导、监管之责，以防其不服从朝廷，有二心。在长沙王太傅任上，我尽可能的与吴著搞好关系，也煞费苦心地团结好在当地有着牢固势力的第二代轪侯、长沙国丞相利豨。还好，无论是我在任的四年里，还是我离开临湘后，长沙国始终没发生过反叛朝廷的行为，这让我多少有些欣慰。
　　我天生就是关心政治之人。在长沙国里，虽然自认贬谪的我情绪低落，但没停止过对朝政大事的关注。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有人上书诬告周勃想造反，周勃被逮到长安，关进大牢。可审来审去，也找不到丝毫证据，最后在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亲自过问下，周勃才被无罪释放。可在大牢里，颇受过狱吏的一番凌辱。以致从大牢里出来后，周勃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我曾统率过百万大军，哪里知道一个狱吏如此贵重呀！”25岁的我得知此事后，写了一篇《阶级》，上奏朝廷，建议以礼对待大臣。在这篇奏疏里，我以台阶比喻等级，说天子如同厅堂，群臣如同台阶，民众就如同地面。台阶不同，等级不同，故所用的礼制也应有所不同。“欲投鼠而忌器”，群臣离天子近，自然尊贵，不能与民众同等待遇。天子如用廉耻礼义磨砺大臣的操行，大臣也会修缮节行报答天子。疏上后，汉文帝虚心采纳了。此后大臣犯了重罪，都自杀，没有被处以死刑的。而我26岁那年，得知朝廷下达钱币任民自铸的诏令后，连忙上疏指出任民自铸的三种害处：百姓铸钱若掺假，易导致黥罪增多；伪钱不止，会使民众互不信任；人们采铜铸钱，放弃农作，会导致饥荒。而将铸钱权利收为国有有多种好处，民不犯黥罪，不互相猜疑，钱有统一标准，可以调节物价，也可以用多余的钱来争取匈奴百姓，我算了算好处至少有七种之多，一一阐明，只可惜没被朝廷采纳，以致“吴邓钱，布天下”。
　　来长沙第三年四月的一个黄昏，一只鵩鸟飞落我的房舍，我赶快打开占卜之书来预测是吉是凶，并向鵩鸟请教，可鵩鸟不能说话，推测其似乎这样回答我的：天地是熔炉，造化是炉工，阴阳是炭火，万物如铜熔炼炉中。万物变化本就没有穷尽的时候，旋转流动而迁移，有时又回到起点。偶然为人，哪里值得过分珍爱，化为异物，又何必忧惧！有德之人不为外物牵累，乐天知命的人没有忧愁。琐碎之事细如草芥，何必疑虑记挂心上？
　　是的，我所写的《鵩鸟赋》大意就是如此。如果你就此认为，我如庄子那样达观的不得了，从此超然物外，看透生死，去留无意，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这么做无非是自我宽慰。其实，在骨子里，在内心深处，我时时盼望朝廷能快马加鞭下来一道诏书，让我离开这里，离开这“卑湿之地”。
　　人世间的事真有意思啊，当初我是那么不喜欢长沙国这“卑湿之地”，可后来的湖湘人民却并不计较这些，偏偏建起太傅祠对我岁岁祭祀。我坐过的石床，凿下的水井，还有种植的柑树，也被后人时时提起，而我泡制的既用以延年益寿，也用来借酒浇愁的松醪酒，更是出现在韩愈、杜甫、杜牧等唐代诗人的笔下。
　　                    梁国
         （前173年——前170年，28岁——31岁，4年）
　　一个人的生命与另一个人发生紧密的联系，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呢？我在《鵩鸟赋》中就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命运可以说清吗，谁知道它的究竟？
　　在我23岁那年，汉文帝封自己的儿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几乎每一个皇帝都会封自己的儿子为王，这不过是例行其事罢了。没想到五年后（公元前173年），我被任命为梁王太傅。更没想到的是，从此，我的命运与梁王牢牢的拴在了一起。
　　汉文帝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刘启早在汉文帝即位的第一年就被立为太子，而刘揖是汉文帝最小的儿子，也最受汉文帝的喜爱。自彭越被首封为梁王，至刘揖已是第五代梁王。刘揖很喜欢读书，这让我很是欣喜。
　　从长沙王太傅变成梁王太傅，虽是平调，但毕竟离开了那“卑湿之地”，而且，梁国离京都长安比起临湘离长安来着实近了不少，我的情绪大好，从政的热情也大大高涨。
　　从28岁到31岁，我在梁国度过了四年的时光，这四年也是我格外关注天下大事，政治思想越发成熟的时期。汉文帝多次问我对朝政的看法，我也悉心留意，用心作答。
　　当时，朝臣大唱赞歌，高歌形势一片大好。在那些朝臣看来，似乎天下已大治了。我对此不以为然，大声疾呼：“那些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国家已经安宁已经治理好了，我独自以为国家远没治理好。说国家安定且治理好的人，不是愚蠢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从事实出发知道治乱的根本的人。把火种放在柴堆下，自己睡在上面，柴堆没有点燃，就说很平安。当前国家的形势，跟这种情况有什么两样！”
　　在我看来，诸侯王国力量强大，必然会造成与朝廷互相猜疑对立的局势，民众因此屡次遭受灾祸，朝廷也常为此而忧虑。济北王谋反了，淮南王也想称帝，吴王想造反的事又呈报上来。然而，天下还暂时安定，这是为什么？因为那些大诸侯国的国王远没成年，朝廷派去的太傅、丞相正掌握着王国的大权。数年之后，诸侯王大多弱冠，血气方刚，朝廷派去的太傅、丞相则不得不称病免官，诸侯王就会把丞尉以上的官员都安排上自己的亲信。到那时，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也做不到。这是我深深为之痛哭的一件事啊!
　　毋庸置疑，天子是天下之首，匈奴这样的蛮夷为天下之足。如今倒好，为足的侵掠不已，而为首的却每年向它赠送大量的金钱、丝绵和各种丝织品。匈奴发号施令，掌握的是皇上的权柄，皇上向匈奴纳贡，行的则是臣下的礼节，“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怎能说是有治国的人才呢？匈奴不过是汉朝的一个大县而已，以天下之大而困于一县之众，我真为那些执政大臣而感到万分羞愧。
　　至于像礼制不兴，等级不明，富商大贾服饰僭越，生活奢靡，社会风俗败坏、道德沦丧，等等，这样让人为之长叹的现象有六件之多，而像其他违背事理，伤害正道的，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我所写的这些切中时弊的内容被班固选入《汉书》，被人们称为《陈政事疏》或《治安策》，成了后世上“万言书”的典范和“鼻祖”。
　　我深深的体会到“恳言则辞浅而不入”，为引起朝廷对我所上奏疏的重视，我尽量把形势说的严峻些。当然，我这么做，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我那与生俱来的忧国忧民之心使然，否则我将寝食难安。
　　我不是为了危言耸听，更不是哗众取宠。对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时代难题，忧心如焚的我一一提出相应的对策。
　　对诸侯王国问题，我建议定礼制，明确等级，让诸侯王不能在礼制上有所僭越。同时，要“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大的诸侯国划为小的诸侯国，诸侯王有嫡子的，就给嫡子封地，没有嫡子的，同样设立封地，等嫡子出生后就封给他，这样诸侯王的数量就愈来愈多，但每一个封国的面积却愈来愈小，“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诸侯国反抗朝廷的事自然难以发生。
　　至于时不时骚扰大汉的匈奴，我提出“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这个办法。“三表”即信、爱、好，也就是对匈奴要讲诚信，爱匈奴人的面目外貌，喜欢他们的技艺。“五饵”，简单说就是“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
　　我对自己提出的对策十分自信，我认为就是大禹、舜这样的圣人再生，提出对策，也超不出我所提出的。我甚至自告奋勇地请求担任属国之官，实行我之计策。我坚信，假以时日，必能制服匈奴。
　　“深言则逆耳而失指”，现实给了我沉重一击。对我的这些建议，朝廷只采纳了一部分，大多则石沉大海。
　　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屡行不法，驱逐朝廷任命的官员，擅杀无罪之人，还勾结闽越、匈奴，准备发动叛乱。汉文帝不忍心杀了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刘长，下诏废去他的王号，免去死罪，发配到蜀郡严道县的邛邮，但淮南王刘长在发配的途中绝食而死。长安中一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汉文帝听后，心中很不是滋味，就于八年（公元前172年），将淮南王的四个儿子全部封为列侯——刘安为阜陵侯，刘勃为安阳侯，刘赐为阳周侯，刘良为东城侯。29岁的我敏锐地预感到将来汉文帝会把这四人封王，就写了一篇《谏立淮南王诸子疏》。我认为，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说他罪有应得，如今尊奉罪人的儿子，无异于给盗贼送上兵器，给猛虎添上翅膀，这么做无疑会给朝廷带来后患。我的意见是不要给他们封王，可疏奏上后，朝廷却置若罔闻。
　　                 京城长安
   （前179年——前178年，22岁——23岁，不足2年；前173年，28岁，不到1年；前169年——前168年，32岁——33岁，不足2年）
　　当初，萧何在长安大修宫室，把长安修建的富丽堂皇。汉高祖看了颇为生气，后经萧何一番不建得富丽堂皇，不足以显示天子的威严的解释后，禁不住转怒为喜。
　　我来到长安的前一年（公元前180年），京城刚刚发生过一场政变。可等我来到长安，发现京城几乎没什么破坏，富丽堂皇依旧。
　　汉文帝就是在这场政变中成为胜者，即位为帝的。当时，吕后死后，吕禄、吕产等吕后的娘家人想发动变乱，周勃与陈平等人则借机剿灭了这股势力，而迎立代王刘恒为皇帝，也就是汉文帝。
　　汉文帝上台后，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就任命吴公为廷尉，而吴公又向朝廷推荐了我。我就此踏入仕途，官职是博士，那一年是汉文帝元年，我22岁。
　　当博士期间，我与中大夫宋忠在长安一起闲逛，遇到了以卜筮为生的司马季主。从言辞，从相貌，我俩觉得司马季主非常人，这样的贤能之士应该身居高位才对，奇怪的是司马季主地位这么低下，且做着卜筮这样的卑污之事。我们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司马季主，没想到司马季主捧腹大笑，说了这样一番言辞：你俩所说的贤者，都是些足以为他们感到羞愧的人。他们低声下气地趋奉，过分谦恭地讲话；凭权势相勾引，以利益相诱导；结党营私，排斥正人君子，以骗取尊宠美誉，以享受公家俸禄；谋求个人的利益，歪曲君主的法令，掠夺农民的财产；依仗官位逞威风，利用法律做工具，追逐私利，逆行横暴，与手持利刃威胁别人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而真正的贤者居官做事，都遵循正直之道以正言规劝君王，多次劝谏不被采纳就引退下来；他们称誉别人并不图其回报，憎恶别人也不顾其怨恨，只以对国家和百姓有利为己任。所以，官职不是自己所能胜任的就不担任，俸禄不是自己功劳所应得到的就不接受；看到心术不正的人，虽位居显位也不恭敬他；看到染有污点的人，虽高居尊位也不屈就他；得到荣华富贵也不以为喜，失去富贵荣华也不以为恨；如果不是他的过错，虽牵累受辱也不感到羞愧。骐骥绝不能和疲驴同驾一车，凤凰不同燕子麻雀为群，而贤者也不跟不肖者同伍。
　　而卜筮者，言行符合礼仪，因为他们的言论，使鬼神或许因而享用祭品，忠臣因而奉事他的国君，孝子因而供养他的双亲，慈父因而抚育他的孩子，这是有道德的表现。问卜者出于道义花费几十、上百个钱，生病的人或许因而痊愈，将死的人或许因而得生，祸患或许因而免除，事情或许因而成功，嫁女娶妇或许因而得以养生。怎能说卜筮是污行呢？
　　司马季主的话深深打动了我，使我备感惭愧，也对我的仕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公心天成的我更加坚定了居官为公之心，本就清高、耿介的我也更加坚信“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
　　初入仕途，二十岁出头的我意气风发，在长安出尽了风头。每次议论国事，年长的博士们不能很好应对，我却对答如流，鞭辟入里，切中肯綮。一年内，我就由博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在长安，我写下了一代鸿文《过秦论》，向朝廷建议重视农业，让呆在京城的列侯都回到自己的封国去。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大汉建立二十多年，是该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的改革的时候了，就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即改革历法，变换朝服颜色，重新审定官名，确立汉室的礼仪和音乐，以确立汉朝制度，更改秦朝法度。汉文帝看我年纪轻轻，却如此有才华，打算让我担任公卿之位，没想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一致反对，说什么我年纪轻，学识浅，却一心想独揽大权，给许多事造成了混乱。而我颇看不起的汉文帝宠臣、多次在朝廷受到我之讥讽的邓通也在一旁煽风点火。汉文帝渐渐疏远了我，后来干脆改任我为长沙王太傅，把我调出京城这个是非之地。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京城。从22岁到23岁，我在长安只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五年后（公元前173年），也就是我写下《鵩鸟赋》的第二年，汉文帝想起我，召我入京。当时，汉文帝刚刚忙完祭祀，吃着祭祀天地的祭肉，便问我一些有关鬼神的问题，我滔滔不绝，谈锋甚健。汉文帝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移坐到席的前端。这位被我视为五百年才一见的帝王后来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很久没见到贾谊，自以为早已超过了他，今天看来，还是比不上呀！这次谈话不久，汉文帝任命我为梁王太傅。
　　五年后（公元前169年），梁王按照五年一朝的惯例来到长安朝拜自己的父皇，作为太傅的我自然也随之入京。谁也没能想到梁王竟在这次入朝中坠马而死。这真是晴天霹雳，无论于汉文帝，还是于我。
　　梁王死了，我万分悲痛。但我还是强忍悲痛，打起精神写下《请封建子弟疏》。在这篇奏疏里，我向汉文帝建议，鉴于诸侯王国强大的问题一直没能很好地解决，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必为朝廷之后患，务必加强自己两个亲儿子所封的代国和淮阳国的势力，并将淮阳王刘武徙为梁王，一旦诸侯国有变，梁国足以抵御强大的齐国、赵国。我这么做，并不是刘揖死后无嗣，建议朝廷徙刘武为梁王，我好保住自己的梁王太傅一位，而完全出以公心。
　　我曾在《鵩鸟赋》中写下：“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意思是活着仿佛随波逐流，死去好像休憩长眠。深邃得好像深渊潭水般幽然，漂浮如同没有羁绊的小舟，不因为活着自我珍惜，养性空虚如同飘舟，有德之人不被万物牵累，乐天命知而不忧愁。
　　可我看透了生死吗？没有。我看清过命运的颜色吗？也没有。
　　因为年轻，我格外急躁，感叹改革的时机机不可失；因为年轻，我锋芒毕露，多次说国中无人，丝毫不顾及群臣的感受；因为年轻，我自信满满，口不择言，说什么皇上为何不与像我这样的臣子商量，而因为出以公心，我何曾考虑过这么说，这么做，我自身的安危？
　　我写下那么多，也说了那么多，可富有的平民不搞歪门邪道陷入贫穷就会被乡邻辱骂，廉洁的官吏退职回家被街坊耻笑的社会风气依旧，骄横无耻奸邪的人能主持祭祀，刺面割鼻子的罪犯也能主持政务的现象依旧，天下已经大治不需改也不能改，报表不及时、约会不到场才会被当作大事的朝议依旧，诸侯国强大依旧，匈奴骚扰依旧，我还有什么可说？
　　我曾在梁国写下《傅职》、《保傅》等文章，对如何教育好太子，保护好太子进行过详细的论述。可如今，梁王已死，而我这个太傅还在，这些文章的存在，似乎也成了一个绝妙的讽刺。
　　33岁的我决定效仿屈原，走自绝之路。不过，屈原最终的归宿是汨罗江，我最终的抉择则是绝食而死。
　　              不是尾声的尾声
     彻底地了解一个人，容易吗？难道我真如当初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人反对汉文帝任我为公卿之位时所说的那样，什么“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吗？看了上面三个部分，你肯定对我在三个地方的经历有些泛泛的了解。也许，你会说，君之所为，也不过尔尔。那么，就让我穿越一回，到我身后的时代，看看我提出的政治主张究竟如何，也好更真实地接近我之底色，我的真实面目和价值。
     东汉的班固在编《汉书》时，认为我提出的五饵之术太疏阔。但西汉时发生的一件事就已经证明了我的眼光独到。公元前174年，汉文帝派宦官中行说前往匈奴和亲，迫不得已前往的中行说一到匈奴，就归降了单于，并对单于说，匈奴的人口不如汉朝的一个郡的人口多，汉朝只要拿出不到十分之二的东西，匈奴就会被汉朝收买过去，所以一定让匈奴人不要喜欢上汉人的衣食。匈奴行之，果然有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班固之论的疏阔，“五饵之术”的实用！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一千二百年后，北宋的程颢说：“贾谊有五饵之说，当时笑其迂疏，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许多时安宁。”而南宋时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如同契丹被北宋的金帛买住了一样，南宋对付金朝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去世14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54年，此时汉景帝在位，吴王刘濞不满朝廷的“削藩”主张，提出“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等六个诸侯国发动叛乱。汉景帝任命周亚夫为太尉，进行平叛。周亚夫采取不与猛攻梁国的叛军发生正面交锋，从背后断其粮道的策略，仅用三个月的时间，一举歼灭叛军，平定了叛乱。而这一切均得益于当初我提出的《请封建子弟疏》，才使得梁国成为了抵御反叛七国的强大屏障，给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赢得了时机。
     29岁的我就预见到淮南王的儿子们绝不会对父亲的死置若罔闻，很可能怀恨在心而寻找机会反叛朝廷，就写下一篇《谏立淮南王诸子疏》，建议不要将淮南王的四个儿子封王，可汉文帝不听。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在给淮南王四个儿子封侯八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169年，此时东城侯刘良已死，汉文帝偏偏将阜陵侯刘安封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封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文帝景帝时，倒还平安无事，而到汉武帝在位时，淮南王刘安常常对父亲之死心怀怨恨，与自己的弟弟刘赐及一些朝廷大臣阴谋反叛，但最终事情败露，被迫自杀，受牵连被处死的人多达数万。
     无论我提出的要加强汉文帝两个亲儿子所封的代国和淮阳国的势力，并将淮阳王刘武徙为梁王，以防备其他诸侯国有变，还是要提前预防淮南王儿子的反叛，我的话全都一一言中。我生前一直忧心如焚的“削藩”之事，直到汉武帝采取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才得以彻底解决。虽称呼名目不同，可谁也无法否认，实际贯彻实施的仍是我当初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思想。
     初涉仕途，22岁的我曾提出一整套“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庞大的改革计划，汉文帝当时以代王身份登上帝位仅两年，谦让治国，加上周勃、灌婴等人的坚决反对，未能实行。我去世后的第三年，汉文帝采纳公孙臣的建议，明确汉为土德，部分实现了我的改革主张，而我去世六十多年后，也就是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在汉武帝执政时，全部变成了现实。
     汉文帝曾下诏，听民自铸钱币，也就是谁都可以制造钱币，其本意是让人人有钱。我当时写了一篇《谏铸钱疏》，指出此政之弊，只是汉文帝未予采纳。对汉文帝的这一政策，清代的王夫之曾批评说：“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固自以为利民也。夫能铸者之非贫民，贫民之不能铸，明矣。奸富者益以富，朴贫者益以贫，多其钱以敛布帛、寂粟、纻漆、鱼盐、果蓏，居赢以持贫民之缓急，而贫者何弗日以贫邪！”历史的真相又如何呢？确实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元狩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下诏由上林苑三官负责铸造钱币，郡国及个人不准再造，彻底把铸造钱币之权收为中央所有。这之后的两千多年来，钱币由国家铸造已成为不易之论。
     我的建议有错吗？历史的发展已经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我的改革意识和政治主张从没落后，更不迂阔，要么当时付诸实施，成效显著，要么超越于我所生活的时代，是为时代的先声。
     “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中说：“汉朝到文帝时，才真是可以办事的时候。因为前此，中央政府时时猜防着功臣。这时候，内而靠他和功臣相持的外戚已亡；功臣死者前死，仅存的亦垂垂老矣，无复野心；拥有广土的同姓诸侯，虽然在形势上很成为问题，然尚未到决裂的地步，还很有回旋的余地。所以这时候，是很可以，而且很应该从根本上改革的时代。然而文帝却只行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道家政策。”显然，吕思勉认为汉文帝的改革是失败的，没抓住有利时机。
   我无意给自己做更多的“翻案”文章，我所说的只是历史事实。我更无意抬高自己，打压别人。我是那种人吗？生前，周勃曾极力反对我提出的政治主张，更反对过汉文帝提拔我为公卿之位。可当我知道周勃被人诬陷造反，逮进监狱之事后，立马写了一篇《阶级》，建议朝廷礼待大臣。何曾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恩格斯评价马克思，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
     在我的眼中，只有公利，绝无私仇。
     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究竟是谁一直在裸泳。时间的潮水终会淘洗一切，露出历史最本真的面目。无论后人知我罪我，我就是我，那个年轻急躁、真诚耿介、一心为公、忧国忧民，心中无半点私利，更不会自我保护的我。
     对我的遭遇，司马迁、刘向持同情态度，认为“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班固则提出“（贾）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对班固之论，欧阳修则说“予切惑之”。刘长卿在《长沙过贾谊宅》中感叹“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王安石在题为《贾生》的诗中则说：“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认为我的政治主张多少被采纳实行，仅凭这一点，自古以来就是一万个公卿也比不上。在他看来，汉文帝对我并不算薄。
     就让后人为我之遇与不遇聚讼不已吧，我已经无力，也无心再说些什么。如果非让我说点什么，我也许会说：“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我的历史是我自己写就的，我并不打算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