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散文）我家的历史标签

  
　　
　　我的那个老乡在市里混得不赖，头上挂得头衔多得冬天不用戴帽子、围围脖。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快二十年了罢，我还在城里读书。有一天，同事向他打招呼，说有人找。老乡很冷淡地接待了他。后来，同事问他来者何人，他搪塞说，是他的一个老乡。而我分明地知道，那确实是他的老乡，也是我的老乡，还是他的亲爹。
　　 这件事，多年以来像块牛皮癣郁结在肠壁上怎么也排泄不出来，竟成了顽疾。
　　姐姐在城里做着小本买卖。有个秤蝎子的走时甩下一句话，姐姐忙于生意没听明白。我说，姐，那人说你是“老棉腰”（城里人对乡下人的蔑称）。姐说，啥？哪个王八羔子说的！我去把他的九斤黄给抠出来。吓得那人慌忙往人缝里钻。
　　 这一点，我很佩服姐姐。姐姐对乡下人的身份毫不忌讳，谁对乡下人瞟个白眼，她有把那人眼珠子抠出来的勇气。
　　我们家世代贫农，连个中农也不沾边。每当填写什么履历表的时候，我总是很镇静很自信地写上“历史清白”四个字。这四个字是我家的历史标签。
　　我家的院子是典型的农家院子。三间北屋，是石头墙体，不是砖墙；屋面没有挂瓦，是用麦秸覆盖着的。挨着山墙的是两间耳屋，用来储藏粮食家什。院墙全是石头砌成，用荆条和木棍胡乱编织的院门很随意地靠在墙上，一般不用上锁，门的作用主要是挡鸡狗猫鸭等家畜。院子里有棵榆树，枝桠上一提溜一提溜的玉米，金灿灿的耀眼。屋墙上楔着橛子，橛子上挂着一串串的红辣椒、绿豆荚，还有镢头锄头镰。门框上挑着个小笼子，笼子里有只蝈蝈，放上豆角南瓜条，只要不缺吃的，一个秋天它就吱吱地不闲着，院子里就有了些许的生气。鸡们在秸垛里刨食，咕咕地叫；小花猫觊觎着树上的斑鸠，急得流口水。有时窜到树上去，斑鸠翅楞一声飞走了，花猫就趴在树上呼噜呼噜打瞌睡。我在树下和泥玩泥巴，玩着玩着自己也成了泥巴。母亲揪着我的衣领子，提留起来，让我撅起屁股，很夸张的象征性的给两巴掌，我就咧开嘴喊，喊得树叶儿哗哗响，喊得小狗汪汪叫，母亲不耐烦了，就给我做好的吃。
　　一年里两个季节最忙碌。春秋刨地是很累人的活，主要是山地。一天下来，身子骨都散架了。直刨到桃杏花开、布谷鸟叫；直刨到树叶卸装、露浓霜重。当村里的年轻人纷纷逃避日子的艰辛时，我的父辈们仍然执拗倔强地挥着镢头、抡着锄头。只有在这并不丰腴并不肥沃的土地上，他们才活得舒坦滋润。土地是他们唯一的根，他们在艰辛里活得有滋有味。对土地与生俱来的固有的情结成了很多城里人难以解开的疙瘩。
　　我的学生时代并没有留下太多美好的印象。三年级时，我昏沉沉睡在了教室里，老师把我送到家里。母亲摸了摸我的额头，给我熬起榆钱粥。一碗榆钱粥下肚，便觉神清气爽。母亲知道那是我饿了。这竟成了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一。整个的初中三年，我的伙食基本没有改善过，一顿三个玉米煎饼。玉米从不去皮，不是因为营养，而是为了让它在肚子里多占些空间。我的同学大都和我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最后一年冲刺阶段，学校要求我们住宿。一间宿舍里挤着二十八个人。那个下雪的夜晚，雪花从屋顶上被风刮进来，夜间起来如厕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们的被子上已是白花花一片。我一个个喊起来，我们用破烂的桌子腿凳子腿笼起了火。那一夜，我们温暖地在火旁熬过。
　　我们从来没有怨言。没想到要和什么人比较。父母给我们的已经够多了。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去把父母的身躯熬干。我们能做到的只能是给父母以微笑。
　　恐怕没有人相信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我们这里是盛产乞丐的地方。青黄不接的时候，村里人就上路了。父母说，我们一家讨饭北到广饶，南至沂水。大哥能拉会唱，要一路唱一路拉一路。一年里总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在路上度过。我对讨饭的记忆基本没有，我们家最后一次外出讨饭大概是在我两岁的时候，我还在母亲的怀里。母亲说一只大黄狗咬住了要饭的棍子，吓得我大声啕叫。是那个好心的东家，给我请了医生，帮我退了烧，治好了吓出的疹子。直到土地下放，有了自留地，政策活泛了，日子才渐渐好起来。我一直对父母心存感恩，不仅仅是父母生养了我，更因为处于生活对他们不公的同情。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农民才有如此的波折和磨难？乡下人和城里人一样，他们同样没有选择出生、选择身份的余地。我也如此。
　　生活帮我选择了那个小院，生活又帮助我走出了那个小院。小院使我有了特殊的思维。有时，我坐在办公桌前想，我的这一包香烟，能换来多少玉米或者小麦的种子？是多少汗水才能换来的？父母一辈子抡起的镢头到底能换来我的多少包香烟？
　　中央电视台《空山》摄制组，把摄影现场选在了老家。就因为老家那一幢幢破旧的房子和近乎原始的院落，还有院落里衣衫褴褛的主人。这包括我的叔叔大爷，大婶大娘们，也包括我的父母。父辈们脸上沧桑的皱纹，就像博物馆里陈列的木乃伊。摄制组走进我的老家来寻找历史的岁月，这到底让我不知道是喜是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