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系列2)
2020-09-24抒情散文张谋
南方:包装拉我第一次进到工厂里是一名包装工,我所在的拉叫包装拉。车间里其它的拉有A拉,也叫主机拉,是生产主机的。也有B拉,也叫手柄拉,是生产游戏机手柄的,就是经常我们看到电视里有人玩的那种。还有其它的两个拉,C拉,D拉,但已经记不清楚生产什
南方:包装拉
我第一次进到工厂里是一名包装工,我所在的拉叫包装拉。车间里其它的拉有A拉,也叫主机拉,是生产主机的。也有B拉,也叫手柄拉,是生产游戏机手柄的,就是经常我们看到电视里有人玩的那种。还有其它的两个拉,C拉,D拉,但已经记不清楚生产什么了。我们包装拉的人数不算多,加上拉长,助拉,最多时也就不到二十个人。我们拉是不滚动的,是一长条的平板桌面,长大约十五米,宽2米,离底近一米,唯一特别的是平板桌面中间偏后面的位置装有一台机器,叫过胶机。
我们拉上十多个人一般一排坐开,也是工位制。从最前面第一个人开始,先把一大包塑胶袋子的保利龙,也就是泡沫箱,都是量身定做的,里面的各个位置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成型的,我们只要把相应产品放在相应的位置就可以了。第一个工位先把保利龙一个一个拿出来,里面放上产品说明书就流到第二个工位。第二个工位不用说,先装最大件,游戏机的主机,装完后流至第三个工位。第三个工位装的是第二大件,两个游戏机手柄,装完后流至第四人工位,装上火牛,也就是变压器,第五个工位数据线,第六个游戏卡……保利龙里的空位装完了,就要套袋子过胶封口。这道工序稍慢,一般由两个人完成,后面就是折包装盒子的两个人,和装盒子的两个人,另有装大纸箱一人,封箱一人,直到摆上插车,被搬运工运至仓库,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这条链中,拉长是高高在上的,不用做任何事,只分配工位,助拉是打游击的,有时协助配下料,这有物料员负责,他只是临时机动下,不至于让拉停下来。
一条拉得源源不断的运行下去,才有成品入库,才能创造出利润,包装是成品的最后一道工序。我们包装拉的工人,学不到任何东西,这个活是个人都会做,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只是熟悉了就会越来越快,只分得出快慢,没有会不会。所以包装拉是最没有水平的拉,工资普遍低于其它拉,好在我们是计时的,没有计件,否则我们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是忙时忙死,闲时闲死。没事做的时候有时去别的拉上帮忙,要不就是去仓库理货,甚至有时还帮着搬工装货柜出货,那可是卖大力气的活。
我们包装拉除了包装各种游戏机套机,有时也做其它的,比如组装游戏机卡带,一条12厘米长,宽2厘米的线条板,以及注塑部发上来的塑胶壳子。塑胶壳子分正反两块,先把线条板放在一个面上,再把另一个面合上去,两手用力挤压,卡擦一声响就合上了,然后再往正面贴一张不干胶的宣传画就大功告成了。我记得第一次组装卡带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个也没有扣上去。这个是有窍门的,用蛮力根本行不通,捏合的太用力会压断合口钉,造成断裂,这样卡带盒就成了废品,线路板也会掉出来。刚开始掌握不好力度与窍门,压的手掌心生疼。我还记得是一个漂亮的女生教会我的,她不是我们包装拉的,她是QA,是品质部的,可以随时抽查每个环节的样品。可能我刚进厂,是个新员工,她对我也特别照顾,虽然有时眉毛横着,但我觉得这只是她的工作态度。我组合卡带是她手把手教会的,当时的我才十八岁,她比我稍长,像姐姐教弟弟一样的教我,这让拉里的其他成员看着取笑我,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有时也会被其他人给说红脸。
包装拉的流水工位是比较随意的,不像其它拉工位比较固定,当然这也是拉长定的。有时拉长让你做这个工位,有时又换一个工位,最后基本上哪个工位都能上手,这样对一条拉的整体与长久来说是好事,可以临时补上别人的空缺,比如有人请假了,或者离职了,不至于手忙脚乱,跟不上整条拉的速度与节奏。
包装拉做的事情也相对杂些,不像其它拉那么纯粹。无所事事时,就坐在工位上折产品说明书,折成比较好看的样式,这也算是创新。我们包装拉有一半是女生,而且妇女占大半,在这方面可是老手,能把产品说明书折得像花一样的好看。打扫卫生时,她们都很勤快,一般不用我们男生动扫把,我们顶多把凳子和拉边上的箱子整理搬开。
包装是所有环节最后一道关,有时也会因为一些原因出错,比如包装盒子装错,两种盒子上印的文字不一样,这样都会导致返工,重新来过。一般不是小数目,成千上万个装错盒,大多数是物料出的错,我们一边埋怨着,一边无精打采的换着盒子。人有时就是这么奇怪,宁愿包装新产品,就是不愿意接受做过的做错了,又重新做过。其实对于工作而言都是在做事,但心里的坎过不了。
南方:返修组
我进返修组完全是偶然性的,包装拉上要调几个人走,我和一位叫红兵的同乡不幸中彩,他的原因是不太服从拉长,拉长对她有了成见,我则是因为进来的迟,又不跟拉长套近乎。我们调去的是三楼手柄生产车间,早就知道那边很辛苦,天天加班到很晚,虽然工资能高些,但强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没有几个人愿意去。我和红兵拿到了调令后,我一时不知如何进退,没有主意。红兵显然出来的早,比我有主见多了,直接去找了厂长,我跟在红兵后面。红兵在车间找到厂长后,很诚恳的说出了不想去三楼手柄生产车间,厂长随即看了看我们俩,说,那就去返修组吧。当时返修组刚成立,也缺人手,我和红兵就到了返修组报到。
返修组的主管看了厂长的批条,就让我们留了下来。从字面上也能理解返修组是做什么工作的,返修组是为了对付大批量退货而设立的。后来,直到返修组解散我离开工厂,我都一直在返修组工作。返修组有一名主管,两名技术工,其它成员有其它组调过来的,也有刚新招进来的。当时我们工厂生产的游戏机主要是出口的,不对国内销售,出口最多的国家是马来西亚,巴西等国,往这些国家还外派了一批技术人员,PE等。这导致了大批量的退货产生,一货柜一货柜的退回来,拉到车间堆得像山一样的,还好工厂规模不算小,可以自行处理。我们返修组的任务就是把拉回来的货,一箱一箱的开箱,一件一件的重新测试,好的重新包装好入库。次品,坏品都要拆散了,分类放好,返回各个环节重新流水。
我们对付次品是比较野蛮的,用电批退开螺丝都嫌慢了,有时直接砸开,把塑胶壳子放在一起,把螺丝收在一起,把线条板装在一起,反正各种小配件归类。其它车间在组装,我们却在拆装,刚好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返修组的存在不为创造价值,只为处理危机。我们面对的大多是残次品,一批又一批。质检其实是很严的,在我的眼里。半成品QC检测,成品QC检测,拉上QA抽查,入库后不定时抽样检测,可谓层层把关,但质量还是无法确保百分之百。如果一批货,在成品仓抽查时,连续出现2件坏品,这批货不管是多少箱多少件,一定是会被全部返工的。即使在这么严格的把控下,出口后还是出现质量问题。
返修组并不是每天都在拆装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工厂就有危机了。我们有时也会无所事事,在这个空当,一般会帮其它厂代工做一些工序。我们曾经帮一国内知名的品牌手表做过焊接,是手表内部的一个电子元件。用烙铁带锡线点上去,要求是相当高的,线路板很脆弱,只允许一次成型,如果烙铁第一次没有焊接到位,第二次就会烧坏线路板,所以需要小心翼翼。还有就是锡点大小和形状都必须接近一致,这个考验的是锡焊的功力。必须有足够的经验和水平可以做到。焊锡会产生静电,所以每个人手上要带上防止静电的静电表,样子和手表一个样。
返修组在一段时间里,也曾经做过生产,反正不能闲下来,老板的钱是不会用来养白吃饭的人。我们生产游戏手柄,把人员调配好,就开始下拉,排工位,各就各位,各负各责,跟其它组在这个时候区别并不是太大。不同的是,我们的拉条是不开的,因为我们人员少,排不开,也只能做多少算多少,跟正式的拉的生产量无法相提并论。我们有时需要一个人做两个工位的事情,才可以把拉拉下去。好在我们不是计件工资,数量的多少跟我们关系不大,即便如此,在赶货的时节里,我们曾经连续工作超过四十个小时以上,累的趴在拉条边上就睡着了。我记得我每个月的上班量以小时计是360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天12个小时。几乎天天晚上加班到十点半,十一二点钟。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600多块钱。我们普工的底薪只有280块钱,全凭加班拿工资,加班费普工是1.76元每小时,其它技术工在2块左右。
返修组的作用越来越小,可能是上面做了某些布署。我们后来的一段时间在帮其它工厂生产电脑键盘,引进了一些新人和机器,再加上返修组原班人马,我们开始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投产。在这个时期,我接触最多的是整个电脑键盘的分部,有时无聊,也玩一些键盘游戏,这对后来我学习打字奠定了基础。当然,那已是大半年后的事情。在返修组,我最大的收获也止于此,接触了电脑这个当时对我来说比较新的事物。
南方:街道
在工业区的一侧都是街道,各种小店都有。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和工友们经常光顾其中。我们一般都是在晚上去,去吃便宜的各种小食,有凉粉,凉面,一块钱一盒子,还有糖水,绿豆沙,五毛钱一小碗,等等。在夏季的时节,都是冰冻过的,吃着特别爽口。街道上还有温州的皮鞋店,一边做一边卖,一双三十块钱,我和工友们都在这里买过皮鞋,质量不怎么好,但能穿就行,我们根本不敢有什么要求,便宜就万事大吉。
在街道口上有两家面馆,我时不时的去换换口味。工厂的食堂只有米饭吃,吃了一年半载从来没有换过,对于北方来的我有些不习惯,我想着吃碗面。街面上的两家面馆,一家是打着西安扯面招牌的,另一家是山西的刀削面。开西安这家面馆的人就是陕西的,所以觉得格外亲切,在外地,碰到一个老乡是格外显亲的。进去了就可以说家乡话,说着随意,在异域它乡倍感亲切。面也做得地道,扯面吃着特别香,价格五块钱一大碗,吃是能吃饱吃好,就是稍贵了些,在外面吃个现炒的快餐也就三块钱。去的次数虽不多,但总念叨着,手里稍有宽余,就想着去吃一碗,吃了舒服,就是心疼开销大了。有时和工友也凑在一起去,凉拌个青瓜,喝瓶啤酒,改善一下生活,但毕竟是少有的几次。山西那家做的是刀削面,味道也不错,刀削面上还撒上了一层肉沫,也很解馋。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便宜,三块钱一碗。这样在手里紧的时候,我就选择刀削面。
街角有一家卖烟的,我不抽烟,本跟它扯不上干系,但工友辉抽。他以前就是做烟草生意的,落魄了才出来避风头,也不为挣厂里那点工资。抽烟的人都是离不开烟的,辉每次一买都是一条。那次我跟他出去,就在那家小店里买了一条烟,二十多块一条,不算多好,但在当时也挺奢侈的了。我记得宿舍里有的工友没烟抽,也没钱买,烟瘾上来了就在地上到处找烟头,找到了就捡起来抽,看着让人很难理解。辉买完那条烟的第二天,下班就带上我去找那家店的老板,他对我说,那条烟是假烟。他当时抽了老板给他的一根烟,才没有闻出那条烟味不对,烟是他看过的不假,但被老板给的烟给蒙蔽过去了。辉很直截了当,到了就直接让老板换条烟给他,别的不多说,老板可能是做贼心虚,二话没说,就重新换了一条。辉这时才发话,我做烟草生意十多年了,大家都是同行,你这个骗得过别人,是骗不过我的,老板脸上显得颇难为情,说着好话。
街道有一块区域是卖菜和水果的,我们不做饭,自然是不会去菜市场,水果市场也是逛着玩的路过。在发现一些我们从来没吃过的水果时,我们会很好奇心的停下来,问来问去。我只听说过荔枝,什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样的诗句是对荔枝极其的推崇。那是第一批荔枝刚下来的时节,贵的要命,十二块钱一斤,我们从不知荔枝的售价应该是多少钱一斤才合理,我们只知道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别说吃,就是见这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诱惑,我们决定豁出去了,几个人一合计,凑十二块钱买一斤,看着小贩打着称,我们已经急不可待。用一个小塑料袋子装着,我们三个人拿在手里,少的可怜,多少颗都数得清清楚楚。我们分享着自以为是的美味。好吃是肯定的,就是太少了,重要的是尝了个鲜,终于知道荔枝是什么味了。后来,我们也经常去瞅一些没吃过的水果。我们第二次买的是芭乐,像苹果,但上面没那么光滑,有坑坑洼洼的点。小贩也推荐说好吃,那次还不算太贵,五块钱买了五个,我拿出一个,咬了一口,觉得像吃家里没成熟的柿子,怎么是涩的。另外两个工友也各咬了一口,立马吐了出来,说是没成熟,嘴里骂骂咧咧的,我们扔掉手中的芭乐,连袋子都扔掉了。在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芭乐本来就是这个味道。
在街道上还有很多店面,一家挨着一家,有服装店,我买过几条当时流行的裤子,是喇叭裤,裤口大些,二十块钱一条,穿着也还不错。我还在街口的一个箱包店里,买过一个拉杆箱,40块钱,那是将要离开的时候才买的。我还在街道里的理发店里理发,那是第一次知道干洗,可以坐在凳子上洗头,洗得人很不自在。我也曾和一个女孩子在街道里比较像样的一家饭店里吃过一顿饭,仅有的一次。在这条街上吃过最奢侈的一顿饭是八十块钱,那是为了感谢人事经理把我从号子里保出来,我下的血本。
六年后,当我无意间再次回到这条街道,我感觉到非常陌生,很多熟悉的景像已不复存在。街道已经大变样,就连以前我打工的那家工厂也早已搬厂到了别处。有个别不变的东西在我看来是那么的弥足珍贵,我在怀念什么呢?没有人能回到昨天,这一点我深深知道。
南方:排队
上学时,做早操要排队,放学了也要排队,出来时上火车时也要排队过检票口,下了火车也要跟队走,等到了工厂,也要排成一排,等着别人来选人。我和几位同乡就站在工厂门口保安室的旁边,一字排开,很整齐,个个挺的笔直,因为这是来寻工。等了一些时间,一个戴眼镜的女生终于拿着文件夹出来了,她瞄了我们这一排,大概七八个人,就从我们面前一个一个走过。然后分别看了我们的身份证,把名字登记了下。这是她的工作,她是工厂人事部的主管。
我们下班时要打卡,也要排队,排队不仅是为了打卡,也是为了配合检查。男生一排,女生一排,打完卡,把双手高高举起,保安就从两侧搜身,防止我们把工厂里的电子元件偷带出去。每天都是如此,虽然说查的并不是很仔细,只是顺手拍打两下,但总让人觉着不舒服。每个人其实心里都有怨言,却没有人敢说出来。在日复一日的循环中,慢慢的成为了一种习惯,已没有人去计较。后来者看到前面的人都照做,也都顺从了这样的模式。即便如此的检查,东西还是会被带出来,我知道游戏卡是被带出来最多的,二指宽,十厘米长的薄片,放在鞋垫下面是不会被发现的,总不可能每个人都脱鞋检查吧。
到食堂吃饭,也要排队,拿着饭盆站在队列里,一点点往前挪动。有一次,我们上街游行,也排着队,虽然不是很整齐,但声势浩大,挺壮观。我夹杂在队伍中间,只顾跟着走,其它的都不管,别人喊什么,我跟上喊,也不管对与错,前面转弯,我就跟着转,也不知道进的是地方政府。我们去工业区旁边的机场闲逛,看见出租车一辆跟着一辆,也排着队。还有一次,我寻工想进关到了关口,因为没有边防证件,被便衣发现,带到了附近一个派出所。那是辆囚车,下车后,我们被逼迫着双手抱头,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关进了号子里。我被工厂人事部经理保出来时,我看到派出所的囚车又刚从外面回来,一车人和我进去时一样,排着队,鱼贯而行。那个时刻,天空正飘着细雨,我想到了将要被押上刑场执行死刑的场景。
再后来,我入关,从关口下车进入关内,也要排队验身份证和边防证才可以通行。等一辆公交车,也排起了长队。有一次,在职介所应聘求职时,我去的还是比较早的,等到了跟前,我傻眼了。排起的四条队伍已经从职介所里延伸到了马路上,我赶紧站进队伍里,边走边填表格,队伍一直通到二楼。等我到了职介所里面,我后面跟着排队的人还延伸在马路上。排了几个小时的队,面试环节却极其简单,询问了几句后,就收了简历让回去等消息。在第三天放录取榜的时候,所有的求职者才知道上当了。大家已然愤怒,开始打砸,后来,警察来了,记者来了,政府也来了,招聘单位公开道歉,并加倍退回了我们的报名费。由于人数上千人,又是排队,排队退钱,退完钱后,队伍散了,人们各自离去。
工作后,每天早上开列会要排队,以组为单位排队。有一楼盘开盘时做活动,力度比较大,朋友让帮排队拿号,不得已我也早早起来,冲到前面帮着排队。开发商故意搞的这么紧张,等所有人到了,又换地点,害得所有人一阵奔袭,气都喘不过来。眼看着人数远远超过了号数,这得有一半人白忙活了。朋友排队在我前面,算是拿到号了,我还站在队伍里。朋友让我站着,跑到最后面去拉一个人过来,让我帮其拿号,到时给我两百块钱。这队排的值当,占个位就值两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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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进到工厂里是一名包装工,我所在的拉叫包装拉。车间里其它的拉有A拉,也叫主机拉,是生产主机的。也有B拉,也叫手柄拉,是生产游戏机手柄的,就是经常我们看到电视里有人玩的那种。还有其它的两个拉,C拉,D拉,但已经记不清楚生产什么了。我们包装拉的人数不算多,加上拉长,助拉,最多时也就不到二十个人。我们拉是不滚动的,是一长条的平板桌面,长大约十五米,宽2米,离底近一米,唯一特别的是平板桌面中间偏后面的位置装有一台机器,叫过胶机。
我们拉上十多个人一般一排坐开,也是工位制。从最前面第一个人开始,先把一大包塑胶袋子的保利龙,也就是泡沫箱,都是量身定做的,里面的各个位置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成型的,我们只要把相应产品放在相应的位置就可以了。第一个工位先把保利龙一个一个拿出来,里面放上产品说明书就流到第二个工位。第二个工位不用说,先装最大件,游戏机的主机,装完后流至第三个工位。第三个工位装的是第二大件,两个游戏机手柄,装完后流至第四人工位,装上火牛,也就是变压器,第五个工位数据线,第六个游戏卡……保利龙里的空位装完了,就要套袋子过胶封口。这道工序稍慢,一般由两个人完成,后面就是折包装盒子的两个人,和装盒子的两个人,另有装大纸箱一人,封箱一人,直到摆上插车,被搬运工运至仓库,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这条链中,拉长是高高在上的,不用做任何事,只分配工位,助拉是打游击的,有时协助配下料,这有物料员负责,他只是临时机动下,不至于让拉停下来。
一条拉得源源不断的运行下去,才有成品入库,才能创造出利润,包装是成品的最后一道工序。我们包装拉的工人,学不到任何东西,这个活是个人都会做,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只是熟悉了就会越来越快,只分得出快慢,没有会不会。所以包装拉是最没有水平的拉,工资普遍低于其它拉,好在我们是计时的,没有计件,否则我们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是忙时忙死,闲时闲死。没事做的时候有时去别的拉上帮忙,要不就是去仓库理货,甚至有时还帮着搬工装货柜出货,那可是卖大力气的活。
我们包装拉除了包装各种游戏机套机,有时也做其它的,比如组装游戏机卡带,一条12厘米长,宽2厘米的线条板,以及注塑部发上来的塑胶壳子。塑胶壳子分正反两块,先把线条板放在一个面上,再把另一个面合上去,两手用力挤压,卡擦一声响就合上了,然后再往正面贴一张不干胶的宣传画就大功告成了。我记得第一次组装卡带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个也没有扣上去。这个是有窍门的,用蛮力根本行不通,捏合的太用力会压断合口钉,造成断裂,这样卡带盒就成了废品,线路板也会掉出来。刚开始掌握不好力度与窍门,压的手掌心生疼。我还记得是一个漂亮的女生教会我的,她不是我们包装拉的,她是QA,是品质部的,可以随时抽查每个环节的样品。可能我刚进厂,是个新员工,她对我也特别照顾,虽然有时眉毛横着,但我觉得这只是她的工作态度。我组合卡带是她手把手教会的,当时的我才十八岁,她比我稍长,像姐姐教弟弟一样的教我,这让拉里的其他成员看着取笑我,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有时也会被其他人给说红脸。
包装拉的流水工位是比较随意的,不像其它拉工位比较固定,当然这也是拉长定的。有时拉长让你做这个工位,有时又换一个工位,最后基本上哪个工位都能上手,这样对一条拉的整体与长久来说是好事,可以临时补上别人的空缺,比如有人请假了,或者离职了,不至于手忙脚乱,跟不上整条拉的速度与节奏。
包装拉做的事情也相对杂些,不像其它拉那么纯粹。无所事事时,就坐在工位上折产品说明书,折成比较好看的样式,这也算是创新。我们包装拉有一半是女生,而且妇女占大半,在这方面可是老手,能把产品说明书折得像花一样的好看。打扫卫生时,她们都很勤快,一般不用我们男生动扫把,我们顶多把凳子和拉边上的箱子整理搬开。
包装是所有环节最后一道关,有时也会因为一些原因出错,比如包装盒子装错,两种盒子上印的文字不一样,这样都会导致返工,重新来过。一般不是小数目,成千上万个装错盒,大多数是物料出的错,我们一边埋怨着,一边无精打采的换着盒子。人有时就是这么奇怪,宁愿包装新产品,就是不愿意接受做过的做错了,又重新做过。其实对于工作而言都是在做事,但心里的坎过不了。
南方:返修组
我进返修组完全是偶然性的,包装拉上要调几个人走,我和一位叫红兵的同乡不幸中彩,他的原因是不太服从拉长,拉长对她有了成见,我则是因为进来的迟,又不跟拉长套近乎。我们调去的是三楼手柄生产车间,早就知道那边很辛苦,天天加班到很晚,虽然工资能高些,但强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没有几个人愿意去。我和红兵拿到了调令后,我一时不知如何进退,没有主意。红兵显然出来的早,比我有主见多了,直接去找了厂长,我跟在红兵后面。红兵在车间找到厂长后,很诚恳的说出了不想去三楼手柄生产车间,厂长随即看了看我们俩,说,那就去返修组吧。当时返修组刚成立,也缺人手,我和红兵就到了返修组报到。
返修组的主管看了厂长的批条,就让我们留了下来。从字面上也能理解返修组是做什么工作的,返修组是为了对付大批量退货而设立的。后来,直到返修组解散我离开工厂,我都一直在返修组工作。返修组有一名主管,两名技术工,其它成员有其它组调过来的,也有刚新招进来的。当时我们工厂生产的游戏机主要是出口的,不对国内销售,出口最多的国家是马来西亚,巴西等国,往这些国家还外派了一批技术人员,PE等。这导致了大批量的退货产生,一货柜一货柜的退回来,拉到车间堆得像山一样的,还好工厂规模不算小,可以自行处理。我们返修组的任务就是把拉回来的货,一箱一箱的开箱,一件一件的重新测试,好的重新包装好入库。次品,坏品都要拆散了,分类放好,返回各个环节重新流水。
我们对付次品是比较野蛮的,用电批退开螺丝都嫌慢了,有时直接砸开,把塑胶壳子放在一起,把螺丝收在一起,把线条板装在一起,反正各种小配件归类。其它车间在组装,我们却在拆装,刚好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返修组的存在不为创造价值,只为处理危机。我们面对的大多是残次品,一批又一批。质检其实是很严的,在我的眼里。半成品QC检测,成品QC检测,拉上QA抽查,入库后不定时抽样检测,可谓层层把关,但质量还是无法确保百分之百。如果一批货,在成品仓抽查时,连续出现2件坏品,这批货不管是多少箱多少件,一定是会被全部返工的。即使在这么严格的把控下,出口后还是出现质量问题。
返修组并不是每天都在拆装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工厂就有危机了。我们有时也会无所事事,在这个空当,一般会帮其它厂代工做一些工序。我们曾经帮一国内知名的品牌手表做过焊接,是手表内部的一个电子元件。用烙铁带锡线点上去,要求是相当高的,线路板很脆弱,只允许一次成型,如果烙铁第一次没有焊接到位,第二次就会烧坏线路板,所以需要小心翼翼。还有就是锡点大小和形状都必须接近一致,这个考验的是锡焊的功力。必须有足够的经验和水平可以做到。焊锡会产生静电,所以每个人手上要带上防止静电的静电表,样子和手表一个样。
返修组在一段时间里,也曾经做过生产,反正不能闲下来,老板的钱是不会用来养白吃饭的人。我们生产游戏手柄,把人员调配好,就开始下拉,排工位,各就各位,各负各责,跟其它组在这个时候区别并不是太大。不同的是,我们的拉条是不开的,因为我们人员少,排不开,也只能做多少算多少,跟正式的拉的生产量无法相提并论。我们有时需要一个人做两个工位的事情,才可以把拉拉下去。好在我们不是计件工资,数量的多少跟我们关系不大,即便如此,在赶货的时节里,我们曾经连续工作超过四十个小时以上,累的趴在拉条边上就睡着了。我记得我每个月的上班量以小时计是360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天12个小时。几乎天天晚上加班到十点半,十一二点钟。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600多块钱。我们普工的底薪只有280块钱,全凭加班拿工资,加班费普工是1.76元每小时,其它技术工在2块左右。
返修组的作用越来越小,可能是上面做了某些布署。我们后来的一段时间在帮其它工厂生产电脑键盘,引进了一些新人和机器,再加上返修组原班人马,我们开始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投产。在这个时期,我接触最多的是整个电脑键盘的分部,有时无聊,也玩一些键盘游戏,这对后来我学习打字奠定了基础。当然,那已是大半年后的事情。在返修组,我最大的收获也止于此,接触了电脑这个当时对我来说比较新的事物。
南方:街道
在工业区的一侧都是街道,各种小店都有。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和工友们经常光顾其中。我们一般都是在晚上去,去吃便宜的各种小食,有凉粉,凉面,一块钱一盒子,还有糖水,绿豆沙,五毛钱一小碗,等等。在夏季的时节,都是冰冻过的,吃着特别爽口。街道上还有温州的皮鞋店,一边做一边卖,一双三十块钱,我和工友们都在这里买过皮鞋,质量不怎么好,但能穿就行,我们根本不敢有什么要求,便宜就万事大吉。
在街道口上有两家面馆,我时不时的去换换口味。工厂的食堂只有米饭吃,吃了一年半载从来没有换过,对于北方来的我有些不习惯,我想着吃碗面。街面上的两家面馆,一家是打着西安扯面招牌的,另一家是山西的刀削面。开西安这家面馆的人就是陕西的,所以觉得格外亲切,在外地,碰到一个老乡是格外显亲的。进去了就可以说家乡话,说着随意,在异域它乡倍感亲切。面也做得地道,扯面吃着特别香,价格五块钱一大碗,吃是能吃饱吃好,就是稍贵了些,在外面吃个现炒的快餐也就三块钱。去的次数虽不多,但总念叨着,手里稍有宽余,就想着去吃一碗,吃了舒服,就是心疼开销大了。有时和工友也凑在一起去,凉拌个青瓜,喝瓶啤酒,改善一下生活,但毕竟是少有的几次。山西那家做的是刀削面,味道也不错,刀削面上还撒上了一层肉沫,也很解馋。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便宜,三块钱一碗。这样在手里紧的时候,我就选择刀削面。
街角有一家卖烟的,我不抽烟,本跟它扯不上干系,但工友辉抽。他以前就是做烟草生意的,落魄了才出来避风头,也不为挣厂里那点工资。抽烟的人都是离不开烟的,辉每次一买都是一条。那次我跟他出去,就在那家小店里买了一条烟,二十多块一条,不算多好,但在当时也挺奢侈的了。我记得宿舍里有的工友没烟抽,也没钱买,烟瘾上来了就在地上到处找烟头,找到了就捡起来抽,看着让人很难理解。辉买完那条烟的第二天,下班就带上我去找那家店的老板,他对我说,那条烟是假烟。他当时抽了老板给他的一根烟,才没有闻出那条烟味不对,烟是他看过的不假,但被老板给的烟给蒙蔽过去了。辉很直截了当,到了就直接让老板换条烟给他,别的不多说,老板可能是做贼心虚,二话没说,就重新换了一条。辉这时才发话,我做烟草生意十多年了,大家都是同行,你这个骗得过别人,是骗不过我的,老板脸上显得颇难为情,说着好话。
街道有一块区域是卖菜和水果的,我们不做饭,自然是不会去菜市场,水果市场也是逛着玩的路过。在发现一些我们从来没吃过的水果时,我们会很好奇心的停下来,问来问去。我只听说过荔枝,什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样的诗句是对荔枝极其的推崇。那是第一批荔枝刚下来的时节,贵的要命,十二块钱一斤,我们从不知荔枝的售价应该是多少钱一斤才合理,我们只知道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别说吃,就是见这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诱惑,我们决定豁出去了,几个人一合计,凑十二块钱买一斤,看着小贩打着称,我们已经急不可待。用一个小塑料袋子装着,我们三个人拿在手里,少的可怜,多少颗都数得清清楚楚。我们分享着自以为是的美味。好吃是肯定的,就是太少了,重要的是尝了个鲜,终于知道荔枝是什么味了。后来,我们也经常去瞅一些没吃过的水果。我们第二次买的是芭乐,像苹果,但上面没那么光滑,有坑坑洼洼的点。小贩也推荐说好吃,那次还不算太贵,五块钱买了五个,我拿出一个,咬了一口,觉得像吃家里没成熟的柿子,怎么是涩的。另外两个工友也各咬了一口,立马吐了出来,说是没成熟,嘴里骂骂咧咧的,我们扔掉手中的芭乐,连袋子都扔掉了。在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芭乐本来就是这个味道。
在街道上还有很多店面,一家挨着一家,有服装店,我买过几条当时流行的裤子,是喇叭裤,裤口大些,二十块钱一条,穿着也还不错。我还在街口的一个箱包店里,买过一个拉杆箱,40块钱,那是将要离开的时候才买的。我还在街道里的理发店里理发,那是第一次知道干洗,可以坐在凳子上洗头,洗得人很不自在。我也曾和一个女孩子在街道里比较像样的一家饭店里吃过一顿饭,仅有的一次。在这条街上吃过最奢侈的一顿饭是八十块钱,那是为了感谢人事经理把我从号子里保出来,我下的血本。
六年后,当我无意间再次回到这条街道,我感觉到非常陌生,很多熟悉的景像已不复存在。街道已经大变样,就连以前我打工的那家工厂也早已搬厂到了别处。有个别不变的东西在我看来是那么的弥足珍贵,我在怀念什么呢?没有人能回到昨天,这一点我深深知道。
南方:排队
上学时,做早操要排队,放学了也要排队,出来时上火车时也要排队过检票口,下了火车也要跟队走,等到了工厂,也要排成一排,等着别人来选人。我和几位同乡就站在工厂门口保安室的旁边,一字排开,很整齐,个个挺的笔直,因为这是来寻工。等了一些时间,一个戴眼镜的女生终于拿着文件夹出来了,她瞄了我们这一排,大概七八个人,就从我们面前一个一个走过。然后分别看了我们的身份证,把名字登记了下。这是她的工作,她是工厂人事部的主管。
我们下班时要打卡,也要排队,排队不仅是为了打卡,也是为了配合检查。男生一排,女生一排,打完卡,把双手高高举起,保安就从两侧搜身,防止我们把工厂里的电子元件偷带出去。每天都是如此,虽然说查的并不是很仔细,只是顺手拍打两下,但总让人觉着不舒服。每个人其实心里都有怨言,却没有人敢说出来。在日复一日的循环中,慢慢的成为了一种习惯,已没有人去计较。后来者看到前面的人都照做,也都顺从了这样的模式。即便如此的检查,东西还是会被带出来,我知道游戏卡是被带出来最多的,二指宽,十厘米长的薄片,放在鞋垫下面是不会被发现的,总不可能每个人都脱鞋检查吧。
到食堂吃饭,也要排队,拿着饭盆站在队列里,一点点往前挪动。有一次,我们上街游行,也排着队,虽然不是很整齐,但声势浩大,挺壮观。我夹杂在队伍中间,只顾跟着走,其它的都不管,别人喊什么,我跟上喊,也不管对与错,前面转弯,我就跟着转,也不知道进的是地方政府。我们去工业区旁边的机场闲逛,看见出租车一辆跟着一辆,也排着队。还有一次,我寻工想进关到了关口,因为没有边防证件,被便衣发现,带到了附近一个派出所。那是辆囚车,下车后,我们被逼迫着双手抱头,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关进了号子里。我被工厂人事部经理保出来时,我看到派出所的囚车又刚从外面回来,一车人和我进去时一样,排着队,鱼贯而行。那个时刻,天空正飘着细雨,我想到了将要被押上刑场执行死刑的场景。
再后来,我入关,从关口下车进入关内,也要排队验身份证和边防证才可以通行。等一辆公交车,也排起了长队。有一次,在职介所应聘求职时,我去的还是比较早的,等到了跟前,我傻眼了。排起的四条队伍已经从职介所里延伸到了马路上,我赶紧站进队伍里,边走边填表格,队伍一直通到二楼。等我到了职介所里面,我后面跟着排队的人还延伸在马路上。排了几个小时的队,面试环节却极其简单,询问了几句后,就收了简历让回去等消息。在第三天放录取榜的时候,所有的求职者才知道上当了。大家已然愤怒,开始打砸,后来,警察来了,记者来了,政府也来了,招聘单位公开道歉,并加倍退回了我们的报名费。由于人数上千人,又是排队,排队退钱,退完钱后,队伍散了,人们各自离去。
工作后,每天早上开列会要排队,以组为单位排队。有一楼盘开盘时做活动,力度比较大,朋友让帮排队拿号,不得已我也早早起来,冲到前面帮着排队。开发商故意搞的这么紧张,等所有人到了,又换地点,害得所有人一阵奔袭,气都喘不过来。眼看着人数远远超过了号数,这得有一半人白忙活了。朋友排队在我前面,算是拿到号了,我还站在队伍里。朋友让我站着,跑到最后面去拉一个人过来,让我帮其拿号,到时给我两百块钱。这队排的值当,占个位就值两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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