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纪事

　　童年纪事
　　 　　人老了，转过背，刚才的事就忘了，但几十年前童年的往事却常常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于是便有了这篇《童年纪事》。　　 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　
　　我于1947年12月出生在大理古城，住在南门附近的苍坪街一个大院里。三年后大理解放，不久进行土改。一天院子里突然来了许多衣裳褴褛庄稼人，在房东家中翻箱倒柜，大呼小叫，房东则被捆绑起来，跪在院中。原来房东是地主，当地的贫雇农前来没收房屋，抄家，分浮财。不到三岁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当即吓坏了，我紧紧抱住母亲的腿，全身发抖。我的父母则暗自庆幸，因为父亲省吃俭用，用多年的积蓄，买了一套房子，看到势头不对，在土改前以300元的低价卖给了一位朋友。否则，现在不但房子不保，搞不好还要挨斗。但事后证明父亲失算了，土改不涉及城中的工商，那位朋友平安无事，300元就得了一套好房子。
　　后来父母先后到大理贸易分公司（即大理州商业局的前身）参加工作，我也随即来到下关。此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单位经常组织学习讨论，宣传组织群众声援。我无处可去，被母亲抱着参加开会。会上受会场气氛的感染，不满6岁的我居然也一本正经地在会上发了言，引得大家乐不可支，笑得前仰后翻。
　　父母在公司工作非常积极，认真负责。父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奖品是一条毛毯。这条毛毯父亲和全家人珍爱有加，一直用到1987年父亲去世，四弟专门作为遗物珍藏起来。凭着突出的会计业务，父亲升任会计科科长，工资提高到80多元，成为一家六口生存的经济基础。母亲则调入秘书科工作。
　　此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三反”、“五反”、“肃反”、“审干”接踵而至。公司里许多熟悉的叔叔阿姨被批斗，有的则再也见不到了。
　　一天我偷偷爬上楼梯，来到大会议室的门口，从门缝向里面望去，只见一个叔叔低头站在中间，周围的人时而慷慨抨击，时而高呼口号，还有人上前对他打几个耳光，踢上几脚。我又惊又怕，实在不敢再看，只好溜之大吉。
　　父母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也未能幸免。父亲抗战期间参加过国民党部队，任上尉书记（文书）。母亲解放前在大理县党部工作过，加入了国民党。这些在参加工作时就向组织交代清楚，均被定为一般历史问题。可就因为这个一般历史问题，准备提拔为县长的父亲被免去了会计科长的职务，以财会负责人的名义主持会计科的工作。之后又被调往州商校、下关饭店，作为大理州最出色的两个会计之一的父亲悄然靠边站了。母亲的际遇更差，她被从公司秘书科调针织站办伙食，58年以子女过多为名，下放回家。母亲的离职使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幼师毕业的母亲不得不四处寻找工作，她当过居民委员会会计，腌过咸菜，检过药，当过居民幼儿园教师。为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为抚育四个儿子，吃尽了苦头。
　　到下关以后，我进入下关干部子弟学校（现下关四小）读书。先在学校的幼儿园中班，1954年9月升入小学，分在5班。学校原在文景园，后搬到在地委会对面。学校有不少干部子弟，地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的女儿都在5班，但没有显示出他们作为干部子弟的优越，大家相处融洽。
　　想不到政治运动依然波及到了学校。1956年年中，我去上学，经常遇到迎面而来的同学乐滋滋地说：“今天不上课，老师开会。”我还有些不信，走进学校，黑板上果然写着停课的通知。后来才知道，那是反右斗争开始了。紧接着又有几位老师不见了，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田美莲老师。田老师在幼儿园教过我们，虽然时间不长，但她对每一个同学都关心热爱，态度亲切和蔼，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几年后张志群同学曾经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我最喜欢的老师是田美莲老师，她教学非常认真，对学生总是笑眯眯的，从来不打人骂人，不揪人的耳朵……”几十年以后，通过同学毛元忠，我才在凤仪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田老师。知道她被打成右派以后，回家靠缝纫度日，经历不少磨难。看到她身体精神尚可，我才略感宽慰。　　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国家建设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使许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随后的“反右倾”、“四清”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使中华民族遭受了惨痛的浩劫。　　　　丰富多彩的游戏娱乐　　　　玩是孩子的天性。我们的童年虽然没有当今孩子这样好的条件，没有那么多的玩具，但玩的花样和乐趣却绝不输给当今的孩子。不同的是大多不用玩具，即使用玩具，我们的玩具绝大部分不是买的，而是自己制作的。
　　跑家拉家：这个活动需要一个宽阔的封闭场地和一定数量的参与者。当年的下关有几个大院，如榆泰店、鸿盛祥、市政府、州商业局……院中住有不少孩子，这就成为跑家拉家游戏的最佳场地。游戏前先划出两块区域，一块是“大本营”，是跑家出发和躲避的地方，跑家进入“大本营”，拉家就不能抓他；一块是“监狱”，是“关押”被抓跑家的地方。游戏的方法是，参与者分为两队，一队跑（跑家），一队抓（拉家），跑家先跑，拉家追，追到后，把被抓者“关”进“监狱”，手拉手成一串。跑家如能跑进“监狱”，碰到被抓者，就可将其救出，重新跑，直到所有跑家被抓，则拉家取得胜利。交换双方位置，继续游戏。这个游戏，既能锻炼身体，提高奔跑速度，又能增强灵活性，培养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很有帮助。
　　可惜这样的游戏现在根本见不到了，且不说当年的大院已全部拆除，变成了一幢幢商品房，在学校，体育课都难以保证，在家，孩子被课外作业、辅导班压的喘不过气来。即使有了时间场地，住在互不往来的单元房内，谁有本事召集十来个孩子出来活动，出了事谁负责？
　　挤油渣：几十年前，风城下关的冬天还是比较冷的，孩子们的衣服往往比较单薄，课间，常常冷得缩成一团。这时挤油渣游戏便应运而生了。大家靠墙站成一排，两边拼命往中间挤，中间的支撑不住自然被挤了出来，挤出来的又跑到两边，再往中间挤。几个回合下来，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浑身冒汗，寒冷消失得无影无踪。
　　斗鸡：斗鸡近日还在电视上看到过，但生活中早已消失了。课间，在教室里，两个人就可以玩。双手将一条腿抱在腰间，单脚落地，跳着相互攻击，谁双脚先落地谁输。有一次课间，我和一个姓沈的同学斗鸡，他人高马大，我被撞倒在地，恰巧被老师看到，把他批评了一顿。我觉得是我技不如人，他被批评，我反而很不舒服，心中充满了歉疚。
　　滚铁环：沿废油桶边锯下一个圆圈，打磨光滑，再找一根粗铁丝，拉直，一头做成U形，一副铁环就制成了。一手握铁丝，通过铁丝另一头的U形部分控制铁环，就可在地上任意走动。虽然简单，玩起来却十分有趣，欲罢不能。有的学生上下学都带着它，在马路上行走自如，得意洋洋。
　　打乒乓球：除二小外，当年下关其他小学似乎都没有乒乓球桌，但这并不能成为孩子们打乒乓球的障碍。放学后，四张桌子一拼，几块砖头往中间一摆，一张简易的乒乓球桌就出现了。球拍也是五花八门，木板、纸板、瓦片都可以当球拍。我曾买过一副不知打什么球的大球拍，人小拍大，打起来既不顺手，看起来又很滑稽，但仍玩的津津有味。有时球桌少，打的人多，轮不过来，就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比赛规则。一人当桩，新来者要“考试”，即先赢一球，输了立马离场，赢了如再得一分，桩家下台。否则先得四分者胜。但双方打倒三平，则“三平两头下”，双双下台。这种玩法，轮换很快，即使好几个人也能快速轮完。
　　弹弓、弓箭：弹弓制作简单，那时的孩子大多玩过弹弓，也为此惹了不少祸，但仍乐此不疲。我玩过弹弓，觉得还不过瘾，便找了根树枝，做了副弓箭。这天得意洋洋，手持弓箭，向空处射去，谁知一辆自行车路过，箭不偏不倚，恰巧卡在后轮上，自行车猛然停住，那人一跤跌了下来。人跌下来，还感到莫名其妙，想不通平路上车怎么突然停止。我一看闯了大祸，丢下弓箭转身就遛，从此再不敢玩。
　　枪：最简单的枪是气枪，取一根竹管，一截筷子，将纸用水侵湿，揉成小团，竹管两端各塞一团，用筷子从一端插入，猛然用力，竹管内的气体被压缩，在气体的压力下，另一端的纸团就像子弹一样飞了出去。气枪除用湿纸团外，有人还到沙河埂採“黄国”籽做枪弹。
　　枪中玩得最多的是橡筋枪。用竹片或筷子做枪身，纸板作枪把，一小片竹片做扳机。使用时，橡筋一头挂在枪口，一头挂在扳机上，一扣扳机，橡筋就射出去了。用小瓶或火柴盒做靶子，长久练习，可以百发百中。
　　得螺：得螺是像个鸡蛋的木球，下端有个尖尖的铁钉。用细绳整齐地绕在得螺上，一头握在手中，尖端朝下，猛地往地下一抛，得螺便旋转起来，此时用鞭子抽它，得螺便不停旋转。谁转的时间最长，谁就是优胜者。
　　弹玻璃珠：这也是常玩的游戏。找块稍平的地，挖个手指大的小洞，两人轮流弹珠，即把玻璃珠放在手中，用大拇指一弹，玻璃珠就能滚出去，撞击对方的玻璃珠，谁能把对方的玻璃珠撞入洞中，谁获胜。有点类似高尔夫球，但又不尽相同。
　　打克郎球：今天看来克郎球是个四不像，一张四角有洞但更高的麻将桌，一副象棋为球，四根比台球杆短的球杆，将帅作为双方的母球。打法类似台球，又不太相同。因为只能打对方的球，先将对方球全部打入洞中者为胜。这种球，当年孩子玩，大人也玩，可谓老少皆宜。
　　折纸：一张报纸，裁成方形，可以折出各种不同的物体：轮船、飞机、仙鹤、官帽……
　　翻五线：一根长线，双手五个手指，将其拉成几根平行的直线，另一人，用手指勾起，一翻，线到另一人手中，变成另一种形状。如此反复，千变万化。
　　其他的玩法还有很多。我们扎过风筝，制作过潜望镜、万花筒、土电话、矿石收音机……用手巾翻裹成老鼠，用蜡烛和橘子皮玩土法炼钢。在沙河里捞蝌蚪，去水塘中捉泥鳅、螃蟹，到旷野里捉蟋蟀，看它们厮杀取乐。用一块布，一盏灯，一双手演出手影戏……连自然界中的丁丁虫、萤火虫、炒豆虫也捉来成为手中的玩物。
　　女生还有她们自己独特的游戏。拿粉笔画在地上有大中小，然后扔小石头，把小石子往小大中跳，看能坚持到多久？如果是输了，就由另一个小女孩跳。还有踢毽子、拍皮球、玩洋画等等。
　　而女生最喜欢的游戏则是跳橡皮筋。两人分站两头，手拉一根四、五、米长的橡皮筋，跳的人单脚高高举起，勾住橡皮筋，起跳，放开，再换脚，变换各种姿势，犹如芭蕾舞。边跳边唱：“小皮球，像假铃，假铃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除了种类繁多的游戏，童年的我们还有多种娱乐活动。
　　游泳：在下关，西洱河是最佳的天然游泳池，当年的孩子很少有不会游泳的。但我们不叫游泳，叫“洗澡”。学游泳没有人教，模仿周围的伙伴，自己下去乱游几次就会。开始时，为了保险，有人制作了土救生圈。方法是，将帽子浸湿，往中间吹气，帽子被吹成一个气球，就可拿在手中或放在下巴底下当救生圈用了。游泳的姿势主要是蛙泳，水平稍高点的用自由泳，我们称为“摆水”。
　　看书：新华书店和文化馆是我常去的地方，阅览室有各种报纸、杂志，在那里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新华书店的书也可以随便翻阅，只要不拿走，无人管你；街上还有一些租书的小摊，一分钱看一本。我常去正阳横街的一个租书摊，找到要读的小画书，坐到窗前的木台上，边晒太阳边看。
　　那些年的街上有不少走江湖，卖狗皮膏药的，卖药之前总要敲锣打鼓，做点表演，引得我们驻足观看。待到卖药时，就转身离开，到另一处去看。
　　街上做面人的老黄，用熬化的糖稀在大理石桌上浇画出花鸟鱼虫、龙虎猫狗和各种人物，以招徕顾客，做生意的小贩，也成了我们围观的对象，即使没有钱买，也要饱饱眼福，久久不肯离去。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茶馆。那时出一毛钱，买一碗茶，就可以在茶馆坐一天。茶馆里除了喝茶，还常常有艺人进行说唱表演。有相声、快板、京剧、小曲等等。我们没钱买茶，只得在门口站着听，常常忘记了回家吃饭。
　　晚上茶馆有时还请人说书，艺人老朱说书特别吸引人。他一开讲，茶馆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也挤在人群中，竖起耳朵“偷听”。大家大气都不敢出，只有老朱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可惜他每每讲到关键精彩之处，便停下来收钱，我们立刻一哄而散，逃之夭夭。待钱收完后再回来继续听。
　　当年的小学，学校也组织一些课外活动。一个星期天，我班以小组为单位，每个同学拼一角钱，一调羹油，一把米，来到西洱河边，在一棵小树下，自己动手，埋锅造饭，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各显身手，在欢声笑语中，用稚嫩的小手，做出了两餐简单可口的饭菜。其间，或跳入河中游泳，或躺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或在小树下乘凉，或放声歌唱，轻松潇洒，其乐融融。
　　三年级时，学校组织学生到大理旅游。我们背着行李，步行13公里，来到大理，住中和一小。除游览大理古城外，还游览了三塔寺，同学们玩得非常开心。返回时，天降大雨，大家背着行李，冒雨返回下关，没有一个人掉队，也没有一个人抱怨。
　　在学校组织的娱乐活动中，我们最有兴趣的是看电影。一场电影能让我们快乐好几天。听到要看电影的消息，大家就兴奋不已，高呼：“干干”，一直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到放电影这天，同学们早早来到电影院门前排队，票价5分钱一张，没有标明座位，先进先坐。排在前面可以找个好位置。电影一开演，不管什么片子，大家总是全神贯注，看得津津有味。看完后还一直沉浸在影片的故事中，聚在一起议论、回味，享受一番。
　　当年的学生能有这么多的游戏和娱乐，与当时的教育制度密切相关，那时，早上四节课，下午两节，其余全是自由活动时间。而且没有那么多作业，更没有什么辅导班，因此学生有较多的时间精力玩各种游戏，参与各项活动。限于当时的经济状况，也迫使学生自己想出娱乐的方法，动手制作游戏器材，在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同时，获得童年的快乐。　　　　荒唐可笑的“除四害”运动　　 　　1958年，全国开展除四害运动，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对四害展开了一场人民战争。刚上小学四年级的我和其他学生也成了运动的生力军。
　　为了除四害，我们星期天也不得休息。老师规定，星期天每个学生要打一火柴盒的苍蝇，星期一上交。一开始苍蝇多，任务还好完成，后来苍蝇越打越少，打一火柴盒的苍蝇实在困难，只得到处去找苍蝇。经过多处侦查，我终于发现，屠宰场苍蝇最多，于是早早来到屠宰场，可是那里苍蝇多，打苍蝇的人更多。一见苍蝇落地，几个苍蝇拍争相落地，有时竟分不清是谁打中的。花了几个小时，好不容易才完成了任务。原想这样一来，苍蝇可以“斩尽杀绝”了，谁知不到一年，苍蝇就死灰复燃，以胜利者的姿态，嗡嗡满天飞。
　　灭蚊子虽然没有规定任务，但要到田间地头消灭钉螺。钉螺很小，又不太多，我们拿着小铲、筷子，蹲在地上，不拍脏，不顾累，一点点细细翻找，半天才找到一个。顿时欣喜若狂，好像发现了什么宝贝。灭蚊“战斗”持续了许久，却毫无效果，蚊子照飞不误。
　　消灭麻雀的方法可笑而又残忍。一天早上四点多钟，四小全校学生在学校集中，由教师带队，来到西洱河北的农田中，一齐呐喊跑动，将在田中熟睡的麻雀惊醒，赶到空中。睡梦中惊醒的麻雀，飞起来又落到别处，我们就追过去，再吆，麻雀又飞到另一处，如此反复，双方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大战300回合，麻雀毫毛无损，我们则累得半死。半夜三点多钟起床，本来就困得要命，再不停地剧烈奔跑喊叫，大人都受不了，何况是十来岁的孩子。身患荨麻疹的我，更是痛苦难当。清晨是一天最冷的时候，寒风吹来，荨麻疹急速发作，全身出现一片片红色斑块，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全身的衣服早被汗水湿透，冰凉的衣服覆盖在奇痒无比的皮肤上，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看到大家都在“战斗”，我只能咬牙坚持，直到太阳出来，带来光明和温暖，痛苦才稍稍缓解。
　　白天“战斗”更加惨烈，上万人站在地面、房顶，敲锣打鼓，挥动旗子衣物吆雀，让空中的麻雀不敢落地，活活累死，跌到地上。上房顶的同学带着饭盒，被人用梯子送上房头，整整一天，吃喝拉撒全在上面，忍受着风吹日晒，拿个铜盆在房头上吆喝敲打。大家关心的是麻雀是否能掉下来，至于孩子是否会掉下来，跌成个五劳七伤，却根本不在心上。直到太阳落山，老师拿来梯子，才能下来。
　　晚上则带上梯子，到各家的屋檐下掏雀窝。掏到麻雀一律“就地正法”，就连嗷嗷待哺，毛都没有的幼崽也绝不放过，丢在地下，踩成肉饼。城区的麻雀窝掏完了，二小的学生晚上还扛着梯子，到离城20多公里外的太邑去掏。在消灭麻雀的活动中，我班同学严庆东相当能干，特别是在登梯子，掏雀窝的过程中，“战果丰硕”，受到老师的表扬。
　　事后的研究表明，麻雀并不是害虫，当年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消灭麻雀运动，实在是一场可悲的闹剧。
　　除四害，我最头疼的是灭鼠。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周至少消灭一只老鼠，以老鼠尾巴为证，也就是每周要交一根老鼠尾巴。老鼠个头小、行动敏捷，又极其狡猾，要捉住它谈何容易。人民战争的威力是很大的，大家群策群力，发明了许多灭鼠的方法，什么水缸法、夹子法、笼子法等等，抓到不少老鼠。但我用尽各种办法，就是抓不到。眼看任务无法完成，急得直跺脚。也许我家本来就没有老鼠，到哪里去抓？父母也和我一块着急，正在无奈之时，听到一个消息，有人卖老鼠尾巴。原来有的捕鼠能手，抓的老鼠多，除了交任务，还有余额出售。病急乱投医，管它三七二十一，先买了一根充数。后来有人发现了这一生财之道，竟然专门养老鼠，出售老鼠尾巴。结果灭鼠变成了养鼠，如此继续下去，老鼠只会越来越多，这样灭鼠，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艰辛繁多的义务劳动　　 　　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除了除四害运动外，还展开了大跃进，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于是一场全民大战钢铁铜的乱象出现了。
　　为了炼钢，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连我心爱的铁环都被收缴一空，炼成了一坨坨毫无用处的铁疙瘩。炼钢的风箱需要毛发，学校竟号召女生剪成男式短发，而男生则剃成光头。一些女生照办了，不少男生也剃了光头。我实在不想剃光头，便把头发剪得很短，戴上帽子，看起来像个光头，以蒙混过关。由于多数学生的抵制，这项“剃头令”才不了了之。
　　下关小学生全部停课，我班被分到州农机厂运煤、敲石头。一天从白天一直干到半夜1点多钟才回家，回到家，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倒头便睡，到第二天中午11点多钟才醒来。起来后，匆匆吃了点早饭，就赶到工厂继续劳动。
　　为了炼钢，需要修一条从下关到松毛坡的铁路，于是我们又安排到沙河里检鹅卵石，背到铁路工地。可惜这条千辛万苦修出的铁路，通车不久就被撤除了，大量人力物力付诸东流。
　　也许工厂觉得小孩子干活不行，上级又把我们安排到农村。每天去检牛屎马粪做氮肥，收集死牛烂马的骨头作磷肥，刨煤灰作钾肥，上山拔茅草捂肥料，采集香精叶，炼制香精。这年9月、10月我们每天清晨上山，天黑才背着沉重的“战利品”回家。在上山的过程中，没有老师陪同，没有任何安全措施，10来岁的孩子分散在深山密林中，山高谷深，道路崎岖不平，居然没有出事，确为万幸。
　　当年农业“八字宪法”是发展农业的指导纲领，肥料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不知谁提出颗粒肥料很有效，于是四小成了颗粒肥料的制作工厂。我们五班学生拉了几辆手推车，到大展屯的鱼塘中挖出淤泥，拉回教室，到厕所中取来人粪尿，二者混合，搅拌均匀，作为原料。把绳索挂在樑上，下端栓个粪箕，将原料用手分成手指大的小块，放到粪箕里，用手不停抖动，直到其变成标准的球形，颗粒肥料才制作完成。在整个颗粒肥料的制作过程中，组织大家劳动的既不是班主任，也不是班委，而是那位平时表现较差，经常被老师请家长，但在除四害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严庆东。
　　严庆东很有组织能力，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到大展屯的鱼塘中挖淤泥时，他提出“半天劳动、半天洗澡（游泳）”，为了这“半天洗澡”，大家早早来到学校，拉起手推车，一溜小跑，来到三公里之外的大展屯鱼塘。不用任何人催促，立即脱下衣服，跳入水中，迅速将淤泥挖出，不到三个小时，就将几辆手推车装满。休息一会，吃点带来的晌午，便争先恐后地跳入水库中，尽情地游泳、打闹、嬉戏，玩得不亦乐乎。直到太阳偏西，严庆东一声令下：“出发！”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穿上衣服，推着沉重的淤泥，返回学校，高效愉快地结束一天的劳动。
　　大跃进期间，报纸上登出一条大新闻：“卫星高挂漾濞县，引出亩产万万斤”，爆出了漾濞粮食亩产过万斤的消息。学校决定由一位教自然的老教师带领，毛元忠等几位同学参加，搞一块漾濞那样亩产过万的试验田。他们在球场上选了一小块地，深挖三米，放入大量的各种肥料，随时认真管理浇水，辛苦几个月，结果亩产连千斤都达不到，实验以失败告终。
　　秋收结束，我班到大波罗甸帮助农民运粪。为了鼓励大家的积极性，学校规定，半天能运6挑粪的，可得一面小红旗。可我竭尽全力，快速奔跑，半天仍运不到6挑。后来发现凡是得红旗的，都是用箩背的，一箩可抵一挑半。为了得到红旗，我回家找了个装衣服的新箩去背粪，果然得到红旗。想不到第二天，猪圈里的粪很潮，走出不久，粪水从箩中渗出，透过衣服，流到背上，搞得我又冷又臭，苦不堪言。回到家，母亲为我洗澡，见到臭气熏天的衣服，一塌糊涂的背箩和粘满粪水的背脊，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接着，我们又到金星村挖鱼塘。那段时间，每周只能在星期天下午休息半天，那个下午便显得特别珍贵。所有这些劳动，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一分钱的报酬。繁重的劳动，短暂的休息，使我度过了童年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这段时期，童年的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遭受了许多磨难，做了许多不该我们这个年龄段做的事情，结果却得不到应有的收获，实在可悲可叹！　　　　五花八门的社会活动　　 　　在我的童年，除了读书劳动外，还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在姜祥老师的组织辅导下，我参加了多次文艺演出。有说唱、舞蹈、快板、小品等。现在我还记得与毛元忠一起演出的说唱《大肥猪》：“大肥猪大如牛，大肥猪一身肉。有多大？七尺七。有多重？一千一。谁家肥猪这么大？我们队里的。你们队里谁喂的？我不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爷爷告诉我，叫我不要说出去，这口猪是他喂的。”
　　我和毛元忠演出的快板中，有这样一句：“请个技术员不含糊，光会修理洋铁壶。”一说到这句，我就想笑。被老师批评了好几次，幸好演出的时候强忍住了，没有掉链子。
　　我参加演出了几个舞蹈，其中一个表演的是几个老头，我们化了装，贴上胡子，手执烟锅，演得像模像样。还曾到42师部队礼堂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
　　我们还参加了扫盲，每天晚上到南华街一个居民家，和几个不识字的妇女老人在一起，教他们识字。扫盲有专门的教材，把同音字编在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们这是什么字，什么意思。教了几遍后，就考考他们，会了继续往下教。他们学得认真，教学效果还不错。扫盲中有一件趣事，有一人问:“石头丢进井里咚的一声的‘咚’字怎么写? ”大家愣住了，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得意洋洋地说：“说是井字中间加一点”。后来才知道，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字，倒是日文中有这字，就是井字中间加一点，读音也是"咚"。看来他不是不识字，是来凑热闹取乐的。像是说:老子日文都懂，还要你来扫盲?
　　大跃进时发动大家写诗。我们的任务是把分配的男女老少召集在一起，动员大家写，他们口述，由我们记录下来上报。看到那些普通百姓绞尽脑汁，抓耳桡腮也写不出诗来，我们多方启发帮助，终于憋出了几首打油诗。我记得其中的一首是：“一只公鸡慌又慌，拔下毛来做风箱，做出风箱炼钢铁，炼出钢铁打击美国狼。”
　　我们还当过“交警”，上街维持交通秩序。我们戴着红袖套，手执小旗，一本正经地对行人说：“请走人行道”，大人都规规矩矩照办。
　　有几次按学校安排，我到餐馆义务劳动，为顾客服务。顾客见小孩来服务，大概觉得有趣，故意想方设法地使我，一会要杯子，一会要调羹，服务员也把抹桌子、上菜的杂事丢给我，搞得我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才应付过来。可是想到能为人民服务，心里还是蛮高兴的。
　　有段时间，学校竟要求学生住校。十来岁的小学生，拿着简单的行李，离开温暖熟悉的家，告别时时呵护自己的父母，很不情愿地来到学校。白天上课或劳动，晚上把教室的课桌移到中间，行李沿墙边铺开睡觉。早上六点多钟起床，集合跑步到河边，用冰凉的河水洗脸漱口。晚上上自习，整个教室只有一盏灰暗的45瓦电灯，根本无法看书写字。大家没钱买蜡烛，也点不起油灯，便摘了些蓖麻籽，串成一串，燃起来用以照明。
　　其间发生的一件事令我终身难忘。这天是周末，学生放假回家，学校安排我和毛元忠、阿咪等几个同学值班守夜。这本身就是件荒唐事，十来岁的小学生自己都要人保护，如何保护学校。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更荒唐，不但要保卫学校，还想抓坏人，结果几乎酿成一场大祸。
　　我们在教室商量如何完成值班任务，有人提出，教室里开着灯，坏人看见不敢来，灯关了，我们又呆着无聊，还有些害怕。这时不知谁出了个馊主意：用报纸把灯泡遮住，就解决问题了。大家一致同意，马上找来报纸，把灯泡包起来。大家来到窗前，警惕地向校园张望。突然，有人发现了一个黑影，走进校园。我们马上拿起事先准备的铁锤、木棒冲了下去。黑影一闪就不见了，四处搜寻，仍不见踪影。回头一看，教室里一片红光。我们感到大事不妙，急忙返回教室，只见一团火焰正沿着电线向上燃烧，很快就要烧到屋顶。原来是灯泡的发出的光和热点燃了包裹它的报纸，报纸再点燃连接灯泡的电线。教室的屋顶是木质的，屋顶被烧，将引发了一场大火，后果不堪设想。幸而大家没有慌乱，懂点电工知识的阿咪首先按下开关，关闭电源，再跳上桌子，用手中的铁锤将灯泡打碎。大家将两张课桌叠加在一起，毛元忠站上去，拿起打扫卫生的扫帚，拼命击打燃烧的电线，顺利将火扑灭。第二天，班主任得知情况，感到一阵后怕，但她并没有批评我们，反而表扬我们机智勇敢，处置得当，避免了火灾发生。但从此不再安排学生值班守校了。
　　这些劳动和社会活动直到1959年年中才有所减少，学校教学渐渐恢复正常，那时我还不满12周岁。　　　　饥饿难耐的困难时期　　 　　我初到下关的几年，虽然政治运动频繁，但刚解放，群众积极性很高，经济发展还算顺利，生活还是不错的。三分钱一个烧饵块，两分钱一根油条，一角二一碗饵丝、米线。大米到处摆着卖，买任何东西，只要有钞票就行。公司的伙食很好，菜分三类，丙菜是素菜，五分钱一份，乙菜为串荤，一角一份，甲菜为尽荤，一角五一份。公司还常常免费为职工提供晌午、宵夜。周末，父亲有时还带我们上馆子，猛撮一顿。社会秩序也好，我五岁开始上幼儿园，学校离家近一公里，不论刮风下雨，都是自己走路去的，从来不用大人接送，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但大跃进开始以后，生活却急转直下，变得越来越困难。报纸广播天天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可是越抓农业，粮食却越不够吃，忍饥挨饿成为我生活的主旋律。
　　首先是粮食实行定量供应，每月25斤粮食，三两油、一斤肉。凭购粮本或粮票才能买到粮食。到饭馆吃饭，没有粮票，多少钱也不卖给你。二是粮食中要搭30%的杂粮，如包谷、蚕豆之类。三是建立了伙食团，不得自己开伙。伙食团同样一斤米煮的比自己煮的要少得多，菜更是清汤寡水，难得见到油星。母亲退职前，家搬到西大街鸿盛祥，我家在西大街伙食团开了几年伙，每顿除了一小盆带杂粮的饭外，就是一碗缺盐少油的青菜汤或白菜汤。油水的缺乏，使本来就吃不饱的肚子雪上加霜。
　　我每天上学，三四节课是最难熬的，肚子不停发出抗议，饿得清口水直淌。好不容易熬到下课，回家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后，饥饿感仍然没有消除，又在想下一顿了。每次回家总要翻箱倒柜，希望能找到半个馒头，一点冷饭，可总是大失所望。
　　到农村劳动，生产队蒸了包谷粑粑，香气扑鼻，很想吃上一个，但他们自己都不够吃，哪有我们的份，结果馋得更难受。
　　为了吃饱肚子，所有人都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办法。有个饭馆出售洋芋粑粑、洋芋面条，生意兴隆，但不知为什么，不久就关闭了。
　　听说小球藻有营养，街上出现专卖小球藻的小店，我去吃过一次，味道很好，再次去又“熄火”了。
　　一些人上山采集麻栗壳、椎栗栗出售，我们也去买吃。这些勉强可以充饥的山货，解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
　　榨油留下的油饼也成为充饥好东西，其中最好的是花生油饼和核桃油饼，能得到几块，如获至宝。可是我托了不少人只搞到几块最差，最难吃的棉花籽油饼。但只要能填饱肚子，也照吃不误。
　　洋丝瓜虽然营养价值低，但产量很高，于是大量种植，洋丝瓜成了餐桌上的主菜。可惜洋丝瓜实在太“寡”，当时吃饱了，一泡尿撒出，很快又饿了。
　　鸽子、兔子繁殖快，四弟便养了几只鸽子。同学中有人养兔子，一放学就到处找莴笋叶，叶奶菜喂兔。可惜费好大力气养成小动物，一两顿就吃光了。
　　连地里的包谷杆也成为充饥的材料，但包谷杆是有主的，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路过包谷地，饥饿难耐的他忍不住板了根包谷杆，可是还未送到嘴中，就被埋伏在一旁的农民抓了个正着。眼看不是要赔钱，就是要挨打，他立即撒腿就跑。农民捡起几块石头向他打去，幸好未被击中。旁边的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这种状况持续了三年多，直到1962年才逐步好转，但粮食的定量供应则到上世纪90年代才得以解除。　　　　童年的日子已经离我远去，这样生活永远不会再现了，对当今的孩子而言，这些也许是天方夜谭，他们难以相信和理解，但这确是真实的历史。如果他们能从中悟出点什么，能发现当前教育和自身的某些缺陷，或能由此感受到当今的幸福和不足，我就足以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