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母亲走完最后一程

陪母亲走完最后一程
　　2014年4月11日，母亲以虚岁80寿龄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母亲临终时，我守护在她的身边；母亲咽气后，我亲手为她合上眼睛；在殡仪馆，我亲眼目睹了她的遗体火化；在墓地，我为母亲摆好冥器，亲手撒下埋葬骨灰的第一抔土。我陪母亲走完了她生命的最后一程。
　　母亲是2014年3月4日因为输尿管肿瘤住院治疗的。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案，要对输尿管中的肿瘤进行切除。我们兄弟姐妹对手术治疗存有很大顾虑，经过多方咨询和反复的思想斗争，才同意手术治疗。3月19日，医生对母亲实施了手术，但是手术后几个小时，母亲就发作了心绞痛，随即转入ICU（重症监护室）治疗，12天后逐渐平稳，又转入心内科，然而没过几天，母亲的心脏还是在多次发作心绞痛后停止了跳动。母亲的死，留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手术到底是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
　　其实早在半年前，母亲的病就查出来了，当时我们都不太相信是肿瘤，就带着检查结果到省城的医院请教专家，专家看过片子和化验单后，判断是结石的可能性更大，并且说即使是肿瘤也不必太在意，还是应该以保护心脏为主，肿瘤在老年人身上发展得很慢，建议保守治疗。今年初，母亲的病痛加剧，在市级医院仍然诊断为肿瘤，我们再次到省城请教专家，两家医院的两位专家一致认为是肿瘤，只能手术治疗。我们担心母亲的心脏受不了，专家说只要控制得好，还是可以做的。抱着侥幸心理，我们接受了手术治疗方案，结果最担心的后果还是发生了。
　　母亲从住院治疗到去世，只有38天。38天，对陪护过程而言，是比较漫长的。但是对人的一生来说，却是十分短暂的。这短短的38天，母亲艰难地完成了从生到死的跨越，而我，则在对生老病死问题的认知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父母给的，但是当父母老了，特别是生病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生命交给我们了。如果做子女的积极赡养，细心呵护，父母的生命就能延长一些；如果弃置不理，不闻不问，父母的生命就不可能长久。退一步说，即使做子女的积极采取措施救治患病的父母，也不一定是付出就有回报。照顾生病的老人，其实就是考验子女的生活经验、人生智慧和担当精神的一个过程。以母亲这次手术为例，做，还是不做？我们反复纠结了很多次，几乎上升为一个哈姆雷特命题。在手术前需要签字的告知书上，详细列举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我虽然仔细地阅读了一遍，但当时我天真地以为，这不过是医生把一些特例汇集起来，用于推卸责任的托词罢了，不会真的发生。然而结果正如鲁迅所说，“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痛定思痛，我发现我们兄弟姐妹缺乏足够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智慧以及勇于承担责任的担当精神，以至于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具备了这种直接经验，却再也没有机会用于指导实践了；而对别人来说，这种间接经验不一定肯拿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况且也不一定适用。也许，别人只有吃过亏后才能知道这些经验的宝贵。
　　在母亲住院治疗期间，医生对病人家属充分发扬了民主。从手术前到手术后，从ICU到普通病房，每次病情有新情况或者采取新的治疗措施，医生都要征求我们的意见。手术前，医生告诉我们，母亲的病如果不做手术，就会发展为尿毒症，最后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或者通过造瘘，整天挂着个尿袋生活；如果做手术，病人年龄大了，是否能够承受得住，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也很难说。最后医生说，做与不做，还得你们家属拿主意。我们不是医生，怎么能拿得准，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往预期的好处去做。手术后，母亲心脏出现反应，医生又征求我们意见进不进重症监护室，因为监护室费用高，而且家属不能陪护；在重症监护室，医生又征求我们意见要不要做静脉插管以便进一步诊断心脏的哪根血管出了问题，要不要必要时切割气管上呼吸机。后来母亲的病情稳定了，我们想把母亲转到心内科，ICU的医生说可以转，但是心内科的医生不一定敢收，只能自己找关系才行。我们去心内科询问，医生从电脑上看了病历，果然不收，说病情严重，暂时还是在监护室好。后来多次催问，并保证说一旦出现什么后果我们自己负责，医生又说没有床位，我们想转回原来的泌尿外科，结果也没有床位。后来通过熟人关系打点，总算在心内科找到了一张病床，不然，我们可能连母亲的临终最后一面都见不上。
　　在病房间辗转的过程，我感觉就是和医生斗智斗勇的过程。医生的话总让我摸不着北，我不知道如何做才是正确的，只知道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或者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我从没有感到如此的无助与无奈。以往，病人进了医院，就像孩子进了母亲的怀抱，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医生身上。可是现在，病人和家属却要像谈判一样尽力揣摩医生外交辞令背后的潜台词。我知道医生是在尽量撇清自己的责任，其实他越想撇清，就越难撇清。如果不做这次手术，母亲起码再活个一年半载的没问题，我也就不用在深夜和着眼泪写下这些多余的文字。对医生的话，我们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全信，我自己就曾经因为太听医生的话差点丢了性命。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目前的医患关系如此紧张了。
　　母亲在父亲去世后独自生活了几年，最近几年身体越来越差，便在哥哥姐姐家轮流居住。平时我和母亲见面的机会不多，只在春节等重要节日才和母亲短暂见上一面。虽然在理智上我意识到母亲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但是在感情上，我却一厢情愿地认为还有的是时间。即使母亲在住院期间，医生告诉我，母亲的病不容乐观，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仍然以为医生只不过是在例行公事，母亲的病会好起来的。甚至母亲临终的那天晚上，我赶到医院，母亲刚发作完一阵心绞痛，大汗淋漓，医生说她可能熬不过今晚。理智告诉我，死亡正向母亲靠近，但我不愿相信。我给母亲擦汗，以为她会逐渐摆脱死亡的阴影。谁知还没擦完汗，母亲又开始发作。母亲带着氧气面罩，却仍然喘不动气，她急促地呼吸，闭着的眼睛忽然瞪大起来，心跳先是加快，从90次剧增到140次，心电图的波形却越来越平，医生开始做人工呼吸。我捧着母亲的头，大声呼喊着，仍然盼着奇迹发生，幻想她在医生的帮助下挺了过去，然后回到健康状态。但是母亲已经听不见我的喊声，瞪着的眼睛逐渐转为半闭状态，嘴巴微微张着，就像睡着了一样，她的脸和手都已经冰凉。我不得不承认，母亲已经离我而去了。母亲的死，让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了死亡。与父亲的死不同，父亲死时我不在身边，而且父亲大我40岁，按老家的习俗父亲死后我不能见，所以父亲的死对我来说只是概念上的死亡。但是母亲的死，我经历了她由生到死的全过程，我刚到医院时，她还有意识，不到一小时她就意识全无了，我第一次感到死神是如此强大，任何人在它面前都是那么的渺小。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未知死，焉知生”，不经历死亡，又如何知道生命的脆弱和宝贵呢？
　　母亲咽气后，两个姐姐痛哭不止，如何处理后事，只能由我拿主意。由于医院离老家有40公里，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半，是先回老家再火化，还是等到天亮先火化再回老家，我一时也理不清思路。后来搞殡仪服务的说死人不能回家，只能先寄存到殡仪馆，再考虑处理后事。但是想到母亲生前多次希望到老家看一看，我最后决定连夜赶回老家，让母亲回老家看一眼再走。路上，我守在母亲身边，逐渐理清了思路，要按老家的习俗，第二天火化，第三天出殡，给母亲办一场完整的葬礼。以往，我参加别人家的葬礼，总是腹诽别人搞封建迷信，搞形式主义，现在我终于明白，其实任何形式都是非常必要的。
　　凌晨三点半，母亲终于回到了她自己亲手建造的家，但她已经不能亲眼看到了。天亮以后，我开始通知亲友并请人帮忙处理后事。在忙碌的同时，我一直在心里计算着还有多少时间就要火化，我害怕那最后时刻的到来。一停下来，我就打开尸布端详母亲，抚摸她的脸，我知道我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我永远忘不了母亲进火化炉的那一幕。当工作人员让我把尸袋打开，把母亲的脸露出来的时候，我捧着母亲的脸久久不肯放手，尽管母亲的脸冰凉，但此刻她仍然是真实可感的母亲，我知道只要一松手，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但是几只强有力的手硬是把我拉开了，工作人员则趁机把母亲抬到火化车上。当我看到母亲身体的四周开始冒烟的时候，我禁不住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我知道从此再也见不到真实的母亲了，哪怕是遗体遗容也见不到了，我只能靠回忆和照片重温母亲的音容笑貌了。
　　母亲的一生普普通通，平淡无奇，早年吃尽了贫穷和劳累的苦头，晚年多少享了点福，却又被多种病痛缠身。母亲一生任劳任怨，从不奢求什么，总为别人着想，即使在最后卧病期间也没有给我们增加多少家务负担和经济负担，而且母亲走的时候正好是周末，没有让我们耽误工作。母亲几乎具备作家笔下一切善良母亲的美好品德，我无须赘述。我对母亲，其实是心有愧疚的，我平时很少过问母亲的身体状况，也不愿听她诉说那些翻来覆去说了多少遍的陈年往事，甚至不愿听她诉说自己的病痛。我只是幻想着自己哪天有钱了，给她买新房子，带她四处旅游，让没有文化的她开开眼界。然而我却忘记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现在，即使我像春节祝福说的那样马上有钱，也无法实施我那宏伟的孝敬计划了。自责、懊悔，都已经无济于事，我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就是完整地陪母亲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我想，母亲的在天之灵如果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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