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松

　　 我与王松
　　
　　王松是我的母校——下关中学的老师。他没有上过我们班的课，我却听过他的许多讲话；我曾是他的崇拜者，超级粉丝，他却曾为我的“阶下囚”；我是他的学生、下属、同事和朋友，又曾经是他的“政敌”；他给过我很多帮助，又几次在关键时找我的麻烦。剪不断，理还乱，是我和王松关系的真实写照。
　　我第一次听说王松是1964年，我刚进高二。一天下午，我练习单双杆归来，看到礼堂中涌出大批同学，边走边兴奋地议论着。一问才知道，是王松老师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举办文学讲座，讲故事《孔雀胆》。大家众口一词地诉说故事如何好听，王老师讲得如何精彩，言语中充满了钦佩之情。我语文虽差，却喜欢听故事。听到这些，我连肠子都悔青了，自己怎么这么“贪玩”，竟错过了这样精彩的讲座。以后我就随时注意学校的海报，看有没有王松的讲座。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我早早来到礼堂，可早已座无虚席，我只得与一个要好的同学挤在一起坐。不一会走道上、门口全挤满了人，所有的窗台上均是重重迭迭的脑袋。时间到，全场鸦雀无声，讲台上站出一个三十来岁黑矮胖子，戴一顶赵本山式的干部帽。人不出众，貌不惊人，活脱脱一个宋江再世，赵本山的前身，他就是王松。一张嘴，一口带白族腔的本地方言，声音洪亮，语言流畅，幽默生动，极富感染力。他那天讲的是革命故事《欧阳海之歌》。这样一个既不惊险刺激，又无曲折情节的枯燥故事在他的口中，竟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时而屏心静气，时而捧腹大笑，时而掌声雷动。故事结束，全场掌声经久不息，大家久久不肯离去。
　　从此王松成了我心中的偶像。我羡慕甚至嫉妒他所任班级的同学，能时时听到他的讲课，我期盼能再次举办他的讲座。但奇怪的是从那次以后，学校就再也没有组织类似的讲座，我的期盼彻底落空。然而苍天不负有心人，让我得到了与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第二年秋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到吊草村支农，王松被分配到我班，全班同学兴奋不已。劳动期间，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王松给我们讲了几个小故事。他是一个喜欢大场面、大场合的人，面对几十个人，情绪调动不起来，讲得比大礼堂中逊色多了。但我仍然被他超强的记忆力，杰出的口才，和把一个简单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的能力而震撼。我暗暗学习讲故事，经过几年努力，虽然远不如他，但足已使我当知青时享受到了电视剧《北风那个吹》中，主人公帅子给同伴们讲故事时的同样待遇。也使我在数十年的教书生涯中，可以毫不费力地维持课堂纪律和赢得学生的尊敬。
　　除讲故事外，我还常在黑板报上看到王松的文章。他的文章文笔优美，叙事曲折感人，景物描写绘声绘色。听有的老师说，他是西师数学系毕业的，因为喜爱文学（曾任西师文学社副社长）而改教语文。也有人说，他是数学学不好才被迫来教语文的。到底哪种说法是真？这个谜，直到几年以后，我才得以破解。那时我从农村回到二中教书，一天几个当知青归来的教师在一起研究一道数学题，半天找不到解法。这时任二中领导的王松路过，拿过题目，三下五除二，不费吹灰之力就解答出来了。大家呆住了，谁也想不到他的数学功底如此深厚，与数学拜拜多年，还如此纯熟。连我这个自认为有数理化头脑的人也不得不暗自佩服。这时我才明白，王松的讲话之所以具有强大的魅力，不仅在于他极佳的文学修养，超群的口才，还在于他的讲话简明精练，逻辑严密，这得益于他深厚的数学基础。
　　读书期间我最后一次听到王松的讲话是路过办公楼时，无意中听到的。那里正在开全校教职工会议。听到他慷慨陈词，对学校领导和学校的各种错误言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站在楼下，一字不漏地听完了他的整个发言，不但为他条理分明、入木三分的讲话所折服，更对他的勇气感到钦佩。
　　然而，那次发言和讲《孔雀胆》却给他带来了厄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一个个老师被揪出来，打成牛鬼蛇神，在反右时就被划为“极右分子，当前又有现行活动的王松自然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整日被批斗、干劳动、作检讨。他的讲话也变得可怜兮兮，全无了往日的风采，更没有掌声和赞叹。但我对他崇拜依旧，并未因他的落难而有丝毫的改变。
　　不久，命运又把我和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奠定了我与他的终身情结。
　　1966年10月，弥渡县遭水灾，全校师生赴弥渡救灾，王松再次分到我们班劳动。这时，已没有人围着他，热情地恳求他讲故事了，全是冷眼相对，一副阶级斗争的嘴脸。他被打成“四类”，属于敌我矛盾，不但不能以教师自居，还要接收监督改造，受到严格看管。看管他是个苦差事，要每时每刻跟着他。他没有了自由，自己也没有了自由。因此，那些“左派”学生谁也不愿干。于是看管王松的差事就落到了我这个既不是“左派”，又没有严重问题的人身上。
　　对我来说，这实在是求之不得。作为一个超级粉丝，能与自己崇拜的偶像在一起，是天大的幸事。于是，在弥渡的十几天里，我们表面上是“狱卒”与“囚徒”的关系，实际上是“主仆”的关系，或者说是朋友关系。我与他寸步不离，表现得尽职尽责，又让他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心甘情愿地提供各种服务。囿于当时的形势，我没有敞开心扉，说出积压在心里的话。然而心有灵犀一点通，我的每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言语、动作，身处危难之中而极度敏感的王松，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照顾、关爱和温暖。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一种深沉的友情在无言中建立。临别时，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以后你不要把我当作老师。”（这也许是我敢于在本文中对他直呼其名的缘由）
　　外省红卫兵的到来，使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从小麦地的深山中冲出，加入到大串联的行列中。在文革初期挨整的教师也统统被解放，有的成了造反派的骨干力量。当我从外地返回下关时，王松已成为了造反派中响当当的人物。在批斗大会上，他慷慨激昂，分析深刻的发言，使受批判的“走资派”抬不起头来。在街头辩论中，他犀利的言词、严密的逻辑，辩得对方哑口无言。不久，下关的造反派分化成八派“四二0”和炮派“大联合”两大派，“四二0”的总部就设在我居住的大理州商业局。每天都有各个战斗队的头头和形形色色的群众在这里开会聚集，于是我便时常见到王松的身影。他或发号施令，或在群众集会上讲话。这给他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才干，发挥自己口才的舞台。他口若悬河、极富煽动性的演讲，使在场的群众热血沸腾，群情激愤。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他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居然成了拥有上万人的“四二0”派的一把手。
　　在志得意满之时，他没有忘记患难之交的我。几次要我跟他一起干，当头头。但我志不在此，只愿意做点干部调查的实际工作。于是他以自己的名义，给我搞到了一张当时极有权威的云南省军管会证明，使我获得了到省内外调查的权利。这张证明成了我的“护身符”，使我在调查工作中，特别是在武斗严重的省外活动中多次化险为夷，也使我的干部调查取得显著成果。（参看《艰险的旅程》）
　　随着文革的深入，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加入到造反派的队伍中，斗争形式也由对走资派的批斗转为两大派之间的内斗，甚至武斗。靠嘴巴吃饭的教育界人士，特别是王松渐渐吃不开了。以老季为首的组织严密、敢冲敢打的产业工人，逐渐成为“四二0”派的核心，王松退居第二把手。这使权力欲膨胀的王松很不甘心，他郁郁寡欢，暗中聚集力量，准备东山再起。这样，在“四二0”中便形成了王派、季派两派之争。这场斗争持续了很久，王松始终没有成功。特别是在“11.6”事件中，作为“四二0”主要负责人的王松，在危急关头，置数万“四二0”群众的生死于不顾，只身与我的一位同学小光，偷偷渡过洱海，经宾川、永胜逃往北京，更使他威望大跌。以后他一直居于副职，由此获得了“王副”的“美称”。（参看《深山寻人》）
　　1968年9月，我以干部调查员的身份，与两派的头头一起赴昆明，参加州市革委会的筹备工作。王松为自己的地位忧心忡忡，生怕官位不保，或者只得到一个象征性的虚职。可是结果却使他喜出望外，他被封为大理州革委会委员、下关市革委副主任。得到消息的当晚，极度兴奋的王松，拉着我彻夜长谈。他踌躇满志，感慨万分，真诚地告诉我，他现在有权了，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他，一定帮忙。他果真没有食言，我几次因私事找他，他都毫不推脱，当即一一办理，使我家中的困难迎刃而解。
　　首先是我的母亲，50多岁了，体弱多病。1970年在林副主席的一号令下，下放到洱源农村。她独自一人，生活极其困难，连我的父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也因无人照顾而过得一团糟。我和二弟远在宾川农村，鞭长莫及。71年初，许多下放的人纷纷想尽各种办法，返回城市。我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得找王松帮忙。他二话不说，立即给洱源“三结合”进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挥书一封。我凭这封信，前往洱源，不过两天功夫，便大功告成。
　　其次，是我的二弟当知青时因一床被子被抓，之后返回下关，不仅生活无着，还给家中带来诸多烦恼。是王松，利用他主管知青工作的职权，让他第二次到永平当知青，之后又解决了他的工作问题。这些都使我至今心存感激。（参看《一个知青的独特经历》）
　　王松任市革委副主任后，主管文教卫生工作，他的一项重要政绩就是筹办下关二中。当时正处文革中期，国民经济虽稍有好转，仍百业凋零，教育经费极度紧张。王松四处奔走，八方求救，使出浑身解数，充分发挥了自己杰出的口才和文革中建立的关系网，东讨西借，连哄带骗，硬是凭着一张嘴，在一个荒山坡上把二中建起来了。当时与二中同时新建的还有邮电局和下关饭店，那两个单位都是有“油水”的部门，干起事来要方便得多。因此，当三个单位建成的时候，下关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邮电局的腿，王松的嘴，下关饭店的猪下水。”可见王松的嘴，在建校过程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我曾与王松一起奔走过几次，不仅再次见识了他的口才，更为他冲天的干劲，充沛的精力，过人的体力所折服。他特别会忙里偷闲，当是乘车、等人时，拉下帽子，不论躺着、坐着，立刻就可以呼呼大睡。要干事时，一跃而起，精神抖擞地投入工作。他粗壮的身体胖而不笨，像个上满发条的螺陀，整日滴溜溜转个不停。
　　二中初建，教师奇缺。经王松提议，市革委研究决定，从知青中抽调成绩优秀，表现突出的下关中学学生担任教师。他自然首先就想到了我，于是我不费吹灰之力，不占招工指标，未经生产队推荐，也不必经过大队、公社的审批，便返回家乡，投入到我终身从事的教育事业。
　　王松派专人专车，把我们从宾川直接拉到二中，为风尘仆仆的我们，举行了简朴热情的欢迎仪式。一见面他就问我：“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他以为我将说出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话来，我却实打实地回答：“想洗个澡。”他皱起眉头，摇了摇头，不满意地说：“境界不高。”一年以后，我才感受到，由于“境界”的不同，使我们的关系掀起了波涛。
　　到二中不久，市教办组织部分学校领导到省外参观学习。王松把这个极其难得的“美差”让给了我，并交给我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为学校购买一台印刷机。饱受步行串联和千里扒车之苦的我，终于享受到了不必艰苦跋涉，也不必担惊受怕，乘车免费旅游的快乐。我遍游了广州、南昌、九江、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登庐山，逛西湖、览珠江、黄浦江，游玄武湖、中山陵。在取得省外教育教学经验的同时，度过了我有生以来最舒服欢乐的一段时光。（我在《中财论坛》上的头像就是此行中在广州拍照的）而我也不负所托，绞尽脑汁，牺牲了许多休息游玩的时间，最后巧妙地利用南京市领导接见我们的机会，请同行的军代表出面提出要求，终于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买回了一台崭新的平台四开机，使校办印刷厂得以如期开工。
　　建校接近尾声，开始筹组学校领导班子。王松任二中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南涧中学的文校长调来任副组长，一位北大学生任政工组组长，临时团支部书记。在王松的推荐下，我成为临时领导小组成员、政工组副组长，临时团支部副书记。团市委成立，我又被推荐并当选为文革中首届团市委委员。这样我成了知青中最早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员之一。我与王松的关系也由此达到了顶峰。
　　安排课程时，王松让我放弃我擅长的理科，改教高中政治。他认为政治老师在学校中有特权，而且便于我开展政工工作和学生工作。于是我就以高中的学历成了一名高中政治教师。事后证明，我教政治是正确的选择。政治是一门以讲为主的课程，除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外，表达能力十分重要。与王松的长期接触，耳濡目染，我的口才有所提高。再加上给知青讲过故事，我讲起课来得心应手。一次水电学校到我校听课，我空手上台，侃侃而谈，轻松愉快地上了一节课。他们对我评价甚高。如果一直坚持下去，下点功夫，可能有所成就。可惜我胸无大志，遇事随性而变，以后又去攻读数学，几年后再去捣鼓计算机，搞得不伦不类，一事无成。
　　学校开学了，我以满腔热情，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我与王松的矛盾和分歧就由此而产生，最后几乎分道扬镳。
　　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境界”的不同。州市的某些领导和季派，深知王松的能力和才干，怕他爬到自己头上去，对王松采取了一系列打压手段。首先是不让他入党，其次压缩他作为市革委副主任的管辖范围，最后是将二中交给他管，企图将他困在二中，在山坡上当个“草头王”。王松当然不满足于一个小小的二中，他的“境界”要“高远”得多。因此，开学后他把主要精力用到在外四处活动上。而我只专心于学校工作，对争权夺利的帮派活动毫无兴趣。敏感而多疑的王松对我产生了怀疑，以为我有意疏远，与他离心离德。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王松认为时机已到，大肆活动，组织各种战斗队，扩充势力，大有重新夺权之势。而我对此十分冷淡，只是消极应付。他认为我在关键时刻拆台，甚为不满。作为政治人物，特别是造反派头头，拉班结伙，扩充实力是必不可少的。王松重用我，帮助我不仅因为我们之间的特殊情谊，更想使我成为他的死党、心腹，成为他争权夺利的帮手和工具。而我看重的则是他的才华和我们真诚的友谊，更看重我现在从事的教育工作。坦率地说：他的“境界”是利益，我的“境界”是友情
　　由于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见不到王松的面，作为临时领导组副组长的文校长被迫承担起主持工作的重任，作为领导组成员之一的我，也只能服从文校长的领导并支持她的工作，这又引起了王松的怀疑和不满。他担心“后院”起火，大权旁落。在几次会上，我从工作出发，支持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文校长的意见，反对了因长期不在校而主观臆想的王松的意见，更使他大为光火，认定我已经背叛了他，决定给我点颜色看看。我却浑然不觉，以为这不过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根本算不得什么。而王松的“境界”却高得多，他认为这是路线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因此，1972年6月，在知青进行转正定级的关键时刻，王松给我扣上了“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帽子，对我进行了公开的打压。想给我一个教训，好把我拉回去。结果适得其反，他这样做，不仅没有把我拉近，反而把我推得更远。
　　次年，二中成立团委会，在人事安排上，他又对我进行了露骨的排斥打击。以后在下乡劳动等事情中，他又无端地对我进行批评指责，我与他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双方的关系到达了“冰点”。
　　王松的种种做法，引起了许多教职工的不满，他精心选入的老师，逐渐分成了两派，王派和文派。由于我与王松的矛盾，不管我愿不愿意，都被划入文派中，于是我便成了王松的“政敌”。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王松精心组织策划的帮派活动越来越不得势，他在“后院”二中的地位也风雨飘摇。他家也由原来的高朋满座，变成“门前冷落车马稀”。他感到众叛亲离，难以在下关立足，经过痛苦的思索，放弃了苦心得来，视为生命的下关市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务，到省文化厅当了一名普通干部。当他离开下关的时候，这位当年一呼百应，万人之上，名声显赫的造反派头目，这位才华横溢，我曾倾心崇拜的老师，竟只有寥寥数人相送。从此，我再没有见过他。
　　这次离开使他避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泥潭，但没有逃过了粉碎“四人帮”后对帮派人物的清算，1977年他被押回下关批斗。
　　不屈不挠的王松并没有就此沉沦，回到省文化厅，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口才，他又由一个普通干部，登上了省文化厅某部门的领导岗位。他在报刊上发表诗词、散文，撰写表现哀牢山彝族革命斗争史的电影剧本《火把》，并计划写一部“从将军到妓女”反映社会各方各面，各种形形色色人物的长篇小说。他踌躇满志，在省文化厅，在文学艺术的广阔天地里，又找到了发挥自己才华的舞台。一颗别具一格的耀眼明星即将在中国的文坛上升起。
　　谁知，此时病魔却无声无息地袭击了他，1980年，一颗毒瘤在他脑部悄然生长，然后突然发作，王松溘然长逝，年仅44岁。听到王松病逝的消息，我惊呆了。我万万想不到，这样一个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的人，正值盛年，竟然英年早逝了！
　　我百感交集，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回顾了王松的一生和我们交往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我发现，虽然我不赞同甚至反对他的某些思想和为人，但我仍然从心底里欣赏甚至崇拜他的口才、能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虽然我曾为他给我找的某些麻烦而气愤，但我不得不承认，他给我的帮助和关爱，远远超过了对我的伤害。我珍惜我们在患难之中的深厚而真诚的友情。对在二中的恩怨纠葛，我既惋惜又庆幸，惋惜我们多年的友情走到了尽头，庆幸我没有因哥们义气所盲从而滑入错误的泥潭。
　　王松走了。从某种角度上说，他是时代的产物，他的一生打上了太深的时代烙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本可以成为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优秀教师，甚至走进《百家讲坛》，在全国人民面前一展自己的风采；如果走进政界，他的能力和干劲足以让许多昏官庸官望尘莫及；如果进入外交界，他将是一名令对手望而生畏的谈判能手……
　　然而所有的“如果”都被冷冰冰的现实抛到了九宵云外。虽然他迭宕起伏的一生已被历史所定格，但他的才华和经历将被许多人所牢记。想到这些，我不禁默默念道：“王松，我的老师，我的偶像，我的朋友，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