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 英 老 师

　　　近日逛大理古城树人书店，无意中淘到一本2005年9月，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治史心裁——罗秉英文集》。翻阅这本汇集了秉英老师主要学术论文的著作，秉英老师那久违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我也仿佛又回到了那青涩而难忘的学生时代。

　　　秉英老师是我大一时上学期中国古代史的老师。记得我们一百多名历史系的新生，挤在四合院的一个光线有点幽暗的大教室，等待上跨入大学的第一节课。上课铃响起，只见一位面容清癯、身材修长的中年老师，挟着讲稿，健步踏着铃声，出现在讲台上。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学们好！”，学生们愣了一下，才起立稀稀啦啦地回应道：“老师好！”直到第三四次上课时，“同学们好”话音刚落，大家才整齐响亮地回答：“老师好！”这就是秉英老师镌刻在我们脑海里的与众不同的印象。因为当年，其他老师上课，都是班长喊起立、敬礼，老师还礼后坐下。

　　　秉英老师，为广东兴宁市人，虽然来云南居住二十多年，乡音依然十分浓郁。操着一口粤乡客家普通话的秉英老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要请同学们原谅：第一是自己讲课的过程中，有抽烟的习惯，他多次想改，都没有改掉这个不良的习惯，因为不抽烟，自己的思路就打不开，讲授也不流畅，课就会显得干巴巴的，枯燥无味。第二，是自己的普通话不好，同学们开始听会很费劲。他努力了很多年，仍然难以有大的改善，因而很无奈。

　　　当讲课开始，秉英老师这口粤乡客家普通话，初听的时候，果然难免有些吃力，渐渐适应了，却别有一种亲切的韵味和吸引人的磁性。秉英老师的课堂向以秩序井然为人称道，有人将其归功于他对学生严格要求的缘故，我则以为主要是他人格魅力和授课的感染力使然。秉英老师的课讲得无疑是最棒的：深入浅出，简约晓畅，条分缕析、重点突出，且又生动活泼，风趣诙谐。有的同学说，听秉英老师的课，有一种如沐春风之感。我想，这起关键作用的，既不仅仅是他那博古通今，涉猎广泛的知识储备，也不完全得益于其独具匠心的“上挂下联，左顾右盼”的讲授艺术，更在于他对教学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和倾尽其力地投入，以至课备得十分扎实充分。惟有如此，秉英老师才能如此得心应手，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地进行旁征博引地讲授。然而凝结在其中的汗水和辛劳，是难以与外人道的。可惜我明白这点，已是我毕业走上教学岗位之后。 　　　母校的银杏叶又黄了。2008年那个多雨的七月，告别母校二十年的我，继毕业十周年同学聚会后，又再次返回母校。在毕业二十周年同学聚会的座谈会上，我又见到了秉英老师，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见到秉英老师。二十年的寒来暑往，令年近八十高龄的秉英老师，已然满头霜雪，但他和蔼的面容，温润的笑意，闪烁着慈爱而睿智光芒的目光，在我多少有些沧桑意味的眼睛里，却一如当年，给人以温暖亲切和真挚友善。大概是由于自己境遇不好，乏善可陈，无颜直面秉英老师。我没有走上前，当面问候秉英老师一声，只是坐在座谈会的后排，远远地注目着这位平易近人，让我敬重和感念的师长，默默表达着我心里的问候与祝福！

　　　秉英老师是我所遇到的最优秀的老师之一，更是我今生今世最感念的老师。操持高洁，学养深厚，身上散发着一种恬淡通达，平和儒雅之气，还只是秉英老师外在的魅力，更难得的是他热爱学生，视学生为平等的朋友，尤其是急欲将读书治学的“金针”度予学生的那种古道热肠的迫切愿望。有的老师学问不是不好，亦能“讲”善“授”，与学生却很难亲近起来。究其原因，可能就是这些名师，只重视“授人以鱼”，尽管他们课讲得有声有色，精彩纷呈，可顶多就是赢得学生们的仰慕而已，而并没有赢得学生的由衷的爱戴。秉英老师则将“教书”与“育人”，都当仁不让地肩负起来，“鱼渔兼授”：既兢兢业业“教书”，更不遗余力地“育人”。为了将刚跨入大学校园的新生，尽快引领上治学途径，秉英老师在重视传播知识的同时，更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为了“广开自学门路”和尽可能地培养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讲台上的秉英老师，除了以身示范地教学生怎样读书、怎样查阅资料和作资料卡片，怎样发现问题和寻根究底地进行学术探索外，还不时穿插一些自己读书做学问的心得体会，以及从事学术研究的艰辛和乐趣。

　　　秉英老师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虽然有时需要灵感的火花点燃，更多的则需要禅精竭力地苦苦思索。秉英老师告诉我们他自己思考学术问题的时候，吃饭会想、走路会想，躺在床上也会想，有时想得过于专注和投入，眼睛往往呆呆盯住一个地方，久久都不会移动，直到夹着的烟卷烧着手指皮肉，才蓦然惊觉。为此，他不止一次地同妻子闹过一点小误会。秉英老师还经常拿自己治学道路上，曲折坎坷的亲身经历，鼓励同学们，写文章投稿要不怕失败和不畏挫折。他说，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就喜欢写文章投稿，尽管屡投不中，仍然毫不气馁地投。当年的编辑极端负责任，自己十分固执地一稿一稿地投，人家不厌其烦地一次一次地退，投出去的稿子，就如同放飞的信鸽，不久又如期飞了回来。每个期星都会收到一两次退稿，以至班上负责传递信件的同学一叫自己的名字，就本能的敏感到肯定又是退稿。后来，想了一个在每篇稿末，都特别注明：“稿子不用，请直接丢入废纸篓可也，千万别再费心退回”的办法，才避免了经常收到退稿信件的尴尬。

　　　有一次，秉英老师把我叫到他家里，仔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又同我漫无边际地聊了一阵天。当得知我是来自大理点苍山脚下一个小山村的白族大学生，求学经历又比较曲折：上大学之前，在农村放过牛羊，在部队当过兵，还当过筑路民工时，热情地勉励我要倍加珍惜机会，认真深造自己，尤其是鼓励我要经常提笔写文章。秉英老师说，文科生不就是锻炼一张嘴，一支笔嘛，而笔头只有愈磨才会愈快。送我出门的时候，秉英老师还一再嘱咐我，今后不论他任不任我们的课程，学习上有什么问题，都欢迎我随时找他，最好是每一个学期，至少写两篇以上文章，让他帮我看一下。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很好地珍惜难得的学习机遇，荒废了大量美好的时光，而除布置的不得不完成的作业外，我大概也只在他和我谈话后不久，心血来潮地写过一篇文章送交他评阅。如今，翻阅《治史心裁》著作，我方知道，此事曾被秉英老师写入其发表于《云南高教研究》1985年第1期上的《<中国古代史>引导学生自学活动的三个环节》一文中。他在文章中写道：“杨纯柱同学（少数民族）利用国庆放假，写了一篇题为〈也是一管之见——谈谈我对历史的一点看法〉的文章，二千八百余字，提出的问题也有见解。”

　　“笔耕舌耘”的秉英老师，在校园幽静的书斋里和三尺讲台上，度过了大半生的岁月。自幼酷爱写作，走上教学和学术研究岗位后，教学之余，终身笔耕不辍的秉英老师，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和出版了几本学术专著，在学术上亦可谓颇有建树。不过比较起来，我觉得秉英老师的主要精力和贡献，还在于教书育人领域。在这个什么都靠“炒作”和“包装”的浮躁年代，秉英老师这种只会埋头于书斋和讲台，老老实实读书做学问和教书育人，做人做事从来都很低调的不事张扬的学者，自然与时下四处泛滥成灾的“大师”头衔无缘，也许也算不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却绝对是他学生心目中最好的、最值得尊敬的老师。尤其是对于我，从秉英老师身上，不只学到了知识，更学会了怎样读书和做人。惭愧的是，这么多年来，由于自己的资质太愚钝和生性太懒惰，别说奢谈做学问，就连读书、教书都差强人意，甚至往往敷衍了事地靠“蒙混”过关，真有愧于恩师的亲切教诲和殷殷期望。

　　秉英老师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教我们的时候，已是五十有五的人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重点高等学府，勤勤恳恳耕耘了四分之一世纪，“教学成绩突出”和“学术成果显著”的他，其职称还仅是一个讲师，理论上只属于中级知识分子，按当年只有县团级以上职务领导干部和副教授以上职称的高级知识分子，才能享受乘坐飞机待遇的规定，他赴外地出差或参加学术活动，只能挤长途火车硬座。但秉英老师，并不表现得心浮气躁，更没有听他说过什么一言半句牢骚怪话。秉英给人的印象和感觉，总是那么的从容平和、安祥宁静、淡泊超脱。在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每当我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和遇着不应有的挫折，心中愤愤不平的时候，只要一想起秉英老师那种心无旁鹜，除尽心尽力地“笔耕舌耘”外，其他“一无所求，别无所争”的平和心态和仁者风范，便怒火顿熄，心气和顺了。仅从这种点上，我觉得秉英老师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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