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驼镇：走出命运的阴影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7:05 编辑 <br /><br />
遥远的驼镇：走出命运的阴影

　　那件事是怎样产生的，对今天的我来说，当时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节、情节线索的展开和我的选择等，都很重要……我的命运成为一种过时的东西。如果现在我要写一个故事——实际上我是不会写的，那么，为了使它与今天的人们做的相一致，我就会使它具有另一种形式。但关于命运，关于我个体的命运，目前我没有什么要讲的。讲不清。我只能尽我所能讲一下体会，远距离地看看当年是不是由于一种事实而真的对我糟糕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有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那就是在市府机关里面，几乎总是当权者的影子。有一个时候，我说过：“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总而言之，对于来看我的那些朋友们，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尽管他们无不羡慕赞叹。”

　　那件事情是不是确实影响了我？

　　是。

　　驼镇距县城１８０华里。距地区约３００华里。我从来没有找过算命先生，但我知道，命运就在那儿一直伴随我左右，命运，你不能不信。不然许多事情无法解释。就人而言，命运不可知，所以它才莫测。算命先生能算出来，命运就不神秘了，他也不必靠骗人生存了。尽管许多年前的日子日见起色，可是好日子距离我实在有太远的感觉，没有边际。那时候，我最大的希望是到县广播电视局工作，其次是镇文化站。就这点希望，努力了许多年没有达到。我一边趴在家里写作，一边来办这件事。县文化馆的孙馆长惜才，想把我弄去，每次进县，中午都是他在文化局招待所小食堂安排，四菜一汤，早早就自掏腰包把帐结了。弄得我再也不敢去，不去又不行，就硬着头皮去，总想“请”他一顿，总也没有给我这个机会。真给了，我也请不起。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一点稿费，都用在日常开销和老人生病上了，孙馆长尽心尽力，领我跑文化局，广播局，县政府。

　　这两件人生大事最终都没有办成。

　　种种门坎。所有制。编制。名额。调令。等等。从企业，进事业，远比登天还难。后来，只得放弃。继续回家趴着写作，如果一切都走不通，为了家人最终我还是要回市包装装璜公司搞我的设计。我常常想起孙馆长的那个小个子，大鼻子，和他可怜巴巴的眼神，似乎比我还难过。每次见到他，这个五十多岁的老人都是一身深蓝色发白的吊兜干部服，笑容可掬，说话绵软，眼睛总是随着他关注的人在转移，转动。好像我是他的领导或者儿子一样。他的女儿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写诗，只是我不知道，后来就到北京发展，成了颇有名气的女诗人。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提过女儿，只为我奔忙，无声无息，无怨无悔，令我至今想起还禁不住热泪盈眶，为之落泪。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人是为你而生，为你而忙的。这些，算命先生同样算不出来，可他们就在那儿，等你。

　　我必须改变“不行”的状况，这种必要性使得我今天的记忆回到了许多年前，而且大概在很长时间内还将是这样。但是特别重要的是，反让我的第一本书和许多中短篇小说能及时与读者见面，因为真理，即使最痛苦的真理，能以它的真实性和使人良心上感到不安的方法感染读者，也感染我自己。谁知道，也许今后能防止我的命运和精神生活中彻底滑坡的又一些“空白点”的出现。它们，或许会突然改变一切。

　　谁喜欢这出戏？

　　我不喜欢。太痛苦了。那是一段人生悲剧。命运悲剧。我不知道，就在这时候，命运来看望我了，戏剧性的转折来叩门眷顾我了，而且演得很不错。一切都是一封信带来的。不，两封信吧。在争取发表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漫长岁月里，妻子的话和学院领导给了我很大鼓励。早在一年前他们就对我说过差不多相同的话：“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这样幸运，一篇一篇地这样发表东西。你拥有写出这样小说的材料——这也许就是你的生活。”那时候，记得，作家进修学院放创作假，我口袋里揣着几张介绍信，准备回家休息几天，就奔赴我要采访的几个大林业局，一头扎进去，不出来，呆完整个创作假。

　　可是，命运之信就是那时候到了。两封，从学院转到家里的。

　　妻子兴奋异常。是的，回想起来差不多面临颠狂状态……请看书桌最上面的一封：那里放着我的朋友的殷切期待，其中有新的命运线索，出现了新的人物，有关于市府和办公室的新材料——所有这些都是许多年前我渴望而不可得，想都不敢想的美事。朋友姓吕，市委办副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著名作家。他当时还没有后来的成就，后来他的几本书畅销之时，一时洛阳纸贵，全国闻名。信中说，新市长上任，对身边写作班子不甚满意，问他手头有没有更好一点的人选。朋友旅游活动推荐了我，说有，正合适，翻出一些我的东西给他看说，这个人，毕业后我想要。市长看了作品后说，你别要了，给我。我要了……朋友抱怨说，两封信，人不来，为什么也不回信？

　　妻子跳起来，欢呼。我的天呀！

　　事成之后，朋友酒桌上说，最初七八天过去了，你没有动静，弄得我倒是莫名其妙。市长着急，一天两三次电话，问人来了没有，有信没有？我就笑，解释说，真的不知道，没敢想的事都是。哪敢想啊？当初去县广播局不成，去镇文化站也不成，美事就断了念想。我正打算到林业局采风去呢，没走，接连不断两封信转到家里，这不就赶紧来了么？妻子就笑，在旁边附和，圆场。说着话，喝着酒，我的构思还时不时在脑袋里面运转，翻腾，想通过主要人物的经历和他的叙述把它们联成一体。

　　是什么使得命运对写作计划如此断然拒绝或改变了呢？

　　至少可以说，有过这样的打算，甚至还设计过某些情节线索的大致轮廓。几篇小说像几条河流一样应该汇入一个河床，然后流向它们应该到达的地方去。为什么正好这时候？没有实现？因为——这是严格地从事实出发的。命运改变了一切。市长要见我。希望我到他身边工作。就是这样不可思议，莫名其妙。因为这是中国，一切都在体制之内，一切都是领导意志之下的产物。没有人能够拒绝，也不需要，更不可能有勇气拒绝。为什么要拒绝呢？它是我生命中十分奇特的一段经历，多少人今生今世都不可能有的重大机遇，包括我。

　　这一理由，正是妻子说服我的利器。

　　最初的意外和喜悦之后，我并不想去。我还是坚持要到林区去采风，按原计划进行。将来有机会了，去宣传部。因为我知道，伴君如伴虎。我这样的个性，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惯了的文人秉直气质，是不适合伴君的。文字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官场黑暗与尔虞我诈。一旦失意，退路在哪里。而失意对于领导身边的人士来说是之前我就十分清楚的中国特色。我既不适合千般小心，也不适合万种侍奉，结果不一定很好。稍一疏忽，一切皆空。尽管后来的事实并没有这样，但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妻子泪水涟涟，说了又说，人家想去都去不了，人家来找你了，你还不想去。至少，你应该去看看，即使是你说的那样，将来也是往下走，到宣传部、文化局和广播电视局，还不是随你挑的事？孙馆长给我打来电话，说，去吧。孩子，不要想太多。前途广阔，前途要紧。在当时看来，我未来的生活道路即使不完全相同，那么至少也不会像失宠的封建奴才后来所走的道路那样，完全是“相反”的……就这样，照原先的设想，我将带着我的主人公经历从未有过的风雨体验：经历市长面试，谈话，必不可少的诸多条件和体制的挑剔，也可能在命运的顶端我又一个跟头摔下来，根本就进不了市府大门。结尾的一部分应把命运的未知数算上，带入市府，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是与市长紧密相连的……仿佛背后有一只手，就那样推着，身不由己的感觉。

　　事实上，市长竟是这样信任，居然没有提出任何条件。

　　但是朋友背后是不是做了一些特殊工作？我和妻子去的那天，正是市长、书记前往部队和铁路分局新年团拜之日，虽然傍晚在不到一小时的会面时刻简短而庄重，但我至今还一直记得市长这样说：“……不错。你的东西我晚上看了一些。之前，我还真不知道家乡还有你这么一个人才。”问我晚上是不是要回家。我说是。他看看表，起身说，那好，我也要回老家，你和爱人就坐我的车走吧，走，下楼，车上接着谈。

　　车就在楼下。

　　那是我今生第一次坐轿车。在任何一种场合我都没有必要说假话。我不止一次地承认，譬如说许多年后跟一些朋友说起往事——那一天——我都是如此说。从市长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不气馁是假的，身份与地位悬殊，尤其是面对楼下的轿车，前呼后拥的官员，文人的气质与高傲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一切关键性的谈话，都是随后在车里进行的。车速很快，外面白雪皑皑，风驰电掣。我的脸色越来越不好，妻子的手越来越紧地抓着我，贴耳问，不要紧吧？吐？我极力镇定自若，让自己平静，可是，肚子里翻江倒海，风暴跌宕，中午的酒喝多了，轿车的密封实在太好，快速移动与轻微摇晃中，我的主人公们跟我一样越来越支撑不了啦。我感到头晕目眩，天摇地动，市长在前面看不到我，妻子难过得没有办法，眼睛慢慢红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我们手抓手，紧紧地挺着，恍惚中我希望快些，再快些，不要出丑。

　　停车！

　　你应该有这种体验。快速移动中，晕眩是难以抑制的。无论如何也难以坚持到家了。强烈地诱使呕吐比移动更快速反应，最后一刻，我大喊一声，什么也顾不得了。市长回头一看，小霍，要吐哇？小陈，快停车！司机赶紧减速往路边慢慢停下了。那是我有生以来最难熬、坚持最久、意志最受考验最痛苦的几分钟，车停下的一刻，车门打开的一刻——谁打开的车门我已经记不得了。妻子跟我一样，也是第一次乘坐那种小轿车，车门她也不会开。我实在不能吐在市长车里，无论我是否到他身边去工作。车门一开，我一下子单腿跪到地上，喷溅而出——

　　黄的、白的、黑的、绿的……酒肉。

　　不，这不是小说的描述和语调。在我的身上，在我的赴考遭遇中，还有大多数人物都不可能有的实际生活原型（不管市长还是普通百姓），那么我呢？从我的遭遇来说，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气味无疑是难闻的。尴尬与情谊一起在寒冷的气流中回旋。市长从另一个车门下来在背后轻轻敲打。没事，小霍，吐了就好了。妻子紧紧抓着我的胳膊肘儿，揉搓我的前胸，可怜地看着我的脸色反应。他们的手，我恍惚中仍然能够分得清，一大一小，不同的频率，一样的关心。

　　一阵又一阵。

　　只差没吐出黑色胆汁。

　　你大概很难相信这一点，但是对许多年前驼镇的一个男人和他的女人来说，市长完全不是像后来我在某部长篇小说里面描写的那样专横和那样不容置辩的权威……我想，他和我一样，有感情，有人性，我和我的妻子后来之所以具有同样的认真思考问题、在同一认识上达成一致，决定到其身边去工作，首先应归功于那个培养了我们感情的道德品质的突发环境。而道德离开真实就不存在。因此，我的遭遇只能是像小说中描写的情节那样。这是一个坦白而正直的人，任何时候，不会背叛思想和理想，不会出卖或落井下石为其忠诚服务的身边下属——我在写他的人品或性格时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虚构。

　　这一点是对的。

　　对于小说家来说，重要的是要找到历史阶段的起点。他在考察我，事实上我也在考察他。重新上路后，果然轻松多了，不再晕眩，思维能力也渐渐得到清醒恢复。我在思考我的年轻命运时认识到，正是这个以“市长”（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令人畏惧的，不近人情的）的身份普通微小的关怀开始，将映照出他的许多性格中的主要东西。我忧虑重重的时代结束了，真诚的、经常是公道的现实从四面八方把我们团团围住。当然，我还有进行选择的可能：市长可以不再提前面的话头，从此以后陌生如从前。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他完全可以不为这样一个没有出息的人负责，完全可以由此极度讨厌我。我也就完全可以继续回家去做我的文学大梦……但是每个人都有组成其性格的主要部分的东西：市长是一个坚定不移、目光如炬的人，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跟我一样出身农家的孩子，似乎也是知识分子，但他的知识分子特点不是深层的东西，他的性格中主要的东西是极度的大气，对待生活中的一切清明而又珍爱。

　　我们谈的并不多。这一切都是感觉到的。车到驼镇，要岔下去三公里，轿车完全可以沿着宽阔的国道飞驰而过，余下的一段路由我和妻子步行。在另一篇文字中，我曾经引用过马基雅弗利的一段话，斯大林对它作了自己的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是：建筑在人民对执政者的爱戴的基础上的政权是“软弱的”，建筑在人民对执政者的恐惧的基础上的政权是“强大的”，你记得吗？

　　能够通过“软弱”唤起人民对自己的爱戴的执政者是伟大的人物。这是否就是说，市长就是这样的人？是的。尽管我一再感谢，坚持，但是他告诉司机，轿车拐入岔路直接进入驼镇，已是黄昏之后。街灯一闪一闪照着市长的脸，一直到我的家门口。我和妻子下车，他也下车。我已经完全清醒过来。我感到难为情，请他进屋，他笑笑，说：“小霍，这样吧。如果你愿意到市府工作，春节之后就可以上班了，手续后办。家里我就不进去了，代问你父母好。”说完就上了车，朝我摆了一下手。车走了。

　　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忘记。

　　不过我得克制自己。不要掉泪。而我清楚地知道，只要我一放纵自己的感情，就什么都完了。作家的感情愈多，读者的感情就愈少。我让眼泪流在心里。我愿意为其服务，作常务秘书（正科），忠心耿耿。孙馆长听说这一切，打来电话，连连称奇。后来一天在驼镇，我终于请他吃了一顿心满意足的大餐，在这里，我想对读到这篇文字的朋友作几点说明。当我说这一切是自传性文字时，我指的是市长生活中的事件正好与我的生活中的事件相符合。即使是这样，也不是全部符合……

　　那年春节后，我彻底离开了驼镇。

　　手续都是后办的。没有经过个人之手，市府办与人事局、组织部等相关部门协调，全权代表，繁杂而轻松。根据规定，大集体工人不可以作为国家聘任制干部，但是，对于这一点市长对面有难色的人事局长有话，大意是：我管不了“规定”，我只管“人”。局长就明白了领导的意志，后来就办了——这就是中国特色。所有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职务、工资、待遇、住房、党票、妻子工作调转……所有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一句话，一路绿灯。

　　迎接我的是市府明亮宽阔的办公室。一切从实际出发，翻开生命新的一页。


　　　　　　　　　　　　　　　　　　　　　　09-7-16于歌谣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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