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西南联大·司家营

西南联大 　　现在是云师大和云大。我愿意仍然叫它西南联大。记得几个人，沈从文，闻一多，李公朴，汪曾祺。 　　最想看到沈从文。只是不知道他住哪栋哪间，住在哪间写《长河》。1938年7月29日晚11点，沈从文在这里写了《长河》5个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湘西秋天的阳光从记忆里照过来，落在稿纸上。窗外是大雨，打在瓦片和竹梢上；闪电雪白，炸雷在头上滚。窗户还在吗？窗户在哪里？历史碎了，瓦片还在吗？竹子还在吗？ 　　走在云师大校园里的联大路，看见一棵枝如虬龙的老树，心里一震。沈从文熟悉的树。他一定注视过，靠过，抚摸过。还有闻一多、李公朴。树安静，依旧枝繁叶茂，想必多情的沈依偎它抚摸它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有些怨时，为什么对人残忍，对树宽大。 　　闻一多就在树的背后。英雄化的闻一多。情态。或许不是真的闻一多。真的闻一多儒雅，书生气，不会把良知掏出来握在手里，而会揣得很深，紧贴在骨头和心。 　　离开闻一多左拐，不远，就是西南联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幅木牌，架于两根石柱。我喜欢木牌的黑色和字的书写。黑色是民国的颜色，时间的颜色，而饱满、随性又不乏骨感的书写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拓片。从那之后，再没有看见。 　　我知道，我所置身的西南联大只是一个主题缩写，连遗址也算不上。进门的路边有几尊塑像，他们多是西南联大权力和学术牛人，不是喝过哈佛的墨水就是镀过牛津的金。我一一观瞻，以为可以觅得沈从文。我错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啥都不是。”昆明的朋友这样告诉我。“他总是个作家。”我不服气。“作家算个啥？在我们国家，只有政治钦定的人才算人物。”朋友说得很淡漠。很多人都这样了，从不认同到认同，再到同流合污。 　　就我所知，西南联大时候的沈从文差不多已写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已经是拿得上台面的牛人；不提四十年后失之交臂的诺贝尔文学奖，也该在西南联大有一席之地。下细想，政治还真无耻，对历史的抽取总是功利的，一点不照顾事实与审美。怪不得88年，瑞典方面询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沈的近况，参赞居然不知沈为何人。 　　因为闻一多、李公朴，我在西南联大只看见铁匠铺里被烧红的铁。树木花草之类的植物虽不缺乏，但怎么看都只是做燃料的。现在掩映着死者的衣冠坟。在坟间，我惊喜地看见一个女生坐在一个男生的腿上。我喜欢这样的遗忘。 　　我不知道西南联大有什么东西留传到了现在，但我知道墓碑上的悼亡诗不是。他们呼唤的正义、光明和自由仍然依稀。而且因为依稀，我们都已经不呼唤了。我低下头去看脚下的地砖，将信将疑，它们又太干净了，以至于感觉连风化的痕迹都像是一种蒙骗。 　　云大校园里有不少老树让人肃然起敬，阳光洒在上面，风吹来，都是沉默。它们比人有思想，有骨头，更比人美。云大校园里还留着一些老房子，保留着一种珍贵的过去时态。特别是那一栋木结构的红楼，让我忍不住要想念那些曾经在楼里居住过的人，他们大凡都死了，但我总觉得他们还活着，活在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的空气里。他们当中有个人叫沈从文。在我的感念中，这些老树和老房子是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唯一的过去。 司家营 　　昆明北。肮脏的城乡结合部。马粪。苍蝇。肮脏的马车和马车夫。诗人JJ举着摄象机录象，聚拢的人突然转身、捧脸，作鸟兽散。面对城市里这样一个实在又飘忽的民间，我唯一想到的意象是海浪对沙滩的冲刷。在城市里，没有城市的元素，如同在乡村没有乡村的元素，像一出多幕剧，隐约显露出现代主义的荒诞。围观者知道一些，我们知道一些。看马的身坯、表情和目光，依旧诚实如它们的远祖。在进化的路上，人已经捷足先登。 　　我坐在马车的后排，一手举着相机，一手不停地驱赶着高原的苍蝇。我捕捉到了前排两位刚刚度过金婚的回族老人的回眸。无论太婆头上的白纱头巾如何地洁白，我也想不起她少女时候的模样，倒是老爷手指弄唇的鬼笑让我觉得他依旧保存着一个小伙的顽皮与活力。 　　在去司家营的马车上，孤独和一个女子背靠背坐在我的身体里。我看见的铅云、寂寥和路边的泥泞与小块荒芜，它们却看不见。一个女子坐在我的身体里，我的爱装满了肾上腺却不能直接传达给她。爱是固体的，中间隔着感伤。从去司家营的马车上开始，整整36个小时，我都经受着感伤这个绝缘体的磨练。 　　司家营是一个城郊性质的村庄。快餐盒式的水泥楼，黯淡无光的各色玻璃窗，刺目的铝合金窗框，裹胁了泥泞与垃圾的水泥路面，慵懒的行人慵懒的目光，无精打采的苍蝇店……只有往来的马车是一道风景——它们让我想起了古代和异域。 　　我要去、要说的司家营不是这个司家营，而是司家营背后一片荒芜的湿地——不是地理概念的湿地，仅仅是被积雨浸烂、被野草遮盖的水洼。我能想见这片荒地还是粮田的景象，就像我后来在大理和丽江看见的那些稻田和桑田，呈现出生机和希望，也包括幸福。可是眼前，全是荒芜，或稀疏或浓密的荒芜，穿插着泥泞的田埂。泥泞是另一种荒芜，弥漫着恶臭。 　　在走走停停，或回返或迂回之后，我们终于跋涉到了一排窝棚前面。这窝棚，就是我们的司家营。铅云还在，但昏昏太阳出来了。昏昏太阳也像泥泞。有野狗在窝棚外面游荡，不断地拿鼻子在草丛里嗅。我感到一阵恐惧，想到那草丛中会有谋杀案描述的碎尸。远处的青山清清楚楚，青山下面的高楼清清楚楚。在青山和高楼的衬托下，我们驻足的荒野多了几分寂寥与凄惨。 　　我最先看见的凄惨在进窝棚大门的一段泥泞里。那是一段无法用文字描述的泥泞。糜烂几近死亡。要是正落着雨，泥泞便也是真的泥泞，可是我们目睹的泥泞恰恰正照着昏昏太阳。一滩滩劣质胶水一样的太阳，让我不寒而栗。两个小孩赤脚在泥泞里推一辆三轮车，三轮车的前轮已经进了大门，两个后轮还深陷在泥泞里。我见过泥泞，却不曾见过这般的泥泞，它足以吸尽一个人最后的信仰、希望和体力，只不过那两个赤脚的孩子和他们骑在三轮车上的父亲没有意识到而已。 　　诗人JJ和医生S踩着泥泞走进了窝棚。我站在大门口的泥泞边不想再动。JJ和S是心里有爱的人，特别是S，还带了药物和青包谷棒子；当他们走进潮湿、低矮、幽深而又肮脏的窝棚深处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从他们头顶石棉瓦的缝隙倾泻下来的光亮，一抹一抹，不再像是劣质胶水，而有了通常阳光的质感。 　　我走进去。不敢确定是有爱支持。我感觉到有东西在一点点滋生，像雨后屋顶的滴水。我摸到了自己身体里的青苔。撇开青苔，看见了光照。要我怎么为你描述窝棚里的景象，说它是猪圈、公厕仍然不够。4个孩子躲在那辆沾满泥浆的三轮车背后，我过去为他们拍照，他们愣愣地望着我，木木地笑。躲闪。我不忍按下快门。他们的衣服肮脏又褴褛，脸也像是肮脏又褴褛。我觉得，在这样的情景里，面对这样的人，按下快门是不道德的。 　　S医生在一间屋子里问诊。JJ在录象。JJ的红衣裳像火，却驱逐不了满屋子的晦暗和苍蝇。穿人造革外套的男主人在笑，成团的苍蝇在飞，3个孩子望着JJ手里的机器和S医生丢在地上的青玉米棒子。我把头伸进屋，又缩回来，目光掠过苍蝇恰巧碰上男主人的笑。我不曾从他的笑里察觉丝毫悲哀的意味。是一种好意，也是本能，像早已干枯在他某一位远祖脸上的木菌。主人和S医生都叫我进屋坐，我却不能，我分明看见那不是屋而是地狱。我在想，我的视线接触到的那些物件，每一物件，人怎么去接触。比如那一架所谓的床，怎么把身体放上去（还做爱）？那几个碗，怎么把嘴搭上去？还有那个漆黑的茶盅，那几双爬满苍蝇的筷子……我坐在门外一个塑料独凳上，这样想着，把视线挪开——我发现，偌大一个空间，没有尽头的走廊，一排排的门，竟然没有可以供我停放视线的地方。 　　一个小男孩走出来，背着一个破烂的书包，站在离我两三米远的地方。小男孩还不到上学的年龄，一看就知道书包是从垃圾里捡来的，于他还只是个懵懂的想往或者道具。我惊奇于他的眼睛（圆溜溜的眼睛），发出的竟然是冰冷的光。但很干净，很柔和，类似于花苞和草芽的光。我举起相机，对着他，对着他花苞一般的眼睛，草芽一般的脸，按下快门。他的脸黏糊糊的，有些脏。我叫他过来，问他名字，给他看屏幕里的他——圆溜溜的眼睛，黏糊糊的脸，放在嘴边吮吸的手指。他看了，悄悄地走了，目光里依旧没有一点温暖。我是很想他对我产生一点依恋，可是没有。我心头一热，眼泪哗哗地淌出来了。 　　此时此刻，我在我蜀山的书房想司家营，想那个荒野里的地狱和那些地狱里的人。照片是清晰的，记忆却开始模糊。 　　走的时候，我们在大门边遇到一个见过些世面的青年。他跟我们说了很多心里话。他16岁就从昭通老家跑出来，捡垃圾、赶马车、送水、挖地什么苦力都干过。末了我问他：“跑出来过这号日子，莫非老家还不如这里？”“当然不如，要是如，哪个愿意出来受这个罪？”他说，“出来些年，最大的收获不是挣了好多钱，而是长了见识，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敢跟你们这样的人说话了。”这里已经是地狱了，而他的昭通老家竟然不如这里。这超出了我的想象力。记起已故的孙世祥，老家正是在昭通巧家，一篇《何时能报答》，写尽了昭通农民的悲惨。 　　马车载我们走出泥泞，走上新铺的柏油大道。高原的风徐徐吹来，带着新鲜柏油的芳香。我在感觉到凉爽的同时也感觉到轻松。在司家营，总觉得有一座山压在我身上。马车开始飞奔，外墙考究的高楼和做工精细的绿地飞速倒退。我再次感觉在一出荒诞戏里，只是这一出荒诞戏本质上是个悲剧。 　　柏油大道很快会延伸到司家营。窝棚里的人眼前最操心的是窝棚拆除之后他们去哪里。要不了一年，荒野将变成高尚住宅，变成会所和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