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开（修改稿）

　　　　　　　　　　　　　　　茉莉花开

　　　　　　　　　　　　　　　　　　（一）

　　“老年动脉硬化，耳鸣，左耳失聪······”医生边飞快地在病历本上记下一堆蓝色的字边嘱咐母亲，母亲频频应着点着头，她照常锁着眉头，她这样的表情是我熟悉的，从三十几岁开始，她的眉心就有重重的皱纹痕迹。她紧紧盯着医生上下蠕动的嘴唇，目光惶恐、谦恭、小心、虔诚。她未必信赖他，但母亲总是会身不由己地被对方的气焰左右，像个听话的孩子，犹豫而盲从。


　　透过百叶窗帘，我看到窗台上有两钵茉莉。茉莉开了，白色的花一簇簇地从叶子里钻出来，淡淡的香糅合着正午的阳光，热刺刺地晾在窗台上，白得耀眼，白得，心神不宁。

　　“好了，先吃这几副药，以后有什么问题再来问我。”医生合上母亲的病历，顺便抬头微笑着望着我说。我是他的熟人。我向他道谢并告辞，母亲也跟着道谢并告辞，她的声音跟在我的声音之后，像一味老中药，厚朴。还有些歉疚，我们没有排队便直接享受了诊疗。


　　在医院门口，我要母亲打的回去。这个城市别的好处仓促间一口气说不上来，打的却便宜得要命，叫我每次坐车有赚到了的感觉。

　　母亲不肯，她坚持要走二百米路到车站坐车。我没有坚持，我说服不了她，像她说服不了我一样。

　　“我有事，那我先走了，你过马路小心。”我向她道别，立即转身向对街走去。我从来不触碰她，从来没有挽着她的手逛过街。告别也是这样，无论我到哪里去，去多远，有多久，两人站得刚好听得见对方清清脆脆地说完话，然后转身，离去。像两根同极的磁铁，一碰就紧张地弹跳开。


　　我走得很快，我知道母亲一定在看着我，审视地，刻骨地看我。我的脊背中央有一根线热辣辣地炙痛起来，像被放大镜下聚光的火柴，噗地一下燃烧，迅速蔓延，燃遍全身。


　　　　　　　　　　　　　　　　　　（二）

　　我经不起她这样的看，我的小腿肚子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我站在镜前。老式的衣柜，半边是抽屉，半边门，门上镶着大镜子。我穿件白底蓝花的棉布短袖娃娃衫，白色的超短裙。黑瘦，头发总有梳不平的绒毛，扎成一把马尾，我不漂亮。那年流行白色超短裙，几乎每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都有一条。我的这条套上身时夏天已经过去了一半，而且这套衣服的搭配不协调，面料的质地不同，上身棉布，下身化纤。并且，衣衫是母亲自己裁剪缝制的。所以，它们经不起近距离的审视。

　　但我只能这样，母亲很少带我到集市买衣服，十四岁前我的衣服都是她或是姨妈们买来送我的。母亲也很少给自己添置衣服，穿来穿去似乎总是那么几件，但她有件淡绿色的衬衫，压在箱子底，放了很多年了，我记得她穿那件衬衫的样子。扎着两根粗黑的短刷子辫，白嫩丰腴的手腕子从淡绿的袖子里伸出来，划过来划过去时，空气里散发出上海牌雪花膏的香气，有时是茉莉花香，她将它们插在衣服的第二颗纽扣眼里。也把它们插在我的小刷子上。

　　我记得我对她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把这件衣服给我穿。她听了咯咯地笑，边用火钳夹着蜂窝煤往炉子里塞。那年，我五岁，她三十岁。

　　大了，她从箱子底拿出那件衬衫给我，叠得齐齐的棱角，散发着樟脑丸的香味，新的一样鲜艳。我看了看，说：现在谁还穿这样的领子，尖尖的，又方又大。

　　她不会打扮自己，也不会打扮她的女儿。有时，母亲参加工会组织的旅游，带回来一大包七零八碎的衣裙和布料，热热闹闹地分给我和她的姊妹，但对即使当时极度需要好看衣服的我来说，还是没有一件合适的。

　　我和她天生就是有距离的。这一点也许在她哺乳时就感觉到了，襁褓里我总是哭，折腾得她整夜不能睡。她恨得把我丢到篮子里，任我去哭，去嚎。可随便谁抱了我，轻轻地走几步就不哭了，就会去睡。但一到她怀里，就又开始哭、嚎。

　　母亲禁止我碰触她。小时候一起睡在竹编的席子里，她的肌肤白嫩腻滑，在闷热的夏天，竟是凉的。热，我滚过来滚过去，滚到她身上，冰凉的。我把腿搁在她身上睡着了。忽然，我被一阵刺疼蜇醒，母亲狠狠地在我小腿上揪了一把。


　　　　　　　　　　　　　　　　　　（三）

　　穿白色超短裙去上学的那天我来好事了。

　　我一直知道会有这一天。班上的女生几乎全都来过好事了，她们神秘地笑着，小心地，隐秘地却又张扬地，从书包里掏出一包东西，飞快地跑出教室，直奔厕所。然后回来聚在一起小声地叽叽喳喳，说着说着，就有几个人大声地笑起来。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问哪些同学需要休息，可以到一边休息。她们就高高地举起手，在男生一片复杂的，尖叫的目光中，走到树荫下休息。

　　我一直没来好事。比较她们，我似乎一直是棵晚熟的植物，跌跌撞撞地跟在她们后面，听她们说班上的某某很帅，某某的月经来得很早。她们个个比我高大，肤色匀净，像上了釉的桃子，粉白里，透着金黄的茸毛。胸脯微微地隆起，从背后的浅色衬衫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白色棉布小背心的痕迹。

　　而我，一直没有这些迹象。
　　也许有的，洗澡时我已经感到胸脯隐隐的痛，里面有小小的核。我为之恐惧，羞耻，我想也许我要死了，得了某种难为情的绝症。但我没有告诉母亲，我为我身体的一切守口如瓶。因为一张纸条，一张夹在铅笔盒里的纸条，我挨了她结结实实的一巴掌。

　　那纸条上写着“我喜欢你，我们星期天去看电影好吗？XX”那天放学，我又是欢喜又是害怕地跑回去拿给她看，她一声不吭地看完了，然后抬手狠狠地给了我一耳光，骂“你个贱货，成绩一塌糊涂，还动这心思！”我忘记了，头天给她数学测验的试卷让签字，考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


　　那天，几个女生把我拉到墙角捂着耳朵对我说“你的裙子，你的裙子搞脏了！”说完，她们嘎嘎吱吱地笑起来，脸色潮红，也许这帮少女真的很想体贴人，但看到意外发生，还是忍不住地兴奋，一点幸灾乐祸的快乐。我扭头望去，我的短裙上绽开两朵殷红的喇叭花，像雪白底子上打横画了两笔水墨重彩，鲜艳夺目。我的头轰地响了一声，那天下午，我走过操场，一大帮高年级同学在打篮球。那天下午，我走过三四条走廊，不时地碰到，擦过，一群一群的男女学生。想起他们快乐得没心没肺的笑，还有对话，肯定是冲我的。


　　我将身子紧紧贴在墙上，无地自容，最糟糕的是我的书包里除了一堆课本，什么也没有。
　　当时我一定窘迫得想去死，想从高高的五楼跳下。


　　　　　　　　　　　　　　　　　　（四） 　　为这点事去死肯定是矫情的。但我真的无数次想过去死，死给母亲看。

　　她从不夸我，走亲戚时，总对亲戚说我又懒又笨，什么也不会。我憎恶她看我的目光，黏稠，阴冷，厌烦，像把带锯齿的刀子，一下一下剜着我单薄的身体。她同样厌恶我看她的眼睛，她无数次说过：我像地坑里的老鼠，看人的样子又狠又毒。

　　多年后想起她这句话，发现她一直是了解我的。那种地坑里老鼠似的眼光，斜的，悄悄地瞟一眼过来，又瞟一眼过去，看似没有来由，其实都暗暗地下了套子，在心里。这样子无疑是令人厌恶的，我那瘦小干瘪的身子里藏着这样不光明的神色。

　　阳台上的茉莉花蓊蓊郁郁地开着，家里总是养这种植物，大概因为它好活。

　　它的香在阳光里热烈地喷发着，屋子里卫生间的水冲得哗哗响，母亲在边洗衣服边哭。她的声音毫不掩饰地响亮。这次加级她又没有加上，上次是说她参加工作的年限不够，这次是说她学历不够。母亲觉得委屈，她说她是中等师范毕业生，虽然是半工半读的三年，但是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的。凭什么比不上那些初中毕业跑去夜大进修两年拿到文凭的老师？凭什么不能给她带课？她抽泣的鼻息声和着哗啦啦的流水声，搓衣板一下一下撞击在木盆上的咚咚声，让人感到又刺耳又羞耻。

　　我趴在阳台上将脸埋在茉莉丛里，深深吸气，吐出来的却是灼热的白气。把这种粉白的小东西捏在指尖，稍稍一用力，就成了一抹蔫黄的汁液。我看到楼下的老妇人走出院子抬起头往我家张望。

　　母亲好象以为只要走进了这间两室一厅的屋子，门一关，就可以肆意发作了。她大声地咒骂我，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声地喝斥父亲，摔扫帚，摔她的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

　　我越来越多地与她顶嘴，与她争吵。她操起细竹条子劈头盖脑地打，我不逃，拼命地忍住不哭。直到她打累了，或被父亲拉走。

　　她的脾气越来越坏，骂我，ＸＸ。当着亲戚的面，当着同学的面，这样地骂。
　　我在日记里写下：是的，我是ＸＸ，是ＸＸ养的。

　　我爬上高楼时总会有意地扒住边沿往下看，我想象的死亡总是和跳楼有关，只有这样才能最快，最直接地在母亲一声尖叫还来不及停止的时候从她眼里消失。我积极地准备有一天，在她的暴怒足够逼齐了我的勇气，就那么两下跳上凳子，跳上桌子，然后从窗子里一跃而下。

　　但是我家住三楼，三楼实在是太矮了，我不想摔个半死不活，我要的，是片刻的肝脑涂地。


　　　　　　　　　　　　　　　　　　（五）

　　偶尔我们会结成同盟。母亲要我跟她一起去书记家送礼。

　　我拘谨地坐在书记家黑色人造革的沙发上，瓦数不足的白炽灯光昏昏欲睡地罩在头顶。母亲坐在身边，对着书记絮絮说着那些缘由，她的神情和若干年后，我带着她去看病时一样，惶恐、谦恭、小心、虔诚。她对领导总是本能地骇怕，却又像看待父辈一样的敬畏。书记是个秃顶的矮胖老头，他沉着脸埋在沙发里一直耐心地听母亲说，不插话。最后吭吭地咳了几下说“你的问题组织上会考虑的，是比较遗憾。但是，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这次的几个老同志情况比较特殊，如果这次他们靠不上，以后就没希望了。”母亲的眼睛黯淡下来，她不知道该怎样继续，她更说不出按原则办事之类的硬话。


　　回来的路上，我在前面，她在后面。一路上我们没有说话。

　　她始终是后勤庞大队伍里的一粒石子，随时可能搬到这里，填到那里。母亲继续兢兢业业做着她厌倦的一切，年年领着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和十五块钱的先进工作者奖金。
　　她憎恨我，我地坑里老鼠式的恶毒愈加激烈，我口齿清晰地指她：没用，没本事，只有在家里横。像头丧失理智的母兽。

　　开联欢会时，她在单位里给一帮青工倒水冲茶，也是我鄙视她的原因。
　　 “那么多人，水瓶子就在桌上，谁要喝谁倒，你为什么要去给别人倒茶？”
　　这有什么关系？她肯定会说。


　　她不知道，我在学校，一个有名调皮的男生往我抽屉里扔鞭炮，听啪啪的响。我冲上去啪啪给了那男生俩耳刮，那个男生楞了一下，他醒过神来，狠狠地还我一掌，我飞出两米之外，鼻子重重地撞在课桌腿上，血呼地流下来。我爬起来，向那男生走去，他又给我一掌，我又飞出两米之外，我再爬起来，抹了一把鼻子，血呼呼地粘了满脸，再走去。其实我真的不明白我一遍遍向他走过去为什么，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只是傻傻地爬起来，向我的课桌椅走过去。那个男生被其他男生拦住了，他们诧异地望着我，望着我皱巴巴的，糊满汗水灰土的衣服，手脚，还有脸上纵横的血。我奇怪地没有哭，站在课桌前，望着那个男生。那个男生奇怪地笑了，居然笑得很干净。他回到他的座位安静地坐下。而我，哭了。

　　我知道我的父母不会冲到学校，揪出这小子，拽到教导处，或者干脆掴他两耳光。他们不是这样的人。而我呢，我是怎样的人？


　　　　　　　　　　　　　　　　　（六）

　　我太弱小了，我还是得依附她。经常地。


　　她要我中午放了学到她学校去吃饭。那段时间她在学校做库房保管员，在教学楼一楼左侧，有一间库房和一间小小的办公室。


　　她不计付出的热情替她挣得了好人缘。到她那里，经常能看到坐一屋子的人。多半是不事教学的后勤人员。有食堂大师傅张志魁、二师傅卫红、司机高明亮、电工乔安民、清洁工张翠兰崔晓英……，安全保卫科的退伍老兵罗科长算是这个聚堆的群众小沙龙里职务最高的人。
这群人喜欢响亮地说话，端着饭盒响亮地咀嚼。只有电工乔安民不是。


　　每次乔安民都安静地坐在母亲办公室的角落里，微笑地听其他人说话。他给我看他的电工包，一个巨大的插满暗器一样的工具的帆布包。母亲有时候带来家里不响了的收音机给他修，他三下两下就使它又发出声音。母亲便连连地谢他。他便矜持地笑，他那文静矜持的样子的确不像个电工，像个老师。


　　有时他一个人也在库房坐着，母亲在旁边办公桌坐着计帐。桌子的角上，搁着一只浅口小茶碟，里面用一点点水养着一簇茉莉花，母亲早上上班时在家里摘的。于是库房那种特有的土产日杂高粱禾秆的土味里，夹杂着一丝清清淡淡的香。两个人不说话，静静地坐着，母亲劈哩啪啦打着算盘，乔安民坐着喝茶。看见我来，他踌躇了几下，说要走，就走了。


　　有天我放学早了点，到母亲办公室时，乔安民又一个人在那里，母亲正在用只小电炉煮饺子。学校里禁止用电炉，母亲竟然不避嫌乔安民，我有点吃惊。


　　看见我来，乔安民又说要走，母亲拦住他，说吃了再走。给他盛了满满一碗饺子。然后给我盛完，小锅里没剩几个了，这份应该是母亲的。


　　乔安民把他盛满饺子的碗递给母亲说这样不行，不够吃，要倒回一些到锅里。母亲蛮横地推开碗，说她够了，端起煮饺子的小钢精锅来藏到背后去。


　　他们推来让去的时候，我的手突然抖了抖，我的碗扑地掉到了地上，搪瓷缸子甩完它肚子里的内容物后，咣咣啷啷地唱着响亮的歌，滚了好远，直滚到库房杂物架子底下。


　　屋子里的人都被这响亮的声音楞住了。阳光穿过门外广玉兰树密密麻麻的叶片，射进来的光斑洒在办公室里，画在人的脸上，一块一块的，有几分滑稽。


　　母亲简直忍无可忍了，操起一根划帐用的钢尺就来打我。乔安民赶紧拦着说别打别打，还有饺子。他撂下饺子碗，提上工具包出去了。


　　这一架，我再没有看见乔安民独自来过。再见到他，母亲似乎也没有那么热情。可惜了，那碗雪白的猪肉韭菜馅饺子。


　　　　　　　　　　　　　　　　　（七） 　　“茉莉花开了。”母亲手里捧着一小撮白花走到我面前，她的手心掌纹深纵，指节粗大，肥厚。她已经是个十足往衰老里去的妇人。她的皮肤依然地白皙，但已经是干燥失水的橙子。


　　家里还是种着茉莉，数量一年比一年少，除了父母，什么时候开花没有人关心。我就着母亲的手掌看了一眼，白的，淡绿的须状花托，脆弱得稍一用力就分离了。淡淡的香，它从来没有淡出过我的记忆。

　　母亲把花撒进茶杯里，茶几上摊着我给他们签的夕阳红旅行团人身保险保单。她看我的目光依然集中，只是已经磨去锯齿的刀子，只有背没有刃。随着她的衰老，病痛，她似乎越来越默认我的悖离。

　　她给予我印象里的一切我都要颠覆。我咬着牙说。她在人前说不出话，不会应酬不会客套，我在人前滔滔不绝，似乎没人叫我害怕。她退让，我攻击；她隐忍，我激烈；她厚道，我刻薄。总之，我否定她的一切。我极力地，改变自己，改变骨子里她渗透给我的东西。

　　我从不向她诉苦，尽管我的日子并不比老实巴交的她好过，尖锐和迟钝都是容易受伤的两种品质。她跟我说起谁谁可怜，我就不耐烦地打断她“还有比你更可怜的吗？！”很多次，她被我激怒了，叫我“滚”，我冷笑着，立即“滚”。然后，她又害怕了，打电话叫我回来。


　　我穿裸露出大半截肩膊的衣服，脚趾甲上涂着蓝色指甲油。她看了不满，却不说。她看我赤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地听电话，笑嘻嘻地和对方说三说四。她警惕地问“是谁？”我总是挑衅地，毫不在乎地回答“喜欢我的人呗。”
　　她对我的嚣张、放肆无能为力。

　　她左右不了我。也左右不了我的爱情和命运。她盼着我老老实实带一个男孩子回家，然而我总是让她失望。我唯一带过一次一个男孩子回家，她做了五菜一汤，还特地下楼买了酱板鸭给那男孩子吃，平时我家餐桌上全家人到齐也总是不超过三四个菜。她对别人，她认可的别人真是巴心巴肝地好，陪着点小心，讨好的好。但后来这个男孩子还是离她女儿而去，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她还是忍不住地提起他，以为我错失了良人。


　　她似乎只能看见她看见的好。总是忘记，不记得我说人家的不好。总是迫得我气急败坏地喝令她闭嘴，不欢而散为止。她看不到我为那个男子躲在卫生间里痛哭流涕，形容瘦损。


　　她不知道第一次恋爱，她的女儿伤得有多重。


　　　　　　　　　　　　　　　　　（八）

　　二００七年三月，她因胆囊结石住院。


　　我陪床。中午做完手术，下午、晚上一直输液。我下了班来陪她，她的脸浮肿着，腊黄的，鼻子插着氧气管。我端上父亲在家熬的白米清粥喂她，她摇摇头，不想吃。


　　我有点乐得不喂。举着匙子挖了一勺粥，送向她嘴唇时，我感到那种熟悉的生疏。我跟她，到底是有隔的。


　　护士过来巡床，记了体温，看了看血压，告诉我尿袋满了，我赶紧去倒，拧开塑料袋口的小塞子，橙黄的尿液嗒嗒地流在尿盆里。接满了一盆，我拿去倒掉。水哗啦啦地冲，有尿液溅到我手上，我想小时候，她大概也是这样地为我洗着尿片。


　　晚上八点，尿管撤了。十一点，母亲在床上蹭动，她扶着栏杆想起来。我赶紧去托起她，她身上传来汗水沤酸的臭味。母亲皱着眉，慢慢地用贴着输液针头的右手想去为自己解裤子。我说我来。她说不，她自己来。她不习惯在我面前裸露身体。


　　我看着她换了左手艰难地为自己褪下裤子，艰难地蹲下。可起身时，她自理的这份尊严受到了挑战，她晃了两下，险些栽倒。我拽住她的一条胳膊，用力地托住她的腰，我的身体紧紧地贴在她身上，一股汗馊味，腋臭，浓烈地进入我的鼻腔，还有股老人的体味。她真的老了，那股好闻的雪花膏香气、吊在衣纽眼里的茉莉花花香，再没有了。


　　十二点，滴液瓶缓慢地一滴一滴地滴着。又换了一瓶。我把手机调到４０分钟，估计差不多了。她要我去睡，我睡了，却总是不塌实，一会便醒过来，闹钟还没有响，又睡，又醒过来，闹钟还是没响。我再睁开眼时，看见对面床上的她，睁着眼睛望着我。


　　早晨，她看着我在镜子前梳弄头发，突然说“你长得像外婆。”我停住手，她在镜子里，我的背后望着我。我笑了，我早知道这个秘密。我说“那我会不会跟外婆一样苦命？疯了，然后死在野地。”母亲“呸”了一声，眉心的皱纹迅速地拢在一起，重复从前那些凶狠的样子。狠狠地说“哪有苦三代的？苦就苦我们这两代就够了。”

　　她终究是我母亲。我的鼻腔有点涩。
……
　　电视上一对母女在说悄悄话，女儿伏在母亲怀里说：“妈，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女儿！”

　　我在心底低低地说“不，下辈子让我做你的母亲，让我来，来保护你。”母亲坐在我身边的小凳子上，低头包着粽子，做我喜欢的豆沙粽。


　　其实，我一直都和她很像，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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