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那时的烟花

　　　　　　　　　　　　　那时的烟花
　　　　　　　　　　　　　　　
　　　　　　　　　　　　　　若荷 　　老年人一般都有爱唠叨的毛病，我从嫁到夫家的第一天就发现，婆婆的唠叨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婆婆喜欢唠叨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她早年在乡下生活，对城里的事物还不能够顺利接受；另一个原因是她本人性格决定唠叨对于她是一种快乐和释放。她的唠叨内容分为两个，一是关于发生在身边的看不习惯的人和事，她要反复和我们说；二是早年住在乡下发生的陈年旧事。城里无人倾诉的孤独，促使婆婆更加对这些陈谷子烂麻的事津津乐道。每当唠叨过后，她的心情必然很好。她的唠叨，对于她的儿女们来说无异一场情境交融的告戒和训导，总归是：人生百年，能够康健无病，安贫勤俭，孝顺老人，抚育儿女，亲亲土地，再求得风调雨顺，旱涝有收，就算是此生大顺了，是福气，就比如四奶奶。 　　这虽不是婆婆的原话，但我听多了婆婆的唠叨，渐渐就总结归纳出了以上这些家训一般的道理。当我婆婆再唠叨时，我的脑子里从此就开始旋转着一个崭新的问题，那就是“四奶奶是谁”。回老家探亲，婆婆把穿不着的衣服带回老家，说给四奶奶，有了好吃的东西，留着，托人捎给四奶奶。婆婆说，四奶奶人好。可怎么个好法？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四奶奶。 　　丈夫的老家在农村，1980年以前，婆婆一直是在农村生活的。后来才跟随我公公从农村迁居城里。搬进城里的婆婆，仍旧勤俭持家，柴薪烧火，粗茶送饭，按乡下的习惯过着城里的日子，积攒着可能积攒下的每一分钱。2004年，是这个家庭最为繁忙的一年。之所以说它繁忙，是因为在这一年里，老家频频传来长辈老人去世的消息。消息从乡下由专人报送城里。在农村，这种通报叫报丧，郑重的很。公公和婆婆再通报每一位子女。毕竟，儿女们都是成了家的，按农村的风俗习惯，各家接到消息后，于第二天一早赶回老家举行葬礼。 　　作为儿媳，那一年，我随夫前往老家奔过三回还是四回，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在下雨的泥地里磕过头，在灼热的太阳底下久久地跪着等候来宾的礼祭，完毕后差点晕厥，所以能够记忆犹新。第一个是我们的爷爷，他九十多岁了，因为是高寿，无疾而终，所以在农村称作喜丧，这个丧事并不显得多么悲痛。第二个是我们的奶奶，她也是九十多岁高龄去世的，作为独子，我公公特意请人雇了邻村的吹鼓手组成吹打班子，那次的丧事就操办得大了许多。吹打的曲子很熟悉，有着哀哀的说不出曲牌的调子，仿佛人在悲痛时候的呜咽。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吹的令人心里凄惶，却很好听，有些参加葬礼,的亲戚朋友乍走进院里，禁不住偷偷凝神听一会儿，再钻到人堆低下哭泣。在“率先”作古的我们的爷爷的丧礼上，我终于见到与我公爹支分三服的四爷爷的老伴四奶奶。 　　四爷爷，与我公公的爹爹是叔伯兄弟，到了我们这一辈三服已过，子女们便不多么来往了。但族里各支每有丧事，整个家族成员不分疏近都会奔在一起处理后事，哭嚎、披麻戴孝，等同至亲。这不仅为乡下的风俗，亦显示了一个家族的兴旺，以及逝者在村子里的德高望众。这样的场面，仅限于村里的白工事，红工事一般就没有这么密切和繁杂了。三服之外，除了走动较勤的个别亲戚，谁家嫁女，谁家娶媳，基本互不往来，也没有什么乡俗约束。 　　四奶奶便是在那时认识的一位特殊长辈，说她特殊，是因为，四奶奶不会说话，是个哑巴。在2004年的几次白工事上，最为繁忙的怕是属着她了。她在白工事的繁忙中，不是哭嚎，不做迎来送往的司宾，而是将几张大席子铺在院子外面的杨树底下，在几匹白布和几丈蓝布的缠绕下用手娴熟地丈量着，给逝去的老人做寿衣，也同时给前来奔丧的媳婿、子侄们做孝衣。白色孝衣冰冷而没有血色，蓝色丝绸寿衣的布丝在阳光下闪着幽幽的光，那些光映照在低头缝制它们的四奶奶的脸上。她低下头，脸近距离地紧贴着散放出幽幽蓝光的寿衣，虔诚地，用牙咬断缝在上面的最后一节线头。然后，她把同样闪着银光的针别在脑后的发纂上，一截白纱线便在她的脑后髻子上，飘呀飘，混在她那枯乱花白的发丝之间。 　　我远远地望着她忙碌的身影，每看到她把针别在发纂上，看到那截在风中飘一下再飘一下的白线头，我就有想替她拔下来的欲望。似乎她自己根本不知道，那短短的一截白纱线，对于她的身份来说多么重要！她在忙碌中大概并没有意识到，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的人们的思想，从认知习惯到理解习惯上那些“白”，白花，以及与白色有关的所有装饰，都是不能上头的，除非为亲人戴孝，不然用在身上就是大不吉利。然而，四奶奶却不顾忌这个，是真的不顾忌还是一时不能想到？我们不知道，也许是没有人告诉她，因为她是一个哑巴。所以四奶奶在村子里，一度就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遭人家的白眼，受人家的挖苦和挑剔。 　　除了白工事，四奶奶怕是今生，也不会在村里谁家办理的红工事面前忙碌的。所谓红工事，就是嫁女娶媳，是喜庆的事儿。按老一辈人的说法，四奶奶是寡妇再嫁，这样的妇人，乡下的风俗是不能亲手操持红工事的。不仅不能操持，所有红工事用得着的活儿，都不能沾指。新人的铺盖不能她来缝制，新人的门不能踏进一步，就连给新人铺床叠被，都是坚决不能允许的，得找那些全活人去做。所谓的“全活人”，就是从一为妇，儿女双全的妇女。仅这些，就知道乡俗是多么的威严，规矩是多么的可怕。还有几多不许，我就不知道了，其实那些，对四奶奶来说，也就不重要了，村子里谁家有了红工事，她是从不出门的，怕让人说三道四，仿佛她身上潜伏着什么不吉利的东西。 　　我由此知道了四奶奶的故事。年轻时的四奶奶，面容如花，小脚，身材修长，勤劳能干，做得一手好针线。惟一不得人心的是，四奶奶从小就是一个哑巴。十七八岁，哑巴四奶奶嫁给了一户贫寒人家，男的长她几岁，生活饥馑。但由于小夫妻俩勤俭持家，日子渐渐开始好过起来，后生得一子，一家人和美恩爱，也过得略为舒心。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四奶奶前夫得了重病，且一病不起，几个月后不治而亡。守着逝去的丈夫，年轻的四奶奶伏在丈夫的身上哭干了眼泪。掩埋了丈夫，四奶奶一个人带着少不更事的儿子，生活无着，眼看活不下去了，才在娘家人的劝说下，得到婆家人的允许，选择了再嫁。再嫁的这家人家的男子，就是四爷爷。四爷爷待人实城，虽四奶奶是携子再嫁，且又是一个哑巴，可四爷爷并没有因此瞧不起她，从来不为难四奶奶。再嫁后的四奶奶依旧勤劳能干，干净利索，家虽然穷，但是爱清洁的四奶奶，每天都把家收拾的一尘不染，在村里“遍访百里数得着”，几年后，四奶奶又为四爷爷生了一男一女。 　　仿佛“寡妇”两字刻在身上似的，虽然四奶奶在家里不受委屈，可是作为寡妇再嫁，在村里却倍受欺负。四奶奶手巧，她能缝会绣，在村里是数得着的巧媳妇。然而，每遇村里谁家嫁女、娶亲的红工事，却谁都不愿请她帮忙，原因她是一个寡妇再嫁，人们怕这样的人插手人生喜事会带来不吉利。最初，四奶奶不懂这些，看到谁家有工事在身，就跑前跑后张罗着帮忙，最终以遭遇人家的白眼而告终。那时，队里下田劳动，尽管四奶奶干活又快又好，可工分却是最低的，秋后分成，四奶奶家里分到的粮食，是队里给别家分完之后再分给他们的，估堆也小，四爷爷老实，这些事情不敢说什么，四奶奶虽然精明，可苦于他是个哑巴，也是什么苦水也无处倾倒，就这样默默地忍了。 　　听婆婆说，记得有一次队里分地瓜，四奶奶家分到的地瓜又少又小，但是，四奶奶还是带领着儿子女儿，把那些地瓜一只只切得整整齐齐晒到地埂边。队里也种些香瓜之类，经人一天天经心的看管，到了熟透的时候，每家也会分到几个品尝。等分到四爷爷的名下时，那瓜基本不是瓜了，全是没有熟透的瓜扭。有的人家认为队里分配不均，气不过，就挑唆孩子趁了夜色到队里瓜田里偷瓜。四奶奶的儿子女儿们也跃跃欲试，却一个个被四奶奶呵斥住。四奶奶说不出什么深刻的道理，但孩子们从她挥舞着的手臂上，读懂了那些只有儿女们才能懂得的道理。同村的媳妇们，有嘴贱的，笑话她的哑，有心眼不太坏的，也经常用俏皮的话捉弄她。不管人们怎样对待四奶奶，四奶奶都对眼前的生活很满足。她经常一边劳动，一边比比划划地和人家“说笑”。面对那些欺负她的人，四奶奶的态度不卑不亢，在村里，四奶奶的形象，就是这样渐渐树了起来。 　　多年后，四奶奶从嫁带来的长子参了军，再几年，她的其他两个儿子、女儿也先后娶妻、嫁人。参军的儿子后来入党提干，现在是解放軍某部的团级干部。年老后的四奶奶整天乐呵呵的。喜欢串门，喜欢凑热闹，见到熟人就和人家比比划划“说说笑笑”，有人相求就认真去做，有人需要就跑前跑后地帮忙，每日里面带慈祥善良的笑容。乐观的哑四奶奶，现在在针线活上仍然身手不凡，每到一处，手里都拿着个鞋底子穿针引线，那是给儿子们的孩子们做的布鞋子。手不闲着的四奶奶，至今都不插手村子里的红工事，只有逢村里谁家老人去世，才在那户悲痛的人家面前张罗前后，以乡下的习俗，在白工事上张罗忙碌的活儿为积功德，有功德的人是受人尊敬的，因此越来越受到村里人们的爱戴。如今，和四奶奶差不多大的老人们都已去世，那些当年曾经捉弄她，曾经以尖刻的嘴巴伤害过她的同辈妯娌们，也一个个老态龙钟，然后一个个相继去世，有的虽然活着，却过着晚年儿女不孝生活凄慌的日子。只有四奶奶硬朗朗、欢乐乐地活着，在儿女们的孝顺侍奉下安享晚年。 　　从四奶奶以及她们那辈人的长短一生中我体会到，人，得要活得踏实，要活得心安理得，活得问心无愧，不光对得起他人，更要对得起自己，这才是做人的根本，是长寿的秘诀。有了那些一针一线勤苦缝补的日子，便不会害怕贫穷；有了那些尊老敬老为人厚道，便不会害怕子不贤媳不惠无人赡养。人生，有如烟花，腾起落下，一时的灿烂，是色彩缤纷，还是灰飞烟灭，都是殊途同归的短暂过程。如是我们便有了那句“人死如灯灭”的名言至理的说法。人的出生离去，不过是一场生命当中的来来往往，一辈辈人过去了，一辈辈人再继续走来，然而不管怎样活着、死亡，出生，再死亡，循环往复，都不过是生命的经历重复，眼前的绚丽，正是那时的烟花。当你明白了这个浅显的道理，所有的欲望，所有的嫉恨，所有的遗憾，也就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