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怀念麻雀（外二篇）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4:05 编辑 <br /><br />怀念麻雀
　　麻雀不是一般意义上那种漂亮的鸟。在我们家乡，它不像“白脸媳妇”那么白而纤秀，像个大家闺秀。不像“黄玲玲”那么黄而艳丽，如同末代皇室的小女儿。也不像红嘴鸦儿那么古怪，好象是深山隐者。更不像黑色的沙燕那么风度翩翩如同英国绅士。麻雀的颜色古朴得接近大地，平常得如同黄土。看见麻雀，就让人想起装麦子的麻袋。想起麦子。想起经年的麦草垛。想起墙上挂着的草帽和涂着的泥巴。想起家家户户的土墙豁豁，甚至想起村长黑不黑黄不黄青不青的脸。想起土渣渣。想起家常话。想起那个平静的年代，那个人们除了穿黄军装就是穿蓝色中山服的年代。
　　麻雀几乎是离我们最近的鸟。屋檐下，墙缝里，就是它们小而温暖的家。它不像燕子，筑巢在我们的屋梁上，俨然是这间屋子的主人。也不像老鼠，在我们的墙角打洞做窝，行窃为盗，像个败家子。麻雀很像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虽然“寄人篱下”，却也相安无事。它是我们老屋的一部分。很难想象在乡村有一间房子却没有同时住着一窝麻雀。
　　日出而做，日落而息，麻雀也恪守着比乡村更古老的做息时间。麻雀的叽叽喳喳声，是我们所有梦境的尾声也是我们所有白天的序曲：我们在麻雀的叫声中醒来，那啼叫声一半响在清楚的现实里而另一半却好象还响在梦中。“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当我们第一次读到这样的诗句，我们就觉得那“啼鸟”就是麻雀。还有什么鸟儿的叫声是和早晨融混在一起难以分离呢？
　　但我们从不把麻雀的叫声描写成歌唱，因为麻雀的叫声，只能说是叽叽喳喳。说啁啾，那不可以，因为啁啾是属于燕子的。也不能说是呢喃，因为呢喃是属于黄玲玲的。当然也不能说是聒噪，因为聒噪是属于讨厌的红嘴鸦儿的。麻雀的声音更像是几个或者一群妇人在村头巷尾的拉烂闲，七嘴八舌，东短西长，葱皮蒜头，此起而彼伏，时聚而时散。平常但是亲切。杂乱但是温馨。
　　但是麻雀却是我们小时候打击的对象。一只麻雀，正在树枝上迎着阳光梳理它的羽毛，而我们早已将它瞄了半天。我们拉开了弹弓，眯着一只眼睛，屏住了呼吸。“砰”，那只麻雀就应声而落了，那自由落体的动作简直不像是一个动物倒像是一块土疙瘩。我们跑到它跟前，它早已一语不发地死了。死亡就是这么简单，平静，平常，这就是我们从麻雀身上得到的对于死亡最早也最深刻的认识。上学前，放学后，我们就带着弹弓到处去找麻雀。树林里，田野上，前村后巷，我们的眼睛里只有麻雀。我们当中射击的高手一天能打下几十只麻雀。可是我们连它的肉都看不上吃，我们最多拿它来喂我们的小黄狗。
　　多少只麻雀就这样消失于我们的打击之下。
　　但是第二年，春天，我们的屋檐下又会响起刚会叫的小麻雀的嗷嗷之声，我们知道麻雀的下一代又出世了。很快地，它们就在老麻雀的带领下，在我们的屋子上空，在我们的打麦场上，在阳光下，笨拙地飞开了。很快地，它们的身影就融入村庄上空的烟霭。它们的叫声就汇入了村子里的牛欢马嘶，犬吠鸡鸣。
　　当年造了秦始皇反的陈胜曾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语中对麻雀很是小看。事实上麻雀确实是不曾高飞远走的，它们连稍微大一点的风中也不曾去边。村子里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它们就都钻进了它们的小窝。在鹰的眼里，它们平庸不堪；在风雨眼里，它们不堪一击，可是在我眼里，它们简直就是平民老百姓的化身：那么渺小，那么平凡，那么死守家园，那么缺乏宏图远志，却又那么亲切，那么勤劳，那么与世无争！
　　可是麻雀现在却很少能见到了，据说它们正在急速地灭绝。
　　麻雀好象是一种只能属于过去的鸟，属于农村的鸟，属于我的记忆的鸟，它们也应该回到我们记忆中去了。
　　不过我还是怀念麻雀，怀念这一种朴素的鸟。
苦水里的家乡
　　我回到了家乡。我坐在土炕边的木椅子上。我端起了一杯水。我喝下了回家后的第一口水。但我没有马上咽下，我让这一口家乡的水在我的嘴里停留了一会。就在这一阵停留中，我用自己的舌头抚摸着它；就在这样的抚摸中，一股陌生又熟悉的似咸似苦的味道，出现在我的舌尖。
　　我皱了一下眉，然后我笑了起来。一种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东西开始在我的周身奔走。
　　我说：我终于回家了！
　　以前上大学时，回家后的第一顿饭，必是我们家乡人爱吃的浆水面。如果回到了家里但是却没有吃到浆水面，就好像离真正的家还有那么一段路一样，心态好像还是那一种流荡的感觉。我知道好多离家远行而后归来的家乡人，进得门来，必大喊：“浆水面！浆水面！”那情形，几如在喊：救命救命！然而，我现在回到家乡后，我却不再那样急切地喊叫浆水面了，我只是静静地坐下来，慢慢地端起一杯水，慢慢地喝一口，然后慢慢地咂吧。如果说，家乡的味道，在我原来的理解中，是一种酸，一种来自于白菜叶和芹菜味的酸，那么，家乡的味道，在我现在的理解中，就是一种咸苦，一种来自黄土地深处的咸苦。
　　家乡的水有多么咸苦呢？
　　从前，在我们家乡通往天水市的公路上，人们会看到一道奇怪的景观，那就是一溜好几辆油罐车，每天都要跑一个来回。但是那不是拉油的车，那是拉水的车。那是建设在我们家乡的三个工厂每天为工人拉生活用水的车！那些河南山东人，那些四川东北人，他们喜欢我们的桃子和苹果，说是真甜；他们喜欢我们的西瓜和鸡蛋，说是真香，但是他们就是吃不惯我们的水，觉得太苦太涩，于是他们花大钱从天水市一百里路上往来拉水。他们的舌头甜了，却让我们家乡的人心里，凭添了一种难言的苦涩。
　　我们就在这苦涩中继续我们自己的日子。
　　我一直吃的是我们院子里的那口井水。那是一口极深的井，是一口苦水井，然而我们吃惯了，并不觉得有多苦，觉得苦的是远方的客人。父母亲不忍心看他们皱眉嘬嘴且咋舌的样子，每逢客来，就让我们到大路另一边的人家去要一桶水。大地上事情真是奇怪，隔了一条大路，好像也换了水脉，路那边十几户人家的水，要比我们这边的甜多了。虽然还是苦，却是苦中隐约有了些咸，咸中隐约有了些甜。那时我们还小，只能站在井边上，井绳擦着井沿吊上两半桶水来，折成一桶水，然后一潋一滟地抬回家中。父亲早已生着了小泥炉子，洗净了一个塘瓷缸子和几个玻璃茶杯，正等着我们的甜水呢。
　　抬一桶甜水招待客人，那样的隆重，现在想来，胜过了买一瓶好酒。
　　过年了，有酒有肉，酒香肉香。但是，苦水泡茶，真是浪费了好茶叶。这一次，父亲会亲自出马，到十几里外的南小河边，到那口大家公认的最好的甜水井里，去挑一担水来过年。那两桶水，在过年的那几天里，就骄傲地坐落在我们上房的一角，时刻准备伺侯我们尊贵的客人，像一个可以登堂入室的小姐，而我们院子里的苦水，却只能呆在厨房里，或者院子里，像一个听使唤的粗丫头。所以，那时候虽然我们很少能吃到白面的馍馍，但是和一杯甜水比起来，白面馍馍，倒成了家常便饭。
　　上了大学来到省城，拧开水龙头，当时我的那种感受，也许是城里人从来也不会感受到的，我觉得那水几乎不是流出来的，而是飘出来的，是像云雾一样轻轻地飘出来的。用手去触摸，那水也轻柔得如同一堆棉花。水落到手掌心里，几乎没有份量，没有一点冲击感，不像雨，直直地，硬硬地，而像是雪花，慢慢地，摇摇地，轻轻地。高中的化学老师早就对我们说过了，说我们家乡的水是硬水，城里的水是软水。我们一直很纳闷：水还能分出软硬来么？但是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软水。于是我也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硬水。家乡的水，确实是硬啊！
　　家乡的水之硬，首先就硬在我们的舌头上。刚到省城，听人家都说普通话，我也想学，但是，我的舌头就是不听使唤，心里想得好好的，一经过舌头，就变了调了。同学们海量，知道乡下人的舌头硬，均不与我的舌头计较，但是我的耳朵，却在一旁因我的舌头之硬，而难受了好久好久。
　　硬，是家乡水的手感，而苦则是家乡水的口感。苦水之苦，也苦在我们的舌头上。然而，正是苦舌头才能尝出生活中的甘甜。我们噙着自己的一个苦舌头来到省城，我们就确确实实比其他人更多地尝到了生活的美好。每天都能吃到白面的馒头了，每天都能吃到原来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排骨了，每天都能喝到甜水了，坐在图书馆里，冬天读书再也不会冻手了……苦水里泡大的苦舌头，你不好好地读书，你对得起这一切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乡的苦水，就这样用它的咸涩，养育了我们的硬骨头硬舌头，也养育了我们不怕吃苦勇于吃苦的精神和相信苦尽就会甜来的向往。如果套用一句诗人顾城的话，那就是：苦水给了我苦涩的舌头，我却用它去寻找甜美。事实上，我们也找到了甜美的生活。劳动，生息，努力，上进，我们正在这样生活着，我们的生活也因此而甜美。
　　但是我们还是想念自己的家乡，想念家乡的苦水。现在，一杯家乡的苦水下去，一种硬硬的东西直直地砰然落入胸怀，像那船上的锚，直直地重重地砰然落入水中，我知道，我终于是到家了。
宁静的山坡
　　春天，山里的苜蓿芽儿对我们是一种不大不小的诱惑。
　　可是，那是生产队的苜蓿，那是有人看守着不让我们去掐的。有人要掐，有人不让掐，于是大山深处就开始了一场关于苜蓿的人民游击战。我们对那看苜蓿的老头的战术，完全是毛主席英明的十字方针：敌进我退（就是跳下土崖，跑到沟这边）；敌驻我扰（扰就是用老头的名字或外号编成歌来唱，就是向他喊口号：打倒张家老汉！我们要掐苜蓿！）；敌疲我打（不是打，是掐）……老头子东赶一阵西撵一阵，肚子里可怜的一点油水很快就耗尽了，只好坐到那儿长出气干瞪眼，实在没办法了，就自己哄自己地喊：队长来喽！
　　头一回喊，还起作用，第二喊就再叫就没人信了，我们就只当是高高的山坡上有一个爱撒谎的孩子在喊“狼来了”。
　　多少年后，我当老师监堂考试，学生们抄得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叫一声：校长来喽！学生们果然就很害怕地朝门上看，考试的秩序也就能好转那么一两秒钟。而我也就想起了当年那个看山的老汉，就又一次听到了他的嘶哑无力的喊叫，就想到了那个喊狼来了的小孩。
　　夏天，十几岁的我，不是到河里去捉泥鳅，就是到山上去找一个叫做哑巴的人。哑巴站在地埂上，目光往高粱地里只一扫，就能看出哪儿有灰穗。哪儿有灰穗，他就往哪儿扔土疙瘩，而我们则钻在高粱地里，狗一样直追土疙瘩的落处，鱼一样将高粱地破出一道波澜。高粱叶子在我们耳边沙沙作响，哑巴的喊声在我们的头顶上呀呀作响，我们的欢呼在我们的天空中嗡嗡作响……，那是多么快乐的少年时代啊！
　　秋天，我们一呼一叫地向山的最高处登去，我们一致认为那儿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地方，一个人如果能够远远地走到那儿，好象就可以看到远远的外国。
　　在山的高处我们当然大失所望，因为我们气喘吁吁地看到了一个和自己的家乡一模一样的世界，一样的清风吹着一样的野草。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外国，我们连外县也没有看到，我们只看到了离我们最近的村子：秦家洼。但是就在山顶，我们从一根电杆上看到了这样四个歪歪扭扭的字：人定胜天。
　　这四个字一定是出自哪个青年民兵突击队队员之手。
　　它显然是七十年代我的家乡父老乡亲们真实的心声。
　　后来地就分了，人不仅没有胜天反而屈从了人性的自私。而家乡的山地却因这自私的人性而得以年年丰收，日渐美丽。当人们明白终于可以给自己劳动了的时候，就焕发出了空前的劳动热情。有的人整天整天地干，中午索性就躺在山上了。三个人躺在山上，就海阔天空；两个人躺在山上，就剖腹亮肝；而一个人躺在山坡上能做什么呢？就自言自语，像我，就对着崖上的黄土与青草说话，很动情地说，很怪地说，后来我觉得我那话一定就是诗歌，可是后来我再也说不出那样迷人也自迷的话了。
　　我们当然还年轻，可是我们的父辈却老了。老了的人会死，死了的人，我们就到麦地里去送他们，把他们放到一个深深的土坑里，临埋土了，做儿子的要向那个棺材连叫三声“爸爸”以示最后的告别。当然我们叫得不是像电影里那么动情和夸张，我们的叫声平常得像是三块土疙瘩，可是却那么真实，真实得也像三块土疙瘩。
　　为了给我的父亲选一块墓地，那年春天，槐花开放的时候，我和我的外地妻子一起登上了属于我的童年与回忆的那道山坡。我惊讶地望着那一个一个的小土堆说：真没想到啊，他们已经长眠在这儿了！他们都是我记忆中活生生的人，可是几年不见，他们却早已魂归黄泉了。他们沉默了，当年的民兵连长，和他的那些青年突击队队员，和他们的哨声一起消失了，山坡上只有桃花开得灿烂，像是他们正在朗声大笑。
　　在远处的庄稼地里听雨，和在自家的屋檐下听雨，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而在入秋后的黄豆地里坐听一地蟋蟀的清唱，听风吹豆叶，沙沙而响，如同月光正在向自己走来，那感觉，也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然而这些宁静的声音却是离我越来越远了，现在，我生活在一个城市的一条重要的公路旁边，那些同时伴随着扑人热浪的噪音，像一群嗡嗡的叮人的虫子一样叮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洗之也不去，难受，郁闷，却是没有办法。后来有一次我去了一趟山里，坐在一个土坎上，听着河那边清晰可闻的农民们闲话桑麻的声音，我突然觉得我的头脑里一片清新，像有一片流水荡涤了我头脑里多年的污垢，让我顿时得到了从头到脚的轻松和爽快。当时我坐在那儿不想走了，我觉得我很贪婪，我觉得我享受不够那儿的清风和明月。
　　我像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一样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