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抚摸我那一片山川

　　　　　　　　　抚摸我那一片山川 　　在遥远的北方，我的家乡，这个时候正是寒冷的冬天。但如若遇到一个晴好的日子，虽值隆冬，太阳仍会捧了所有的热情，将整个下午烘得暖洋洋的。在太阳下沐晒，推推牌九，翻几页闲书，或者打个盹，做一出浅梦，都有无穷的舒坦。 　　我的老家在黄土高原甘肃定西一个叫做周家河的村子里。周家河是正式的地名，即行政村的名称，相当于城市里的社区居委；我们是本村的“九社”，就相当于城里的第九居民小组了。尽管叫周家河，但全村里没有一户人家姓周，不象另一个村叫杨家河，便有很多杨姓，也不知这地名是如何产生和沿袭而来的。乡亲们也把我们那个小地方喊作红土川，就象小孩的乳名。说也奇怪，我们那整道川里并没有红土，倒是在三里路外的河沟里有一面红土崖；那种红土很特别，完全不同黄土那样疏松软和、适宜种植，而是干时坚硬瓷实，象风化的石头，遇水又极细密柔韧，经捣浆般处理后，黏度特高，且不渗透，我们叫红胶泥，是打水窖内壁的上好材料。村里人都从红土崖上取土回家，打几眼水窖，常年收集雨水，供四季日常之用。水，在我们那里向来是稀罕之物，曾有“水贵如油”的辛酸历史。——我想，这恐怕就是“红土川”得名的由来吧。 　　叫“川”倒是名符其实。黄土高原上虽然到处“丘陵起伏，沟壑纵横”，但我的家乡确是一马平川，尽管不象陕西的八百里秦川，东西十数里、南北三五里还是有的。我的家就在这“平川”的中央，四面环山却不近前，高天廓朗，视野辽远，站在谷场沿上周遭了望，我感觉象极了一只身处烙饼的平底锅底的蚂蚁——一只幸福的小蚂蚁。 　　在历史上，家乡方圆一带并非“黄土裸露，干旱贫瘠”之地，而据有些考证说，倒是“水草丰美”之野，这从一些地名可见端倪：大柏林村，小柏林村，白杨村，杨家河村，还有我们周家河村——我上小学时，路过的小河里总有清粼粼的水在叮咚流淌，尽管不甚大，但可淹至小腿，潺潺不绝，清冽见底，有小泥鳅鱼儿在五彩卵石间灵活摆尾；那时的小河在我们童年里留下了不少乐趣，现在想来，远了！溪水小到就要断流了，如今的孩子们也不大去玩耍那些丁丁作响的石子儿了。 　　松柏杨树成林我是没见过的，但历史上茂树成荫却是事实，哪象现在这样荒芜！我刚参加工作后的某一年，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人就从大柏林村山口的崖壁上发现了被雨水冲刷出来的几截原木，埋得那么深，该有些年代了，有人说是地质活动造成的，我们自然相信了。离我们约八十里远，通渭县有一个叫马营的镇子，我在老家电视台工作时多次探访过那里，拍遍角角落落，访问史料专家，做过一期文化节目。清康熙年间，马营一带水草丰茂，地势平阔，交通方便，曾设皇家养马场，现在仍可见“皇家马监”的断石残碑，“马营”之名或由此而来；通渭县还有羊营、牛营的地名，可推想当时确是植被茂盛，绝非今日景象。 　　1923年，瑞典学者安特生自河南溯黄河而上，在其主要支流洮河边上的马家窑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遗址，马家窑文化从此彪炳人类文明史，被誉为“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彩陶透射出童年人类的神秘感和形式美，氤氲着浓厚的原始风采和远古神韵，被美学家们称为“有意味的形式”，载入了史册；此外，我的家乡还有寺洼文化、辛店文化、齐家文化，都在文明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若认真探寻史册，2600多年以前，秦穆公称雄诸侯，扩张疆土，把我的故乡划归秦国版图。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始置陇西郡，郡治狄道（即今临洮县），魏时移至襄武（即今陇西县）。绵延万里的战国秦长城，西端起首就在临洮，至今沿山走梁，脉络清晰，残砖碎瓦随处可见（中央电视台大型专题片《望长城》第一集就在临洮采访拍摄）。秦始皇称帝后，第二年即溯渭水而上，西巡陇西郡，留下不少古迹和传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我的家乡又成为丝绸古道上的关塞要冲。西汉末年，巉口（镇名，距我家仅十余里）曾是王莽政权的军事重镇；1925年，巉口农民秦恭建房时挖到了八件“新莽权衡”，只可惜，这批国宝级文物一出土便遭遇了流离辗转的命运，仅有三件最终入藏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其余五件却漂泊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馆。有人说，我们乡的名字“称钩驿”就由这“权衡”而来，或许当时“巉口乡”就真“区划”在“称钩乡”，未考。 　　公元1082年，宋神宗赐名，历史上首次有了“定西”的名称，就是我们的县名（2003年撤地设市，定西成了市名，原定西县改叫了安定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天下称富庶者莫若陇右”的描述，“陇右”的范围甚广，不过毫无疑问，我的家乡当在其中。但世间变迁，沧海桑田，家乡的面貌在岁月的消磨中改变了模样，尤其自清中叶以降，天灾，更主要是人祸，把这片丰腴的黄土地毁损得面目全非，渐渐地，干旱主宰了这方山水，急剧繁衍的人们再也不能从土地里获取起码的温饱，只有苦受煎熬；至清末，陕甘总督左宗棠也不得不痛心地呈奏皇上：“辖境苦瘠甲于天下”，从那以后，干旱和贫困便与我的家乡纠缠得难分难离。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水窖可谓是头等功臣。真佩服先人们的聪明才智，对于家乡人来说，水窖的发明绝不亚于火药指南针！它与乡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这是一种在平地上挖出的粗丈余深约三丈的储水器，口底皆小，中间鼓大，象个直立的葡萄酒桶。开挖出的散土往往堆积如山。大样儿挖成后，还要把内壁细细铲削平整，使每一个横平面都是规则的圆形，这样才会坚牢；然后须在内壁和底部打出许多锥形的小洞，小洞里再楔入用麻丝盐巴等物料浆制好的红胶泥，再然后用木棰反复棰打——这是细致、费时而又颇为单调的活儿，但却是水窖质量的关键，红胶泥越棰打越密实，可以达到丝毫不渗漏。 　　屋顶、场院便都成了集雨场。每当雨天来临，须先清扫干净；檐水下注，在院子里汇成小溪，再沿专门的水路直入水窖。集水最好是在秋天，秋天多暴雨，水量大；仰头看，老天如漏，到窖口俯首瞧，水眼里下泻如瀑，有时一场大雨就可积满一窖水。 　　储存在窖里的水可以神奇地自行澄清、净化，新水十天之后就可饮用。可能是由于地气地温的作用，窖水不会变质，而且冬暖夏凉，几乎四季恒温；即使数九寒天，打开窖门，就能看到水汽上冒，打一桶上来，清澈透亮的水面上水烟轻浮，仍久久不散，倒入水缸，深夜里反而会结出一层薄冰。 　　1999年，国家在我的家乡投资实施了雨水集流工程，为每家每户新打了水窖，硬化了场院。如今，一户农家至少有两眼水窖，人畜饮用和洗涤用水分开，有的人家还在路口地畔开挖了水窖，以备旱时浇地急用；还有的利用水窖搞起了“庭院经济”，日常吃菜不愁，到了冬天，日光温室里春意盎然，绿的黄瓜，红的番茄，紫的茄子，琳琅满目，人们戏言“塑料大棚搞乱了季节”，的确如此。记得哪年一位领导下乡，与大山里一位正在为地膜包谷放苗的老太太攀谈，老人家一劲儿唠叨，谁让这么做活的？不好做，也不一定能长好！那干部说，老人家冬天可吃过西瓜？老人说，别欺我老，我还没糊涂，你吃过冬天的瓜？第二年那领导又去，老太太直惊叹，活到老了，见了怪了，冬天里吃西瓜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那干部直呵呵，你看看，信了吧！那位领导是我同班同学，时任称钩驿乡乡长。 　　窖里的水自然没城里的自来水好吃，可它几百年来延续了乡民们的生命，现在，它又滋润着干渴的田地，温饱了人们的生活，且一天天殷实着我们的日子。在干旱贫困的家乡，水窖，是我们每一户家里的一员——非常非常亲切的一员。 　　我要抚遍深嵌大地的那一眼眼水窖。 　　我要再次轻抚那奇特的红土崖。 　　再抚摸一遍我的宽厚的红土川。 　　家乡的黄土地，冬日的阳光里，你沉静着，你安眠着；浴于冬日的暖阳，我身上暖暖的，恍恍惚惚，半梦半醒；我也知道，遥遥的那一片黄土地，每一个角落也都是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