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绝对的形象
2022-01-05抒情散文毕四军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6:12 编辑
绝对的形象小说《情人》问世之前,玛格丽特·杜拉斯之子曾编了一本名为《绝对的形象》的影集,但不知何故,出版方对此并不太买帐。据说,这本有关杜拉斯生活的……
绝对的形象小说《情人》问世之前,玛格丽特·杜拉斯之子曾编了一本名为《绝对的形象》的影集,但不知何故,出版方对此并不太买帐。据说,这本有关杜拉斯生活的……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6:12 编辑 <br /><br /> 绝对的形象
小说《情人》问世之前,玛格丽特·杜拉斯之子曾编了一本名为《绝对的形象》的影集,但不知何故,出版方对此并不太买帐。据说,这本有关杜拉斯生活的影集,“所收图片自成一体,但其中一幅居于中心地位的图片,即在渡船上过河一幅独独不见,但从影集整体看,缺少的一幅又在所有的图片中处处依稀看见”(译者语)。受好友的建议,杜拉斯就此完成了这部经典之作,同时作家也告诉读者,作品大部分是由过去说过的话组成的。
问题是,一般读者并不知道杜拉斯以往说过些什么,明显带有自传色彩的《情人》,多在以丰富的情感谈论对生命、爱情的体验,以及对一个客居越南的家庭的描述,而不是单纯讲述一个法国小姑娘与一个中国男人的故事。但通过那个算不上精彩的故事,相信每一个读者均会看到,乃至在脑海里“立”起一个再也挥之不去的形象。也许,我当时就在泥泞的湄公河畔(这种阅读的感觉很奇妙),一边好奇地打量那个衣着怪异的白人小姑娘,一边为那个黄皮肤的同胞的卤莽而担忧。小姑娘才十五岁半,却像大人似的敷香粉、涂口红,她穿着母亲穿过的旧得几乎透明的连衫裙,腰间扎着哥哥用过的皮带,脚下是一双镶有金边的高跟鞋,还戴着一顶玫瑰色的男帽,是那种平檐的,上面有黑色宽带的呢帽。这时,小姑娘察觉有人在打量她,目光来自渡船上的一辆黑色轿车里。敏感的小姑娘知道自己是谁,尽管她贫穷志短、发育不良,但还是较矜持地在甲板上踱了几步,然后把胳膊支在船舷上。轿车里走下一个阔气的中国人,他衣着考究,吸高级香烟,只是向小姑娘靠近的时,他却露出明显的胆怯:步伐缓慢,手打哆嗦。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爬满了这个男人的心灵,但他终于鼓足勇气,与白人小姑娘搭讪说,吸烟吗?不客气,谢谢。——信不信,她对她的情人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已不再矜持,而是有一点鼓动的意味。
“除非有谁能预见这次渡河在我一生中的重要性,否则,那个形象是不可能被摄取下来的。”对作家来说,这的确很遗憾,而对于读者来说,情况可能会恰恰相反。有一次,与朋友聊及杜拉斯和她的《情人》,令我二人津津乐道的不是作家的思想以及她的独特,而是小说在无序状态所呈现的文学形象。我惊诧于这个形象几乎是在没有感情氛围、没有景象衬托的情况下产生的,偏又固执地添入个人的感情和假想的场景。这与其说是我非理性的侵略,毋宁说是文学艺术的魅力。
人们欣赏一部优秀作品时,总是注重它的意义和内涵而往往忽略了它所呈现的唯一的、可感的、如画面一般的文学形象,这不仅降低了阅读的乐趣,也冲淡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这就好比食用一盘只有营养但没有味道的菜肴。我私下以为,这种味道并非源于高尔基所赞叹的“浮雕般的描写”,而是不自觉地走进作家内心世界的读者,与作家同呼吸共命运而产生的幻觉,以至于这虚幻的形象成为一个非如此不可的绝对。
关于《情人》,关于那幅从未存在过的照片,玛格丽特·杜拉斯说,“即使这个形象被拍下来,也无人知道有这样一个形象存在,只有上帝知道这个形象”。读书至此,我想我已爱上了杜拉斯,因为她视读者为上帝。
小说《情人》问世之前,玛格丽特·杜拉斯之子曾编了一本名为《绝对的形象》的影集,但不知何故,出版方对此并不太买帐。据说,这本有关杜拉斯生活的影集,“所收图片自成一体,但其中一幅居于中心地位的图片,即在渡船上过河一幅独独不见,但从影集整体看,缺少的一幅又在所有的图片中处处依稀看见”(译者语)。受好友的建议,杜拉斯就此完成了这部经典之作,同时作家也告诉读者,作品大部分是由过去说过的话组成的。
问题是,一般读者并不知道杜拉斯以往说过些什么,明显带有自传色彩的《情人》,多在以丰富的情感谈论对生命、爱情的体验,以及对一个客居越南的家庭的描述,而不是单纯讲述一个法国小姑娘与一个中国男人的故事。但通过那个算不上精彩的故事,相信每一个读者均会看到,乃至在脑海里“立”起一个再也挥之不去的形象。也许,我当时就在泥泞的湄公河畔(这种阅读的感觉很奇妙),一边好奇地打量那个衣着怪异的白人小姑娘,一边为那个黄皮肤的同胞的卤莽而担忧。小姑娘才十五岁半,却像大人似的敷香粉、涂口红,她穿着母亲穿过的旧得几乎透明的连衫裙,腰间扎着哥哥用过的皮带,脚下是一双镶有金边的高跟鞋,还戴着一顶玫瑰色的男帽,是那种平檐的,上面有黑色宽带的呢帽。这时,小姑娘察觉有人在打量她,目光来自渡船上的一辆黑色轿车里。敏感的小姑娘知道自己是谁,尽管她贫穷志短、发育不良,但还是较矜持地在甲板上踱了几步,然后把胳膊支在船舷上。轿车里走下一个阔气的中国人,他衣着考究,吸高级香烟,只是向小姑娘靠近的时,他却露出明显的胆怯:步伐缓慢,手打哆嗦。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爬满了这个男人的心灵,但他终于鼓足勇气,与白人小姑娘搭讪说,吸烟吗?不客气,谢谢。——信不信,她对她的情人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已不再矜持,而是有一点鼓动的意味。
“除非有谁能预见这次渡河在我一生中的重要性,否则,那个形象是不可能被摄取下来的。”对作家来说,这的确很遗憾,而对于读者来说,情况可能会恰恰相反。有一次,与朋友聊及杜拉斯和她的《情人》,令我二人津津乐道的不是作家的思想以及她的独特,而是小说在无序状态所呈现的文学形象。我惊诧于这个形象几乎是在没有感情氛围、没有景象衬托的情况下产生的,偏又固执地添入个人的感情和假想的场景。这与其说是我非理性的侵略,毋宁说是文学艺术的魅力。
人们欣赏一部优秀作品时,总是注重它的意义和内涵而往往忽略了它所呈现的唯一的、可感的、如画面一般的文学形象,这不仅降低了阅读的乐趣,也冲淡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这就好比食用一盘只有营养但没有味道的菜肴。我私下以为,这种味道并非源于高尔基所赞叹的“浮雕般的描写”,而是不自觉地走进作家内心世界的读者,与作家同呼吸共命运而产生的幻觉,以至于这虚幻的形象成为一个非如此不可的绝对。
关于《情人》,关于那幅从未存在过的照片,玛格丽特·杜拉斯说,“即使这个形象被拍下来,也无人知道有这样一个形象存在,只有上帝知道这个形象”。读书至此,我想我已爱上了杜拉斯,因为她视读者为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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