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的日子

我六岁时，父亲离世。那个黄昏，父亲静静地躺在了黄土坟里。从此阴阳两隔。

一家人的生计压在了母亲肩上，八张嘴都要填。母亲憋闷得受不了，不是躲在庄稼棵子里流泪，就是坐在父亲的坟旁发呆。那些曾向父亲借钱的亲朋故旧，视我家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他们不仅忘了父亲在世时给他们的帮助，连借去的钱也能赖就赖，不肯偿还。就连我的亲大妈，也紧紧地关上大门，只怕我和弟弟吃她家刚出笼的馒头。

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三个姐姐已沿着羊肠小道从五六里外的南沟下河挑回了水，母亲也去坡上捡回了柴禾。我和弟弟最小，还在炕上熟睡，也被母亲叫醒，我扫屋里，抹桌子，抹锅台，弟弟搂着把大扫帚扫院子，母亲则拿起铁锨要下地去了，她一脚迈出大门，又回过头来嘱咐我和弟弟：“拔猪草，挑苦苦菜，笸篮要满，要满！！”

挖满一笸篮，实在不容易。晌午之前，我们提着满满一笸篮猪草苦苦菜回到家里，（近处的草先被剜没，也不见长，家越来越远，笸篮越㧟 越沉。）到家，先灌一肚子凉水，烧一锅开水，舀一碗凉着，等母亲。

那时候，选拔上大学，大姐连续三年被选拔上，都被队长卡下来了，说是家里没劳力，不能走。三姐上了卫校，也被队长以同样的理由卡住了，不让三姐到保健站上班。三个姐姐干着和男人一样的重体力活，男人记十分工，她们却只能记六分工。大姐去找队长，要求加工分，队长老婆把大姐的头发薅下来一大把，拿根扁担撵着大姐打，戳着大姐骂：“给分就不错了。要十分？夹根棒槌，夹根棒槌就让我男人记十分工给你。”弟弟脾气犟，谁欺负我们，他就跟人家打架，拼上命地打。胆小甚至懦弱的母亲从来不敢跟人争，明明知道是我们受了欺负还是要跟人家说好话，回到家里抱着我们哭。

没了父亲，我们也没了自尊，没了胆子，惊弓之鸟一样地活着，规规矩矩，小心翼翼。队长女儿巧巧欺负我，我不敢还口骂她，更不敢还手打她。我到哪块地里拔草巧巧都说是她家的，我拔的草全归了她，我只好到离村子远一些的地里再拨一筐。

我小心地活着，生怕给家里带来什么麻烦。

八岁那年，我穿着母亲给我改做的衣服，走进了村里的小学校。母亲再三嘱咐我要听老师的话，不要惹事，要好好学习。

学校是一个小小的三合院，教室在北房。教室里有地道，上面盖着木板。队长女儿巧巧经常唆使人趁我不注意抽掉木板，让我栽到黑洞洞的地道里。细活家的根儿也被一次又一次地捉弄。可是，我很优秀，上学前我已经能背过十篇课文了。

那时候，村小学还挺大，人也多，一百多学生呢。搞大合唱的时候，一至五年级横列站成五排，从低到高，年级越高人数越少，站成扇面队形，先唱《社会主义好》，再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的老师宋殿国、郭子黄都很好，他们不会因为我家里穷就给我难过，他们不断地给我打气鼓劲，鼓励我好好学习。三年级开始上作文课，我写的作文几乎每篇里都有老师用红笔画的圈圈，老师下发很好的评语，又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然而，老师越是表扬我，巧巧她们就越是想点子欺负我。父亲去世、家里穷都成了我的短处，她们编着各式顺口溜骂我。姨姨给我买的新衣服，我穿到学校后也被巧巧抢去穿，很多天都不还给我。

我受欺负的事家里人也知道，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恢复考试后，二姐、三姐考上了老师，母亲一次次地去央告村干部，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二姐总算是能去教书了，三姐却不得不留在队里干活。

一天，在外村教学的二姐把我带到她教书的学校去，我终于可以不再受巧巧她们的欺负。可是，在陌生的环境里，我更加胆怯，别人问话我不敢张口回答，他们都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这娃是不是憨憨？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憨憨。

到乡里上初中后，教政治课的杨奎中老师说我是神童，因为我背书快。其实一点也不神，课堂上老师让背书，我就用心记，所以就记得熟，背得快。我想，是同学们不够用心，才背不下来的，并没有什么神童。

我写一篇作文能写满一本作文本，解永霞老师买稿纸给我一本一本订作文本。校长李成标 知道后，一次次在大会上表扬我，让我当升旗手。升起的国旗刚好越过树梢，那鲜艳的红色和旗帜上金灿灿的五角星，一直飘扬在我的记忆里。只是我的作文本传其他年级其他班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学期结束，我手里一本作文本也没有。

学校翻修宿舍时，乡里住的成华表姐让我住在她家。我在她家后炕上暖暖地过了一冬，还吃过她好多顿饭。那时候缺吃少喝，谁家也没有多余的粮食给别人吃。

暑假，不常来往的小姨突然提出要带我到山外面去看看，对我说她家端氏多好多好。等到了她家，小姨才告诉我，她要到外地进修去，家里没人照看我八十岁的姥姥和她的两个儿子。两个表弟，大的五岁，小的三岁。就这样，我成了小姨家的小保姆。开学时间到了，小姨也不回来，我干着急也回不了家。

等三姐夫把我从端氏“偷”回来，这一学期也快结束了。李成标校长只当是我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了，就托人捎信，说是免去我的学费，让我无论如何赶紧上学去。可落下了一个学期的课，我只好留级，跟着下一届学生上课。

我穿着哥哥已经磨得发白的劳动呢裤子，补着补丁的黄军袄，很是遭到一些同学的嘲笑。李校长却在大会上表扬我，说我艰苦朴素，要同学们向我学习。周日下午，我冒着大雨上学，河里涨水过不去，校长在河边接应，大会上表扬我按时到校。物理老师裴长亮也让同学们向我学习，说我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其实我就是听课认真，并不是就比别的同学心灵。

我从小就爱长个子，瘦骨伶仃，竹竿一样笃笃地在村里走过。村里人说我“傻大个”，“穿衣服也得多穿二尺布”，我觉得这都不是好话。可是我管不住自己的身体，没办法让它停止长高。在班里我几乎是最高的那个，到了初中也是。那时候男生女生不说话，一说话就是“谈乱爱”，就是谁跟谁好，就是谁是谁的老婆，那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偏偏那时候站队都是按大小个排，小个儿在前，大个儿在后，每次站队我都是得和男生站一起，那几个女生就笑我，吓得我直把腰往下弯，到现在背都驼着，习惯性站不直。

体育老师却喜欢我的大个子，说我腿长，让我参加全县短跑比赛。我拼了命地跑，用眼下的流行语说，也是使出“洪荒之力”了。老师说：“这闺女也泼辣！”

学校开元旦大会，给各科考试竞赛优生发奖，我每门学科都得第一，就一次又一次地跑上台领奖，自己都感觉不好意思了。李校长说：哎，你别来回跑了，就站在台子上等着领下一个奖吧。

全县化学竞赛考试，学校经过三次选拔考试，最后定下让我参加。那是第一次住在县城，晚上睡觉，衣服也不敢脱。正是大夏天，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外校的一位同学好心地劝我：别怕，我们都是女生，脱了睡吧。可是我不能，她们都穿着内衣，而我根本没内衣可以穿。

尽管老师们为我付出了太多的辛劳和汗水，我自己也尽了最大努力了，尽管山区定向招生，我的分数是学校最高分，但我连续两年都没能上得了我朝思暮想的师范学校——名额被别人走关系拿走了。同学对我说：“你是老师眼里的高材生啊，可你考的分数再多也不管用，考得再好也上不了师范！”她的话刺得我心里生疼，我不知这是怜悯还是幸灾乐祸。

“你的个子真高！”“你的头发真好，又密又黑！”“你太有气质了！”“你写的字真好！”“你学习这么好，我真是羡慕！”

山里人都笑我傻大个，我也一直为我的高个子而苦恼，没想到在县城，却有那么多的同学羡慕我。他们没有嫉妒，没有鄙视，没有嘲笑我寒伧的衣着。

同学对我这个“山猫”很好。我离家远，交通不便，周日一般是回不了家，续丽丽、戴永红就带我去她们家吃饭，马芳、吴富梅从家里给我带咸菜、饼子。新学期开学，由于没有合适的汽车，我不得不提前一天到县城，学校里没人，我没地方去，续丽丽就拉我吃住在她家，丽丽的妈妈刘阿姨待我像自己孩子一样。这也竟成为我每个学期开学的惯例。

教语文的任同甫老师，五十多岁，皮肤白皙，很胖，但因为高大，倒更让人觉得他气定神闲。他总是微笑着，我觉得他像是大肚弥勒。上课下课的路上，他右手捏住书的一端，让书脊紧贴在腰边，眼镜盒放在书上，有时还带一盒粉笔，肚子微微前挺，左臂随着步调前后摇摆。他的步幅不大，但走得很快。上课时，他不用看教案，知识点密密麻麻地写满黑板。他的儿子女儿，都考上了清华大学。

教英语的伊廷贤老师，教政治的索永福老师，教历史的李庚辰老师，都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风度，什么叫渊博，什么叫作风严谨，什么叫为人师表。

但我自己还是走了弯路。上高一不久，偶遇我的初中老师王邦志，他对我没上师范很是惊讶和遗憾，说他正好在隔壁学校带初中毕业班，希望我再考一次。我就又去初中复习，准备考师范。中考成绩下来，我比第二名同学高出160分，老师们都认为我这次上师范没问题。可是，我又被人顶了下来，希望再一次落空了。

那段时间，我的心思不能全用在学高中课上，高一就那么糊里糊涂过去了。期末考试，物理试卷都是判断题和选择题，我看着哪道题都异常陌生，只好硬着头皮，看着哪个选项顺眼就选哪个，半个小时就沮丧地出了考场。考试成绩出来，我竟考了58分，班里排名第二，同学们都很惊讶。续丽丽问我最近没上课咋就会啊？我哪里会呢，都是蒙的，只是碰到了好运气罢了。

高一没学扎实，上了高二就感觉学习起来不轻松，班主任马长胜老师和同学没少帮助我。

那几年里，大哥二哥相继结婚。大哥二哥在村里算得上“才子”，媒人们介绍的姑娘都挺好的，但是姐姐们种地种怕了，坚决不要农村户口。那些年姐姐们为了我们上学，付出的太多了。两个哥哥也都听话，找了城市户口的媳妇。

嫂子们订婚的时候感觉新鲜，都不怕穷，结了婚就像变个人一样。为母亲没钱给他们在城市买房子，山里交通不方便，每次回家都要吵架。母亲给她们另搭锅做饭，把老母鸡下的蛋煮、蒸、冲、炒，变着花样做给她们吃，我和弟弟只有看着的份儿。然而嫂子们还是不满意，闹得家里鸡犬不宁。村里人都说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可这是哪门子的书香门第呢？母亲暗暗哭泣，我陪着母亲哭。

在学校，我常常梦见大嫂在家撒泼，母亲低声哭泣。上课也老走神，为家里的事情苦恼。高三第一学期末，我感觉乳房隐隐作痛，摸了摸，发现里面有肿块。

寒假，母亲借钱让我跟着大哥去市里看病，在没住院前暂住在大哥家里。大嫂编着顺口溜，唆使才三岁的小侄女唱着骂我，“小姑姑，害人精，害得我家不安宁”，“老婆婆是母猪，生了一窝猪仔，害着我家人”。邻居裴建姐姐看不下去，让我住在她家。在市医院做手术，一个实习生横着切断了乳腺管，伤口感染，不会愈合。

开年上学后，伤口越肿得厉害，席文丽等几个同学轮流骑自行车送我到医院输液、换药。刘月霞的父亲知道后，自己备上礼物，骑自行车带上我去找医生……

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心灰意冷中，老师捎信让我去复习，不收学费。可我的伤口仍然没长好，根本没心思去复习。“大学”就像脱了手的气球，越飘越远，我的“大学”梦，就这样逝去了。

母亲每天在家祷告乌龙爷。

三姐带我到运城市医院去看病，清创那天因为消毒出了问题，感染。钱花完了，出院。三姐又求跳大神的，仍然不见好。回到家里，大姐夫又带我去南坡找“外科”看。可是无论哪里的“神”，都没能让我的伤口长好。

母亲每天逼着我跪在乌龙爷跟前，接药吃药。那哪是什么药呢，不过是些香灰尘土罢了。我骗母亲说伤口已经不疼了，就离开家去上学。我不想让母亲再受熬煎，也不想再治这病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续丽丽上了大学。刘阿姨像以前一样，热情地收留了我，又和续叔叔商量，让我和他们小女儿竹竹一起去职业中学医学班上学。我在医学班找了酒精棉球，买了医用镊子，自己给自己换药。我想，大概也活不了几天了，学习还有啥用呢？我什么都放下了，不再是那个爱学习的学生，同学玩我就跟着玩，几个月后，伤口竟然结了痂，也不痛了，慢慢地，竟全好了。

我没等到死，又好好地活着了。

随着结婚、生孩子，我的生活里只剩下了锅碗瓢盆交响曲。整天为钱奔波，电视不看，更谈不上看书写字。

曾多少次想到老师家里坐坐，去看看表姐，看看小月、丽丽、永红她们的父母亲，也算自己没有忘记他们的关爱之情。可自卑心又来作祟，总觉得自己境况不佳，一事无成，没有出息，没有脸面去见他们，一来二去，又都放下了。

后来得知任同甫老师病了，我拿出我仅有的50多元钱买了礼物去看他，老师觉察到我的困难，让师母硬是给我带了很多东西，远远比我拿给他的多得多。后来我再想去看他时，就感觉自己很丢脸。犹豫来犹豫去，多年的时光竟倏忽而去。

再后来，听说表姐不在了，李校长不在了，丽丽的父亲不在了，小月的母亲不在了……往事涌上心头，我只有自己流泪。

同学聚会，我也没有勇气去参加。

只是，每次路过翼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看着巍然矗立的教学楼，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们，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