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棵树(旧文已发)
2022-01-05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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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棵树
葛小明
我的担忧或许是多余的。老榆树一直都是这样子,比其他树高出了不少,却谦卑地弯腰,我童年的记忆大多与此有关。小时候,我总是担心外出打工的父亲晚上回不来,担心母亲的药吃着吃着就没了,担心哥哥回来时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家。有时候淘气,被母亲骂,我忍着不敢出声,生怕气坏了她,就哭着跑到老榆树下,偷偷在树下的石头上刻下母亲的名字,骂她是小日本,然后狠狠地踩一脚。哭完了,我会去抱着那棵树,摸着那些沧桑而粗糙的树皮,不用太久我就开始后悔了,母亲都那么老了,肯定活不过这棵老榆树。
夏天的时候,滚一个简单的麦场,收割完的麦子会被临时凑到这里,母亲独自在老榆树下等着打麦机的到来,我则在老榆树下负责烧水“接待”打麦机的主人。开水一一分进树下的碗里,大家都有些迫不及待,活有多累人就有多渴。母亲喜欢靠着榆树休息,有时候父亲打工回来帮忙,靠着榆树的便是他。不一会儿,炉子的烟和他旱烟袋锅子冒出的烟便混合在一起了。父亲抽了几口,就咳了几口,他的后背不时地跟树皮摩擦。这时候我会格外注意父亲布满伤痕的后背,就像那棵树的表皮,纹理深刻,沧桑而久经风雨。
夏天一过,更忙的时节就到了,父亲从工地上回来,全身心地投入到秋收大军中。鲁东南一带,花生是最重要的经济作物,花生收得多,后半年的花销就会宽裕些,我的学费往往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凑的。父亲从很远的丘陵地把花生挑到老榆树下,堆成一堆,等花生干得差不多的时候,母亲一手拿着花生秧,一手握紧拳头,使劲地往石头上“摔”,花生就从秧上掉了下来。有时母亲气力不足,花生掉不下来,便需多用力摔几次,那种反复摔打的声音,城里人也是听不到的,它美妙而又让人心疼。可是,我宁愿永远都能听到这种声音,上学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老了走不动的时候。
后面便是玉米,相比花生,玉米的收割要省力得多。玉米地在老屋的后面,近得很,收割也就方便。玉米的收割远没有花生那么繁琐,把玉米从秆上掰下来运回家即可。只是,玉米需要很长时间的暴晒,不然会发霉且不容易脱粒。暴晒的地点还是那棵榆树下。秋天一到,榆树的叶子就稀疏起来,秋风一吹,叶子便摇摇晃晃,落了下来。有时落到金黄的玉米上,有时落到母亲的白头发上,有时被风吹到很远的地方,消失不见,我又开始担忧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这种担忧愈发加重了。外出上学的时候,我总会梦见我们搬出的老屋和那棵越来越老的榆树,梦见母亲的头发上落满了榆树叶然后变成木头一动不动,梦见哥哥和父亲匆忙地往家里赶,却总也赶不回来。所以每次回家,我都会跑去老屋看看,到老榆树下站会儿,什么都不要想,什么也不用说。好像只要它还立在那里,这个世界就是完整的。我一次次地做梦,一次次地回家探望,一次次地虚惊一场,渐渐地,我开始放下心来,我相信,那棵树是有灵性的,它佑护着我们一家。
直到2012年秋天,我接到了一个不好的电话,是哥哥打来的。这些年,哥哥在外漂泊,我们之间联系也有限,哥哥主动给我打电话,往往是不太好的消息。果然,是父亲。父亲病了,被当地医院查出恶性肿瘤,已经晚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电话以及我接电话旁边的那棵树。那是一棵泡桐,比老家的榆树粗壮很多,陌生得很。城市的树受到人们的爱护,总能长得格外高大,不像老家的那些植物,自生自灭,死的时候也没有收到过一寸注视的目光。挂断电话,我近乎瘫了,手不由自主地扶了扶那棵树。它的皮肤是光滑的,大概习惯了这样的爱抚或者是求助,它经历的沧桑连老榆树的万分之一都没有。我看到它满树的叶子都黄了,但却牢牢地站在枝头,风吹不落,秋带不走。我多么想,它就是我年过六十的父亲啊,永远不倒,哪怕再大的风雨,哪怕四面八方的寒意。我的手用力地抓了几下,指甲渗出血来。那棵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对我的一切无动于衷,我的血也染不红那些纵横交错的漠然。
买了最快的车票,第二天就赶了回去。第一个见到的人是哥哥,我朝思暮想又同病相怜的哥哥,和我一样要失去父亲的哥哥。哥哥说,基本确诊了,当地医院很确定,父亲和母亲都还不知道。说着说着,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们没有拥抱,有时候拥抱并不能解决问题,那都是骗人的故事。我们甚至也不敢去面对父亲和母亲,因为那两双眼睛里还充满了希望,那两双眼睛里想的是早点出院,少花点住院费。那几天,仿佛就是我的一生,我已经看到所有的结局,想好了怎么土葬父亲,怎么让母亲一个人度过剩下的日子。两天后,我和哥哥又去找了那个大夫,反复追问父亲的病情,大夫一脸平静,头都没抬,说很确定,误诊的几率极小,你们来几次也是这个结果,如果还不放心可以去省城复诊。带上门,走出了那个审判我们的房间,谁都没有说话。窗外的天暗了下来,不一会儿整个世界黑透了。
那晚,我和哥哥回了一趟老家,好像只有回到那里,我们才能得到安慰。我们买了一些纸,去祖坟烧了烧,又去老榆树下烧了烧,毕恭毕敬地磕了几个头。我们并不迷信,其实中国人上坟也不能算是迷信,祭奠的时候就是祭奠自己。那晚,我和哥哥站在老榆树下,没吐一个字。老榆树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在夜里显得格外低。我们站在旁边,月光下的影子一下子就黯淡了许多。很小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抓住一个可以吞噬影子的虫子,把它放在树下,吃掉父亲与母亲的影子,因为我看到那两个劳作中的影子是那么的无力。我想如果虫子可以吞掉影子,那么它就能够吞掉正午的太阳,让他们少流点汗吧,让他们多活几年吧,我还没有长大,还不能够尽一个儿子应该尽的义务。终于,老榆树变成了那只虫子,只是它没有吃掉太阳,吃掉的是我和哥哥的悲伤。像儿时一样,我过去抱住了它,粗糙的纹理,硬硬的沟痕,风声到这里突然变了调子,平静了许多。
我和哥哥决定去一次省城,我们拿着父亲身体里取出的液体,走进了省城的医院大门。大夫拿着样本进去了,很长时间没有出来,那个等待,足足有一个秋天那么长。我想起远在医院的母亲,这个时节,她本应该在地里进行秋收的,早出晚归,累与喜悦同在。可是她现在却在医院里,一无所知地陪护着病床上的父亲。她会不会抱怨今天我们哥俩没有去病房呢,会不会念叨老家的那棵榆树呢,会不会想起刚刚嫁过来时的样子呢。哥哥心里想的什么,我不得而知,不过我想,他的沉重绝不亚于我。大夫出来了,有两个字是最响亮的,“没事”。其他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到,但是这两个字,瞬间把我们哥俩无罪释放了!
事后,我和哥哥也没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能理解为当地医院的误诊。可是那一年,让一生改变。以后的这几年,我们回家上坟,都要去那棵树下烧烧纸,对于那棵树,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心存感激。我们不信鬼神,只是单纯地希望那棵树长盛于我们心中,永远不老。
这时候,我想提一下幸福,什么是幸福?老屋旧了,却还站在那里;榆树老了,却还经得住秋风。父亲跟着母亲吃起药来,但是还能在花生地里挑起扁担,一步一步,走到离家最近的老榆树,这就是幸福。而我所谓的担忧也从未消失过,但正是这种担忧,保佑着那棵树,成全了一个家。
葛小明
我的担忧或许是多余的。老榆树一直都是这样子,比其他树高出了不少,却谦卑地弯腰,我童年的记忆大多与此有关。小时候,我总是担心外出打工的父亲晚上回不来,担心母亲的药吃着吃着就没了,担心哥哥回来时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家。有时候淘气,被母亲骂,我忍着不敢出声,生怕气坏了她,就哭着跑到老榆树下,偷偷在树下的石头上刻下母亲的名字,骂她是小日本,然后狠狠地踩一脚。哭完了,我会去抱着那棵树,摸着那些沧桑而粗糙的树皮,不用太久我就开始后悔了,母亲都那么老了,肯定活不过这棵老榆树。
夏天的时候,滚一个简单的麦场,收割完的麦子会被临时凑到这里,母亲独自在老榆树下等着打麦机的到来,我则在老榆树下负责烧水“接待”打麦机的主人。开水一一分进树下的碗里,大家都有些迫不及待,活有多累人就有多渴。母亲喜欢靠着榆树休息,有时候父亲打工回来帮忙,靠着榆树的便是他。不一会儿,炉子的烟和他旱烟袋锅子冒出的烟便混合在一起了。父亲抽了几口,就咳了几口,他的后背不时地跟树皮摩擦。这时候我会格外注意父亲布满伤痕的后背,就像那棵树的表皮,纹理深刻,沧桑而久经风雨。
夏天一过,更忙的时节就到了,父亲从工地上回来,全身心地投入到秋收大军中。鲁东南一带,花生是最重要的经济作物,花生收得多,后半年的花销就会宽裕些,我的学费往往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凑的。父亲从很远的丘陵地把花生挑到老榆树下,堆成一堆,等花生干得差不多的时候,母亲一手拿着花生秧,一手握紧拳头,使劲地往石头上“摔”,花生就从秧上掉了下来。有时母亲气力不足,花生掉不下来,便需多用力摔几次,那种反复摔打的声音,城里人也是听不到的,它美妙而又让人心疼。可是,我宁愿永远都能听到这种声音,上学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老了走不动的时候。
后面便是玉米,相比花生,玉米的收割要省力得多。玉米地在老屋的后面,近得很,收割也就方便。玉米的收割远没有花生那么繁琐,把玉米从秆上掰下来运回家即可。只是,玉米需要很长时间的暴晒,不然会发霉且不容易脱粒。暴晒的地点还是那棵榆树下。秋天一到,榆树的叶子就稀疏起来,秋风一吹,叶子便摇摇晃晃,落了下来。有时落到金黄的玉米上,有时落到母亲的白头发上,有时被风吹到很远的地方,消失不见,我又开始担忧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这种担忧愈发加重了。外出上学的时候,我总会梦见我们搬出的老屋和那棵越来越老的榆树,梦见母亲的头发上落满了榆树叶然后变成木头一动不动,梦见哥哥和父亲匆忙地往家里赶,却总也赶不回来。所以每次回家,我都会跑去老屋看看,到老榆树下站会儿,什么都不要想,什么也不用说。好像只要它还立在那里,这个世界就是完整的。我一次次地做梦,一次次地回家探望,一次次地虚惊一场,渐渐地,我开始放下心来,我相信,那棵树是有灵性的,它佑护着我们一家。
直到2012年秋天,我接到了一个不好的电话,是哥哥打来的。这些年,哥哥在外漂泊,我们之间联系也有限,哥哥主动给我打电话,往往是不太好的消息。果然,是父亲。父亲病了,被当地医院查出恶性肿瘤,已经晚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电话以及我接电话旁边的那棵树。那是一棵泡桐,比老家的榆树粗壮很多,陌生得很。城市的树受到人们的爱护,总能长得格外高大,不像老家的那些植物,自生自灭,死的时候也没有收到过一寸注视的目光。挂断电话,我近乎瘫了,手不由自主地扶了扶那棵树。它的皮肤是光滑的,大概习惯了这样的爱抚或者是求助,它经历的沧桑连老榆树的万分之一都没有。我看到它满树的叶子都黄了,但却牢牢地站在枝头,风吹不落,秋带不走。我多么想,它就是我年过六十的父亲啊,永远不倒,哪怕再大的风雨,哪怕四面八方的寒意。我的手用力地抓了几下,指甲渗出血来。那棵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对我的一切无动于衷,我的血也染不红那些纵横交错的漠然。
买了最快的车票,第二天就赶了回去。第一个见到的人是哥哥,我朝思暮想又同病相怜的哥哥,和我一样要失去父亲的哥哥。哥哥说,基本确诊了,当地医院很确定,父亲和母亲都还不知道。说着说着,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们没有拥抱,有时候拥抱并不能解决问题,那都是骗人的故事。我们甚至也不敢去面对父亲和母亲,因为那两双眼睛里还充满了希望,那两双眼睛里想的是早点出院,少花点住院费。那几天,仿佛就是我的一生,我已经看到所有的结局,想好了怎么土葬父亲,怎么让母亲一个人度过剩下的日子。两天后,我和哥哥又去找了那个大夫,反复追问父亲的病情,大夫一脸平静,头都没抬,说很确定,误诊的几率极小,你们来几次也是这个结果,如果还不放心可以去省城复诊。带上门,走出了那个审判我们的房间,谁都没有说话。窗外的天暗了下来,不一会儿整个世界黑透了。
那晚,我和哥哥回了一趟老家,好像只有回到那里,我们才能得到安慰。我们买了一些纸,去祖坟烧了烧,又去老榆树下烧了烧,毕恭毕敬地磕了几个头。我们并不迷信,其实中国人上坟也不能算是迷信,祭奠的时候就是祭奠自己。那晚,我和哥哥站在老榆树下,没吐一个字。老榆树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在夜里显得格外低。我们站在旁边,月光下的影子一下子就黯淡了许多。很小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抓住一个可以吞噬影子的虫子,把它放在树下,吃掉父亲与母亲的影子,因为我看到那两个劳作中的影子是那么的无力。我想如果虫子可以吞掉影子,那么它就能够吞掉正午的太阳,让他们少流点汗吧,让他们多活几年吧,我还没有长大,还不能够尽一个儿子应该尽的义务。终于,老榆树变成了那只虫子,只是它没有吃掉太阳,吃掉的是我和哥哥的悲伤。像儿时一样,我过去抱住了它,粗糙的纹理,硬硬的沟痕,风声到这里突然变了调子,平静了许多。
我和哥哥决定去一次省城,我们拿着父亲身体里取出的液体,走进了省城的医院大门。大夫拿着样本进去了,很长时间没有出来,那个等待,足足有一个秋天那么长。我想起远在医院的母亲,这个时节,她本应该在地里进行秋收的,早出晚归,累与喜悦同在。可是她现在却在医院里,一无所知地陪护着病床上的父亲。她会不会抱怨今天我们哥俩没有去病房呢,会不会念叨老家的那棵榆树呢,会不会想起刚刚嫁过来时的样子呢。哥哥心里想的什么,我不得而知,不过我想,他的沉重绝不亚于我。大夫出来了,有两个字是最响亮的,“没事”。其他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到,但是这两个字,瞬间把我们哥俩无罪释放了!
事后,我和哥哥也没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能理解为当地医院的误诊。可是那一年,让一生改变。以后的这几年,我们回家上坟,都要去那棵树下烧烧纸,对于那棵树,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心存感激。我们不信鬼神,只是单纯地希望那棵树长盛于我们心中,永远不老。
这时候,我想提一下幸福,什么是幸福?老屋旧了,却还站在那里;榆树老了,却还经得住秋风。父亲跟着母亲吃起药来,但是还能在花生地里挑起扁担,一步一步,走到离家最近的老榆树,这就是幸福。而我所谓的担忧也从未消失过,但正是这种担忧,保佑着那棵树,成全了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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