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路上

                                              父亲，在路上

                                                董素芝
  

　　 三年前盼春盼得有点苦，头年的夏似乎没有过渡就入了冬，而来年却一直盼不到开放的迎春，被长冬侵袭的我，忽然有种莫名的绝望，觉得自己几十年的温情世界被打破了，一个个傍晚，我跟着三楼的电脑一遍一遍哼唱着郑智化的《老幺的故事》，心情黯然地无法自谴。
　　一天早上，我心血来潮在电脑上写下一段铭之为《温情》的“心情日记”：“当我无意写下这个日期，意外发现，按阳历这一天应是我的生日，犹如一个重大发现，我醒了，觉得世界应该有所改变了……温情世界真的没有了，与其说是朋友打破的，毋宁说是我自己打破的，我不再为它背负沉重，我不愿为它沉重而活，而且我发现这个世界也不需要我这样活着。毋庸置疑，我是个喜欢温情的人，从小就是，喜欢为它哭为它笑，为它付出的一直很苦”。
　　二天后，我阴历生日的那天凌晨，父亲突发脑溢血，从此再也没有醒来。
　　父亲去了。和冥冥中的暗示一样，世界真的有所改变了。
　　
                                                           一

　　父亲没有儿子，我是老幺，是姊妹四人中最小的一个。
　　3个月前，父亲刚过80岁生日。就在那年的年首年尾，9年没骑过车的父亲却执意要买脚踏三轮车。先是母亲阻拦，后是二姐相劝，但手脚已不活泛的父亲孩子般地缠上了三轮车，他一趟一趟地推着老年车沿着街上的店铺看车，问价钱，看得我们心里发慌。妈和二姐一次一次劝，劝得多了，爸说：“我认准这个事了。”劝急了，爸又高声说：“反正我得买。”
　　从年前到年后，关于车的争论一直没停，我并没有加入劝的阵营。因为身为老幺的我，从未对家里的事指手画脚过，也没熬到可以指挥父亲的资格。况且，爸认准的事，从不牵扯别人或要别人拿主意，买三轮车这样的小事，爸又岂能不随自己的心愿。
　　正月十四那天，妈扯着嗓子在一楼喊我，下来后，妈焦急地说，你看咋办？你爸非买三轮车不行，怎么也拦不住，出去买车了。看着变调的妈妈，我来不及多想，赶快骑车出门撵，骑到北城门的城墙口才发现坐在老年车上歇息的父亲。
　　我把自行车立在父亲对面，装着不在意的样子问爸咋在这儿坐着，父亲指着北边不远处说，想去那里买三轮车。我说，这车挺沉的，买它干啥？
　　爸窘迫地笑笑，说：“走不远。”
　　“走不远”三个字刺得我生疼，我知道我劝不了父亲。
　　父亲称得上严父，一生都很有自己的原则。对父亲，我一直是仰视的。
　　其实，姊妹四人中，我最像父亲，有些“小资”。说爸小资，或许会惹得身边的人发笑。父亲不修边幅，衣服对他来说从来都是负担，当了几十年的国家干部，邋遢得仍像个农民。姐姐们啥时给他买衣服，他都理直气壮地理论：“要那么多衣服干嘛，还要当衣服的保管员，人不能成为衣服的奴隶。”
　　爸一直是独立的。年轻时他一个人在乡下待了差不多20年，很少麻烦人，即便是女儿。他的衣服穿来穿去总不下身，要二姐“命令”着他才换。70岁以后，衣服跟他更没关系了，有时脏兮兮的让亲朋看不下，觉得爸没人照料。去世前两个月，二姐的同事在街上碰到爸，说爸的衣服满是浮土，看上去很脏。二姐回到家，一边用力拍打着爸的衣服，一边埋怨爸的固执：叫你换衣服咋就不换哩。爸笑着，孩子般转着身任二姐拍打，然后仍是推着老年车上街。
　　爸去世后，家人都很无语。一套套不曾拆封的衣服在他衣柜里放着，三楼的一个纸箱里，是满满一箱未穿的鞋子。
　　说爸小资，是因为爸是个喜欢书追求“道”的人。他买书、藏书、读书，至老从未间断。记得自己小时候，每到夏天，在乡下工作的父亲回家时，总要把自己的宝贝书拿出来晾晒。这些贸然暴晒在阳光下的书在我心里很神秘，父亲在我心里也很神秘。稍大后我才知道那些书多是古典的历史的，尤其是演义系列的，很全，而且爸不知什么时候还用线订了一遍，成为名符其实的“线装书”。
　　1979年爸回城后去了文化部门，爸又多了文物古建、风水奇门遁术之类的书，还收藏不少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和各类古汉语字典，以及当时正流行的《彭德怀传》、《许世友传》等人物传记。爸退休后，气功的、养生的、花草虫鱼的书都一股脑涌进来了，五花八门。为解决书的存放问题，爸退休后，买了角铁在街头的电焊处让人焊了两米高两米多宽的书架。爸在书的世界里写写算算，终日忙活着。
　　父亲不仅追求“道”，更看重“术”。退休后的父亲并不是躲在书斋里的主儿，父亲是典型的小农经济，除了做饭包给妈外，家中所有的活儿父亲都干。他收拾水电，支煤火，修理自行车、缝纫机，垒墙、和泥、锯树样样皆能，忙完后爸就钻到他的书房里写写算算。爸在一本本笔记本和活页纸上记着当日的开支，做了什么事，当天的天气什么样。
    退休在家，爸在我家的小院里不停地规划，东盖一间房，西盖一间房，鸡窝换鸭窝。今天种棵葡萄，明天种棵枣树，后天又种棵无花果，然后，他又弄来柿子树、花椒树、樱桃树，一到秋天，我都能提着自家的石榴、枣子、柿子送朋友。而且，爸在他住的那间瓦房顶上用木板搭起阁楼，再弄个梯子上去，他把被子和闲置的东西都放上去。爸在忙碌中乐此不疲。
　　爸的手脚特利索。2000年年初，刚从《周口日报》被“遣送”回淮阳的我百无聊赖，便盯上了房子。女儿快10岁了，住在娘家的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个房间里已无法满足。而此时，爸妈已年近古稀，抬脚走人更不现实。姊妹中，大姐、三姐在外地，二姐家在不远处。每到过年，大姐、三姐带着孩子回来，家中拥挤不堪。盖个大房子让姐姐们回家过年是我的一大心愿，也觉得是我任责无旁贷地任务。于是，从周口日报回淮阳后我便找人设计图纸。爸看到我们有盖房的打算非常高兴。爸多年来参与太昊陵古建筑的修葺，建筑是爸晚年的强项。
    正月初五爸看了图纸，两天后就提醒我：“要盖你们早点儿盖，趁我还能帮你们。”
　　爸的一句话给了我们盖房的信心。租房、找房、进料搭棚，10天后（正月十六）我家轰轰烈烈的拆房盖房就开始了。盖房前，爸还爬上厨房锯楝树，前院的义华哥看见后，跑到我家要爸下来，说，三叔那么大年纪了，不能再干这样的活儿了。可爸坐在房檐上锯树的感觉悠然自得。记得前几年县里太昊陵二殿整修，爸任监理，还不时爬上十几米高的脚手架探视，让下面的年轻人看得心颤。可这对爸来说似乎不算事儿。
　　爸的皮实更让人叹服，小病小灾对他来说基本都算不上什么事。记得1986年家中第一次盖房子，爸的腿不小心被镢头碰了很大一块，鲜血直淌，我们都劝他去医院包扎，爸却说不用。止住血后，他天天用酒精擦擦。天热，我们怕发炎再劝他去医院，他说，病在我身上，我还能不清楚！这样，爸一直扛到腿上的伤自己长好。可能因为爸在乡下卫生院呆过几年，对一些小毛病自己就能处理。爸喜欢中医，专门买了“中医自学丛书”来读，甚至还学针灸，买来银针自己练。退休后，爸经常看着偏方自己调养。他骑车到处跑着掐绞股蓝、银杏叶子，调整脑血管方面的症状，自己买来枸杞、人参、山楂、当归等各种各样的中药，泡茶、泡药酒。在我记忆里，父亲从没生过病，多少年都健康、阳刚地生活。
　　自行车算得上是爸的最爱了。2001年，盖好房子的第二年夏天，妈说捂酱豆，爸骑车跑到城东30多里的大连乡董阁庙附近割黄蒿。妈说黄蒿长得很深，挖起来很费劲。出透了汗的父亲回来时路过东湖又歇息着洗了把脸，第二天就得了面部神经麻痺，从此，自视年轻的父亲身体一落千丈。他到处跑着治病，到开封、郑州，但始终未能改变面部表情僵硬，而且走路愈来愈抬不起脚，步履迟缓的父亲渐渐远离了自行车。此后，父亲的精神再没好起来。

                                                              二

　　家中有上世纪50年代父亲的照片，国字脸的父亲穿对襟蓝司领布褂，英俊潇洒，像极了五四时期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还有一张全身的黑白照，两手握着铁锹的父亲面带微笑腰板直直地立着，一只腿弓着一只脚踏在铁锹上，一副改变世界舍我其谁的自信。
　　爸生于1930年，弟兄三人，他不但是老幺，且是爷爷续房得来的儿子。老年得子，爸一出生便是宠儿，倍受爷爷宠爱。我的大伯、二伯早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妈妈常说爷爷最疼我爸，有什么好吃的总留给他，惯成了我爸不讲人的毛病。
　　父亲年轻时清爽干练，十足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作派，是属埋在油盐酱醋里也找不到烟火味的人。甚至我做梦时，总梦到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他坐在藤椅上，桌上摆满了书，屋里一团乱麻，但他怡然自得。
　　爸的没烟火味，被家人终生“弹劾”。
　　年轻时的父亲对家几乎没有概念，姊妹几个谁上几年级从没过问过，家像旅馆说走就走。二姐常说，爸是公家的人，在外面的时间永远比在家多。还说，妈年轻时多病，有几次病得厉害，把他叫回来给妈看病，爸也总是匆忙回来，带妈看病后又匆忙而去。
　　在收拾父亲的书和影集时，正巧一份父亲的干部履历表碰在我手上，时间是1965年，当时父亲是县教育局的教育股长。从履历上得知，父亲1950年经县教育科介绍考入淮阳短师班（即淮师办的短期班），10月转入淮阳师范读书。1953年淮师毕业后分配到城内新华小学当教师，工作狂的父亲一年后即当了主任、校长。后又转入北关小学和郑集小学当校长，于1958年转入县文教局任副股长，两年后又下放到大连乡苑楼大队任大队长。随后，他在大连乡的区公所任文教助理，1964年才回城到县教育局任股长。
　　爸不止一次说，当时的教委只有一个局长三个股长。三十露头的父亲属其中之一，可见他的年轻得志。爸的老同事李德昌说起父亲，和我们眼中的父亲判若两人。他说爸是个快乐的人，非常爱说笑话，喜欢和人逗乐，光他的外号就有几十个，最典型的是“董乐天”、“机灵鬼”、“鬼见愁”之类。还有同事含混不清地暗示说，你爸一辈子胆子小，看起来胆小得很，什么事也不敢做。
　　我是看完履历时方才理解父亲为什么是“公家的人”，为什么总不在家。爸是工作着才快乐的人，他不喜欢庸常无为的日子。当然，是不是还有不为人道的原因，诸如，家人因歉疚带来的私下推测，父亲没有儿子。再诸如，作为一个被改造的地主的儿子，爸会珍惜他的前程，他愿意无怨无悔地改造自己。爸的履历表里，他在“家庭主要成员的姓名、职业和政治态度”一栏里写道：“父亲董清泉，新中国成立前出租土地过剥削生活。因全家也居城内和别人合移于杂货铺，在铺内当管账先生，是地主分子。1959年夏因病死亡。”
　　我是爸回城那年出生的，但爸在立子上运气实在不好，不是女娃，就是男婴出生后夭折。到我出生时已是第四个丫头片子。我的出生没能给爸带来家的乐趣，他更加失望了。当时，奶奶乡下的一家亲戚有七个男娃，愿意把他家的男孩换过来，奶奶也有这个意思，但征求爸的意见时被爸坚决制止了。
　　其实，我们姊妹都很理解父亲在那个年代承受的压力。好在父亲是读书人，从未发过牢骚。而且，从父亲给我们姊妹起的名字上也可看出父亲并无男尊女卑的观念，从内心里是把我们当作儿子养的。我们姊妹的名字依次为：大姐建国（1949出生的），二姐卫国，三姐建华，老四卫华，可见我爸那时是足足的进步青年。只是，到我出生时，四个丫头片子让爸的意志已弱，随了妈的心愿，按董家辈分我是“素”字辈，于是，老幺的我有了一个很俗的名字：素芝。
　　父亲晚年时，一家人聚在一起谈论父亲母亲对家的重大贡献，二姐笑着给我爸总结两条：第一，没跟我妈离婚。因为那个年代离婚不离家有点时尚，爸保持了一辈子从一而终。第二，爸没准许奶奶把二姐和我拿去换男孩。
　　这当是家人对爸最严厉的审判了。
　　我四五岁时，正是文化革命最红火的时候，爸又下乡了，到齐老乡做了文教助理，然后，在齐老卫生院当了院长，1979年才再次回城，先做了县豫剧团的支部书记，又转到县太昊文物保管所任支部书记，后回到县文化局做了文物股长。
　　颇为戏剧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教育局股长到90年代初退休时的文物股长，年轻得志的父亲仍然是股长，他没一点进步地在股长位子上坐了30年。只是，30年之后，自称“万金油”干部的父亲成了文物古建方面的专业人员。从80年代开始，爸就参与太昊陵东西廊房、统天殿、显仁殿等的复建和修葺，退休后，陈胡公墓、弦歌台的复建，爸也被请去做监理，爸成了淮阳没有名分的古建专家。

                                                                  三

　　而今，眼前的父亲，让我在疼痛之后有英雄气短的喟叹。
　　我对父亲打岔说，去哪儿走不远？
　　父亲指着北关太昊陵的方向，说想去北关转转。
　　我说有公交车还有观光车，很方便的（写下这几个字时，我才意识到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此时的父亲没有扶手已走不了远路了），你要去哪就坐公交车，不用骑车。
　　爸又重复说走不远，走不远。
　　“走不远”、“走不远”不停地在我心头回荡，也刺激着我，我只好硬着头皮说，不是不让你买车，是骑车不安全。
　　父亲说，我不骑，推着。我说马上要二月会了，你推着车子也走不快，碰着了咋办？
　　父亲说我走路边儿。我说二月会人太多，不是怕你碰人家，是怕人家碰着你了。怕爸不高兴，我又迂回着说，要买车你也得挑个日子，这正月十五还未过，急着买啥。要买也过了二月会，人少了再买也不迟。
　　爸高兴地笑了，说今天不买了，你回吧。我在这坐一会儿就回去。
　　在淮阳城北门的城墙口，我和父亲面对面进行关于车的对话，这种单独地平和地劝说，父亲对我也属第一次。
　　这时，一个和爸年纪相仿的老人推着车来到爸的身边，是以前实验小学的门卫老张头。这老伯看上去明显有偏瘫的后遗症，说话时有些卷舌，右腿拖拉着，右手看上去有点抖。他把老人车停在我和爸面前，对爸笑着。
　　他用含混不清的语言和父亲说话，问父亲夜里要不要人照顾，父亲说不用。他说，你比我强，还能自理。我晚上离不了人，需要人陪着。
　　爸没接话，他又不停地说着，问着……
　　爸没再说话甚至看也没看他，几分钟后，爸推起老年车往回走……
　　我稍一愣神，对他笑笑也推车往回走。
　　这就是父亲，他成不了一个絮絮叨叨的老者。父亲一辈子不喜欢张长李短，不喜欢诉说苦难，他也融入不了喝酒打麻将打发时光的人群，说到底，父亲享受不了世俗的幸福。
　　父亲性情耿介，敏感而自尊。不大入俗的他一生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年轻时的父亲在金钱和物质上是个界线分明的人，尤其不能忍受物质压迫。三姐到成婚论嫁的年龄有人说媒，对方是当时颇有身份的家庭。介绍人来时捎来4斤很讲究的点心（果子），这在当时80年代初还显得奢侈。爸一听说勃然大怒，说这八字没一撇，带东西干啥。闺女结婚又不是卖闺女，谁拿来的东西谁拿走！结果，介绍人非常尴尬，将东西带回去后再没声响。
　　爸的不求人更是家人不愿提起的疤痕。二姐曾作为知青下乡到搬口新建队，3年后农场推荐二姐到周师上学，上学时填写毕业志愿时，二姐随笔写了搬口。结果毕业分配时分到了搬口高中。二姐尚没成家，下三年乡上二年学还要再回到那里，妈不同意。想着爸是教育局出来的，让爸去找他的老搭档说说让二姐进城，可爸一听火冒三丈，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去！叫我去求人，谁想去自己去。”
　　为诸如此类的事，倔强、不求人的父亲在我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也很遭一家人抱怨。
　　因为性情相近吧，我和父亲一点也不亲近，且极易发生争执。我五六岁时，父亲有次回家罕见地带了个袋子，给我们每人发两个小苹果，然后出去了。知道袋子里是小苹果，我打起了主意。趁爸出门的当儿，我跑到里屋把我的花袄兜里塞得满满的。父亲看到后很生气，给我一一掏了出来。失了面子的我大哭不止。爸被我哭烦了，对着我厉声说不许哭。不许哭让我更伤心，不让哭我偏哭！爸唬不住，又厉声说，要哭去外面哭。我被爸连推带搡推到家门外。我站在胡同里大哭了很久，直到三姐把我劝进家里。
　　走上社会后，较真的我也不止一次和父亲发生冲突。直到父亲退休，而我有了孩子后，我们才弥合了这道伤痕。
　　大女儿小时是父亲和家庭最融入的时候，父亲像换个人似的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儿到处跑，在家和女儿手对手、脚对脚地对唱拍手歌，逗得女儿哈哈大笑。
　　爸和外甥东东的故事更多。东东是三姐的儿子。因三姐和姐夫都在周口上班，没人看孩子，东东小时候便经常被送回淮阳。外甥是很聪明很有主见的那种人，我行我素。我妈管不住时，总交给我爸，说，你得叫他把这块馍吃了。爸于是命令：东东，给我把这块馍吃了。东东大多时候会听话地接过来吃了。不听话的时候，爸爸就和东东比赛“咱俩谁tie（厉害）”。爸和东东对面坐着，握着手腕比赛“谁tie”。第一个回合，爸爸轻轻握住东东的手说：“咱俩谁tie？”东东说：“东东tie。”第二个回合，爸爸稍加重气力，问东东说：“咱俩谁tie？”东东不改嘴，说：“东东tie。”第三回，爸加重了力量，再问：“咱俩谁tie？”东东吃不消了，立即说：“姥爷tie。”再比一次，东东会连声说“姥爷tie”，每次都会在这样的对话中结束，这时东东叫吃饭就吃饭。
　　我和父亲从未单独面对面交流过。青年时期，偶尔从父亲与他人的对话中会听到父亲对我的夸奖：朴素、好学，于是被父亲夸奖的我就一直朴素、好学了这么多年。2000年盖房那年，过路的邻居问起谁盖的房子，爸说，是老小，在宣传部，会写，是个笔杆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爸以自豪骄傲的口吻说起我，说起他的女儿。只是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父亲老了。
　　在我心中，父亲一直是强大的，强大的父亲总带给我思考。又想，所谓的强和弱终究是力量的对比和较量，比如体力，比如智慧……岁数悬殊时，年龄有时会成为决定因素。
　　父亲得了面部神经麻痺症后，表情生硬。一岁多的小女儿亦琪不喜欢他的玩乐方式，看见妈过去，她说姥姥坐，爸还未走到她跟前，她就说，让姥爷走。爸也不生气，仍坐在她跟前，直逗到女儿哇哇大哭。2004年的春天，父亲陪着不到3岁的亦琪在三楼玩，亦琪站在窗前的小凳子上往外看，蹬翻了凳子，父亲怕她摔倒就用力抱住她，结果女儿却砸在爸的身上，爸想站站不起来，用胳膊肘用力撑了很久才起来。
　　父亲一天也没讲摔倒的事。晚饭时，父亲笑着，带着多日未见的兴奋大声说：“二花开了。”我莫名其妙：“啥二花开了？”爸笑着说三楼的金银花，开黄色、白色两种。女儿说，上午我们看花时摔倒了，姥爷摔住了。再问，爸大笑着，脸似乎红着，用极不自然的表情说摔倒了，说着扬起了胳膊。天呢，整个胳膊又粗又肿都变形了，胳膊肘上露出红红的一片肉。都这样了，爸竟然一天没说，在心疼父亲的同时又感觉爸傻了一样。
　　第二天去医院拍片，爸的胳膊骨折。
　　我猜想，父亲还想像以前那样磕碰后自己扛过去，可是父亲再不是那个父亲，他扛不了自己的病了。
　　这似乎是我记忆以来父亲第一次住院。父亲以躺倒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衰老。
　　去世前的两三年时间里，父亲大多数是沉默的。每到冬天，父亲一个人坐在三楼的躺椅上，眼前放一张凳子，上面有《老年春秋》之类的书，还放着一块块生姜、干姜或其他中药类的东西。那时的我还不怎么明白养生，感觉有些怪异，但我知道父亲喜欢做些养生的尝试，用些小偏方。父亲不是守旧的人，生活上接受新事物特别快，退休后有一段时间，父亲一个人买来电饭锅按着书里的配料煮粥。父亲从不会要求别人做什么，高兴了就一个人默默尝试。
　　父亲经常在三楼，有太阳他坐着，没太阳他也坐着，一坐几个小时，有时在躺椅上睡觉。我偶尔上去，便觉刺骨的寒风难以承受，劝他这么冷不要在这儿坐着，父亲总笑着说不冷。好在父亲并没有因此感冒过。
　　父亲少说话，我们都害怕他得老年痴呆，认不出路和家门。但父亲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和妈相比，每到需要动脑筯时，爸总比妈反应快，比如妈在家叠烧香用的金铂元宝，或数什么数，总要爸替他记着。
　　爸去世后我们才明白，爸其实是老年抑郁症，运动着忙碌着的他才是快乐的，走不远的父亲实在太闷太孤独了。

                                        四


　　2010年元月17日（农历己丑年的腊月初三）是父亲的生日，一向低调又节俭的父亲一反常态，半年前就谋划着自己的八十大寿，突发奇想的是，年轻时反对物质压迫的父亲竟一人一口每人发放伍佰块元。
　　父亲往年的生日都是近处的三个女儿一起过，八十大寿时开封的大姐一家自然全要回来。初三一早，大姐大哥一家八口从开封、郑州回来了。还有乡下的二舅也来了，有30多号人吧。因为人特全，那天还专门照了全家福，是父亲四世同堂的幸福时光。
　　父亲生日的高调让我很紧张，情绪说不出的复杂，老想起人们常说的巧合和暗示。祝寿时，要我说祝贺词，面对四世同堂中激动的父亲，我的紧张多于轻松，我声调擅抖着说出祝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俗话，当张口说全体为父亲三鞠躬时，紧张的我已噎得说不出话来，大姐接着才喊了出来。
　　就座完毕，大家让父亲发表生日感言。一生没见过父亲掉泪的我看见父亲的眼里泪花闪烁，嘴唇抖动了半天才说出话来。父亲说，活过八十岁了，四个女儿哪个都好，他很满足。大家又起哄着让爸报决心得活到九十岁，爸像孩子一样大声说：我决心活到九十岁……
　　农历二月是我繁忙的一个月，因为淮阳有一个月的庙会。很多时候中午不回家吃饭。大概初六那天晚上，听妈妈说爸到底还是把三轮车买回来了。买就买吧，明知挡不住的事。有时中午或晚上会看见父亲推着三轮车回来。家中的门台高。父亲上台时很吃力，我会去拉上一把。对父亲一惯信任的我，甚至想，父亲买了心爱的东西，心情好，也许是个好事情吧。
　　似乎有两个中午，爸从外面回来很晚，要他吃饭，爸困得都睁不开眼，似乎要睡着了。没想到父亲怎么会这样，想他歇休下就好了，也没放在心上。
　　几年前淮阳公墓刚建时，有熟人推销墓地，刚开始我非常忐忑。想买墓地这样的事会让父母不安，但爸听说后非常乐意，又担心爷爷奶奶的坟地将来会荒了无人去。二姐说，那就买两块，把爷爷奶奶的一块迁来。还记得那晚的情景，听到二姐的建议，一向眼神混浊的父亲眼睛突然一亮，分外精神，让我想起年轻时那个清清爽爽的父亲，他麻利地转身回屋，说现在我就去拿钱。
　　父亲是个孝子，奶奶生病那些年，家里只有我和妈在家。那时的我还小，爸在乡下卫生院。大姐在开封常年不在家，二姐、三姐都做了下乡知青。妈妈当时在办事处的小厂里要白天、晚上三班倒，很辛苦。为缓解妈的压力，爸有时把奶奶接去住一段，有时一次住一两个月。
　　爸是奶奶的独子，在考虑自己的后事时，自然会想到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清明节前，爸几次催二姐让她找出几年前买来的墓地证书，说想看一看编号，想知道在哪个地方。我们都在忙着，又觉得这也不是父亲这个年龄操心的事，就没当回事。
　　清明节那天中午，父亲从外面回来，兴奋溢于言表，哈哈笑着，说他去仙景园了（指公墓），知道了我家买的墓地在哪，他说对这地方非常满意。父亲大笑着，孩子似地很夸张地大声一一报出证号。
　　父亲异常兴奋的神情让我一脸地错愕，心想，墓地有什么好看的？在哪又有什么好兴奋的？同时，也有一种惊悸掠过心底。
　　清明节一周后，一早醒来，突然莫名伤感，突发奇想在电脑上写日记，有了开头的《温情》文字。同时心里也很焦急，想二月会就要结束，郑州还有朋友约我去写稿子，我   还要整理关于庙会的稿子，想在家里整稿子安静，就不去单位了。
　　八点左右，父亲却在门前闪了一下，看见我在房间里，爸退了回去。我的电脑在三楼的东屋里，爸八十大寿时录制的光盘也在这个电脑里。曾对爸说过，想看录像了自己打开电脑看。莫非爸以为我上班了来看录像？于是，我收拾东西去单位，给爸打开录象。第二天我上班前后，爸又在门前闪了下，我重复了昨天的程序，为父亲打开录像。
　　连续三天，在三楼的黄昏里，我一遍遍唱着郑智化的《老幺的故事》：““黑色的煤渣/白色的雾/阿爸在坑里不断地挖/养活我们这一家/骄纵的老幺/倔强的我/命运是什么我不懂/都市才有我的梦……通往坑口的那一条路不是人生唯一的方向/晨曦中模糊的脚步声已忘了最后一次的道别……在物质文明的现代战场我得到了一切却失去自己/再多的梦也填不满空虚真情象煤渣化成了灰烬/家乡的人被矿坑淹没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欲望淹没却失去了灵魂……”。
　　我有无法说出的绝望。
　　因为我的忘我投入，两个女儿跟我形成了合唱。
　　第三天凌晨，两点多醒来，横竖睡不着。忽想起是自己的生日，忙活一个月也没好好陪父母吃顿饭，想中午一定和家人一起放松下。凌晨四点，三楼的我被楼道里的脚步声惊醒，一个声音传过来，快起来，咱爸又犯病了。我手忙脚乱地穿衣下到一楼，看见父亲嘴边吐着白沫，已说不出话来。
　　听妈妈说，也正是凌晨二三点，父亲突然不适，不麻烦人的父亲并无叫醒我妈，他在黑暗中挣扎着，直到我妈感觉到动静拉开灯，问爸怎么了，他才说“我起不来了”。我手忙脚乱地为爸擦洗了一阵后，已是四点二十，救护车仍未到，问妈要不要给二姐打电话，一直未说话的父亲胳膊半扬着摆了又摆。

                                          五

　　　父亲走了，走得这么急促。头天晚上，爸还坐在客厅里兴致勃勃看《梨园春》，二姐在里屋给我妈汇报外甥文武三月十六结婚的事，父亲时不时会掀开布帘问我们讲的啥事。惹得我们哈哈笑。年轻时不喜问家事的父亲，耳背后，更是很少问津。只是因为二姐几天未回娘家他才这么热心。二姐大声说，正准备文武结婚待客的事，父亲笑着点着头出去看电视了。
但今天，父亲说去就去了。
　　我的生日成了父亲的祭日。老天要我以这种疼痛的方式纪念父亲。
　　在处理父亲的后事时，表姐说，半月前还看见我三舅骑着三轮车在西关没修好的桥边骑得飞快，像年轻人一样，想三舅的身体真好。
　　还有亲戚说，在太昊陵西的环城路上，他们也看见骑着三轮车跑得飞快的爸爸。
　　我设想父亲的路线，从县城北门到北关太昊陵，穿太昊陵广场转到西关环城路，再从西关转盘经过大同街、新华大街回家，转这一圈差不多要二十华里。
　　回想父亲两次睡着般疲惫不堪的镜头，我忽然明白，我的父亲，九年没骑着自行车的父亲，如今却骑着这么笨重的脚踏三轮车穿越淮阳城，这需要多大的力气！
　　我似乎看到父亲推着沉重地三轮车走过淮阳大街，骑过淮阳北关，推车过太昊陵广场，又骑车穿过西关环城路，然后经过大同街、新华大街回家。
　　到家后的父亲松下一口气，穿越淮阳城，他九年的缺憾补上了。他可以安然睡觉了。
　　我猜想，骑在三轮车飞奔的父亲一定早忘了自己姓甚名谁，更忘了自己的年龄体力，他只想在他十年前自如穿梭地地方再自由地骑上一把，过上一把瘾。
　　可是，我的父亲又哪里只是在骑三轮车，他分明是以自己的方式与他留恋的世界作最后的告别。想起前两天不停地看80大寿录像的父亲，我泪流不止，爸分明是在一次次回味中与家人告别？
　　半个月后，三楼的金银花以前所未有的浓艳开了，让我想起《城南旧事》里英子那稚气的声音：“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而今，爸爸的祡荆花开了，凌霄花开了，父亲用五年时间修剪的从一楼架到三楼的葡萄架，还有祡珠花、扁珠，朱顶红，鸡冠花，那些叫上名字和叫不上名字的花草在春天里一片葱郁，而父亲却去了远方。
　　从一楼到三楼，点点滴滴，我的父亲，你的气息无处不在，可是再也没有父亲的踪影。走在通往三楼的楼梯上，我第一次感到了家的空大，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依无靠。没有了父亲的家，空空荡荡，空，空，从未有过的空，让家失去了支撑点，失去了平衡。
　　父亲，你坚实的臂膀让我们靠了许多许多年，此时的我才真真切切感受到。
　　几个月后，在杭州永福禅寺文景阁内，僧人的一幅摄影作品让我陡然看到了父亲的影子。
左边是篱笆墙，右边是凌乱的山石，脚下是层层叠叠的山路，在灰蒙蒙的天幕中，一个穿着土黄色长袍的僧人踽踽独行，前方山路迷蒙，身后是圆圆的落日。
　　僧人的背影在迷蒙的山路上矫健而沉稳，这一诗化的场景让我想起父亲。
　　踽踽独行，不正是父亲的写照吗？
　　我的父亲，他一生都走在这样的路上，戴发修行。
　　那迷蒙的远方是对父亲的召唤。那红红的落日是父亲留下的余光，或者，也正是这余光，牵着我的父亲再次走向远方。
　　父亲远去了，在路上。
　　对远去的父亲，我还想像以前那样，拿出喜欢抒情的德性，不惜用三年五年的时间，攒足劲把蕴酿在心中的情感浓烈表达，可是，我亲爱的父亲，你的女儿，已无法像以前那样拧上发条一直上劲，然后释放那压抑的情感，如今的我已像那失修的发条，滑轮了，只能写下这琐琐屑屑的文字。
　　父亲三年的祭日到了，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父亲不知从哪闯了回来，一副匆忙急促、旅途疲劳的样子。我心里一惊，再看父亲，却是一个画面，父亲在宽幅的屏幕上，青面青衣，中年时的清癯模样，藏青色的中山装，像多年前的卡其布料，朦胧中，父亲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父亲说，他去党校学习了三年，如今结束了。
　　梦中的我松了一口气，庆幸父亲又回来了。我们又生活在一起了。
　　三个月后，我又做了一个梦。
　　深秋，三楼，秋末的残枝败叶中，硕大暗红的鸡冠花挺立着，这时，我看到了父亲，他正看着花儿对我笑。父亲说，前一段身体不好，快不行了，到一个地方养病，调养了三年，现在又精神了，就又起来了，哪里都可以去了。
　　暗红的鸡冠花泣血昭示着时光、轮回，给我以残阳如血的壮烈，那浓烈的红瞬间撞击心扉，让我感受到了强烈被撞击的疼痛。
　　哦，父亲，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