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高铁

火车/高铁
文/匡建华
今年国庆长假，乘宜昌到武汉城际高铁，转了一圈，又有了新感觉。
有人说，高铁就是比火车跑得快一点儿的火车；也有人说，高铁是火车的孙子，继承了先辈的优良基因，活出了更好的自己。
在土家山寨长大的我，高中毕业前没有走出山寨的大门，没有见过火车的模样，要说见过，那只在书本上，或在电影里。
上大学时我才见到的火车真容，因为学校后面有一条铁路经过，每天可听到那一声声震撼人心的长笛，看到那一节节整齐划一的车厢，一股股喷发有力的蒸汽。有一个周日，几个好友专门到学校附近的一个火车站观摩了半天，这里瞅瞅，那里摸摸，包括长长的钢轨、一排排枕木，都感到新鲜，看到那大货车，就想起了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火车的模样，还特意拍了一组照片送给了家人和好友。
大学后面有一个小山包，安静，我们时常到那儿看书，山包下有一条铁路经过。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坐在铁轨上看书，或许是入了迷，火车来了，他还没有离开的意思，吓得同学们尖叫，也许就是这一叫才让他惊醒，他朝轨道旁的沟里一滚才避免了意外。不过那同学有一段时间时常被那场景的梦惊醒。
听父母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们经常到外地参观学习，坐的就是火车，大家像军人一样，背着背包上路，一坐就是几天几夜，坐的腿子都肿了。也就是那几年，大队要成立粮食加工厂，何叔叔他们一行三人座火车到武汉买机器。在路过一个车站暂停，同行的老林要下车看热闹，由于没有时间概念，回来时火车已关门开车了。老林急着高声呼喊，“司机同志快停车，我还没上车呢”。他以为是家乡的拖拉机，一喊司机就会停的。
我坐上火车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那一次是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车票是请一位老乡代买的，可当时那老乡又不在单位，就请蔡师傅到火车站送我，为难的是我们俩互不相识，又没手机，只好拿一张报纸作为接头暗号，在约定的地点见面，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是在搞什么特务活动。 在火车上我遇到一位老乡，我问他，您是大专家，为什么不坐飞机啊？他告诉我，原来是准备坐飞机的，可飞机上了天转了几圈又下来了，而且是连续两次，感觉预兆不好，就改为坐火车。后来我也坐了几趟飞机，好像是吊在空中，只有下了飞机心里压的那块石头才落了地。我觉得还是坐火车接地气，心里踏实，沿途还可观一路风景。
那时乘坐火车从宜昌到北京需要24小时，且有线电话少，更不说无线电话，就在出发前，给在北京读大学的弟弟发了个电报，让他第二天上午到火车站来接我。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我到了弟弟学校一个多小时邮递员才将电报送到。 高铁是近二十年的事儿，火车“哐当、哐当”声音转变成了呼呼飞速前进的节奏，让回家的路变得更加通畅、舒适。
过去是火车少人多，买票困难，车站买票的人群有时排的队长达半里路，到窗口还一定能买到票。票贩子由此而生，有的明知受害，但为了早日回家而不得已为之；有时请人代买，不说手续费，至少欠别人一个人情。现在好了，实行的是实名制，还可以在网上购票，让那些票贩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进高铁站也少了不少事儿，凭身份证、刷脸，门就自动开了，除了安检，没有检票、反复验票的流程，开始还有点儿不习惯，生怕没取票会带来麻烦，结果一切顺利。
高铁的速度快，客人在车上时间短，减少了车上用餐的消费。想起三十年前坐火车，吃一碗盒饭就是十块钱。现在看来不算贵，可在当年却是我工资的四分之一，吃的有一儿点心疼。同座的老乡安慰我，你又不是经常出差，偶然享受一次就不要计较了。土家山寨著名的农民诗人习久兰，曾经就给我们讲过他的一段往事，那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从到北京领奖了回家，口袋中只剩下一盒饭钱，如果吃了饭，就要走着回家，只好饿着欣赏自己的作品。幸亏偶到一位粉丝与他同坐，请他吃了一顿才度过难关，两人也因热爱文学而结缘。
在我的印象中，三十几年前火车晚点是常事。记得那次开会结束后返程火车的时间是晚上十点，可上车时已是次日一点。在火车候车大厅等车的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人们总是走来走去，挤来挤去，直到深夜才渐渐安静下来，乘客开始打起了瞌睡，睡相睡姿各异，东倒西歪，是那年代的一道风景：有座椅上睡的；有少数站着斜倚在座椅背上，似睡非睡；有的就躺在座位下地面上睡；还有在卫生间平台上睡的。经过二十七个小时漫漫行程，于第三天的早上三点钟才到达目的地，又找一个旅店睡了一会儿，天亮后才乘坐公交车回家。
高铁与火车相比更准时，进站与出站几乎是以分钟计算。车开动了，一切又如想象中的美好，看窗外的物景，有一种空中飞翔的感觉。在一趟趟宽敞明亮的高铁列车上，尽管窗外景色疾速后退，但车内却十分平稳，秩序井然，没有普通列车的拥挤，更没有传统火车的“哐当、哐当”的噪音，一杯水放在茶几上几乎不会溢出。移动信号不受影响，在出行中还可以做一些急需处理事务。
高铁目前已成为一张国家名片，是我们身边流动的风景线，拓展了我们视野，给人带来了欢乐和信心。在高铁上游一圈，可以用一个“快”字来形容中华大地的变化。如果每隔几年不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真是有迷失方向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