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坐在月明里

父亲，寡言。 年轻的父亲，也曾走南闯北过，农闲时，走乡串寨，收破铜烂铁。父亲翻山越岭，去到更深更闭塞的山寨，看不见繁华高楼，也没有城里的月光。 父亲原本可以从山寨走出去，走向不一样的人生。曾身为县剧团台柱的小姑嫁给了飞行员，随了军。路途遥远，只逢年过节回家看看祖母兄长，车接车送来去匆匆。身为老师的叔叔也去过州府，到过省城，看过天安门，游过故宫。年少的父亲，成绩极好。可中学时，祖父因病去世，为给祖父治病家徒四壁，身为家中长子，父亲就是天天不吃饭光喝水都不能再念书，祖母因祖父的去世，元气大伤，卧病在床，叔叔小姑尚年幼，大姑也不过十来岁，十三四岁的父亲，只好卷起破被烂褥，红着眼睛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老师同学，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中的梁柱，和大姑一起，挑起照顾生病的祖母和抚养弟弟妹妹的重担。 父亲由此从文弱书生快速地成长为田地里的一把好手。插秧、种谷、割麦，样样不逊寨子里的青壮年，和寨子里的二十来岁的后生们，天蒙蒙亮就去爬酷暑天山巅上还有积雪的白云山，到杉木丛中去采蘑菇和猕猴桃、到茶田里去采茶叶，换回弟弟妹妹的学费和一家的生计，或者，和叔叔婶子们去后山的野竹林里砍青竹，剃尽枝叶，一捆一捆地背回家，与十来岁的大姑一起，用自己搓的棕绳编织竹席，卖到供销社，甚至，和寨子里的捉蛇好手学捉蛇，初生牛犊不怕虎，父亲专门捉那些有着巨毒的五花蛇和七步蛇，弄死晒干之后，可以卖个好价钱，一条五花蛇能顶小半亩水田的收入。我小时候，家里常常吃蛇肉，就是因为父亲能捉蛇。虽有几次，差点丧命，母亲劝过好几次，但父亲总说自己命大，蛇奈他不得，我行我素。 为了贴补家用，农闲时，大冬天，父亲穿山走寨，吆喝着收破铜烂铁，旧胶鞋底、旧塑料，为多卖一点钱，父亲舍弃近在山寨咫尺的乡供销社不卖，非穿着破了洞的袜子和鞋底磨得光滑的解放鞋，走两三个小时的山道，去镇上的供销社。父亲还养过蜂，油菜花开的季节，父亲带着他的蜂，离群索居，在油菜花开得密密层层的地方，寻一避风处，用杉木和茅草，搭一个遮风挡雨的茅草棚，睡觉吃饭都在里面。一个人一住就是十天半月。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山寨的时候，父亲敏锐地嗅到了商机，在大舅的引领下，父亲是第二个从山寨外面引进橘子树和沙田柚的人，和母亲一起，在老屋所倚的后山上，开辟了一大片荒山，种上橘子树、沙田柚，两三年的光景，枝繁叶茂，小有收成。父亲没事就喜欢在挂满半青半黄的桔园里转，怕谁偷摘了他的橘子，晚上，就睡在桔园里搭建的简陋窝棚里。靠着这片橘园、柚园，父亲将叔叔送进师范读书，毕业当了老师，不用像他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将小姑送到艺术学院，学她喜欢的舞蹈，让小姑能不必遵从古老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将儿女们相继送进大学，有能力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而父亲，为了陪伴年迈的祖母，连州府都不曾到过，舍不得花钱，也怕祖母无人伺候。 叔叔和姑姑们相继成家立业，祖母，也在九十五岁时寿终正寝。白发渐生的父亲在叔叔姑姑面前有绝对话语权，这是给他越来越密的白发和逐渐佝偻的脊梁的安慰和补偿。 如果不是因为母亲，我对父亲，也是绝对崇拜。因为母亲，我和父亲之间，隔海隔山。 年轻的父亲，也许是因为生活的重负无处宣泄排解，所有情绪的刀枪锋芒都对准了母亲，在母亲面前，父亲所有的修养都荡然无存。少年的文弱书生，瞬间成了一只凶横的狼。 由此，我小小的心里，年复一年，没有存下多少父爱，只有越积越深的怕与怨恨。尤其母亲在精神病院那三年，我跟父亲，像仇人。 后来，我离家远走，偶尔回家，看见卸下肩上的重担的父亲，性情大变，也许因为愧疚，对母亲，忽然变得无微不至、温存体贴，也没有了在母亲面前的说一不二。但我们之间，依然形同陌路。我回，我走，父亲似乎从来视而不见。善良的母亲早已原谅年轻父亲的血气方刚和鲁莽冲动。私底下，母亲对我说过很多父亲的好话，说父亲不容易，要理解他，说父亲是疼我的，他只是不说出来，说我每次离家，父亲都在院子里的老杏树下看着我，直到看不见我的背影。其实我明白，我是父母亲好不容易活下来的第三个孩子，父亲的心里，是珍视的。 不是没有触动。我是父亲的女儿，身体里，流着父亲的血液，和他一样地不善表达，和他一样地倔强，和他一样地不肯示弱，和他一样地即使心里潮起潮落，表面，却平如静湖，不生觳纹。 父亲读过中学。在乡下，算是识字人。父亲的字写得不错。偶尔还有乡邻让父亲带笔给远行的亲人写信。可是，父亲却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字。十几岁离家，写给我的家书，都是不识字的母亲让别人带笔或者让弟弟写的。父亲的字，我是认得的。就跟父亲从不写信给我一样，我写给家里的信，也吝啬，从不在“父亲”这个称呼上落一笔。 我给家打电话的日子也不多，多半是母亲接。偶尔父亲接，听到是我的声音，会说：“我喊你娘。”然后大声地唤母亲过来。可每次，和母亲说完话，母亲都会问一句：“你爹在旁边呐。” 父亲在旁边。我却不吭声。挂断电话，眼里，总会蓦然生泪。 父亲，并非不写信给儿女。妹妹和父亲的感情最好，在外上大学时，虽然电话很方便，可一个学期，总会收到父亲几封信。虽然不多，也知道父亲其实不会写什么，无非是一些日常生活的问询和叮嘱，却足以让我羡慕。偶尔和妹妹通电话，听她开心地说起父亲，说父亲真罗嗦。我听得出来，虽然妹妹说父亲罗嗦，可甜甜的语气里是藏不住的幸福，我甚至能看到电话那端妹妹脸上的笑意。细细地听妹妹说着父亲的唠叨，在妹妹的话语里，感受父亲的爱。一直以为父亲是冰冷而坚硬的，却不知父亲还有着如此细腻温情的一面。在妹妹的叙述里，父亲，在我心中，一点点生长，不再隐形。 在潜意识里，很盼有一封父亲的家书，跟写给妹妹的一样，絮絮叨叨地叮咛，罗罗嗦嗦地嘱咐。可就跟父亲了解我的倔强一样，我也了解父亲的固执。从来没有奢望过父亲的家书。其实即便父亲写给了我，我也不一定能回信。 日子沉默地流动，经年在外，时光何时偷走了父亲的岁月，压弯了父亲挺直的脊梁？我一无所知。前些年，不服老的父亲，居然又种下一片板栗树，几年之后，栗树成林。到如今，属于父亲的家产越来越多：田地、桔园，板栗园，还有，新盖的几间瓦房。和瓦房四周，他抽空种下的果木：桃树、李树、枇杷树、梨树，还有一片青竹园。年轻时的父亲编织的背篓，名声广播十里八乡。 祖母去世后，随着山寨的搬迁撤移，父亲和母亲被弟弟接到了城里。 父亲住不惯城市，父亲说：城市里有啥好的，连喝口水都要花钱。还满嘴怪味儿。父亲不知道，城市里的自来水，会添加漂白过滤剂，即便这样，也不能直接饮用，要烧开，否则会闹肚子。哪里比得上他的土家山寨呢？随便在山里的哪个地方行走，都有清亮亮的泉水，从半山腰的山洞里一路叮叮咚咚，渴了，蹲下身，摘两片桐叶或者干脆用手，掬一捧，从舌尖甜到心，从心凉到肺。 父亲说：城市里的房子，是蜂箱，住在里面，喘气儿都费劲，憋得慌。城市里的房子哪里能像他的山寨啊，推门就是有着泥土清香的田野，抬眼，就能看见对面山上，他早年开荒的绿油油的桔园，门前，就是一条穿寨而过的河流，流水微声里，有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还有，和他一起，在光阴的流逝了花白了鬓发的老伙伴。 父亲还说：城里的车太多了，那么宽的马路，还你挤我我挤你，过来过去还得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城里闹哄哄的，晚上睡觉也能听到喇叭声，不安生。哪里像他的土家山寨呢？一条不宽的公路，父亲的水牛和鸭子就在路上将军一样踱着方步，大摇大摆，自在悠闲，到了夜晚，连小虫儿们都睡熟了，万籁俱静，一觉能睡到自然醒。 在城里住了几天，父亲就惦记着回乡下，弟弟再去接，父亲总能找到这样那样的理由不走。 60岁那年，父亲因为仰头打板栗，一颗板栗落下来，正好落在眼睛上，板栗壳上的刺扎进了眼睛里，看好之后，弟弟说什么也不让父亲再住山寨的老屋里。为了儿女们不担心，父亲如今也安然地住了下来。好在，离山寨并不远，想回去看看，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 年少时对父亲的怨恨，似乎在岁月渐生的白发里慢慢溶解消散。打给母亲电话里会问一句：爹呢？逢年过节回家，也会与父亲闲坐聊几句家常，仅仅是家常，不说我，也不问他。 今年夏天，妹妹利用年假，带着终于一身轻松的父亲和母亲转了个大圈。去了青岛，看了看海。回家的父亲很兴奋，逢人就说海。 冰心《繁星春水》第七十五首是写给父亲的诗：父亲呵，出来坐在月明里，我想听你说你的海。 在这首诗里辗转良久：不管如何与父亲恩怨，我的一生，都游弋在父亲的海里。我们，就是父亲的明月。 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参加过甲午战争，他心中的海，不知道冰心有没有听过。我的父亲，初中毕业，一生务农。但我想，父亲的心中也一定有他的海。 今年也翻修了老屋，虽然无人居住。但那是父亲的根。也许会有一个月明的夜晚，和父亲一起坐在老屋的院子里，听他说说青岛，说说他不止于青岛的海，说说他未来得及出港就折了桅杆不曾驶向远方的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