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放在身体最安静的地方
2020-09-24叙事散文曹国魂
把手放在身体最安静的地方文·曹国魂坐在卫生所木质椅子上，一边欣赏朋友桌子上靠近电脑的一些花卉，一边和他谈论一些非是非非的话题。朋友很健谈，时不时从抽屉里取出一支烟来叼在唇上，打火机的火焰很微弱，弱的几乎比透过玻璃窗子过来的阳光还感觉不到有温
把手放在身体最安静的地方
文·曹国魂
坐在卫生所木质椅子上，一边欣赏朋友桌子上靠近电脑的一些花卉，一边和他谈论一些非是非非的话题。朋友很健谈，时不时从抽屉里取出一支烟来叼在唇上，打火机的火焰很微弱，弱的几乎比透过玻璃窗子过来的阳光还感觉不到有温暖的存在。朋友拖着一双自己做的布料拖鞋，来回穿梭在卫生所和里屋，一边为在座的会诊，一边为里屋里输液的患者换药。卫生所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医生，负责门诊看病，一个是药师，平日里给病人打针换药外，兼职卫生所里的出纳会计。
这两个人，一个是我的朋友小M，一个是她的妻子。
卫生所就在他家的一楼底下。朋友的妻子不在家，这个季节病人少，朋友还有八九亩承包地，妻子去地里薅草去了。
已是初夏，卫生所大门外有两排紫花槐，浓浓的槐花香趁我们鼻息的时候从门缝里溜进来，加上朋友的一杯滚烫的咖啡，暗藏在内心深处的抑郁呼啦就被打散了。卫生所墙上有我书写的三幅条幅，是早年的写的，行草书有些拘谨，有些幼稚和软弱。朋友看我半天不言语，便从墙上的字到现在我给他写的对联说起我现在的书法，一股脑儿夸的我无地自容，坐立不安起来。
为了支开朋友没完没了的牛皮话，我便问起和他住得不远的小学老师S，朋友说，刚才还见他从卫生所门前过去。
已经好久没有和他一起蹲一会儿，没有和他闲聊的机会我似乎就要快忘记我的童年，我儿时的记忆将会永远无法从内心被重新翻起来。
当我背着姐姐背过的花书包拉着姐姐的手穿过村子里的杏林，穿过乱坟岗，第一次走进校门。上初中的二哥领着我走到一个脸色有些憔悴的大个子跟前，二哥给他行了一个礼，叫他S老师。S老师摸着我的头。我第一次见到老师，对老师有些失望。他除了上衣口袋里别一支钢笔外，穿戴远远不如我二叔。我二叔那时已经穿着呢子大褂，的确良衬衣白得耀眼。这就是老师，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的，有些掉色。
就是他，摸着我头的老师，一摸就是三年。
因为S老师的学历较低，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换了班主任，换成了他刚进校门的堂叔。我们从此改口叫他“大S”老师，叫他堂叔“小S”老师。那一年春天开学不久，我母亲突发脑淤血去世。母亲去世的时候刚刚过了四十六满岁。二哥、二姐相继退学，那年全国上下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年仅十七岁的二哥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还没有灶台高的二姐放下花书包，做了锅丫头。父亲硬撑着领着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度过悠长的黑夜与白天。
母亲去世后，过了头七我去上学。S老师从教室里把我叫出去，又一次摸着我的头，低声对我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就对我说。我低着头不敢望他，怯怯地给他行了一个礼，飞奔进了教室，坐在教室里只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根本看不清黑榜上的字。
月底全校大扫除检查，检查个人卫生的老师要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通报我们班，说因为我的头发过长，个人卫生落后。就是他，S老师走到全体师生面前，纠正了和澄清了此事：不是这个学生不讲究卫生，而是家乡习俗，父母不在世不过五七三十五天不能理发，理胡须。所有的师生一时之间失语，不再纠缠此事。
有时候有意无意我会趴在他宿舍的窗子底下看他，看他用红墨水批作业的姿势，等他回过神来发觉我的时候，我又一溜烟跑开。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S老师似乎就是我的救世主，是来爱我的。
或许因为失去了母爱，或许因为失去了关爱我的老师，我的学习成绩也逐渐下滑，从全班第一名到小学毕业考试的第六名，我变得孤僻沉默，很少和同学接触。
在S老师任我班主任的三年里，我像宠儿，拼音本子每天下午写得满当当的。上下左右多少来去、日月水火土木风云，这些初识的汉字在我作业本上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像是刀刻的，也就常常不在我跟前，被他拿到其他班或者高年级轮流示范展览。三年来，我在他的呵护下，拿走了全年级所有的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的奖状，在全公社六一活动大会上，学区专干亲自为我颁奖，亲自把我的裤腰带系了一遍，我只记得一时之间大会台子下引来哄堂大笑一阵子。
一个人的一生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很多人的影响，往往就是这些人成就或是改变了一个人的性格。后来我逐步向更高的学校迈进，S老师虽在一村子里也很少见面。我只知道他因经济拮据，娶了一个四川女人，也有了一对儿女。也知道他因为学历低，在最后一批民办老师考试的时候被刷下来的。我也知道，在村民大会选举的时候，他被选为副主任，我二哥当选为村支部书记。S老师干了一届，因为为人老实，处理村里矛盾的时候不圆滑，被降为村里的文书。
当然，那是多年的事了，我二哥早已考进了市上的公务员。
在他做村文书的几十年里，最后因为清查账目时候欠下四万多元公款被上级党委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为他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党委考虑他担任文书的时候是疏忽了记账，过失行为。减为一半，并且分四年偿还。村委会也决定帮他一把，在村委会门前租赁给他一间房子，让他经营自行车配件，偶尔也维修一下自行车。这几年他不再修自行车了，开始维修摩托车，尽管技术不太精湛，但在村子里还是可以应急的。
去年的时候因为心脏病住了几次院，胃也不好，人看上去很消瘦。
和朋友M在他的卫生所还在聊天的空儿，S老师是，说曹操曹操就到。S老师捂着胸口，说是心绞痛，前几天村里文化广场剪裁，村里唱大戏，碰见了早年的老朋友和几个学生，愣是把他拉到馆子里弄了一桌，喝了就两杯，下午感觉就不对了。他见我也坐在这儿，没等我伸出手，他放在心脏上的手和另一只手紧紧攥住了我的手，依旧笑嘻嘻的：贼儿子，咋来了？
他明显老了许多，脸色灰蒙蒙地，才五十多岁的人，头发白的厉害，腰也有些驼。我眼睛一下子湿润起来。
但这一次他没摸我的头，握过我的手之后，依旧放在心脏上。
我知道，那是身体最安宁静的地方。
文·曹国魂
坐在卫生所木质椅子上，一边欣赏朋友桌子上靠近电脑的一些花卉，一边和他谈论一些非是非非的话题。朋友很健谈，时不时从抽屉里取出一支烟来叼在唇上，打火机的火焰很微弱，弱的几乎比透过玻璃窗子过来的阳光还感觉不到有温暖的存在。朋友拖着一双自己做的布料拖鞋，来回穿梭在卫生所和里屋，一边为在座的会诊，一边为里屋里输液的患者换药。卫生所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医生，负责门诊看病，一个是药师，平日里给病人打针换药外，兼职卫生所里的出纳会计。
这两个人，一个是我的朋友小M，一个是她的妻子。
卫生所就在他家的一楼底下。朋友的妻子不在家，这个季节病人少，朋友还有八九亩承包地，妻子去地里薅草去了。
已是初夏，卫生所大门外有两排紫花槐，浓浓的槐花香趁我们鼻息的时候从门缝里溜进来，加上朋友的一杯滚烫的咖啡，暗藏在内心深处的抑郁呼啦就被打散了。卫生所墙上有我书写的三幅条幅，是早年的写的，行草书有些拘谨，有些幼稚和软弱。朋友看我半天不言语，便从墙上的字到现在我给他写的对联说起我现在的书法，一股脑儿夸的我无地自容，坐立不安起来。
为了支开朋友没完没了的牛皮话，我便问起和他住得不远的小学老师S，朋友说，刚才还见他从卫生所门前过去。
已经好久没有和他一起蹲一会儿，没有和他闲聊的机会我似乎就要快忘记我的童年，我儿时的记忆将会永远无法从内心被重新翻起来。
当我背着姐姐背过的花书包拉着姐姐的手穿过村子里的杏林，穿过乱坟岗，第一次走进校门。上初中的二哥领着我走到一个脸色有些憔悴的大个子跟前，二哥给他行了一个礼，叫他S老师。S老师摸着我的头。我第一次见到老师，对老师有些失望。他除了上衣口袋里别一支钢笔外，穿戴远远不如我二叔。我二叔那时已经穿着呢子大褂，的确良衬衣白得耀眼。这就是老师，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的，有些掉色。
就是他，摸着我头的老师，一摸就是三年。
因为S老师的学历较低，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换了班主任，换成了他刚进校门的堂叔。我们从此改口叫他“大S”老师，叫他堂叔“小S”老师。那一年春天开学不久，我母亲突发脑淤血去世。母亲去世的时候刚刚过了四十六满岁。二哥、二姐相继退学，那年全国上下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年仅十七岁的二哥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还没有灶台高的二姐放下花书包，做了锅丫头。父亲硬撑着领着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度过悠长的黑夜与白天。
母亲去世后，过了头七我去上学。S老师从教室里把我叫出去，又一次摸着我的头，低声对我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就对我说。我低着头不敢望他，怯怯地给他行了一个礼，飞奔进了教室，坐在教室里只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根本看不清黑榜上的字。
月底全校大扫除检查，检查个人卫生的老师要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通报我们班，说因为我的头发过长，个人卫生落后。就是他，S老师走到全体师生面前，纠正了和澄清了此事：不是这个学生不讲究卫生，而是家乡习俗，父母不在世不过五七三十五天不能理发，理胡须。所有的师生一时之间失语，不再纠缠此事。
有时候有意无意我会趴在他宿舍的窗子底下看他，看他用红墨水批作业的姿势，等他回过神来发觉我的时候，我又一溜烟跑开。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S老师似乎就是我的救世主，是来爱我的。
或许因为失去了母爱，或许因为失去了关爱我的老师，我的学习成绩也逐渐下滑，从全班第一名到小学毕业考试的第六名，我变得孤僻沉默，很少和同学接触。
在S老师任我班主任的三年里，我像宠儿，拼音本子每天下午写得满当当的。上下左右多少来去、日月水火土木风云，这些初识的汉字在我作业本上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像是刀刻的，也就常常不在我跟前，被他拿到其他班或者高年级轮流示范展览。三年来，我在他的呵护下，拿走了全年级所有的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的奖状，在全公社六一活动大会上，学区专干亲自为我颁奖，亲自把我的裤腰带系了一遍，我只记得一时之间大会台子下引来哄堂大笑一阵子。
一个人的一生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很多人的影响，往往就是这些人成就或是改变了一个人的性格。后来我逐步向更高的学校迈进，S老师虽在一村子里也很少见面。我只知道他因经济拮据，娶了一个四川女人，也有了一对儿女。也知道他因为学历低，在最后一批民办老师考试的时候被刷下来的。我也知道，在村民大会选举的时候，他被选为副主任，我二哥当选为村支部书记。S老师干了一届，因为为人老实，处理村里矛盾的时候不圆滑，被降为村里的文书。
当然，那是多年的事了，我二哥早已考进了市上的公务员。
在他做村文书的几十年里，最后因为清查账目时候欠下四万多元公款被上级党委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为他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党委考虑他担任文书的时候是疏忽了记账，过失行为。减为一半，并且分四年偿还。村委会也决定帮他一把，在村委会门前租赁给他一间房子，让他经营自行车配件，偶尔也维修一下自行车。这几年他不再修自行车了，开始维修摩托车，尽管技术不太精湛，但在村子里还是可以应急的。
去年的时候因为心脏病住了几次院，胃也不好，人看上去很消瘦。
和朋友M在他的卫生所还在聊天的空儿，S老师是，说曹操曹操就到。S老师捂着胸口，说是心绞痛，前几天村里文化广场剪裁，村里唱大戏，碰见了早年的老朋友和几个学生，愣是把他拉到馆子里弄了一桌，喝了就两杯，下午感觉就不对了。他见我也坐在这儿，没等我伸出手，他放在心脏上的手和另一只手紧紧攥住了我的手，依旧笑嘻嘻的：贼儿子，咋来了？
他明显老了许多，脸色灰蒙蒙地，才五十多岁的人，头发白的厉害，腰也有些驼。我眼睛一下子湿润起来。
但这一次他没摸我的头，握过我的手之后，依旧放在心脏上。
我知道，那是身体最安宁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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