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亲

　　 寻亲
　　亲情是难以忘怀的，不论远隔了万水千山，不论分别到何年何月，它总是不弃不离，相伴相随。
　　我的父亲是著名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故乡——四川省中江县人。早年父母双亡，靠着亲友的帮扶，才得以生存。十三、四岁时，为生活所迫，便与年龄相仿，同是孤儿的侄子禄外出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一路上两人相依为命，晚上挤在一个窝棚里睡觉，白天做工时相互帮衬，常常一个馒头分两半吃，一块破布共遮雨。二人辗转来到云南，父亲参加了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禄不愿从军，两人离别，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信。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在大理安顿下来，娶妻生子，并在下关参加工作。孤身一人在云南的父亲，一直思念远方的亲人，多次写信回四川老家，均无回音。托人查找，也无结果，他思乡之情日益浓重。
　　上世纪70年代初，一批四川知青到云南插队，父亲多方打听，四处托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远房亲戚。父亲对他关爱有加，每次路过下关，都在我家吃住。家中虽很困难，特别是粮食不够吃，但都尽其所能，热情招待。后来，他不但自己来，还经常带了其他同伴朋友来。母亲不厌其扰，发了几句牢骚，他一赌气，就从此不见影踪了。
　　第一次寻亲的挫折，并没有终止父亲寻找亲人的强烈愿望。1976年，父亲到四川出差，专门绕道前往中江县，亲自打探亲人的消息。苍天不负有心人，虽然当年的亲人亡的亡，走的走，但父亲终于得到了他现存的唯一亲人，曾与之患难与共的侄子禄的消息。禄在广西柳州铁路局，他激动万分，立即给禄写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几天后，回信来了，分别30多年的叔侄取得了联系。他们在信中满含热泪地互诉了分别后的经历，目前的生活状况和思念之情。由于禄受过工伤，行动不便，他决定让自己的大女儿霞专程到下关探望父亲。
　　1977年8月霞受禄的嘱托，携带桂林三花酒、桂圆等礼物，请假来到下关，受到了全家热情欢迎。霞性情豪爽大方，身体高大强健，是一个篮球运动员，虽是初次见面，却与全家人相处融洽。她和我年龄相差无几，但因辈份的关系，她叫我大叔叔，连小她好几岁的四弟，她也称为四叔。第二天父母就和她前往西洱河峡谷中风景优美，水质绝佳的天然温泉，洗去长途跋涉的尘沙。以后几天，母亲带她游览下关的风景名胜，还到了大理古城，探访在大理的老居。我带她去了我工作的下关二中。
　　一个多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在家人的再三挽留中，霞要启程返回了。临行前，我们全家与霞拍了张合影，这是十多年来我们的第一张全家像。这时，一个难题摆在我们面前。原来，霞上下班路远，很需要一辆自行车代步。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广西却买不到好的自行车。而云南当时的工业品由上海直接供应，反而能买到。于是在来之前，她给我家寄来一百多元钱，请我们帮她买一辆名牌自行车。我们收集了全家好几个月的供应券，买到了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准备在她返回时带走。谁知这时我一打听才知道，为了防止物资倒流，铁道部门禁止自行车运出省外。这样霞到昆明上火车，如果自行车无法带走，她人生地不熟，到时其处境之尴尬可想而知。8月我正值暑假，于是，父亲决定要我送她到昆明，设法将自行车带走，实在不行，也可将车带回。
　　我找到老同学大王，他是汽车驾驶员，话不多，但为人非常实在，曾给我多次帮助。他又一次慨然相助，驾车把我们和自行车一起带到昆明，买到了次日中午一点三十分到柳州的火车票。我找到在铁路局工作的另一位同学，证实自行车确实不能上火车，看来我只能把车带回去了。可是，霞急需车却拿不走，我家不需要车，却要在已经很挤的家里占块地方，还要想办法还那一百多元钱，想想实在不甘心。那位同学出主意，让我们把车拆散，想办法混上车。霞不愧是工人，三下五除二，就把自行车拆开，所有零件装在一个纸箱中，同学找来几张席子，把三角架和钢圈包起来。文革中我到省外外调时，曾经扒过车，知道车站都有一条员工通道，直接通到铁路。一问果然有，我摸清了通道的入口，以备万一。
　　第二天，我拿着拆散的自行车，忐忑不安地送霞上车。刚到候车室门口，加了包装的三角架和钢圈仍然逃不过铁路员工的火眼金睛，被拦下了，霞只能拿着一箱零件进站。我告诉霞，上车后，一点钟准时把手伸出窗外，用一块颜色鲜艳的手帕，指示我她所在的车厢，我从铁道上把东西送过去。我拿着钢圈，扛起三角架，从员工通道穿过铁路，埋伏在一片荒草中。此时，我心中十分紧张，现在零件已带走，如果我手中的东西不能随车而去，一辆自行车分尸两地，谁也用不成。损失这辆车，相当于损失我半年的工资，比带不走还糟糕。这迫使我破釜沉舟，铤而走险。一点钟到，我准时走上铁道，远远地看到了霞挥舞的手帕。这时，几个铁路员工从我身边走过，我强作镇定，沿铁道边不慌不忙地行走，似乎是个过路的行人。来到霞所在的车厢附近，才猛一转身，直插过去。她在上面接，我在下面递，很快把东西从窗口塞了进去。这时车厢内一片混乱，人人忙着收自己的东西，谁也没有注意，霞迅速把东西放到座椅下，向我作了个成功的手势。我久悬的心终于放下，才挥手告别，快步离去。
　　走出车站，刚才精力充沛，思维敏捷的我突然感到头昏脑胀，全身无力，可能是一种高度紧张后的虚脱。我实在想不通，这是什么鬼政策，运走一辆自己的自行车，怎么会这么难？搞得像走私贩毒一样，逼得我“违法乱纪”，当了一次“铁道游击队”。但为了亲情，我顾不得这许多了。这时，大王怕我遇到麻烦，也来到了车站，想助一臂之力。得知事情已经办妥，便兴奋地驱车返回下关。
　　过了几天，收到了霞的来信，她已顺利到达柳州，骑自行车上班又快又轻松。对这次大理之行，对我们全家的热情接待，深表感谢。特别是我送她上昆明，想方设法，冒着风险，帮她带走自行车一事，感到终生难忘。
　　几年以后，禄在柳州病逝，又过了些年我的父母也相继去世，我们四兄弟和霞姐妹俩也先后成家，忙于各自的生活工作，双方联系日渐减少。后来随着工作单位的变动，竟失去了联系，看来老一辈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亲情，就要在我们这一代终结了。
　　2006年八月，早已离开下关二中，到大理师范工作多年的我，突然接到一封皱皱巴巴的，从下关二中转来的信。霞在信中急切地寻找我们，并附有自己所在单位、通信地址、座机手机电话，迫切希望我们收到信后尽快与她们联系。看完信，在感动之余，我感到有些惭愧，我们似乎将她们遗忘了，她们还对我们念念不忘，费尽心力，寻找我们。我当即打电话过去，她接到电话十分惊喜，告诉我，这几年她写过许多信了，分别寄到州商业局、下关饭店（父亲的工作单位）、下关二中，甚至母亲当时工作的西大街幼儿园，结果都如石沉大海，音信全无。她几乎绝望了，想不到这封一年多前寄出的信，不知得到了哪位好心人的帮助，终于到达了我的手中。
　　我们感慨唏嘘，相互告之了对方的情况。知道她现在柳州铁路局机电厂工作，丈夫王原是位火车司机，现任单位的工会主席，生有两个女儿。妹妹敏和母亲也同在柳州，全家人生活条件比过去有很大改善，只是母亲不慎跌伤，行动不便。她热情地邀请我们全家到柳州去玩。我也详细介绍了目前家中的情况，并寄去了全家的照片。双方的联系得以恢复。
　　2010年9月霞从四川打来电话，说她们夫妇到成都参加全国铁路系统老年门球比赛，准备回老家中江一趟，然后到大理探望我们。国庆前夕，她们风尘仆仆，拿着从中江老家带来的细如发丝的手工挂面，和从广西带来的桂圆干等礼品来到下关。现在出门，谁还带这么笨重的东西，真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虽然分别已经多年了，但一见面，我马上认出了她。三十三年前她还是一个青春少女，现在已是年近六十，当奶奶的人了。当年的长辫变成了短发，但容颜轮廓基本不变，她的身体还是那样的高大健壮，性格还是那样的热情豪爽。我们热情招待远方的来客，妻子下厨，做了一大桌好菜，大家边吃边谈，几十年了，霞对上次到下关的一切还历历在目。特别是我送她上昆明，如何想尽办法，冒险送走自行车一事的整个过程，甚至每一个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
　　第二天，我陪他们外出游览。按霞的要求，我先来到当年居住的大理州商业局，我们一家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霞第一次到下关就住在这里。这原来是一座典型的白族民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三个四合院连环相套，我家就住在最里面的漏角中（五天井中的小天井）。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四合院早被拆除，变成了一幢幢单调乏味的单元楼。霞努力想找到一点当年的影子，却只能失望而归。
　　我们来到西大街，通过一条狭窄曲折，很少有人通过的小巷，来到母亲当年工作的西大街幼儿园。这里倒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幼儿园教室变成了居民的住宅。古老破旧，摇摇欲坠的房屋，显然正面临着拆迁的命运。霞对此却很感兴趣，她似乎从这破旧的房屋里唤醒了当年的记忆，想起了母亲带她到幼儿园来的情景。
　　接着，我又带他们游览了万人冢、弥陀寺、文庙、关迤、明珠广场等市内的风景名胜和正阳时代广场、人民街、鸳浦街等霞当年走过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霞根本认不出来了。
　　下午，乘坐同事阿杜的小车，到郊区游览。我们首先来到她上次与我父母一起去沐浴洗尘的温泉。原来低矮破旧的温泉，已经变成了一个个宽大秀美的温水游泳池，旁边贫穷的村庄，变成了一幢幢漂亮的别墅、花园、水池和别具一格的温泉度假酒店。绿树环绕、碧水淙淙，环境极其幽静。可是当年的热闹、拥挤，当年的温馨也一去不复返了。
　　离开温泉，我们驱车来到位于苍山一个小山包上的灵瑞庵。这里是观赏下关风景的绝佳之处，站在灵瑞庵的主楼上，整个下关一览无遗，近处的高楼大厦，繁华的街道，秀丽的西洱河，远处宽阔的洱海、绿树红墙的团山洱海公园、造型独特的龙山、欣欣向荣的海东尽收眼底，连远在百里之外的鸡足山，雄伟的宝塔也隐约可见。王十分高兴，边欣赏风景，边拿出手机连连拍照。
　　灵瑞庵旁边的山坡上，有我父母和二弟的墓茔，霞坚持要前去拜谒，考虑到坡陡路滑，林密难寻，时间又紧，我没有同意。霞的眼中露出明显的遗憾。
　　离开灵瑞庵，直插洱海边的奥林匹克全民健身中心。这是由两个庞大的贝壳型建筑和一片广场、绿地组成的体育场馆。再上龙山，这里有高高矗立的旋转餐厅雄风塔，四条身披金甲的巨龙，在四周环绕，旁边是繁花似锦的大理州政府办公区。
　　最后来到我曾工作过的下关二中。这所我亲手参与建设的学校，早已改变了模样。除一两间小平房外，当年我们建设的所有教学楼、宿舍、办公楼、食堂都已拆除重建，气势宏大的崭新教学楼顶上，球形的天文台，在高高的山坡上显得特别壮观。霞对这些不屑一顾，忙着寻找我当年居住的房屋。那间只有16平方米的房间，在我的精心呵护下，成了一个温馨的小屋，伴随我度过了在二中单身、结婚、生子的十年时光，至今念念不忘。可我当年居住的地方，原先的两层小楼早已消失，重建了一幢四层的教师宿舍。现在连这座教师宿舍许多房间也人去楼空，听说也要拆除重建了。这又给我和霞留下了些许遗憾。
　　回到家中，妻子已准备好丰盛的晚餐。两个弟弟和家人，听到霞夫妻到来的消息，也特地赶来相聚。在酒足饭饱，畅谈一番之后，我们一起拍下了合影，这是我们与霞的第二次合影，也是我们几兄弟全家人多年来的第一次合影。
　　次日，平时很少陪客人外出的妻子，特地和我一起陪霞夫妇前往大理古城游览。我们到了儿媳工作的大理学院，这是云南省校园环境最好的学校。又来到古城中著名的五华楼、红龙井、古城楼、大元帅府，以及绿树与清泉相伴，鲜花与彩蝶共舞的步行街。边走边热心地向他俩介绍大理的风景名胜，历史文化。但霞似乎兴致不高，来到南门附近，她突然提出要到我父母在大理居住过的地方看看。那是一条小街，正在整治，尘土飞扬，沙石遍地，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妻子告诉她，那房子已经封闭，进不去了，但她坚持要去。我带她小心地穿过尘土、碎石，绕开挖掘机、搅拌机，来到房前，果然门已封死，透过门缝，只见通往院子的小道荒草丛生，显然很久无人走过了。带着某种满足，也带着某些遗憾，我们离开了。
　　从大理归来，按妻子的安排，我们到足生堂做足疗。这里幽雅的环境，周到的服务，令人心旷神怡，身心极度放松。足疗师刚接触到霞的脚，就惊奇地问：“你是搞体育的？”霞自豪地说：“是专业运动员。原来打篮球，现在打门球、气排球。”足疗师对我们说，象这样粗壮、结实的脚骨，他们做了许多足疗，很少遇到过。看着霞高大健壮的身体，瘦小体弱的我，自是十分羡慕。
　　三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按我和妻子的计划，准备留他们住一周左右。后几天参加苍洱一日游，可以游遍天境阁、小普陀、南诏风情岛、蝴蝶泉、三塔寺、崇圣寺等风景。用一天时间乘缆车游览苍山玉带云游路、感通寺、清碧溪、七龙女池、中和寺等名胜。再到温泉的温水游泳池中游泳，还可以到周边的巍宝山、鸡足山、石宝山等地游览。谁知他们事先已经买好了返回柳州的车票，第二天就要离开下关了。我们再三挽留，他们表示，下次再来，而且是开着自己车，带着家人过来，这样可以安安心心，痛痛快快地好好玩一次。在送别的时候，妻子郑重表示，明年我们一定到广西去，探望她的母亲和全家。
　　回到柳州之后，霞打来电话，向我们表示问候和感谢，再次邀请我们到柳州玩。之后又用电子邮件寄来了我们共同的合影。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多月，我突然收到霞的小女儿婷发来的电子邮件。告诉我一个令人无法相信的消息，霞突然病逝了！我根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她的身体强健得令人“嫉妒”，从未听说过有什么病，怎么会突然病逝呢？我立即给王打去了电话，事情得到了无情的证实。王告诉我，霞是患肾衰竭去世的。她走得很突然，也很平静。临终前她为自己能重返大理，与我们全家重逢，了却了多年的心愿而欣慰。嘱咐女儿一定要尽快把他们家人的照片给我发送过来。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时一件事陡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临别前，我问霞，对这次来下关，有什么感受？我想她一定会对下关的巨大变化，感慨万分，赞许有加，谁知她却说出一句让我大吃一惊的话来：“我还是更喜欢原来那个清秀的小镇。”我突然明白了，多年来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的霞，她这次来，在意的不是高楼大厦，不是风景名胜，她更不是来游山玩水，而是寻找过去，寻找与我们全家的交往，寻找那份难得的亲情。结合我们外出游览时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不得不承认，她的大理之行，寻找的是我父母生活的遗迹，寻找的是和我的父母及全家的那份浓浓的亲情。难道在冥冥之中，她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她要用有限的生命，完成自己最后的心愿。
　　我们该怎样做呢？难道让我们的父辈在患难之中建立的亲情，由我们这一代用相互帮助和亲切交往延续和发展的亲情，霞无比珍惜的亲情，随着霞的离开而逝去，当然不能，现在该是我们赴柳州探访寻亲的时候了。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1-3-19 12:2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