涪江往事（四）

     1995年的夏天，涪江上游的密林深处下了好几场大雨，河水早早地变得混浊了，河面上漂浮着一些枯木，到了学校下面的洄水弯，打了几个旋，再也漂不动，就停留下来。附近村里的男人们把裤脚挽到了膝盖以上，手里拿着长长的顶端带钩的长木棍，站在河边打捞停留在洄水弯的“水落柴”。那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遇上漂浮过来几人合抱的圆木，铁钩搭上一使劲，人就被漂流的木头带到河里了，只剩下岸边的一片惊叫声。

    没事的时候，我和尤小园都会去看热闹。看到有人站在河边打捞漂来的大木头，也会扯着嗓子大声喊，小心啊！

    陈树说，每隔几年，就会有人因为捞“水落柴”而被笨重的木头扯到河里淹死。涪江上游有个伐木场，当年搞建设砍倒了很多粗壮的木头，有一些没有及时运走就留在了山里的陡坡上。每一年的夏天，几场暴雨后就会有一部分木头从山里冲入涪江，惹得沿岸的男人们都会冒着危险去拦截。

    陈树的家就在学校几里外的镇上，他几乎可以天天回家，这也成了我们外地人羨慕的理由。杨涛就曾经感慨地说，陈老师，还是你安逸哦，离家这么近。

    只是谁也不会想到，陈树和杨涛这两位年轻的老师会在1995年的夏天经历一场人生变故，一个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另一个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那个夏天。

    1995年的夏天，气温比记忆里任何一个夏天都要高几度，热得很。午饭后，除了几个值班的老师，其他老师和学生都在宿舍睡午觉。我们的单身宿舍前有两棵树，一棵是大的杏树，另一棵是小很多的石榴树，杏树下放了一张脱了漆的长木椅。杨涛和陈树都喜欢下围棋，午饭后，他们搬出一张小方桌，摆好棋布，就开始了黑白厮杀。

    杨涛的棋技要稍高一筹，只要局势已定，苍白的脸上就浮现出笑容，嘴角一抿脸颊上的酒窝就显了出来，他轻声说，输肯定是输定了，只是看看输了几子。陈树就摸摸头，连声说，再来再来。

    杨涛给人的感觉可以用“弱不禁风”来形容，瘦高的身材好像穿任何型号的衣服都显得空荡荡的，又爱莫名其妙地流鼻血，很多时候，看见他昂起头走出教室，我们就知道他又流鼻血了。

    陈树不一样，矮墩墩的，很壮实，学生很怕他，只要他一声吼，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吓得学生一溜烟地跑开了。

    除了周末，杨涛和陈树的“来一盘”几乎成了惯例。可是五月末，一连几天杏子树下都是空荡荡的，不见杨涛，就看见陈树双手放在背后板着脸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我奇怪了，问，杨老师和陈老师怎么不下一局了呢？有老师就说，杨涛去市里检查身体了，他的腋下长了一个大包块。

    那是1995年啊，我们都还很年轻，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鲜活的年轻的生命会渐渐地消失，我总以为每一天的日子都会这样云淡风轻地过去，不会有天大的变故。可是，一周后，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坏消息，杨涛生了大病，基本上不可能治愈的大病。话是从校长嘴里出来的，我惊呆了，不愿相信这个消息。

    领导安排其他老师承担了杨涛所教两个班的语文教学任务，学校的气氛沉闷了许多，陈树也没人下棋了，很多时候他都会下午骑着自行车回家，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骑着自行车返校。那时候，平江公路还是单行道的泥巴路，往返两地的客车很少，最多见的就是那种铃声清脆的二八杠的自行车。

    六一到了，附近的小学请中学的老师过去联欢，我们学校也放了半天假，杨树也去了，那辆后座已经露出弹簧的自行车放在他的宿舍门前。我和尤晓园没有去，我们坐在杏子树下闲聊，说到杨涛，都忍不住地叹气，那么年轻，可惜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来学校后，每一年的5.4青年节和12.9纪念活动 ，我们都会接受团支部书记杨涛的安排，配合他做一些活动。杨涛喜欢穿白衬衫，个子又高，站在操场前凸起的台上，手拿话筒说话的样子很好看。我想象不出他呆在医院病床上的样子，只要一想起他，就是那个干净的白衣飘飘的年轻人。

    我和尤小园没话可说了就发呆，我倒着坐在椅子上，下巴搁在椅背上，眼睛看向几百米外的敞开着的学校大门，忽然看到三五成群的人都从校门前跑过，老人小孩，男人女人，嘴里还喊着什么。尤晓园跑过去又跑回来，拉着我往外跑，嘴里说“翻车了，翻车了”。

    围墙外的公路边，已经围了很多人，下面的河坝上也有不少人，一辆客车，在学校上面一公里左右的急转弯处，翻到涪江里了，客车塞满了人，连过道都站的人。涪江上游自四月中旬起就开始下雨涨水了，此刻眼前的河水早已不再清澈透明，河面上漂浮着一些不明物，学校下面的洄水弯更是堆满了杂物。

    旁边大多是看热闹的人，叽叽喳喳争先恐后地说着他们知道的事，说有一家大小四口都在车上的，还有江油关那家卖烙饼的两夫妻，中途还上了一些过完六一回家的小学生，长途的，短途的，满满的一车人。

    天暗了下来，一些警察守在路旁，拦着那些越来越靠近河边的人。我心里想，千万别下雨。

    学校没有剩下几个老师，我和尤晓园相互看了看，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人越来越多了，隐隐约约地也听到了一些哭声，一个老年人说，肯定在沿河一路找人，很多人漂到这里的洄水弯就不走了。我看了一下那个混浊的洄水弯，怕冷一样抖了下。

    天快黑了，学校的其他老师才陆陆续续地回来，我们也知道了一些其他的确切的消息，最令人震惊的是，陈树居然也在那辆客车上，他是满满一车以个位数活下来几个人的其中一个。

    后来，陈树告诉我们，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冲到河对岸的沙滩上了，从客车翻下去的那一刻 ，他的记忆就没有了。他说，他一身湿透，半卧在沙石上，发呆，发呆，一直发呆，听到有人惊叫，那里有个人还活着，他才反应过来说的是自己。我们都感叹，也安慰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接下的一周时间，学校外面的涪江河边都在找人，河边的石堆旁偶尔有人燃了一堆火，有人边烧纸边哭。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尤晓园晚上尽量少喝水，不敢上厕所，哪怕天上有明亮的月亮，深夜也不敢出门，即使是白天也不轻易去涪江边，心里总会冒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念头。

    陈树好像被那一次的灾难拈去了胆，整个人显得很没精神，常常摇头，说一些少年老成的话，诸如“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平安才是福”，而那一年，陈树还是个没有恋爱的单身小伙子。

    杨涛有一个正在谈的女友，是卫生所的护士，这一生病，恐怕也不会有结果了。七月的一天，杨涛来了一次学校，是笑着来的，没有说告别，可处处在告别。他和陈树又坐在杏树下，摆开阵势杀了几局。我们都在围观，大家谈笑风生，甚至开着玩笑，杨涛摸摸光秃秃的头，说，陈老师的棋艺大有长进啊。我们没有问杨涛的病情，尽量和以往一样，陈树也没有说起上一次的翻车事件，仿佛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发生过任何事。后来，杨涛把围棋装好送给了陈树，他说，留个念想。

    我和尤晓园去看了杨涛两次。第一次是在市里的中心医院，没有想到的是，杨涛太坚强乐观了，他还在医院病人们煮饭的房间里熬中药。他说，都要试试，能多活一天是一天，每一天都会有新药问世，说不定就有治疗他这个病的药了。我看着穿着偌大的病号服蹲在地上守着中药灌的杨涛，只有笑笑，那种小心翼翼的笑，想好的那些安慰的话也说不出口。真的盼望有奇迹，说不定杨涛就好了，比生病前还要健康。

    第二次去看杨涛，情况变得糟透了，他躺在床上，说话声音很小，说，太疼了，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止疼，其他的不多想了，早走早解脱。那时候，他身边已经离不开人，父母不在了，只有哥哥嫂子们轮流守护。杨涛喜欢干净，提得最多的要求就是“换下里面的衣服，脏了”。我问，我们可以帮点什么忙不，杨涛的大哥摇了摇头。

    听杨涛的家人说，他的女友也去过一次，去了就是告诉他分手这件事，杨涛扬起手给了她一巴掌，问她，就不能再等等啊，时间也不多了。我在心里是责怪这个女人的，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都不应该在杨涛卧病不起的时候说这话。

    杨涛走得很快，暑假就走了。我们都去送了他，我和尤晓园蹲在他的照片前边烧纸，脑子里都是他在的时候的样子，斯文的微笑的快乐的，一想眼泪就忍不住，尤晓园也吸着鼻子哭。我听到有两个女的在一边悄声说，这两个女子哪个是涛的女友啊？我又想笑，心里说，一个都不是。

    1995年的夏天，杨涛走了，陈树快速地在附近的厂里谈了一个女朋友。我也知道，对待生活要认真要快乐，谁也不能预测明天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