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记

   孕期大概在第十周。去妇幼保健站体检，说是妊高症，需要服药以帮助控制血压升高。以后每月一次，检查，看胎位，取药。说是要服药到孩子出生，血压自然会降到正常值。

    这是怎样的一个病症，我一概不得而知。家里有高血压病史，我妈四十岁左右开始检查出高血压，一直在服药。我爸五十岁左右检查出高血压，也在服药。我爷爷被打成右派后，从城里下放到我们住的村子里。我们住村头，他住村尾。一日夜里，城里的小叔来乡下玩，跟他睡一起，第二天早起，发现爷爷不动了。小叔急煞煞地跑过来告诉奶奶，奶奶不出声，吩咐三叔五叔他们过去。两个叔叔飞快地跑过多家密集的村户，几块狭长的稻田，到村西头那户独住人家的厢房一看，爷爷真的死了。 当时村子里除了赤脚医生，没有其他懂得的人。人已死，又是敏感期，都没有过多地追究死因，就匆匆地葬在了后山里。

    就家族来说，我爷爷娶了我奶奶，养大了我爸兄妹六个后，又娶了我奶奶的妹妹，即在城里女中教书的姨奶奶。后我奶奶倔强地带领我爸几兄弟姊妹逃离了县城，自愿地来到乡下生活。那时的大姑已出嫁，父亲排老二，已在城里工作，这是后话。我城里的大叔、姑姑（即姨奶奶的儿子女儿），因高血压病致偏瘫多年，如今还坐在轮椅里。城里的二叔与我的兄长，在五十不到的年龄，皆因高血压病而早逝。父亲虽吸取经验教训，平日注重饮食，运动，但在前几年，还是因为高血压突发而逝去。现在想来，爷爷也一定是高血压并发症发作，才去得如此轻快如此悄无声息吧。

    孕期越往后，血压没有降，反而往上走。体检时医生说你这个病症遇到的情况较少，到生产时为保险起见，建议你去省城医院。我一脸懵懂。县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是老公好友的母亲，她说没关系，刚开始发作时你就尽快来医院。

    十一月初的南方小城已是深秋，早晚多少有了一些寒意。那天傍晚，吃过晚饭后，身子一阵阵紧，我妈赶紧吩咐我们去医院。到了医院没多久，腹部的阵痛开始袭来。不痛时脑袋里就像长了一条瞌睡虫，睡眠就在那短暂的间隙里沉沉地睡去，直到被下一阵子的痛惊醒，如此反复来去。就这样折腾到大半夜，痛这个字眼一下失去了踪影。忙问身旁的他，他说护士已给你打了止痛针，明天下午给你做剖腹产手术。原来在我阵痛的时候，护士举着针头穿过皮肤扎进皮肉的痛我已完全感受不到，我一直在睡眠与阵痛里作着挣扎，多希望睡眠不被打断，能让我好好地睡上一个完整的觉。或者可以说，是阵痛的痛感完全覆盖了平日打小针时的痛感，以至于我完全不记得有打针这个细节。

    第二天早上清醒过来的时候，他轻描淡写地说，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单。但是不要紧，医院的手术已做了多例，他们说没有问题。他极力地选择字词，仿佛是在安慰我。这其中一定有一个取舍的问题，如果意外发生，到底是救母还是救子。他承担了多大的心理煎熬，我不知道，事后他说签字的时候，他的手一直握不住笔。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就像一条路中间突然出现的断层、裂缝，担心或惧怕，都不能将它抹去。除了认命，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下午五时分，当我躺在医院五楼的一间手术室，我的手脚已被缚住，头部上方罩上了一个四方形的罩子，眼睛只能往上看。我选择闭上眼睛，只有听力与感觉仍在。只听见医生大喊：快去拿血袋，需要输血。准备做麻醉时，说是找不到麻醉师，麻醉师已下班回家。医生无奈，只有自己动手，做局部麻醉。我的两只手臂一边挂着降压液，一边挂着输血液。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它们就像是我命悬一线求生的稻草，仿佛我的两只手已牢牢地抓住了它们。打了麻药后，身体麻木了，其实手术的过程，我是清晰的。我能感知刀子划开的皮肉，也能听见他们轻声的低语，仿佛是有意说给我听。他们怕我沉睡过去，怕我出乎他们的意料，让他们准备好的结局变更。他们一边用手术刀在解剖我的身体，一边喃喃地告诉我手术已做到了哪里。我的孩子，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一个女人的一生，一定要经历这样的孕育方式，才能抵达生命的高峰。而我们自身的生命，需要取决于外物的帮助，才能走过孕育的过程。

    在失去知觉的世界里，仿佛痛苦已经远离，肉体与灵魂成了两个分离的部分。肉体在厮杀搏击，而灵魂在此刻享受着温馨的时刻，没有痛苦，惊惧，没有取舍，只有期待。这样的期待仿佛是窗外投进的一束光。那束光穿过早春，至夏秋，现在正以温暖的方式照着我的身体。那束光从远古走来，也一定能够照拂我腹腔里的孩子。

    当医生把一个小小的人儿托在手中，并要我睁开眼睛看看。我睁开闭上了许久的眼睛，看着那个我不认识的小人儿，似乎是一种确认。随后就被护士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