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池旧梦

      这座山已经很老，老了就会被人遗忘。好在司马迁在《史记》中给它留下一笔：文帝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宝子山是巍巍铜山上的一座山峰，山顶饱满平缓，据传当年邓通就在此处冶铜铸钱。山上至今尚存一些矿坑洞，山坡还有很多地方留有大量矿渣，这是当年采矿炼铜时留下的遗迹。
      宝子山下有个天池，原是细流汇聚的山塘。清乾隆年间，乡民扩建该塘为数顷泓池。自此，山乡灌溉便利，水旱无馑。池边有一碑，碑文载民国六年再次扩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期间，村民对坝体加高、加固，蓄水量更大，池面也愈显宏阔。一方三十余亩半天然、半人工的池子，放在平原地方，算不得什么。但放在川西山麓的半山腰，远离溪涧河流的地方，就是大山的子民们水汪汪的希望。
      自天池以下，坡势显得缓柔开阔。乡亲们依山开筑大片山田。春夏时节，层层错错的梯田里禾苗青青，秋则漫坡稻谷金黄，间杂绿树和竹林，俨然金嵌玉的玲珑格局。山坡向阳，梯田透气性好，再加上天池水的润泽，所产稻米粒大饱满，煮出的饭香软濡口，是当地一大特产。
      近些年，老百姓不再种稻谷，满山遍植茶树。如此一来，天池便卸了持续数百年的灌溉使命，春夏秋冬都绿盈盈地丰满在那里，闲出一片嘉山胜水。池边有一农家乐，我们坐在堤畔木廊下喝茶。微浪与岸壁厮磨出欢快的声音。一叶狭长的木船随风闲漂在水面。数只水鸟掠过，搅乱远处几间青瓦老屋的倒影。竹树掩映的房舍山墙上，笔锋粗朴的毛主席语录还在，只是墨色已经洇淡。大家掏出手机拍这天波开镜的画面，忙着发微信。不过，隐藏在陂塘生烟后面的人文故事，却不是手机镜头能够摄取的。

      农家乐主人撒网捕捞几条肥鱼后，给我们摆开农门阵：这里的山本来不叫天凤山，但因为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大家就习惯用这个名字。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一群成都青年来到天凤乡，在天池边开始他们的插队生涯，17岁的戴思杰就是其中之一。这群年青人大多是省城医学院的子弟，好些父辈是颇有名望的专家、教授。这些人身上，流着书香门第、名医世家的血液。他们在天凤山上，住木屋，点油灯，吃玉米面。和当地人一起干粗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刚开始时，他们对山乡生活“水土不服”。不会烧柴火，咽不下粗粮，稚嫩的身体扛不住肩挑背磨的苦。山里人劳动，常常一干就是一整天。年轻人没经验，不知道带干粮上山，或者不会做馍无粮可带。一到下午就饿得头昏眼花，浑身乏力。村民们把自己的玉米馍分给他们吃，大家也不讲究，用沾满泥土的手捧馍猛啃……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的清苦、劳作的艰苦都渐渐适应，和村民之间相处也越渐热络。农闲时节，结伴到莲顶山採竹笋，到宝峰土煤窑里背煤炭，打着火把到邻村看坝坝电影,在天池里耍水捉鱼。村子里的牛滚落山崖摔死了，知青和村民攀葛爬藤背回牛肉，在山村坝子里“打牙祭”，一起嚼着老牛肉喝酒，围着火堆唱歌。
      我妻子的外婆家就在天凤山。那年夏天，他们家房子着火了。附近几个村子的知青拿着搪瓷脸盆和村民们前来救火。他们一次次冲进烈火危房，抢出衣被、家具和粮食。没有水，大家舀猪圈粪坑里的水泼火。臭烘烘的粪水淋得知青们脸上、身上到处都是。大火扑灭后，他们到天池里清洗身体和衣服。舅舅们讲，如果不是知青们帮抢出那么多东西，后来的生活还真不知会多难捱。
      与村民日渐融洽，不代表就能完全融入这片土地。遥远而偏僻的大山里，最难熬的是无聊，最难解的是迷惘，最难克服的是精神世界的苍白与贫瘠。戴思杰和伙伴们找到音乐和书籍，填补内心的空乏。闲暇时，他们在吊脚楼上看小说，在草坡上拉小提琴、吹口琴，在农家小院里为乡亲们说书，聚在天池岸边演奏乐器，一泓清波回荡着悠悠曲调，倒也生出几分“文艺范”的味道。慢慢的，戴思杰们喜欢上了这天凤山，喜欢上苦涩而诗意的山中岁月。当然，也喜欢上了天凤山上美丽的姑娘。
      在穷乡僻壤之地，怀着对知识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也许还有对山里人苦难生活的怜悯,他们在冰冷的土地上拭擦出爱情的火苗，在寂寞荒村里历练成长。天凤山上憨厚朴实的山民、时而耿直时而扭曲的村长、怪诞的巫师、苍凉的山歌，以及来自远方的巴尔扎克和 violin，交织成戴思杰们世界观里最初的经纬。
       三年插队生活，也是戴思杰心中那颗文艺种子疯狂发芽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他爱看书，会拉小提琴。但几乎没有人知晓，在天池边的小木屋里，戴思杰悄悄地进行文学创作。夜深人静，昏暗的油灯照亮了山村的夜晚。钢笔在纸页上游走时发出的沙沙声，让年轻的心悸动而激奋。窗外的夜色湮灭了通往山外的路，如豆的灯光，却在年青人眼中跳跃。戴思杰将创作的小说寄给沈从文，沈老用毛笔对他的文字圈点、修改后寄了回来。隔着千山万水，他们凭借书信展开忘年之交。在沈从文的鼓励下，戴思杰一直坚持写作……
      三年后，戴思杰离开了天凤山。插队的经历激发了他骨子里的那份坚韧。回到久违的都市，戴思杰经过疯狂的学习和努力，终于考上大学。先后在四川大学、南开大学攻读历史和西方艺术史。1983年底赴法留学，学习艺术和电影。毕业后，戴思杰留在艺术之都巴黎，开始拍摄电视剧、电影。旅法期间，也许是塞纳河上的波光云影让他想起遥远天池的盈盈碧波，巴黎圣母院广场上的鸽群让他怀念天凤山上的鸟语鸣啾，香榭丽舍大道的时髦女郎让他回忆起竹林深处姑娘的歌声。戴思杰根据自己在天凤山插队的生活背景、用法文创作了小说《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特殊的经历、情感，加上非凡的法文创作笔力，使作品迅速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多次再版，被翻译成二十几个国家的不同版本。英文平装本持续10周登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畅销榜。
      故事和才华的叠加，让戴思杰一夜成名。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后，他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天池边，准备将这里作为拍摄基地。无奈，天凤山的盘山公路狭窄难行，大型机具运不上去，山上的民用电路也无法满足拍摄要求。地方政府当时拿不出数以百万计的资金加宽路面、架设高压电网。带着一本书衣锦还乡，戴思杰最终失落地离开，重寻新的拍摄地。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借一个叫张家界的地方演绎。就这样，天池错过了一部电影的光影叙事，错过了明星周迅、陈坤、刘烨的身影。
      书和电影我都看过，对电影的印象更深。那些唯美的镜头，把年青人的苦闷、沉重与追求再现得淋漓尽致。它们，像一抹绚丽的油彩，那么强烈地涂抹在天凤山这张幽暗的画布上。
      如果仅仅是反映山野里的爱情，《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还算不得优秀，这样的情节在太多文艺作品中出现过。小说和电影的出奇之处在结尾，小裁缝出走了。城市来的年轻人点燃了山里姑娘的梦，而她的梦却在山外的远方。这样的结局，颇有哲学思辨的意味。同样，老磨工的出现仿佛是神来之笔，盐水泡石子下酒，折射了生活的苦、生命的坚韧。
      “啥鸟飞来节节高？啥鸟飞来像双刀？啥鸟飞到天池里？啥鸟飞来伏青草……”老磨工酒后犷野、原始的山歌，是艺术与现实之间的拉扯，是作者笔下不可忽略的亮色。
      一个人与一座山偶然相遇，触发了一个美丽的故事，天池的名字乘着电影的翅膀飞向世界。秀美的山峦上，还残留着主角们的蛛丝马迹。人们试图在天池边，在那些古老的村落里寻找故事的原型。但结果始终是模糊的。也许，在戴思杰们眼中，每一个天凤山的姑娘，都是当年的小裁缝。在乡亲们的印象里，每一个远方来的年轻人，都可以是戴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