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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戏剧讲坛有两届我没能参加，都是迎头撞上了省“五星工程奖”。“割爱”的“割”很准确地诠释出我当时的心情。除这两届以外，我每年都去学习。

      工作以后谈学习，几近奢侈，而在“学习”的外延被无限放大的今天，能进行狭义的字面意义上的学习，不仅奢侈，亦且幸福。每年有那么五到七天，带一本笔记本，握一管黑水笔，在一个窗明几净、冬暖夏凉（空调）的环境里，心无旁骛地聆听来自省内外的名家授课，单想想也是美好。讲台上，或幽默或淡然，或隽永或激情，或优雅或犀利，有些老师与时俱进做了PPT，有时还分享剧照、视频；有些老师习惯脱稿，吐珠咳玉，舌灿莲花，信息量之大与风仪之潇洒，从出了大学校门便难得一见。

      老师当中有编剧，有导演，有演员，有学者，相应的，侧重点也就不同。编剧技巧是讲得最多的，但导演、演员老师谈起戏来，又纯然是另外的视角。学者的课还有似乎跑了题的，从戏剧扩张到文学，从文学引申到文化，从文化辐射到社会，从社会超拔到宗教情怀。假如编剧技巧是精妙的招式，上述这些就是修炼内功，剑招纵使百变千幻、神光离合，内力修为、眼光见识、胸怀境界却更是根本。听潘知常老师的课便有这样的感觉。

    潘老师第一次来讲坛讲了半天，临结束，李明华主任请他谈谈感想，他说他希望下次给他讲一天。大家笑了，李主任亦然。我猜他当时的内心独白是：“既然您不怕疲劳，我何妨从善如流？”于是第二年潘老师实打实地讲满了一整天。

      卡拉OK连唱几首也会嗓子发干，潘老师倒像是讲课永动机。据说他每天需要的睡眠都较常人为少，做学问的精力反较常人旺盛。这从他越讲越是神采奕奕能窥一斑。

      讲坛在不断地寻求变化。开始是一个老师讲几天，后来是几个老师讲一届；开始是讲课加围成一圈儿的学员讨论，后来为节约时间计变成纯粹的讲课；地点也在南京与外地之间来回切换。

      我记得第二届讲坛花落淮安。都说淮扬菜系，依我看来，淮安菜的鲜美犹在扬州之上。有一道菜是蚕蛹剪得金黄焦脆，尝过的都说好吃，那是唯一一道我没敢问津的菜肴。

      当时住的地方远离城区，是一山庄，依树傍水，风光佳胜。生态也好，我和小伙伴卢琦晚上出去散步，数次险些儿踩到瘶蛤蟆，那东西童年后实在极罕见的。回房五分钟，接到母亲电话，与她和几位前辈又在山庄绕了两圈，在还没有“一天一万步”的中年养生理念以前，是我少有的大运动量了（母子共同参加戏剧讲坛我们大概是仅有的一组，前后持续了四五届）。那晚月光清澄，整个山庄宛如泡在一大缸半透明的水里，树木花草就是水波中摇曳的水草。我们在亭台楼阁间穿行，遇到另一拨编剧就停下打个招呼，聊上几句，擦肩而去。都是洒脱的人，彼此并不感到有什么失礼。母亲说每年有几天这样的日子，做神仙不过如此。另一位老师说这一年一度的讲坛便是全省编剧的盛事。李明华主任说，基层有些文化人肚量不广，器小易盈，“要是不巧他还把持着什么，当地的戏剧状况就糟糕了！”那忧心仲仲的口吻，至今犹在眼前。

      那届讲坛我存了照片，那时的我头发丰盛，整体看来还是青年的状态。母亲站在陈明伯伯和杨蓉老师身边，笑得那么明亮。周恩来纪念馆和一片不算太蓝的天空在我们后方。天气不大好，而拍照人的脸上却阳光灿烂。另一张大合照上，我和周广伟毫无形象地开着深V领，纽扣再解下去就接近赤膊了。张军与言禹墨演绎着两种不同风格的萌。陈晶主任前排坐着，安然，欣然，笑容浅浅的，却流露出愉悦与欢喜。这个她辛苦搭建起来的平台正渐渐走向成熟，且日益重要，她虽向来端严，也忍不住要感到欣慰了。

      六年后的合照颇有人面全非之感，有些编剧豹隐江湖，新一代的生力军满脸写着锐意图新的野心。罗舟的气场已同她在剧坛的影响力一样弥漫开来。从在台下听讲，到走上讲台授课，短短几年，破茧成蝶，她发力之快、声势之盛、精品之多着实令人刮目。

      这一届有张照片是我和周琰、言禹墨的三人照。两个男士平淡无奇，周琰居然冒拍照之大不韪，把头伸到镜头前面来了。不怕变形，无惧显胖，你说她率性也行，说她对颜值自信当然也成立。我陪她去过鸡鸣寺，坐的老爷车外形酷似旧上海外滩上开的，是复古的新潮，文艺的机械，相当有范儿。

      另有三张照片，刻意做成黑白照，与背景里的荒凉小巷协调得出奇，平添了几分年代感。虽然当时我确实就是照片上的年纪，其效果却仿佛我隔着几十年时光在回望我照片里的年纪。居心叵测得如此不着痕迹，非周广伟莫属。他是三十几年来第一个夸我写字好看的，不过他补充说是在不考虑汉字表义功能的前提下。我的课堂笔记如同天书，只有我自己看得懂，他夹忙里拍了几张照，发了朋友圈，说字写得像画画，有独特的图案美。我很疑心他是调侃，然而并不是。

      起初我觉着周广伟不大好相处而张军又太好相处，都有点见之生畏。几届讲坛下来，不知从何时起，友谊的任督二脉竟然通了，三个人时常在餐厅里天南海北的吹牛。现在我感觉周广伟有随和（甚至促狭）的一面，张军也有脑生反骨的时候，果然人都是立体的。之后他们被收编为我母亲的干儿子，创造性地提出跟亲儿子竞争上岗，我高冷地拒绝了这无理要求。

      戏剧讲坛每年都是我们盐城编剧人数最多。有人质疑我户口都迁到镇江去了，还一口一个“我们盐城”是何道理？他们不明白世上有许多事本来就没什么道理好讲。你为什么爱写戏呢？又没人拿枪指着你。“我们盐城”编剧的年龄梯次是最齐备的，老中青少，人才济济。曾汉才跟我同一年获戏剧文学奖新人奖，到这时俨然有“老”编剧气象，连照片上的笑纹也一径儿那么有内涵起来。

      说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自然少不了华春兰。会场上的小妹和在群里一样兢兢业业，逢到琐碎的困难总是找她，难得她一直微笑着，还不是礼节性的微笑——要是后者就不“难得”了。夏海滨阿姨与赵亮院长等人平辈论交，因她称我母亲姐姐，致使我间接地在一批人那里矮了辈分。

      一晃十周年了，历届讲坛细碎的风景仍令人印象深刻。譬如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里看书，听隔壁几位编剧畅言欢笑，有时还听到相当完整的句子，听得有共鸣了，我独在墙这边哈哈一乐。譬如会场上老师的话筒突发怪叫，服务员抓耳挠腮搞不定，某位外表典型文科男的编剧施施然上台，鼓捣几下就解决了问题，一脸平静地下来。那从容的态度等于宣告“这都不是事儿”，硬生生把服务员比出了几分狼狈。再譬如餐厅里杯盘叮当，音乐流动，菜香飘浮，刀叉和乌木筷子上镶银的部分反射着灯光，形成一种别样的妥帖，动一动就像会把一整个碰碎了一小片，搅扰了什么似的；又像冬日午后阳台上，膝盖上趴着乖巧的大白猫，惬意满足得简直有点鼻酸。江苏作为戏剧大省在全国堪称翘楚，多达一百余人的编剧队伍数量质量皆让人艳羡，戏剧讲坛不也正是一座精神上的大餐厅，把养料汩汩输给了每一位求学者么？

      一次在苏州观摩中国戏剧节，几天看了七八台戏，其中不乏《带灯》这样的力作。因为时间紧，常常白天在苏州市区看完一场，晚上匆匆赶到吴江等处再看另一场，回城时往往很晚。夜车上，我前后张了张，绝大多数是戏剧讲坛和戏剧文学奖这些源头工程培养出来的编剧。外面的路灯一盏盏掠过，他们的轮廓也是一会儿明显一会儿模糊。轻声谈讲的，看手机的，打盹的，发呆的，都在朦胧夜色和明明暗暗的灯光里踱上了一层薄薄的莹润的釉。在未来的中国戏剧史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终将脱颖而出，光华四射，而他们走向巅峰的旅程，那一站一站，就是讲坛的一年一年。这一车乘客极寻常也极特殊，“难伺候”又太可爱，性情各异却有共同的身份：江苏戏剧讲坛的学生。天地悠悠，前路长长，灯光明灭，戏如人生，我坐在位子上，于车厢的摇摇晃晃中忽然生出一份奇异的感动。耳畔恍惚是《渴望》的主题曲：“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这个问题，可以问殚精竭虑的省剧目室，亦可以问痴心不改的编剧们——而答案早在心中，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