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房

                                                      盖房

                                                     邓世太

    一

    父亲80岁生日当天，与75岁的母亲一起，态度坚决地向我们兄妹提出：盖房子！

    1969年，泼陂河水库建成蓄水，我们被迫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邓围孜。几经周折，最后政府采取插花式移民，把我们安置到罗洼村大余湾。现在的住房，是1970年盖起的，算起来，已经46年了。

    我们兄妹曾经商量，房子目前将就着还能住，如果翻修或新盖，起码要花十几万元，利用率并不高。等两位老人百年以后，房子就不要了。因为我们这些在外地工作的后代，回去继承这份房产的可能性不大。

    现在老人提出了要求，如果坚持不动，我们会落下不孝的埋怨，万一哪一天真出现意外，无论造成人身还是财产方面的损失，都让我们追悔莫及。

    经过权衡，兄妹们一致同意父母的决定。

    二

    当年盖这套房子时，我还不到7岁，脑海中留下的印象终生难忘。

    生产队长指定房址后，急于摆脱寄人篱下状态的父母，就忙着利用农闲时间平整地块、准备物料。盖三间房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遇到天气不好，新房没有盖成，一家老小住没有地方住，饭没地方烧，饥寒交迫中孩子哭嚎，大人叹气，那滋味，确实让人听了揪心！

    我们家盖房用的石头，是从祖居地邓围孜挖出来的。经过400多年的沧桑，石头仍然坚固，时间奈何它不得。父母请来几位壮劳力，或挑或抬，把石头搬运至宽敞的地方，再装上架子车，套上水牛往地基里拉。

    爷爷是方圆几十里烧制砖瓦的权威，外号“鲁班”，每年带着徒子徒孙在交通方便的地方烧窑，挣的钱只够抵交生产队的工分，家里盖房根本用不起青砖。父母只好自己脱土坯。脱土坯需要向生产队申请一块稻田，待秋天稻谷收割完毕，把稻田里的水放干、剩下的谷茬割干净，人或牛拉着石磙将它碾平，等稻田晒干后，拿起专用的铁筢子，在上面划出整齐的方块，用铡刀将本来连在一起的泥巴切成一个个长方体，再用特制的铲子把那些长方体翻开晾晒，待土坯干透后，肩挑车拉，运到房地基处码好备用。

    支撑房屋的柱子，一般由结实的松树或杉木来承担。房架、檩条、椽子、房檐等，需要选用含水率低的木材，并预先作防腐、防虫、防火处理，一点马虎不得。为了节约，父母把旧屋拆下来的木料进行分类，能够使用的继续让它发挥作用，缺少的部分再想办法添置新的。经过木匠、瓦匠和众多亲友村邻的努力，我家的四间瓦房大功告成。为了使新盖的土坯墙，免受雨雪的侵袭，父亲又在次年春天，扯来不少茅草，晒干后编织起来，为新墙披上蓑衣。

    从政府动员移民搬迁开始，父母跟随乡邻先从邓围孜集体搬迁至赵畈村高塘埂，因为诸多矛盾一年后集体迁回邓小寨，结果房屋盖成不到一年，水库水位上升，邓小寨成为孤岛，政府将父母强制安置到大余湾。在颠沛流离迁徙中生活，四年盖三次房，如今终于结束了动荡日子，好歹算有个窝：爷爷住东边一间，挨着的是正屋，我和弟弟住正屋西边，父母和后来出生的妹妹们住在最西头。让我高兴的是，我有了一个专属自己的“书桌”：用废弃的土坯垒起两个墩子，把爷爷烧砖用的模具往上一扣，点燃煤油灯，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写作业了！

    每次放学回来，远远看见自家的房屋耸立在那里，像一面鲜红的旗帜向我招手，就有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

    三

    房子虽然盖好了，生活却不安宁。

    因为我们是外来户，本村的个别坐地户总是对我们充满敌意。

    妇女们拉家常时，母亲经常苦口婆心地解释：金窝银窝不如我的狗窝，要不是政府修水库，谁愿意离开本乡本土出来讨生活？坐地户们嘴上不说，总有人背地里想办法对付你：秋收分粮食，总是他们先把粒大饱满的分走，最后剩下潮湿的瘪谷分给我家；划分自留地，别人家的都是深耕过的熟地，我家是山头的荒地；队长分配农活，同等条件下，别人活儿轻工分多，肩挑重扛的体力活，总有我们家人的身影……

    即使承蒙他们如此“厚爱”，我家的日子过得让他们眼红：我家的自留地底子薄，父母多施肥、勤翻耕，蔬菜长势最好，村民们以为我家的种子好，便把菜苗移栽过去，蔬菜还是长不旺，一旦我家菜地没人，他们便随手薅走一些；农闲时节，父亲编织渔网，到晚上，我背着鱼篓跟在他后面，俩人相伴到野外鱼塘里捕鱼捞虾，每每满载而归，全家人不仅可以打个牙祭，还解决了我们上学的杂费；每逢公社干部下乡派饭，村干部总喜欢往我家带，因为这里有满足他们口腹之欲的鲜味；最让他们眼气的，是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一起去上学，由同一个老师在一间屋里教，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半途而废，而我们家的孩子读一个成一个！

    地里种的蔬菜被人偷了，父母不生气，父亲反而宽慰家人：这只能说明我比别人强！母亲则用筷子指着我们的脑门叮嘱道：你们把书读进肚子里，谁都偷不走！公社干部到我家吃饭，看到我家墙壁上贴满花花绿绿的奖状，越发觉得这户人家的孩子将来有出息。公社干部越表扬，坐地户就越不舒服，“调理”我家人的办法就接踵而至。

    时任村主任住在我家正前方，我家地势高他家地势低，我家正门对着他家后墙，直线距离不过6米。因为学习成绩好，村主任的孩子们对我比较友好。但一遇到利益，所有的感情都被抛到九霄云外。村主任的女儿要到屋后栽树，刚好对着我家大门，这一有悖常理的举动，当然引起我家人的反对。母亲上前理论，一个坚持要把空地留着走路，说你不能在我家门口栽树；一个强调这是我的地盘，我愿意在哪儿栽就在哪儿栽。本来面子上还过得去的两家人，从此心里结下疙瘩。随着时间的推移，疙瘩越缠越大，越拧越紧。父母年岁越来越大，母亲三天两头打电话，让我找人解开这个疙瘩，了却她的心病。

    路是弯的，理是直的。苍天还不绝人之路，难道，村主任的本事真比天大？！我让母亲去找村、镇干部调解。母亲从大队支书找到镇政府的干部，从土管所到派出所，这些大小官员们要么开会，要么打牌，要么喝酒，反正是没有时间过问我家的小事。有好心人劝我母亲：人家村主任是“老干部”，他们的话就是王法，老百姓就应该把他当菩萨供在头顶！你一个小老百姓，搞不赢他，忍口气，算了。

    听到电话里母亲苍老的声音，仿佛望见她憔悴的容颜，听到原村主任的小儿子口出狂言：将来两位老人过世，让你棺材都抬不出门！我的肺都被气炸了，但只有震怒的份！

    在一切向钱看的年代，我远在千里之外，手中无权，口袋无钱，面对父母陷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境地，即使认识几个在当地工作的同学，只凭空嘴说几句白话，谁会平白无故地为我家解决问题？

    好在正义的火种没有彻底泯灭。关键时刻，一位堂姐夫利用关系，邀请村干部，前来为父母作了调解：院墙外4米留给我家做出路，4米外村主任栽树，但不能对我家大门。矛盾虽然暂时得到缓解，但父母始终不理解：我盖房在先，国家确定林权在后，如今，我走路怎么还需要你同意？政府划分林权，你屋后可以栽树，我房前为什么不能栽树？

    这土地，到底是国家的？还是村主任个人的？！

    四

    父母决定盖房，是有原因的：邻村一位同是库区移民的叔叔，十多年前拖儿带女外出打工，原有的责任田任由别人耕种。前年，他从外地打工回来，看到房子已被夷为平地，别人耕种他的责任田硬是不还。村、镇两级领导，无一全帮助解决问题，可怜一对年近八旬的老人，成了无处安身的流浪者，凄凉的晚景让人同情。

    我们兄妹一直都有将父母接出来一起生活的想法，可是他们留恋这块奋斗了近50年的故土，不愿意放弃这块寄托着感情的土地。他们害怕被逼走上族叔的道路，想在有生之年把房子翻新一下，以免除心头的恐惧。

    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有了土地，就能生存；房屋是老百姓赖以立身的基础，也是感情的寄托，就像祖坟和家谱，是心灵的归宿。

    有房才有家，人，只有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安居，心里才踏实。

    2016年，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贾敬龙，因遭遇暴力强拆，打死村支书后自首，被判处死刑，这个案件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按照依法治国的逻辑，一个公民，当他的权益受到损害，必须找相关职能部门去解决。而这些合理诉求一旦得不到相关部门及时正确的处理，必然成为不稳定因素。一旦法律成为权势者的御用工具，伸冤难诉的个体，不惜铤而走险，要求“你不给我个说法，那我就给你个说法”，被逼上梁山，自行了断！这一悲剧让人深思。

    年老体弱的父母，不是血气方刚的贾敬龙，即使欲哭无泪、求告无门，他们也不可能走他那条路，但作为长子，我为无法尽到责任而内疚。我曾经想在网上搜索一下村支书的电话，请求他看在我父母年事已高的份上，抽出时间将问题解决掉。谁知没有搜索出手机号码，却搜索出两封村民的公开举报信：一封由4名党员和23位村民联合举报他贪赃枉法，另一封反映他赌博被公安部门罚款后，由于镇党委书记与其是宗亲，致使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尽管我无法判断这两封信的内容是否真实，但看着举报人名单中我童年的朋友，依我对他的了解，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在网上发布信息的。我已过天命之年，平生最害怕的事情是张口求人。如今，让我向这样一位父母官求情，嘴如何张得开？

    在我不长的人生经历中，无论通过阅读书籍，了解到过去“朝廷皇权不下县”；还是小时候听老人讲述，知道过去的乡村，遇到邻里间有纠纷，当事双方会请来德高望重的人为他们调解，最后达到双方基本都能够接受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被称为“绅士”的人，统统消失，代替他们职责的，是基层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这种组织管理架构设计的初衷值得肯定。可一旦这些基层公职人员屁股坐在既得利益的凳子上，再好的经到他们嘴里，能够念出正确的调调吗？这类基层公职人员为了个人既得利益，将相关职位世袭起来，其后果是什么？

    五

    父母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居房子倒塌，自己没有地方住！在按程序向镇政府递交危房改造申请时说：你同意我也要盖，不同意我也要盖！

    于是，一个电话打给在外搞建筑的堂弟，让他负责设计和施工。生性软弱的父亲，扔出一句硬梆梆的话：钱的事，不用你操心！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纠纷，父母决定，在原来的地基上，再后退一米。这也意味着加大挖土机的工作量，付出的工钱也随即增加。

    但这并不能满足坐地户的愿望。当施工机械开进村庄时，他们把一辆货车停在通往我家的路口，父母不仅要白白付出一天的施工机械占用费，还要另掏7000元从旁边修条路！

    这世道，由坐地户掌握着，人家如此霸道，作为一个外来户，年龄加起来超过150岁的两位老人，对他们徒唤奈何！

    堂弟干过近20年的建筑，对施工管理和组织轻车熟路。在挖土机的轰鸣声中，老房子一天时间夷为平地。

    于是，机器代替了人工，钢筋水泥代替了木头，红砖代替了土坯。一座砖混结构的4间平房，代替了耸立了46年的土坯和灰瓦。

    春节回家，看到村里修建了活动广场，最远的住户离广场有500米远，水泥路面一直硬化到家门口，惟有我家孤悬于村后离广场不足50米的道路，还是泥土，就像一串珍珠项链，中间接了一段草绳。走到家门口，昔日破旧的房屋不见了踪影，新房在原址上落成。父母显得苍老又疲惫，但发自内心的喜悦洋溢在脸上，我明白，那是充满自尊的光芒！

    为了保存证据，原来的墙跟脚没有拆除，它横亘在整齐的砂石路面中间，那样醒目，那样刺眼。

    我不知道，父母心灵上残存的这道障碍，何时能够平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