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采油厂的往事（添加中）

                                               

                                                                     小站

      小站在两座山丘之间，两间平房，一间是值班室，一间是工具房。

      这是六号站。采油厂由无数个小站构成。小站就像戈壁荒漠中一座座小岛，是油田主动脉线上的末梢血管，遍布这片大漠的角角落落。

      这里是我人生的出发地。

      作为一名石油子弟，学校毕业后进入油田工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76年8月，我初中毕业，也没有高中可以上，就和62个同学一起上山下乡，去农场接受再教育。开荒地、挖水渠、种麦子、种各种蔬菜。1977年冬天我们被一辆辆东风牌大卡车拉向油田的个个地方。

      那是个寒冷的11月8日，我们聚集在热气腾腾的大礼堂里，听着讲台上喇叭里喊到自己的名字，便站出来。钻井处、输油处、运输处、采油厂、炼油厂、修井大队，按分配队列上车。去往炼油厂、运输处、输油处的同学欢天喜地，剩下的垂头丧气。特别是分配到钻井处的同学更是无可奈何。记得一位男同学和一位女同学的单位是用拖拉机把他们接走的。无论是拖拉机还是大卡车，车厢都用白色帆布蓬了顶。就像吉普赛人的大篷车。

      就这样我来到了采油厂二大队六号站。二大队是厂里的先进单位，六号站是队里的先进站。

      小站值班室呈长方形，大门对着窗户，虽然只有10平方米大小的空间，但墙上挂满了各种规章制度，油水井流程图，各项任务、指标，每天的油井产量，地下动态和油、水线分布情况等等，各种各样的图表资料都标得整整齐齐，一目了然。还有一个表决心栏，一个表扬栏。那个年代时常会发动名目繁多的大会战。春季上产大会战，红五月竞赛大会战，秋季保任务创超额大会战，冬季保产量大会战。还有各班组流动红旗争夺赛等。不一定那一天早上，队部门前的大喇叭就会发出这样的通知：“同志们，大会战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排除万难取得胜利。”于是，就每个人写一个决心书帖在那里，表示要“8小时内拼命干，8小时外做贡献！力争上游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靠近窗户的地方并着两张桌子，站长一张，值班人员一张。两把椅子，一条可以坐下5个人的长凳放在窗户下面。值班室里还延伸出一个套间，里面安装着水套炉，起着给油管线、水管线和值班室的冬季保温作用。水套炉房是真正的冬暖夏凉。是采油工们值班的时候最喜欢呆的地方，特别是冬天的夜晚，在炉边铺一条羊毛毡，蜷缩在上面，温暖的常常管不住自己的眼睛，被来查夜岗的值班人员逮个正着。水套炉房还是避风的好地方。戈壁深处的油田确水少雨，但却是风的天堂。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那七八级算小风，八九级该干啥干啥，十级以上才防风。大风一起，风吹石头跑，少则12个小时，多则几天几夜不停歇。不管是粗壮的原木电线杆还是钢筋浇铸的水泥电线杆都摆脱不了被腰斩的命运。人被刮走、屋顶被掀的事情时有发生。我15岁那年冬天就在一个风雪交加的下午和大人们一起去寻找一个被风吹走的6岁小男孩，风裹着雪花和沙石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们脸上、身上，根本无法喊出声，三人或五人手挽着手艰难地搜寻着。记得一位个子瘦高的男人不知道怎么走的竟然掉进了一个旱厕坑里，好在冰冻三尺，没有被污物淹没。1个多小时后在防风林的排水沟里找到了孩子，身体被雪和沙土盖住只有头和小手趴在沟沿上。

      在风中那些房顶上铺设的油毛毡和铁皮会像一片片秋天凋零的落叶飘舞着、翻滚着发出很大的声响。友谊馆的铁皮房顶就在一次大风中向城市的西北方向欢快地狂奔。

      工作第二年暮春的一个星期六，我上白班，午后三点左右开始小风变大风。开始并没有在意，照常去巡井看压力，给储油罐量油放水，只是将所经过的门和窗都关紧。可那风越刮越大，我一看不好赶紧回到值班室。电话一直在振铃，拿起电话只听总值班说：“12级大风，注意安全。”后面的话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顷刻间风就在屋外发出非常凄厉的叫声，卷起的石头乒乒乓乓扑向门窗。好似要逃进来一样。我把办公桌上的所有东西都放进抽屉里，将电话拉到水套炉房里。刚刚做完这些，就听到很响很响的玻璃破碎声，风、沙、石头和尘土以胜利的姿态席卷了值班室。我快速地拿起手电筒抱着暖瓶闪进了水套炉房。水套炉房没有窗户，所有风无法直接刮进来，只是尘土飞扬。电灯没有了，电话也静音了。暗夜的房中我席地而坐，靠在一个角落里，听着那地动山摇、鬼哭狼嚎的狂风一直刮。暖瓶里那点水很快就被我喝完了，房间越来越黑，又饥又渴又怕，心里不由得胡思乱想，眼泪不停地流。想家，想爸爸妈妈，想弟弟妹妹，也不知道家里现在怎样了。大风一直刮到星期日午后2点多才渐渐停下来。站长及同事们都来了，只见值班室一片狼藉，地上桌子上足足有十公分厚的沙石土，而我鼻腔和嘴里也全是沙土，脸上白一道黑一道，活像个唱戏的。

      小站的面貌和环境和这个站的站长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顾站长是个又严厉、又利索、又勤快的人，对一切工作都严格要求做到完美，并且身体力行，我们小站干净整齐。

       小站的前面有两棵高耸的白杨树，后面是一片红柳树从。值班室和工具房之间的距离很宽敞，地面用红砖铺成，人字形的图案立体感很强。四周用砖的一个角围成一圈倒V字形的院子。院子外一米内的地方均无杂草乱石。

       工具房前方有一个1米2见方的钢板桌，那是岗位练兵台。每天早上大班和下夜班的人都要按照站长的安排进行不同的技术技能操作，管子套扣、换盘根、换油嘴等等，随时准备迎接各种技术比武。技术比武分实际操作和理论两部分。掌握油田地层特点，摸清生产规律，提高采油工艺是指理论上。平时每个采油工都要熟记的座右铭就是：“采用工作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

      我也曾经获得过“局油井分析能手”的称号，那是我的荣誉也是小站的荣誉。奖品是一个深蓝色面的小笔记本，我至今还保存着。

      小站方圆500里的辖区内有21口油水井和一个油气转运站。自喷井安装着采油树，绿色的。地层压力不够了就安装抽油机，橙色的。所有井口都要求没有油汁污点，井场平整无杂草石块。

      有一天，我上白班，和大班祁师傅一起清理一台抽油机井，按规章制度是要将抽油机停下才能进行清理工作，停机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要准确记录几点几分停的，几点几分开的，因为它和产量有关系，谁都不想自己班的产量比其它班的少。祁师傅围着抽油机找可以看得见的油污，我在平整井场，把风吹来的枯草和碎石拣出去。伴随一声沉闷的倒地声，一节食指飞落到我眼前，抬头一看，祁师傅抱着右手跌坐在地上。这是小站最悲惨的一天。大风和祁师傅事故这两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值班室后面的红柳林是小站的花园。红柳树往往比白杨树更早的送来春讯，红柳花开一片桃粉色，令人喜爱。红柳从里也是谈恋爱的好地方。那个时候，不说爱字，彼此喜欢，只要说一句：我们交个朋友吧，那就是想确定恋爱关系的请求了，如果对方同意，就等于正式恋爱了。谈恋爱，也是很含蓄很隐秘的。约好了下班后一起走，来到这里一看这位正在进行交接班，那位就悄悄站在红柳从边等待。山后九号站的斌就曾经在红柳树下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然后又无数次在红柳树下等我。恢复高考制度后，中学学俄语的我英语零分而落榜，斌考取了西南石油大学。也是在红柳树下斌和我告别，不过再没有回到采油队了。

      有很多大站，油井数量多，上班就配双人。如果是男女同班，很容易产生感情，偷吃了禁果，害怕被发现，有的就结婚了。而有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一个女同学就为此自杀了，因为发现自己怀了身孕，而男的不愿意和她结婚。她是我们班里第一个离开人世的人。我宿舍的小兰，柳叶眉大眼睛樱桃小嘴，是队里数得着的美人。和小兰同班的小任是一个从外地招工来的县干部子弟。不到半年，小兰怀孕了，小任倒是想结婚但却不愿意回家乡去开介绍信，这怎么可以呢？于是，厂里就派人去了小任的家。一查才知道，这个小任在家乡已经和三个女人同居过，并且还有两个私生子。这下小任在县城当官的父母亲也无法庇护他了，他们管不上我们油田。小任被判刑5年。小兰想留下孩子，被气愤至极的父亲将两条大辫子吊在房梁上打。孩子最终还是在医院做掉了。这以后，小兰成为了监管对象，去哪里都要给队上汇报。好几次小兰去监狱看望小任都是我做的掩护。如果我们两个碰到同一天休息，她就说和我一起去我家了。监狱在100多公里之外。我一直不知道在那个年月她是怎样一天来回的。我们指导员曾经有一次询问我，小兰是不是和我在一起，我说是的。因为小兰还在爱着。

      随着油田数字化管理程度的不断提高，现在的小站已变成联合站，变成架着一台台电脑的监测点。

                                                                     跑井

       采油工规定每2小时跑一次井。确切的说是巡井，巡视每口井的生产运行状态。要认真记录油压、套压、回压的数据，要用耳朵仔细听，听油管水管里有没有异常的杂音。如果一切正常，我跑井一趟下来45分钟左右，如果碰上油嘴堵了，盘根漏了，要清蜡了，储油罐要放水了，有大修后刚刚投入生产的井，或者冬季有管线被冻住了，那基本上就要滞留在跑井路上甚至无法下班了。有一天，10—4#上（读10排4号上）井大修完在我班上投入生产。我就几乎不停地跑来跑去，认真记录各项指标，观察油井压力变化情况，通过油压套压的数据来确定油嘴大小尺寸，管线压力高了说明原油憋着出来不畅，要换成大油嘴，压力低了原油出来缓慢会影响产量，要换小一号的油嘴。一个班下来基本上就没有在值班室休息过。

      在冬天，最怕的是管线被冻住。那个时候天气怎么那么冷呢？感觉没有过秋天，一下子就掉进零下38度的冰窟窿里了。井房都要烧炉子，用煤炭或者天然气烧。我还是喜欢烧煤炭的炉子，因为煤炭你要是架好了，一般是不会熄灭的。而天然气你就没有办法控制，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熄灭了，你如果又没有及时发现点燃，那管线就要被冻住的可能了。采油井是盘管炉，注水井是火墙，炉灶都在井房外面。刚参加工作时由于没有经验，那炉火总是不能坚持到下次跑井的时间，于是便不停地在每口井之间跑来跑去。

      夜里给炉子加煤，殷红的火光照亮整个井场，也把你完全暴露在黑夜里。每次心里便无比的害怕和恐惧，心跳加速，眼睛不停地左看看西望望，还老是感觉后背凉飕飕的。直到现在还可以想起那时的感觉。好就好在那时人是不能随便离开自己居住地的，首先吃就是一个大问题，没有粮票你就买不到饭吃，如果你想去哪里，就要开介绍信，然后才能把你的粮食定量换成了粮票，这样一来常常就会影响一家人的吃饭问题。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离开家的。

      在厂区碰到最多的就是钻井队和修井队的人。一方井架竖起，便日夜不停机。钻井和修井队都是男人多女人少，顶多有一两个女采集员，采集员就是记录各种资料的人，通常会早早的就被那些有能耐的干部们定下终身。而采油队则是女人多男人少。于是，他们有事没事就往采油站钻，故意找一些借口和采油姑娘们答话。还不用说，真有那种一见钟情的主。我同事佳丽就是一次钻井过程中发生井喷，一钻井工在制服井喷时将脚崴了，在我们值班室休息时，两人聊着聊着彼此感觉不错，一来二去成为了夫妻。钻井工、修井工和采油厂的男职工都是最难找对象的。采油女工们都希望能在科研所、运输处、机械厂、医院等这样的单位里找到一个对象，这样就可以离开采油厂了。还有的就像我一样希望能够找一个军人，我好想当兵啊，可那个时候能当上女兵的都是家里有门路的人。自己当不了兵，就嫁一个兵吧，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的。只有芹一个人实现了这个愿望，找了一个团长，远嫁到阿里地区。

      我们跑井也常常要走过那些井队旁边，他们会在井架上大声的叫喊：喂，黄羊！我们如果是一个人就采取不理睬的态度，目不斜视昂首而过。如果是两个或者更多的人，就会大声的回敬：黑老鸹！

      黄羊，学名鹅喉羚，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大漠戈壁，为生存整天不停地行走。他们把走在戈壁油田的采油工称为黄羊。钻井和修井的过程中发生井喷是常事，那些工人们要在喷涌的原油里制服井喷，全身上下只剩下一双白眼仁，因此我们喊他们“黑老鸹”。

      有钻井工陪伴的日子其实是很开心的，最起码你不会感到孤寂，跑井时那轰鸣的机器声令人心里很踏实。不然，整个世界似乎就你一个人，只有采油树汩汩的油流声和抽油机咯吱咯吱的声音和你作伴。

      特别是夜晚，一年四季就夏季的夜还好过一些。那些夜真是漫长啊。一个人扛着一把管钳，握着三节电池的大手电筒，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打开电筒的。就这么摸黑走着。有一个冬天的夜晚，我给一口注水井加完煤转身离开的刹那，映着火光我看见一双眼睛在望着我，定睛一看是一只狐狸，我跺着脚喊它走开，但是它并不逃走，就这么不远不近的跟着我跑井，我停它停，我走它走。刚开始时我很害怕，脑海里闪现出读过的狐狸的故事，想起老人们说的狐狸附身的传说，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它。慢慢的感觉它并无恶意，想它也许是蒲松龄笔下惩恶扬善的好狐狸，于是，就随它跟着吧。在我就要进值班室时，回头一看它已经转身跑到一个沙丘顶上了。

      还有一天晚上，厂部放电影，片名好像是现代京剧《海港》。大家都坐车去看电影了，我却在上夜班。跑井回来的路上，我看见值班室门前有一个火星一闪一闪的，心里想大家都去看电影了，是谁在这里抽烟呢？心里很紧张，站了一会想了想还是要回去啊。于是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后，在离他2米的地方举起管钳，大喝一声：“谁？”，他一个激灵把烟扔掉后答道：“我，王强”，我放下戒备，他接着说你想吓死我啊，我今晚值班过来看看你。明明是查岗，还说是来看看我，虚伪，我心里暗暗的想着。

      跑井的路孤寂且无聊。我喜欢夏天月明星疏的夜晚，天地间一片晴朗，跑井时就专踩在松软的沙包上，沙子灌进鞋子，脚凉嗖嗖的。月光下沙粒闪烁着银光。将鞋子里的沙子对着草丛倒下去，惊飞卧在梭梭从中的呱呱鸡。还喜欢天刚破晓的黎明，东方如锦，到采油树下取样，流进瓶里的原油发出绚丽的光彩。驻足观看天际，那涌动翻腾着得朝霞向苏醒的戈壁投射出变化多端的光辉，逐渐拨开青灰、蓝紫、橘红色的云层，太阳一点一点探出来，刚刚露出头，你就不由自主的要闭一下眼睛，再睁开，已经光芒四射了。采油树上、井架上、抽油机上、储油罐上和绵延的沙丘上，到处铺满一片温润而凝重的色彩。

      戈壁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都已经要进入六月份，才看到戈壁上的骆驼刺抽芽发绿。油田上没有骆驼，所有我并不知道它是否是骆驼最喜爱的食物。骆驼刺几乎贴着地皮长，深绿色的叶子是管状的，里面有胞浆，开指甲盖般小小的黄色花朵，星星点点布满戈壁。它是戈壁上的迎春花。

      几乎在每一个小沙丘边都有柔软曼娜的红柳在风中拂动。红柳是戈壁沙漠中最常见的植物之一。叶子呈针型，花呈穗状，满枝满枝细小的粉红花絮似花非花，点点的花儿太小了，只有小米粒大小，一蓬蓬、一束束，颤悠悠、沉甸甸压弯了枝头，风一吹，淡黄色花蕊上的花粉轻舞飞扬，好似一串串美妙的音符，给跑井路上的采油工带来些许好心情。跑井途中，在相遇的每一片花开处都会采摘几支，一路上舞动着，清幽的花香沁人心脾。回到值班室将花插在瓶子里，只要有水，它能盛开一周而不枯萎。我师父说过，红柳全身都是宝，其柳叶用白砂糖调服可以治疗痢疾，麻疹不透时，可用枝条熬汤擦洗，花可以酿成蜜，柔韧的柳条还可以编成筐。

      夏夜，跑井后坐在4米2高的储油罐顶，或坐在计量站的房顶上，一览无遗的夜空，星星眨着眼睛充满神秘的看着我。流星拖着彩色或明黄色尾翼横贯半个天宇，我阖起眼睛，心中竟是茫然。哪里能找到前面的路？点缀夜空的星幂幂中有了感悟和命运启示。

      如今，几辆巡检车就跑遍整个油田，实时采集基础数据到联合站，像黄羊一样三班倒跑井的采油工看不到了。


                                                                           劳动

      劳动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时间内的动脑动手，一种是工作时间之外的附加劳动。这些附加劳动被称为义务劳动。有时是有具体的活干，有时是开会学习之类，总之是在你的业余时间进行的。

      对于现如今50岁左右的人来说，说起义务劳动，那话题就要用箩筐来装了。小的时候是看着爸爸妈妈在每天下班后，匆匆忙忙将饭做好，胡乱往嘴里扒几口，然后吩咐我带好弟弟妹妹，不许打架，早点上床睡觉。就旋风一样赶去参加义务劳动了。

      当时我工作的采油队是采油厂思想教育工作的先进队。这个荣誉是全队每一个人都能以无私忘我的精神对待八小时之外的义务劳动而得来的。

      那个时候一个星期是六天工作日，除星期六晚上没有学习和劳动的安排外，其它五天晚上都有活动，没有人一下班就往家走，都是先问现在要干什么？有时是学习最新指示读报纸；有时是那口井上有活要干。而星期日几乎是法定的工作日。

      政治学习的内容依形势而定，或读报纸或表决心或自我批评或开批判会。我17岁就是我们队上的宣传员，每个月有三天时间在大队部看报纸写出三篇稿件交到厂里宣传科。每个月一定要完成三篇，这是政治任务。一般都是根据时事写8小时之外表现出的好人好事，写队长和指导员是怎么积极响应党的指示带领我们苦干实干的，总之，就是写工人的奉献，写领导的高尚。我记忆中我每篇稿件都能过关，都会在厂广播室播出呢。这根植于心的对人和事都加以高大上的写作方法，让我这一生都深受其害。

      来我们队接受监督改造的人也是最多的。因为我们是厂里的先进队嘛，所以，其他队出现的‘坏分子’都会送到我们队来接受批判改造。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我和‘坏分子’范明之间发生的事情。范明来我们队是我同学芹告诉我的。有一天我们在去食堂打饭的路上，她说：“厂里安排了一个被强制监督劳动的男青年来我们队了，叫范明，被分配到我们站了，以后我们每晚都要对他进行思想改造。你要帮我写批判稿啊。”

      “他犯的是什么罪？”

      “说他是流氓罪。他在送班车上把避孕套当气球吹，指导员批评他，他不但不听还和指导员吵了起来，还把那东西套在手指头上乱晃。你知不知道他们说的避孕套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所有就回答“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虽然芹的批判稿几乎都是我帮她写的，但现在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当时以什么事实写的了。

      后来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全队组织去农场义务劳动，割牧草，给牛羊准备过冬的粮食。那个范明也在其中。初秋时节，阳光灿烂，天气依然炎热。一个胖胖墩墩的保温桶装满了水放在田边，上面扣着一个搪瓷缸子。就那么一个缸子，大家谁渴了谁就拿着它接水喝，谁也没有嫌弃谁的想法。

      我走到水桶边时，范明先我一步到达，正拿着缸子在接水。我站在那里等待。不曾想他接了水竟然把缸子递向我，说：“你先喝。”我在诧异的同时，用充满鄙视的眼光看了他一眼，将头转向了一边。心里想着一个被监督改造的坏分子，我才不会喝你接的水呢。眼睛的余光告诉我他定定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泼掉缸子里的水，把缸子扣在了水桶上面走了。

      这件事过后不久，芹的站长田哥就邀请我晚上到他们宿舍去聚会，我愉快地答应了。田哥是我心里最尊重的人。田哥对工作很负责，而且技术全面、经验丰富，每当遇到井上发生了故障，他一到就能解决。有一次，我上下午班，10排3号抽油机井突然发生井喷，我快速把井关掉，检查盘根垫子、检查油嘴，感觉都不是造成井喷的原因。原油还在不停地从油杆处往外喷，我赶紧回站上给值班室打电话，值班的人正好是田哥。二话没说就直接到了井上，只见他用自己的身体压在原油喷出处，耳朵贴在管壁上听了听，就动作麻利的换了盘根垫子，井喷止住了。我们擦拭了井口，抽油机又开始一上一下的磕头了，好似在像田哥致谢。却原来是盘根垫子下部断裂了，所以我检查时用手摸着垫子感觉是完整的啊。田哥年年都是队里的先进工作者，还是局里的劳模，“五一劳动节”去过北京的。

      晚上我带着妈妈给我炒的咸菜，还在小卖部买了一瓶佐歺酒就去了。一进门就看见那个范明也坐在那里。一张带两个抽屉的条桌横放在两张床中间，我们四个人分两边坐在床沿上。田哥很郑重其事地向我介绍了范明，又说今天晚上就是特意为我和范明正式认识而聚会的。我很不解地看着我身边的田哥，心里嘀咕着，你一个劳模怎么能和一个坏分子在一起吃饭喝酒说说笑笑呢？举起酒杯时，我拒绝和范明碰杯。

      田哥把酒放下，笑着问我：“为什么不和他碰杯？”

      我理直气壮地说：“他是坏分子啊，怎么能碰杯呢？”

     “那你都看到他怎么坏了？”

     “我……”我无法说出芹告诉我的那件事，我也根本就没有看到过他干过什么样的坏事情。

     田哥继续问道：“他对你坏过吗？”

     “没有”

      “那不就行了，看一个人好坏，不是别人怎么说就怎么样的，要有你自己的辨别能力啊，一个人只要没有对你坏过，你就不应该人云亦云的说这个人坏啊。”这一年我18岁，关于辨别好人坏人的第一课，就是在这里上的。并且从此后，让我在当时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悖论中有了悲悯之心。

      那些要出力的义务劳动大多是盖水套炉房，给盘管穿衣服，也就是给它砌一圈保温墙，给井房加固盖顶，更多的时候是挖管沟。这可是油田上最常用的一个词，几乎每一位油田职工家属都有挖管沟的经历。

      有时是挖一条新管线，有时是挖开一半给旧管线重新包上防腐层。管沟一般是1.5米宽，1.8米深，以采油站为单位分量长度。分配到每个人头上一般都是3至5米。一下班就赶快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挖管沟有很多小窍门的，比如说开始挖的时候土一定要甩到较远的地方，呈阶梯形向下挖，先挖两侧管壁再挖中间部分，这样可以避免管沟出现正∨字或倒∧字形，影响你的进度。那时我刚刚1米6高，偏瘦，力气小，挖深一点后，那土就甩不到管沟上面去了。更本就完不成任务，好在我们站是学雷锋先进站，团结互助精神很强。你帮我，我帮你，我一直只挖上半截，挖了自己的挖别人的，那些个子高、力气大的就挖下半截。干得快的人帮干得慢的。直到全部完成才一起回去。

      一个秋天的傍晚，夕阳西下，我们给一个井房上房泥，男的在房顶上抹面，女的在下面和泥巴装桶，干得热火朝天，就在快要完工的时候，房顶上一位粗心大意的家伙将泥用完后没有看下面就将底部沾了很厚泥巴的桶扔了下来，正好砸在下面王师傅的头上，王师傅又瘦又小，正在埋头装泥，一下子就被砸进了泥坑里，连“哎哟”都没有喊出来，只看见鲜血染红了黄泥，随即被送到医院，诊断为脑震荡，住了三个多月的医院。很多年后见到王师傅，还说起此事，王师傅说从哪个时候起，头疼伴随了她一生，而且记忆力衰退的厉害，令我心生悲怆。

      还有一种义务劳动让我受益匪浅，那就是去食堂帮忙包饺子。每周食堂改善生活，都会让下夜班的女工去帮忙包饺子。我父亲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下来就来到了油田，不久母亲也从江南水乡来到父亲身边，只会吃米饭，不会做面食的饭，可这里哪里能顿顿有米饭吃？所以，逢年过节时家里包饺子，父亲就把面擀成一大张，然后用暖瓶盖子一个一个压出来，虽然也是圆形的，但中间太薄，包上馅后不经煮，饺子很容易破。我在食堂帮忙包饺子的时候跟师傅学会了擀饺子皮，回家后就擀给父母看，父亲开心的不得了，眼睛紧紧地看着一小块面在我的手里旋转着变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饺子皮，饺子汤锅里再也看不到散开的馅和面皮了。

      父亲那神情到现在还在我的眼前闪现，而他却在2005年永远离开了我，熟睡在离油城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叫小西湖的地方，他累了。和他一起熟睡的还有很多为油田劳作一生的第一代石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