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词里的村庄

                                                               大词里的村庄（散文）


    猪、马、牛、羊，草垛、石磙、水塘、槐树，二狗、大爷、队长、媳妇，杀猪、赶集、割麦、过年……这些，都是村庄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算是小词。还有一些东西，它们与村庄若有若无、若即若离，却主宰着村庄的自然和人文生态，它们是一些大词——
　　
　　村民自治
　　过年回家，走进房间，落满灰尘的桌子上是一叠烟盒大小的纸片，水红色的。父亲放在这里的。这是几张选票。我们家的六口人，都是成年，却只有父亲一人在家。
　　不知道这是一次什么选举。人大代表？村长？我国农村现在是村民自治，村长不是官，是村民的利益代言人，由全体村民直接选出。据说，这是当代中国的伟大创举。有一回，我曾在哪里看到过一个标题，联合国的某个机构考察中国的村民自治。不是官，为啥总有一些人在争呢？
　　这一沓选票，像春天里的一把辣椒苗，干枯在这里了。我却没觉得可惜。妻子是台资企业里的清洁工，那一天她说，台湾选举，台湾人都坐飞机回去了。我有些惊讶，选举，有那么要紧吗？现在想想，那时还在家里，我好像也没有填写过什么选票。有一年冬天在村头开会，搞什么选举，发选票的时候，好多人都不接，说选啥选，上头都弄好了。发不出去的一堆选票，管事的就找一个人，指派他怎么划，划了半天还没划完，头缩在毛领里村长急了，快点快点，冷死了！
　　据说，当年晚清预备立宪，就登记了几百万符合条件的选民。现在一百年都过去了，这个事，我还没有真正介入。
　　
　　扶贫开发
　　这些年来，中国有哪些贫困地区，有多少贫困人口，每年又成功脱贫多少，这些，只要跟电视没有完全绝缘，你就会知道，在一组组数字面前，贫困面就像春蚕吃桑叶一样在迅速缩小，毫不含糊。
　　我们这个叫做赵庄的村子，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地处黄淮平原，又摊上了持续多年的黄淮海开发，还占着大别山革命老区的边，扶贫开发的力度应该是不小了。
　　在赵庄，这个长达30年的过程中，能够看到的，就是修了一座一庹多长的小桥，打了两眼机井。机井在那，谁家要抽水，就带着自己的电线、潜水泵、送水带，夜里睡在那里看着，抽好了就全部收回。送水带的长度是有限的，够得着机井的地块有多少？
　　在这之前，赵庄曾有3眼机井，水渠、水泵配套齐全。这都是70年代农业学大寨留下的。后来地分了，这些东西一家一户就不好使用了。电动机、水泵被人卖了；电线被风吹倒也没人扶，电伤一个劳力、电死一个小孩儿，最后被人割走；水渠被人一点点犁掉；机井在谁家地头也嫌碍事，都被一个个填上了。
　　但是，扶贫开发的工作终归是要有成效的。据说，赵庄十年前就属于小康村了。
　　
　　免税
　　免税，就是免除农业税。农业税，这是个文词，村庄上的人大都听说过，他们只知道“完粮”。小麦、稻子打下来，晒干扬净，按任务先交到粮库里完事，一分钱不得。这个钱，就是农业税了。后来，粮食越来越贱，光交麦子不中了，秋季还要交钱，叫秋征。说粮食贱了，还有人不信。当年麦子三毛多钱一斤，国家人员一月30多块钱，可以买100多斤，现在小麦涨到一块钱一斤，国家人员一月拿3000块钱，可以抵3000斤麦子。看是涨了不少，却跌了几十倍。粮食贱了，种粮的人就贱了，成了农民工。
　　据说，最后全国农民一年交给国家的粮食，才值几百亿，只是几个楼盘的价钱，是小钱了。这个时候，政府看准了时机，干脆免了它，并且还实行了种粮补贴。在赵庄，这两项加在一起，一亩地一年可以得到100多块钱的好处，相当于一个人在工地上一天的工钱。这个钱，就像香案上的贡品。亿万农民感恩戴德。父亲说，哪朝哪代种过白地？
　　
　　新农保
　　我们家6口人，现在都有保险了。
　　据说，新农保在全国已接近全覆盖。现在加一个“新”字，显然是曾经有过“旧”农保。40年前（1974年）春天的那个晚上，娘突然妇科大出血，村里人把她往外抬，娘对俺大（爹）喊叫着，他大啊，你把小孩儿都招呼好，我不中了……娘抬到公社卫生院，紧急抢救，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又好过来了。娘出院以后，俺大到大队开个证明，到公社民政助理那里批了15块钱，度过了难关。这点钱是国家工作人员半个月的工资，现在看，也是一两千块了。
　　一家人都有保险了，我却没有一点感觉。也许是因为除了老父亲，我们都在外地。在外面，一家人看病每年都是万儿八千的，也没有报过。80高龄的父亲这些年在家也没害过啥病。除了交费，我们跟医保还没发生过关系。
　　过年在家，那天晚上我跟邻居干丁闲坐，叙到医疗费报销。干丁说：啥医保不医保，上头八把，底下四掐。这里的“掐”字是两手合围，这句土话是说，两头一般大。干丁说，你现在能报销了，他让你多花钱。他今年得阑尾炎，让村医挂了几天针没用，在县医院做了手术，报了百分之七十，自己还掏了一两千。干丁过年都70了，还在工地上爬高上低地做着小工。他这样说，我也明白了，就是商家的优惠大酬宾，原价180，现价80。想想也是，政府把补贴的钱跟老百姓的保费放在一起，让医院去挣，他能给你留着吗？
　　新农保除了医保，还包括养老保险。这一块，我家已经受益了。现在，父亲每月可以领取60块钱。那一天说起这个事，80岁的丈母娘说，政府是傻了吗，还给老百姓钱。一年720块钱，让这个交了一辈子公粮的老农妇受宠若惊了。她不知道，她的邻居，那个村学校的退休教师，一星期就拿她一年的钱。
　　
　　计划生育
　　这总教人想起一场场暴风雨。电闪雷鸣、房倒屋塌。
　　那时，我的一个表姐，第几胎怀上以后，表姐夫在屋房里挖了一个地窖，上面掩盖起来，一有风吹草动，表姐就就地隐蔽。后来突击队半夜进村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不够安全，表姐就挺着肚子，从冰冷的围沟里突围了，终于又收获了一口人。
　　现在我打工在外，身边的老乡都是拖家带口，知名到姓的也有上百号。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回到村里，再也没有听到计划生育这个事了。就像面对沙漠深处的一处古城遗址，简直有些诡异。
　　是村民的思想觉悟都提高了吗？显然不是。这些年，我的离开村庄的老乡们，有人犯罪被判了刑，有人赌博倾家荡产，有人给有钱人养着私生子。他们在计划生育方面“守法”，是养不起了。生活的重担让他们冷淡、阳痿了。现在，政策似乎在鼓噪着放开，要给他们送伟哥了。
　　
　　专业合作社
　　赵庄的地片上，有一个红薯专业合作社。
　　这些年，政府一直是在催促着农民致富。初分地的80年代，叫的是“专业户”，好像所有的农户都可以去种菜、种药材、养老鳖，挣大钱。那一年，闻香花大价钱从“致富带头人”那里引种了一块桔梗，到了秋天一地的桔梗挖出来，刮皮、晒干，白花花的一大堆，却没人要了，后来闻香跟我说，那东西烧锅，起火得很。到了90年代，又有了“公司加农户”，“产供销一条龙”。那一年，开小四轮跑运输的舅哥致富心切，请劳力一下子养了2万只鸭子。他是白手拿鱼，先从县公司拿来鸭苗、饲料，鸭子养大了再卖给公司。鸭子养到半大，饲料却没有了，一圈鸭子饿得炸了把，死的死，逃的逃，遍地都是。舅哥一合计，这一场下来欠了人家十来万，一辈子也翻不过来了。那个漆黑的夜晚，两口子带着几个孩子，从地面上蒸发了。
　　现在的这个专业合作社，是过去的升级版，它是租用农户的土地栽种红薯，用红薯粉做粉条。我家的10亩地就给了他们，一亩地一年600块。
　　我见到过当地报纸对这个合作社的宣传。从联系的农户、红薯的种植面积、到总产值，那些数字至少都多了一个0，相当于当年的亩产万斤。
　　可以说，今天任何人都没有能力种地、种粮食。除了村庄上那些没办法外出打工的人。可是，就是还有一些响当当的大户，他们的经营，顶好就是保本。他们的生存，靠的是当地政府的补贴。他们像一只威风或者华贵的宠物，给供养者装点着门面。年度工作总结，本区流转土地多少亩，算上一笔。
　　腊月27了，合作社的地钱还没有给。有的人家跑了好几趟了，最后的答复是，等过罢年。年是一道关，一过去就算了，至少要再等半年。
　　到这一天了，家里还等着用钱。我只得给主任打电话，讨要10亩地的6000块钱，我一报上姓名，他说，钱遂要遂有。这叫我想到，他还要跟我谈地的事。我家的那块地紧靠着合作社的围墙，过去已经谈过了，他想让我永久性地流转出去，他以合作社扩建的名义，盖房子卖。看到我爱理不理的，他说：地在你手里没用，只能种几颗庄稼，交给我们才可以运作。
　　
　　农业现代化
　　那个时候，赵庄所在的大队比较先进，已经有了几台东方红拖拉机，带着犁耙，还有播种机、插秧机，农业生产起码是半机械化了。这个只有一千多人的大队，每年可以上交国家100万斤公粮。后来土地一夜之间分到了户，大块地变成了裹脚绺子，这些大家伙就没法用了，只能停在那里风吹雨淋，后来有人确信已经成了一堆废铁，就把它们拆卖了。
　　一家一户种地靠的是老牛，这个阶段我家先后招呼过四条牛。后来有些人家嫌牛脚步慢，就添了手扶拖拉机。现在，村庄上没有了一条牛，没有想到的是，手扶拖拉机也早已成了废物，在角落里蒙着灰尘。现在的庄稼，都是拿钱让外面的机器收种。
　　现在，离开外面，赵庄的400多亩土地已经无法生产了。牲畜没有了，秸秆完全靠就地焚烧，管也管不住。整个村庄，看不到一个粪堆，完全靠化肥。也没有一个人再扛锄头了，全靠打除草剂。水稻、小麦、玉米这些主要农作物的种子，全部得买，只能种一季，再种就没有收成了。十几年前我在家里的时候，还不是这样。那时的种子主要是自己留。比如小麦，要想留哪个品种，收割之前，先把那个田块里（有时取半块）的个别杂穗择掉，单割单垛单打，扬场的时候，取上风头籽粒饱满的，灌上几袋子，妥善保存。这叫提纯复壮。一个品种，能使用多年。看到谁家的品种好，也可以跟他调换，一斤换一斤，一分钱不用帮。
　　那个时候，我家的十几亩地里种有小麦、玉米、红薯、棉花、大豆、花生、芝麻、烟叶。我在红薯垄沟里套种玉米，它们植株一高一低、成熟期一早一晚、一喜湿一耐旱。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光照、水肥和生长期，提高复种指数，增加总产量。
　　现在，就是还在家里，我也不会这样弄了。有这个精力，干一天小工就抵100斤粮食。
　　这几年，赵庄的村口有了一个小卖部，那里有一个棚子，下面摆着几张桌子，一年到头都有一些人在那里打牌。地里却是空荡荡的。现在，机械、种子、化肥、农药这些农资的大量使用，比起当年的农家肥、精耕细作，究竟哪一个更科学、更现代化？
　　在一些人眼里，这些，可能都不是农业的现代化。他们追求的现代化，就是赵庄的400多亩地，或者再加上邻村的几百亩，合并成一个农场，由一个老板来耕种。
　　
       耕地红线　　
　　那天晚上，在工地上干活的妹夫来到我家，他说，家里有人打电话，想要他家的那块4亩地，盖房子卖，3万块钱一亩，管给他吗？
　　盖房子不是种玉米，给了他，啥时候也要不回来了。我犹豫了片刻，却说：管给他。
　　这些年，我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片刻之间是一种反感，像是这人要抄我的老窝。这也不过是一个农民本能地反应，随即就被理智所修正。这些年坊间一提到困难群体，就是城里的下岗工人、农村的失地农民。说这些话的，都是一些好心的外人。他们并不知情。对于农民，他们的困难其实并不在于失地，而是土地没有得到好的价钱（补偿、安置）。我们看到，苏州地区的失地农民，日子都过得很好。手里有地没地，差不多。自从走出村庄的那一刻，他们其实已经破产了，只是农民没有失业一说。但是，土地的意义还是存在的，这主要是在精神方面，一间破房子跟一块地，才是他们身后的一个家。要想种地，即使是在免税的今天，一分钱不拿都能找到一块地。我家的三块地，两块给了合作社，合作社靠政府扶持，得支撑着门面，一亩地一年600块。就是减一半，我也只能给他种。还一块地，这些年就是让人家白种着，分文未取。30000块钱一亩地，在我们打工的地方还买不了一个卫生间，却是个好价钱了，就是以合作社的这个当地最高租金，也要50年，整整一辈子了。
　　现在乡村的公路边上，几乎每个村子都树有一个醒目的大牌子，上面是基本农田保护示意图。图上的地片，属于高压线，神圣不可侵犯。可是，日光和风雨已经把它冲刷得一片模糊。在外人看来，保护耕地就是保护农民。其实，今天土地的主人已经悄悄反水，他们正与资本、权势里应外合，出卖着自己的土地。钉子户所捍卫的，只是自己心中的价码。
　　
　　新农村
　　面对赵庄，我的感叹与其说是来自于空间，不如说是来自于时间。30多年了，赵庄的人还都生活在瓦片、檩条搭建的平房里；赵庄的地面上，还是没有一步水泥路。
　　可是，时间并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停止。今天的赵庄并不是一个传统村庄的活标本。当年宅盘上的各种果树，以及槐、桑、榆、柳……几十种土生家材树，早已不见踪影，取代它们的是速生的杨木，10年就能砍倒卖钱；由于再也没人自发地清理（淤泥是一种肥料），赵庄的围沟、港汊、水塘已经全部淤积，不能蓄水，世代延续的菱、藕、茭白，以及各种鱼虾全部消失，能看到的是疯长的野草和无法消失的垃圾；猪、马、牛、羊也相继绝迹；赵庄的路过去叫生产路，三纵三横，能跑大拖拉机，土地分到农户以后，这些路都被小步犁削得豁豁牙牙，拉架子车都磕磕绊绊。
　　表哥家的房子盖到他那个街头四五年了，他们是按新农村建设统一规划的。常年打工在外，我还没有去过。表哥来拜年，住在平房里，我觉得自己已经不行了。娘跟舅舅都下世多年了，那里还有几个远门子舅，都是七老八十了。正月初九那天，我骑着电动车拐到镇上割了几块肉，顶着北风去了曹营，娘的娘家。问到了表哥的家，大人这会儿不在，两个中学生模样的人，该是表哥的孙子了，我坐下来了，他们不让烟不倒水，也不跟我说一句话，只是玩手机。这里盖成了街道。这个三层楼，底下是门面房，没有生意，用作大厅，却摆放着放着粮食袋子，破手扶拖拉机，破桌子板凳，还有一个床铺；二楼用作卧室，有一半房间是在空着；三楼连门窗都还没有，雨水长期飘在屋内，墙壁已经发暗、开裂，有一间用门板堵着，养了几只兔子，一地的烂草、粪便。几年前村庄统一搬迁，盖这个房子，表哥一家腿筋都拉直了，还冒了不少账。我又去了一条街上的几个舅舅家，年轻人有的过年没回来，有的已经走了。走了五户人家，我没有看到过一个沙发。这是在镇上。
　　在赵庄，这几年也有几个人在公路边上开发了一些楼房。地不值钱，房子也贱。几百块钱一平方，有的一套还没卖出去。
　
    免费教育
     我本人和三个孩子的小学，都是在村学校上的。孩子们入学的时候，教我的个别老师还在，有时我就跟他们说“咱老师”。村学校离我们赵庄有六里路，一半公路，一半小路。公路上有车，小路上有泥巴，有青纱帐。从六七岁一年级开始，不管是早晚，不管是冬夏，不管是晴天下雨，这个六里路上，一天来回四趟，从来没有一个用接送的。乡下的孩子，有一半的记忆，是上学路上。
    后来，农村小学、初中实行免费的时候，我家孩子小的也高中了。运气不好。
现在我是在江南小城。每到下午三点多，你要是打小学门前经过，人行道就走不通，都是接孩子的家长和车子。我感叹着城市里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并诅咒着这个我不得不滞留城市。
     其实，现在的村庄上也是一样了。接送孩子上学，成了大人无法逃避的功课。在赵庄，有孩子的，家家都有一个电动三轮车，搭着棚。一天来回四趟。那次，一个接孩子的停下来跟我说话，我掀开车棚的帘子，里面坐着一个男孩，该四五年级了。我说，都这么大了，弄个自行车，让他自己骑着不中吗？现在这里的孩子上的都是镇小学，比当年的村学校还近一点，又是乡村道路，没啥车。这个还并不老的爷爷摆着手：不中不中，小孩子一个人在路上，不放心！一个孩子上学，一年到头拴着一个大人不能干活，就算三个月的工资，这是多少钱啊！
    后来我又跟好几个家长讨论这个问题，都是摇着头：不放心。

        联产承包
　　显然，这一条应该摆在最前头。新时期，或者我们的话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联产承包。现在看来，这一词语具有浓厚的修饰性。它巧妙地隐藏了一个“分”字。分，就是分地、分家、散伙。分地的风声是从河北（我们县与安徽隔一条洪河）传来的，像天边的一阵沉雷，很快，我们这里就下起了暴雨。谁也没有预见到。后院的老韩那阵子还很有些伤心。老韩是当年跑黄水，推着土牛（独轮车）一家人从开封流落到了赵庄的，成了这里的一个社员。老韩掌着生产队的印版，队里打了粮食堆在场里，瞧夜的劳力到场的时候，老韩拿着大印版在粮食堆上印上一圈“合理”，第二天早上老韩过来查过，瞧夜的才算交差。有一天老韩在乌龙港边放一条牤牛，队长会计领着一个人过来，说这牛要卖掉，老韩脸一黑：这么硬实的牲口都卖了，赵庄几百亩指望啥？老韩不松绳子，牤牛也终于没有牵走。
　　地分了，庄稼人从社员变成了村民，一下子自由了。说是联产承包，你只要不欠上面的粮款，你的地一年到头抛荒长草也没人管。不少人就念叨着一个人的名字说，还是他会办事，各管各，只要能弄到家什就中。过去，社员没有这么随便，总是没日没夜地干。那一年腊月二十九，明天都要过年了，大人们还在雪地上枱土坯盖仓屋。那个一月的隆冬，从墙上的小喇叭里听到周恩来总理去世的那一刻，天还没亮，我还在床上，父母已经吃过饭，拉着架子车出门了，冬天没有水，社员们在清理乌龙港（一条河），把那些泥土垫到低洼易涝的地块里，“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现在，不管是响亮的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还是农业现代化，显然都在指向一点：土地集中。这不能不教人想到，赵庄本来就是一个生产队。或者说是一个农场。这些年，一只无形的大手，似乎只是在村庄的土地上画着一个圈儿。
　　30多年过去了。赵庄这个100多人的小村庄，有50来人回归了泥土。其中十几人是青壮年。他们的离去，除了天年，就是癌症、自杀和工伤。刘正和豹子就是在小匣子里由家人捧着从千里之外回来的。今年，村子东头十几岁的飞龙又在外地的车间里丢了一只手。
　　两年前，一条高速公路由南向北从赵庄的地边上穿过。这是国家的速度。它与静止、破落的赵庄构成了一种蒙太奇语音：国家是国家，村庄是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