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南路的悲喜人生

去年深冬的一个夜晚，我独自一人站在街心花园处，看着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 ，它们指向同一个方向——东。县城偏僻落后，向东的公路是通向外面世界的唯一出口，我那时，却是要往南走，走入桃源南路。

我感冒有好几天了，卧室里的灯坏了，我摸着键盘打字，X，我用手指摸索着那个熟悉的字母，总不找不到，网络是我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窗口，就像十字街头的那条向东的路。我渐渐地焦躁起来，我站起身来，想要去买一支灯管来驱除黑暗。几分钟之后我出现在街心花园附近，隆冬的街头，弥漫着潮湿阴冷的雾，街道上行人很少，寥寥无几，我独自张望，探头探脑。

我住在桃源南路附近已有好些年头了，镇上的人们把桃源南路称做水电路。水电路的名称由来不详，也许是因为路边有很多商店出售水管电线，天长日久，人们就习惯性地把路称做水电路了。桃源南路，常常让我联想到陶潜的桃花源记，桃源南路的两侧，并没有一株桃花，我也无法走进一千六百年前文人笔下的世外桃源。如果有人想买些建材，比如瓷砖、水管、电线、灯具，去哪儿好？镇上的老居民会告诉他，去水电路。桃源南路没有桃花，溪流。二十年前，它和附近的土地都属于两个村庄，村庄外围的耕地里遍布乱坟。如今，它是一条普通的街道，一条连缀着小商店的马路，在我记忆里，桃源南路还有另一层意义，它是一本浓缩着人间悲喜，略带诡异的书。

桃源南路的北起点，是街心花园，种植着花草，修剪很整齐。几年前，这儿还是一座高大的拱门形雕塑，后来被拆除了，改成花园。十字花园的变迁与一个县委书记有关，那是一位年轻的书记，风流儒雅，口才出众，不用写稿就可以在会议上即席发言。民间流传着各种版本的传言——他有过数不清的情人，他的临时寓所里有意大利按摩浴缸，德国的水龙头，泰国柚木做的家具。

书记的一个杰作，就是高大的拱形雕塑，为此他邀请省城大学的建筑学教授来设计，雕塑被赋予诸多美好的寓意。谁知，不锈钢的冷峻，线条的流畅柔美，组合到一块后竟然成了不祥之兆，过往的司机纷纷抱怨雕塑挡住了视线。而一则民谣悄悄地在坊间流传——未进县城门，先见一座坟，里面埋着某大人（书记的名字）。书记的仕途中止于调任副市长的路上，他被逮捕并判刑。一年后，我在一盘党员警示视频材料里，看到了庭审结束时的画面，他的妻子和孩子追赶着囚车，拍打着车窗痛哭流涕，年轻的副市长双手被铐，神情茫然，目光呆滞。

夜渐深，我绕过花园往南走，桃源南路的路灯残缺不全，黑黝黝的阴影笼罩着路上两三个行人，道旁树的影子，灯杆的影子，纵横交错，建筑的阴影似高大的悬崖倒压过来。商店里漏出黯淡的灯光，一点点浮动在雾气里的，像黑暗里野兽的眼睛窥伺着，我的腿发软，脚下轻飘飘，我好像走了很久，其实不过四五十米。大多数的商店都已打烊，卷闸门紧闭，我走过了一家又一家，却总也走不到我的目的地，我甚至有些怀疑自己能否渡过一个有光亮的夜晚？马路对面的洗头房还开着门，粉红的光透露着几许暧昧，动听的歌声，夹杂着几句笑声浪语，缥缈如游丝，钻进我耳朵，使我怦然心动。一个丰满的女孩站在门口，她穿着半透明的衣服，饱满的乳房几乎要从紧绷着的上衣里跳出来，她的圆脸，让我想到了脂粉、香气、泼辣、争吵。我对每一个我对每个洗头房都心存疑虑，我听过一个夸张的故事——一个老头，在嫖娼时，突发心脏病死去。我知道自己的想法毫无依据，纯粹是庸人自扰。洗头房不是我想去的地方，桃源南路的背旮旯，有两家丧葬用品店，白天它们鬼鬼祟祟，毫不起眼。可在那个有雾气的冬夜，它们却迟迟不肯入睡，我分明看见它们在街道上忽然凸显出来——劣质的黑绸缎，一摞摞叠放得很整齐，银色的冥币，金光闪闪的纸元宝，无一不在闪烁，一个活着的人正与死去的人对话。寿衣、花圈、黑暗，直指人生的终点，我知道每个人都在路上，无论他是富裕抑或贫穷，最终的结局都一样。桃源南路的洗头房与寿衣店，同时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是否想表达某种暗示——喧嚣里也有孤独，繁华凋落满地凄凉。

流传在桃源南路的诸多故事中，有一则是关于我大舅的。外公家的老宅坐落在这条路上，两年前，母亲出资将她娘家的老宅翻新好，外公就病死了，仿佛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召唤，外公的晚景凄凉，未及享福，已撒手归西。 我的外婆，为外公生了九个孩子，夭折了两个。她与外公感情不和，却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辈子，外公嗜酒，他的工资刚好够他喝酒养花，外公自诩风雅，他挥毫泼墨，写诗做画，他酩酊大醉，他的屋里摊满了纸张和条幅，地上桌上溅落墨汁。外公喜欢花草，他的花房里，花园里，摆满了花盆花瓶，几乎没有落脚的空隙。外婆开了个小小的花圈店，赚钱养活自己，儿时的我对她扎的花圈有一种复杂的情感，既喜欢又非常恐惧。那些锡箔折就的纸花朵，金银闪闪，每一朵都寓意着死亡，预示着永远的黑暗与沉寂。外婆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不知为什么，我的眼前总晃着她的满头白发。我害怕走过外公的老宅，老宅的围墙里关着一个毁坏的人生——我的大舅，他也许已有五十几岁了吧。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还是在前年冬天，他穿着单薄破旧的棉毛内衣，站在寒风里，像一片憔悴的树叶瑟瑟发抖。没有人去关心他，哪怕是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俨然已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谁都背不动，驼不动。桃源南路的老街坊们对我大舅的故事了如指掌，他曾经是外公的骄傲，在那段疯狂的红色岁月里，他是一群青年中的佼佼者，别人慷慨激昂地喊口号，他学会了半导体技术，他组装收音机，从最初的矿石，到后来的电子管、半导体。他修理电机，他外出摄影，洗胶卷。他是工厂的技术骨干，似乎无所不能。大舅还差点成了文学青年，他去新疆出差，飞机穿云破雾，他难抑心头的激动，提笔写了一首诗歌。后来，我的父亲经常对我说，写诗就是发疯的先兆。那个时代，乱世人不如太平狗，从新疆回来后，大舅忽然被下放到一个邻省的乡村去插队了，插秧割稻，打谷拾粪。巨大的反差，加上生活的不习惯，终于使得这个心高气傲的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大舅的病反反复复，文革结束后，众人从疯狂中醒来，大舅却成了真正的疯子，他留在精神病院里，被捆绑，强制吃药，我去看他时，他语无伦次，双手不住地颤抖。精神病院像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我的周围，有十几个疯子手抓着铁窗棂，不住地傻笑，不停地狂叫，更多的疯子则面无表情，悄无声息地游走。母亲把娘家的种种不幸归结于风水，为此她找来了风水先生，她出钱垫高了宅基，翻修了老宅。整整一个夏天，我的父亲忙碌在工地上，买砖买沙买水泥买楼板，磨糙了双手，晒脱了几层皮。为此他对外公有了腹诽，他悄悄地对我说，什么是琴棋书画？什么是才子佳人？完全是堕落的借口。我明白他的暗指，外公风雅背后的风流才是家道中落的原因。平日里，我尽量不从外公家门前走过。那个寒夜里经过时，我特意朝老宅多望了两眼，老宅的大铁门紧闭，门头上的釉瓦映射出冷冷月华，我不清楚，我的疯舅舅是否也正在月下游荡。

桃源南路的悲喜人生中，不能不提及“桃叶渡”的蒙古族女孩。去年夏天，我与同事在一家名叫“桃叶渡”的酒店就餐，同事喝醉后，开玩笑要女孩唱歌，要她说“我爱你”，那一刻，女孩局促不安，手足无措。她羞涩的神情，单薄的身材，平常的相貌，以及她那一身艳丽的袍子，烙印在我的心上。好奇心促使我去了解她，询问后得知，女孩来自白云鄂博的一所旅游学校，父母种地放羊，从她的叙述中，我没有听到草原上的毡房，没有田园牧歌。她向我们推销一种内蒙古的马奶酒，酒的皮囊上印着成吉斯汗的画像，她的介绍词简单而生涩，缺乏一个推销员的应有的圆滑与顺畅。桃叶渡的老板告诉我，女孩是在桃源南路实习的，与她同来的几个蒙古女孩散布于各个酒店，她们成了酒店的点缀和装饰，她们站在酒店门前，站在一个硕大无比的煨汤陶罐旁，吸引着过往行人的目光。有客人上楼时，蒙古女孩就向客人鞠躬，用蒙语说“你好”，她的工作是简单的重复，她的活动范围不过几十个平米。半年后，我再次来到“桃叶渡”时，她已经走了，我知道，她们就像候鸟一样，来了又回，去了又来，用不了多久，还会有新来的一批。“桃叶渡”，渡谁？渡人、渡己、谁又是那个红尘摆渡人？

我要找的灯管，最后在一间小小的商店出现。店面简陋，两节柜台，一个货架，后面的行军床上，一个小男孩酣然入睡。店主人是一对老头老太，他们盯着一台老旧的电视机看，屏幕上舞蹈的演员，忽然脸色发暗发青，我告诉老头，那是磁化现象。老头儿立即翻箱倒柜，从桌下找到一只马蹄形磁铁。他对我说，儿子和儿媳，都去了遥远的南方打工，偶尔的电话是唯一的感情联系，磁铁是孙子的玩具，没人的时候，孙子总爱摆弄磁铁。我的提醒让他心存感激，他将我送出了门。夜已深，万籁俱寂，只有天边的一两点星辉微弱地闪耀着，桃源南路更黑了，我拿着灯管，好像捧着一支烛炬，黑暗里哔剥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