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遗像

       每年，住在老家的哥哥都要打几回电话，通知住在城里的我回去。
       “金聚爷去世了，后天出殡，你得回来。”我一点儿也不吃惊。金聚爷活了90多岁，最近几个春节去给他拜年，身板硬朗的他都会紧紧拉住我的手说，你爷我活够本儿了，现今是咱村岁数最大的，再轮就该轮到我了。每次我都笑着宽慰他，您是咱村的寿星嘞，最少也得活到一百岁。“思同奶去世了，明天办事儿，你回来一趟吧。”我照样很平静。思同奶80多岁，我刚记事儿时她就病怏怏的，经常听说她又去哪哪看病了。熬到这个岁数，也算是种解脱吧。“文新叔得心肌梗塞前天下午去世了，你大后天回来吧。排五殡。”我心里一惊，忙问，他不是才60岁吗？哥哥说，是呀，可是他突发心肌梗塞，救护车还没到村里人就不行了。
       心里沉甸甸的走进村里，望着灵堂供桌上的半身相片，突然觉得一切都像是演戏：孝男孝女身穿宽大的白衣、头裹白布，我三鞠躬行礼，他们在屋里屋外一起大声哭泣。事后我常常使劲儿提醒自己，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可离开村子，总是觉得他还活在村子里。有好几回回去走到村口，我都下意识地摸摸衣袋里的香烟，觉得金聚爷还坐在十字街正跟一大帮人热热闹闹地下棋，我得给爱抽烟的他点一根烟。等到了街心，冷冷清清地杳无一人，我却又想，今天天气不好，金聚爷没有出门吧。这样的遗忘，有时候需要好几年时间——春节拜年，随着堂兄堂弟在村子里走门串户，一次次看到他们的相片跟先人们的相片摆在一起，我才确信他们真的已经不在了。
       有一次，参加完一个街坊奶奶的告别仪式刚回到城里，哥哥就打来电话说，妈妈已经70多岁了，得给她照张好看的相片。可不能像咱爸，最后连张像样的相片都没有。听完哥哥的话，我开始翻箱倒柜找相册、证件，终于翻出两张母亲的一寸相片。那是十多年前，母亲办理证件时照的。我翻拍下来通过微信发给哥哥，他看后说还可以。我知道，要想把母亲接到照相馆专门照一张相，没有充分的理由她是不会去的。
上了年纪的母亲有些相信“宿命”。她常常说，你看，你奶奶、二奶奶、你大娘，都没有活过70岁。言下之意，我们这个家族的媳妇儿，没有长寿的传统。说到后事，她也提到过“遗像”。她说，我不要什么相片，免得以后孙男嫡女没地方放。看你廷魁爷，他的几个孙子把他的相片扔在十字街上没人要，最后他们的老表恼了，一人复印了一张，每家都供飨，多不好看！哥哥觉得满意的相片，是母亲60岁办农村养老保险时照的。那时候她还没有生病，富态并且有精神。记得有一次我找针线，母亲说她的眼镜盒里有。我打开眼镜盒，里面竟然放着一张同样的相片，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自己“藏”了一张。
       父亲是1997年去世的。在他患病一年多时间里，我们都不敢给他照一张相：那时候家里没有相机，照相得专门请照相馆的师傅。如果那样的话，父亲一定会猜疑他的病情。直到有一天父亲突然去世，我们才发现他连一张单独的相片都没有。最后，只得从十年前的“全家福”上翻拍了他的影像，效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像我们兄弟两人一样遗憾的人还不算少。三十年前三叔意外去世时只有三十多岁，十多年前堂兄现田患癌症去世时也不到40岁，他们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影像。每年春节祭祖的时候，堂兄和堂侄家的客厅因为没有先人的相片，气氛显得不够庄重，每每儿孙们隔空遥祭，思念之情陡增，不免更加心酸。
       其实，我爷爷的爷爷和奶奶都没有相片，只有两块刻了名字的木牌，装在一只木龛里，也许那时候家穷请不起画师吧。太爷爷、爷爷那两辈人，对自己的遗像都非常在意，并不忌讳。太爷爷、太奶奶的相片是请画师专门画的，应该费了不少时间——我小时候还见过画师画像，要反反复复上门修改好多次，直到人们满意为止。爷爷、奶奶的相片是专门照的，照相时他们都穿上新衣服，满意地笑着，像过年一样隆重。
       不过，那些相片不管是画是照，都是黑白的。这些年，人们的遗像都变成了彩色照片，它们和灵牌、黑白照片排在一起，看起来让人立刻就能感受到时间的飞快和人世的更替，不免肃然。现在很多人都强调“家谱”的重要性，认为那是一种文化传承。但“家谱”与“遗像”比起来，还是抽象了很多。“虽死犹生”“侍死如侍生”……遗像总比文字看起来更加真实。
       乡村里的人一个个来了，又一个个走了，留下一张张相片。他们生前的故事，极少被文字记载下来，只在人们的话语间流传。三五代人之后，故事消失了，唯有遗像静静地立在桌子上，证明着那个“我”曾经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