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高挂

明月高挂
宁雨/文
　　　76年前，故乡的中秋，有月光吗？
　　　我自然是不知道的，娘也说不记得。只有姥姥常常讲说，那晚的月亮太大太圆太亮了，蓝个盈盈的，晃得人睁不开眼睛，这一辈子也忘不掉。那晃得人睁不开眼睛的月光，后来生生让姥姥坐下眼病的根儿。
　　　那个中秋，家里只有三个人：娘，姥姥，还有姥姥的婆母奶奶——八十多岁的秀才婆。
　　　姥爷当八路打鬼子去了。他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九三九年初夏，娘不满一岁，新麦刚刚下场，春玉米尚未高过胸口。
　　　姥爷走了，离开家也并不遥远。因为我的故乡冀中平原就是抗日主战场。零零星星的枪声，震耳欲聋的炮火，都能让家人与姥爷联系在一起，似乎，那声音就是姥爷在给她们报告行踪，报告他的战斗和生活。那会儿人人都是脑袋掖在裤腰上过日子，姥爷走了一段时间，姥姥的心里就不再那么吊得慌。头一天听到战事，第二天第三天没有凶信儿，那就说明人还健在，还平安。
　　　姥姥和村里的妇女、老人、儿童一起，作为留守者，她们，在以另外一种方式跟日本人“打游击”。
　　　“鬼子快进村了。”姥姥脸上擦了锅底灰，头发搓上掺着黄土的柴禾屑，怀里抱着她的独养女儿，跟随乡亲们朝着相反的方向奔逃。
　　　“鬼子撤了。”姥姥抱着孩子回到村里，跟妇救会的人一起，半宿半宿做军鞋、缝军袜。
　　　可是，那个中秋，一条口信，却让姥姥后悔多半生。
　　　村里的剃头匠老五跟姥姥说，早晨过队伍，他见到我姥爷了。队伍走过泊庄村北的枣林，枣子半红半青，正脆甜。年轻小伙子们的目光里就有点儿馋相，但他们谁也不肯伸手摘，他们有纪律。可巧，那枣林属于姥姥的娘家。女婿吃老丈人家的枣，天经地义。于是，姥爷热情地招呼大家：同志们，尽管摘脆枣儿吃吧，这是咱自个儿家的，吃多少都不犯纪律。
　　　姥爷让老五捎话，给他做双鞋，天黑送到鲍墟。
　　　活儿要得太急。亲手为姥爷做一双鞋，根本来不及，姥姥粜了几升粮食，买了鞋，央求村里脚力好的壮汉给送去。
　　　姥姥没有跟随送鞋人去鲍墟。前邻后舍，都骂她傻。我姥姥后来也悟出了自己的傻。我懂事以后，姥姥还多次讲起。“唉，我那时候怎么就那么傻呢。豁出去把孩子撇给老奶奶看着，赶他一宿夜路，也能走到鲍墟呀。”每次，她总是这么结束她的讲述，叹一声，又哧哧笑一下。“咳，谁知道他要到山西打鬼子，回不来了，还以为一直就在十里八村的，去去就回来呢。”
　　　姥爷离开家的时候，是不辞而别。他托村里管事的，也是我们郭家的老族长把300斤米票转给姥姥。300斤米，是那时村里发给一个抗日青年家属的补助。那米票，也算是他给家里的一个口信。在队伍上，姥爷跟家人唯一的一次联络，也是一个口信，他想要一双家里做的鞋。
　　　善良本分的姥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相信，那样一个简单的口信，竟是她和姥爷的永诀。那个中秋，没有月饼，也没有供奉给月亮娘娘的鲜果，只有洒了一院子的幽蓝的月光。连一家人的心都不在院子里，它们正乘着月光追随着那个为姥爷送鞋的人。
　　　姥爷的队伍开走了，家里却来了另一个兵——八路军游击队的小交通员娃子。踏着一地幽蓝的月光，娃子走进我家的小院儿。
　　　娃子也就十三四岁，黑瘦的脸，高挑的个儿，星星一样的两只眼睛，一支战利品“王八盒子”，藏在左袖筒里。他的左臂挂花了，组织上安排他在我家养伤。说是在我家养伤，其实我们老郭家合族几十户人家，几乎都是抗日堡垒户，土坯房子排列于鱼骨刺形的街巷里，每一间房子都可以掩护娃子。
　　　姥姥说，娃子是个见过世面的小大人儿，见面就管她叫嫂子，管秀才婆叫奶奶，跟着一块吃饭，一块干活儿，还帮她哄孩子。晚上，家里被子不够盖，就与奶奶打对脚。不知底细的，谁也不会猜着不是一家人。娃子伤好的时候，人们几乎忘记了他是个兵，似乎他原本就是我们家的一员，是我姥爷的亲兄弟。
　　　1942年，抗战到了最艰苦的关头，娃子他们的游击队坚守在冀中。我们的家，娃子常来常往，有时候昼伏夜出，有时候白天走了晚上又回来。有一天，娃子把一张照片交给姥姥，那是他穿着军装的个人照，军装很肥很大，他却很瘦很小。那是他刚当兵时照的，穿的是首长的衣服。他说，他的家几乎跟我们家一样，有一个奶奶，有一个嫂子和一个小侄子，他和哥哥都是八路。可惜，哥哥刚当兵两三个月就牺牲了。他托付姥姥，如果他也牺牲了，等将来打败了鬼子，让姥姥想办法把照片捎给他的家里。
　　　抗战胜利，我的家乡解放了，娃子幸运地活着。他从姥姥那里取走他最宝贝的照片，他要下江南了，他得先回家去看看。
　　　托付姥姥照片的那个晚上，娃子干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只身干掉一个小名叫“獐”的恶霸汉奸。那家伙人高马上，瘦弱的娃子看上去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期间，娃子也挂过几次花，伤得不重，他根本不当事，照常没黑没白地跑着，根据组织的指示抗日锄奸。
　　　娃子锄奸，是抱了必死的心的。姥姥说。
　　　1947年，姥姥的婆母奶奶秀才婆去世。无奈之下，老族长终于说出了姥爷在山西战场牺牲的消息。这个消息，他迟报了5年。
　　　姥爷的消息，是凶信。姥爷这个人，变成了政府颁发的一纸烈士证明书。
　　　那一年，娃子也没了下落。娃子，像一阵刮过我们院子的风，风停了，一切如常。谁都见过风中的树，风中的屋，风中的墙草，可是，谁也不知道风的模样。娃子走了，他姓甚名谁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小锅（我姥爷的乳名）扔下你们孤儿寡母一去不回头，这娃子也是个没良心的。日子好了，早把你待他的好忘到脑瓜瓢后头去了。”左邻右舍短不了跟姥姥提起娃子，提起打鬼子的艰难岁月。姥姥永远护着娃子：“人家娃子可是好孩子。在队伍，得跟着队伍走呗。打老蒋、抗美援朝，啊，对了，还有剿匪。多少仗等着他打呢。就盼着他命大，结结实实地活着。”
　　　多少年以后，姥姥已经是个八旬老妪。她老了，严重的白内障青光眼，造成视力高残。不管有月亮还是没有月亮的晚上，她都看到满院子幽蓝的月光。在满院子的月光里，姥姥反复低语着那句话：“结结实实活着吧，活着，活着就好。”
　　　我不知道，她是在说自己，还是在想念风一样消失了的娃子，我姥爷的亲兄弟一样的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