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褪不去的时光

                                                        老屋，褪不去的时光
                                                                   文/张静
       老庄子被拆掉了，是好多年前的暮春时。那个时候，我在异乡求学，父亲来信说，最寡欢是爷爷。他的脸上写满了深深的疼惜。后来，父亲又说，新庄子盖好了，老庄子里大都数人都上了塬，住进敞亮的新瓦房了，可爷爷还是一趟趟地往老庄子跑。我终于知道，那些说不清楚的留恋和疼惜，已烙在他的骨骼里。

       说起老庄子的整体搬迁，是很令人心酸的。那是因为新庄子是爷居住的老庄子里的邻居八爷、八婆两条人命和水鱼叔的两条腿换来的。

        那一年，谷雨刚过，一场接一场的雨落得地里的庄稼和庄子里的人几乎都发了霉。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八爷家的窑洞坍塌了，八爷老两口和他们的小儿水鱼叔被埋在里面。整整两天两夜后，全村人手忙脚乱把他们从土里刨出来时，八爷和八婆的五脏六腑都被压出来了。水鱼叔虽然存活下来，但两条腿被塌断，只能坐轮椅了。听大人们说，等日子好些了，可以给水鱼叔安假肢，行动能好一些。

      水鱼叔三十出头，他是半夜里听到八婆和八爷的呻吟声披上衣服冲进去的，家里没有了丁壮劳力，年纪轻轻的水鱼婶儿脸上总是写着一份忧伤和愁苦。在乡下，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她的命，她得认。

       因了八爷和八婆的死，很快，县里、镇上的领导干部一茬一茬来探望和善后，几日后，老庄子搬迁的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经过全村人集体讨论，新庄子选在塬上一处平坦敞亮的地儿。麦收过后，家家户户陆续都开始拆房子。老庄子里，不是瓦块和砖头块跌落的声音，就是“轰”的一下，房梁倒塌的声音。

       待我亲眼看到这些时，已是秋播时分，漫天的黄叶簌簌而落。老庄子里，房子拆掉了，层次不齐的残垣断壁在微凉的风中，硬邦邦，端直戳向遥远的天际间。乡亲们从西头开始，正一户户合力将它们推倒。风儿吹过，尘埃四起。不知怎的，我的心中像被挖掉一块什么似的，空落落的。可不是？再过一阵子，我若来这里，哪里还能寻到老庄子的影子?很快，这里将会夷为平地，会被乡亲们种上麦子，会碧浪翻滚。这种感觉愈来愈清晰。于是，我急促地，慌张地，像从家园里不小心走丢了的一条狗，东闻闻，西嗅嗅，费心费力找寻那些熟悉的记忆，熟悉的味道。

      老庄子没有了，低矮陈旧的老屋自然也不存在了。就像一棵老树，在没有预料的某一天，突然被连根拔起，剩下空荡荡的树坑，等着我用回忆去慢慢填平。可老屋曾经有过的温暖与酸楚怎能掩埋呢？恍惚间，我又看见了老屋，斑驳的阳光照在褪了色的木窗格子上，洒下的清辉像梵高随意而就勾勒出的油画。西墙上，一抹夕阳正缓缓落下，我爬在院子的石凳上，完成父辈凄苦一生的希望。石凳那么冰凉，书本那么沉厚，内容繁复而晦涩。

     春天来了，母亲正在院子靠南墙的枣树下叠一家老小穿过的旧棉衣。那些旧衣服，有皂角刷过的痕迹，散发着被时光淘洗的味道。母亲低着眉，很仔细用手抚平，折叠，就像折叠一沓又一沓的往事。她一件件轻轻地安放，怕惊扰什么似的。春天的风柔柔的，连洒进院子的阳光也是细碎而煦暖的。那阳光从枣树的枝头落下，落满了母亲半个身子。两只燕子站在枣树之间栓好的麻绳上，一群麻雀也来凑热闹，大大小小挤满稍微粗壮的枝干上，叽叽喳喳欢唱不休。一个女孩蹲在院子里，双手托腮，不知道想着什么。那个女孩是我。

      那时，弟弟和堂弟还小，像院子里跑着的猫儿，狗儿。他俩拿着开满梧桐花的枝条不停地疯闹着。墙脚下，一盆高大的梧桐树，花开了又谢。后来很多年，这株梧桐常常开在我的梦里，紫色花朵，清淡宜人。

       很快，冬天又到了。院子里纷扬的枣花、柿子花、梧桐花，彻底隐去，多了腌菜的味道。屋檐下几个酱色的大缸，还有几个敦实的坛子，开始一个个派上用场。首先，婆会挑和日头晒得暖烘烘的时候，将缸子和坛子收拾里里外外擦拭干净，晒干。然后，在霜降之前，给里面装满一家人吃的咸菜，炝菜。咸菜主要以红萝卜和白萝卜为主，炝菜则是雪里红或其他可以吃的绿色叶子，这些不起眼的乡村植物被洒上花椒、大料、盐，五香粉等，压在坛子里，可以让全家人度过清寒而贫瘠的漫长的冬天。直到现在，这陈旧古朴的物件，母亲一直保留着。每一年的冬天，她会和祖祖辈辈的农家人一样，尽心尽意腌制一缸一坛的咸菜和炝菜，也腌制一坛坛叫做回忆的植物。夜深人静，她不停地反刍，令我心疼。

     黄昏，风儿把门打开，父亲的影子被卷了进来。他去了河湾的坡地，那片地，得乘冬闲平整好，待第二年秋风后，洒上几垄菜籽或麦子。他肩膀上扛着一把铁锨，一把䦆头，待卸了后，肩上落满尘土，满脸汗珠子的父亲。他什么也不说，沉默寡然，只是在土墙影里不停地擦拭和磨砺铁锨和䦆头，动作老练。那一截土墙，深深地钻进地缝，越来越矮。

       离开老庄子，我经常做梦。比如梦里隐约响过一阵车铃声，自行车的铃声。二八的，永久牌的。父亲骑过，我和弟弟妹妹够不着横梁，一只脚踩脚踏，一只脚从梁下斜赛进去骑过，活像一个传家宝。再远的路，都在两个锈迹斑斑的轮子上，一圈一圈抵达。梦里，还有那个白色的瓷脸盆，早在岁月里磕磕碰碰，那些疼惜和温暖是一块块漆的逃离。只是，盆底那个红色的斑驳喜字，却依然微笑着，伴着父亲和母亲越来越多的白发，和越来越重的肩负和爱。

      其实，梦的最多的老院子。老院子又窄又长，雨季多的夏秋，无人打扰的墙脚处长满了细碎的苒苒草。有时候，还会长麦芽，很细嫩 ，淡绿。我每次清扫院子靠近时，总舍不得清除，仿若从那些小草上像能瞅见一碗米一碗水长大的自己一般。院子中央，一行弯弯曲曲的、匀称间隔的青砖缝隙里，也会长出深绿的青苔，勾勒出一块块砖的形状。阳光，月光，洒在上面；一场风，一场雨，一场雪，也落在上面。

       当然了，还会梦见老屋的柴房。在院子南面向阳通风的一个角落里，几根不太粗的木头，牛毛毡和碎瓦片搭建而成，一点都不起眼，有一种苍老的，布满尘埃的气息。那四面透风的墙上，除了挂满农具之外，还挂着生锈了的铁环，轱辘轱辘滚过我稚嫩的童年，声音如丝。这些家什是爷爷和父亲的宝贝，它们一件件从老屋搬到新庄子来了。新庄子的后院里也有一个柴棚，新式的铁锨，锄头，簸箕，扫把，药罐子等多一些。记得儿子会走路后有一次随我回新庄子，觉得稀罕和好奇，乘大人们不注意钻进去，这儿摸摸，那儿看看，竟然意外找到了一个木制的陀螺，安静地睡在几块砖头下面。很显然，那是我和弟弟曾经玩过的，可如今我早已成一只尘世的陀螺，被欲望不停抽打着，团团转，怎么也停歇不下来。

      柴房里，最醒目的是一把镰刀。父亲说，那镰刃还是爷爷活着的时候找东坡村有名的铁匠给打的，钢口结实又锋利。爷爷是割麦的好手，父亲也是。他一头扎进去麦田，弓着腰，左手揽住一大撮麦子，右手挥着镰刀，划过一道亮光，麦子纷纷倒下，一扑扑整齐地躺在父亲身后。他的脚下，蚂蚱满地蹦达，偶尔一两只灰色的野兔惊恐地窜出。父亲顾不得这些，他一只脚配合镰刀的推动，将割下的麦子移动前方，等一捆差不多了，单膝跪倒在麦捆上，将镰刀扎进麦捆的屁股，抽出一小束麦秆，将麦穗朝下就像码书一样理整齐，然后将手中的麦束一分为二，麦穗对麦穗很快地搭接拧成一个圈，整套动作熟练敏捷。

      我最喜欢看父亲在麦地里挥舞镰刀的姿势，也很想再一次躺在父亲捆好的麦捆上，仰望那晕黄的夕阳，轻轻说，若再给父亲一个世界，一个长满麦子的世界，他一定还是那个割麦的好手。想归想，如今，父亲已老去，在新庄子里，麦子成熟的时候，割麦机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地头，父亲的镰刀也被高高挂在后院的墙头上，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有时，我会看见父亲走到后院里，抬起头，望着那些生了锈的犁铧、锄头、羊镐等旧式农具出神。或许，他老人家眼里，正在回味曾经住老屋的时候，和乡亲们一起敞开胸膛，挥汗开镰的场面。（字数3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