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食·人物·记忆（七）
2022-01-06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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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鱼汤
在外面吃饭，酒酣之后大家常异口同声地要一盆疙瘩汤当主食，于是这种再简单不过的北方家常饭堂而皇之地上了席面。
不少人把拨鱼汤混叫为疙瘩汤——我就是如此，一些饭馆也闹不清楚，反正面疙瘩在汤里，其实两者的做法是有区别的。做拨鱼汤很简单。把面粉放在碗里加水搅成略稠的糊，以葱花炝锅，下西红柿煸炒后加酱油和水，水开后用一根筷子沿碗边把面糊往锅里拨，不能急，手艺好的能把每根面鱼都拨得和筷子一样粗细。面鱼稍煮，撒上打好的鸡蛋液，关火，滴上几滴香油，放香菜，根据个人的习惯可以放白胡椒粉，即大功告成。
当年北京普通人吃饭并不十分讲究，可也要有干有稀，稀的，多数是粥或热汤面疙瘩汤之类。疙瘩汤热热乎乎，里面有粮食有蔬菜，又有咸淡味，在生活不富裕的年月，馒头窝头加上一锅疙瘩汤就可以当一顿饭，饭量小的，更是一碗疙瘩汤足矣。因此，几乎没人不会做这亦饭亦菜的吃食。我因常做疙瘩汤而自认为水平不错，因为大家都爱吃，晚饭也就常预备，一家三口吃的其乐融融，有时来了客人也会做上一盆，通常皆大欢喜。
由疙瘩汤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位邻居。我家住的那四合院有个跨院，只有两间北屋和一间灰顶南房。北屋住着在中学教语文的周先生两口子，南屋是周先生的丈母娘——院里孩子们称她韩姥姥，——一位瘦老太太，身体似乎不大好，不是颤颤巍巍拄着拐棍，就是推个小推车慢慢的挪步。韩姥姥的闺女后来死于肾病，周先生续弦搬了家。成了孤寡老人的韩姥姥每月从政府领几块钱救济，但不够用，于是又找了糊洋火盒的活儿。把七七八八的木片纸片弄到一块并不容易，糊十个不过几分钱，老太太的生活可想而知。不过，人老了，吃喝穿用也就那么回事，更需要的，恰恰不是钱，对此，不到一定的年龄不会懂。
周先生搬走那段时间，空出来的北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不知是不是喧闹让老太太想起了短命的闺女，她的门老关着，做饭的时候才出来——门依然关着。孩子们常围着看她在门前的铁皮炉子上做饭。一个孤老婆子，牙口又不好，饭自然简单，常能看见她用个很小的单把锅打面糊，有时候也做面片和疙瘩汤，对老人来说，撒上蛋花、淋上香油的疙瘩汤，恐怕算是改善生活了吧。
韩姥姥做饭时会和孩子们说话，并招呼去她的小南屋，只是没人愿意去，因为小屋里黑乎乎的总有股霉味，也并没什么秘密：极小的房间里只有破旧的桌椅、板铺和炉子，和一辆小孩竹车，车上装着糊好了准备交活儿的洋火盒——这是小屋里唯一不许孩子们动的东西，除了几个羊拐几本小人书，小屋里没什么可玩的。我家是不许孩子串门的，但在表姐的带领下还是去过两回小南屋，看老太太盘腿糊洋火盒。老太太叫我们到铺上玩，好像脱了鞋就走不了。铺上铺着皮褥子，应该是人老了火力差怕冷。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韩姥姥到我家串门并送来了两小包点心，这之前，两家人没什么来往。多年以后我琢磨过送点心的原因，是希望孩子们再去她家，还是感激孩子们带去的短暂欢乐，或两兼而有之？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人老了难免寂寞，有孩子在身边，是一种慰藉。
再往后，北屋住进了新人家，我再也没进过小跨院。一九六六年八月，韩姥姥被抄了家批斗，糊洋火盒的活儿自然没了。之后每天早晨在北屋“红五类”的恶声恶语中出去扫街，胸口上挂着写有“地主婆某某氏”的牌子。
韩姥姥虽然能忍下接连不断的变故和屈辱，却无法顶住最后的那根压跨骆驼的稻草，北屋“红五类”找街道革委会递了话，说政府不该照顾地主婆，黑五类拿救济等于继续吃剥削饭，于是老太太每月领的几块钱补助被取消。这一年的年底，断了生计的韩姥姥在某天夜里上吊自杀，我还记得火葬场装走她的是个黄色尸袋！
长大以后，我曾问过一些的老街坊，谁也说不清一九六六年时韩姥姥是怎样的一种心境，但可以断定，降临在古稀老人头上的，是夺命的一刀，被杀死的，不是生的勇气而是希望，被消灭的，不是人的肉体而是灵魂。
住北屋的“红五类”老太太在一段时间内遭人背后非议，一个人不敢在跨院里待着，多年以后还为这个过节做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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