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深处的苦难

     汽车从繁华的市区驶出，一路向南，走过迎宾路，两旁就都是田野了。与城市北部绵延的山脉截然相反，这里是沃野千里的平原，是由黄河冲击而成的平原。千万年来，被誉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从黄土高原携带泥沙，将这片土地一遍遍淹没、冲刷，使它们变成宜于耕种的平原沃野。曾经，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孕育了灿烂的农业文明。直到如今，已经没落的农业文明依然主宰着这片土地。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似乎离它望不到边际的绿意很远。
      我们的目的地是事先确定好的。我们此次要回访几位受公益组织爱心联盟捐助的家庭贫困的农村学生。爱心联盟的志愿者张春生、夏天已经几次到过，但面对道路纵横的平原沃野，仍然需要问路，才能够找到准确的方位。在这里，没有一个高耸入云的建筑可以作为地标，而是靠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村名作为路牌；而进入村子里之后，趋于雷同的乡村住宅，同样不可以作为地标，只有依靠大门的陈旧与新颖，开与关，我们仿佛才找到线索；同时，还有邻居的指引。几番询问，我们找到了此行要到达的第一站：武陟小董乡磨庄村受助学生家。几次敲门之后，没有人回应。而之前，我们已经通过电话联系，知道这个学生今天在学校，只有她的父亲和姐姐在家。最后，邻居把门叫开，开门的就是她的姐姐。邻居问她为什么不开门，她没有没有说话，只是低下眼睛。张春生说：“给你们送东西来了。快去拿吧。”女孩仍然没有说什么，低着头去旁边的车上拿送来的东西。刚刚下过雨的街道泥泞，还有很多积水，她绕过积水和泥泞，拿了自己能拿的东西。张春生他们拿了食用油和一大包捐赠的衣物跟在后面，走进了这个院子。院子很大，泥土和落叶使院子看上去像很久没有清扫过。张春生对女孩说，院子不打扫，她父亲摔倒了怎么办。女孩仍然不说话，眼睛垂得低低的。她把我们领进了屋子里。她的父亲在屋子里拄着拐杖站起来，迎接我们。
       屋子阴暗潮湿，被熏黑的斑驳的土墙，简陋的家具陈设，低矮的木头大梁，构成了一个有些脏乱污浊的空间。张春生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努力说了还好。张春生对他的情况很熟悉。上次，他中风卧床不起的时候，张春生就来看过他，那时他说话都成问题。所以张春生的语气里透着高兴。张春生问了他身体的康复情况，问了资助女孩的情况，问了家里的情况，最后交待“姐姐”要按时给父亲做饭，给父亲按摩。“姐姐”很懂事地点点头，开始给父亲按摩手。张春生告诉我，“姐姐”智力上有点问题，有时甚至会忘记给父亲做饭。但她的妺妺，却考上了武陟县的最高学府——武陟一中；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她得以继续读书。一切交待过之后，“夏天”把爱心联盟提供的钱也塞给了她们的父亲。父亲不好意思地收下，但脸上却仍没表情——这是他中风的后遗症之一。
     走出屋子，张春生交待“姐姐”趁天晴把院子打扫一下，搀她父亲出来走走。女孩点点头。她把我们送到门口，就回去了。张春生告诉我，这一家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父亲病倒之后，把地也交给了别人去种。通过电话了解情况的“夏天”告诉我，“姐姐”今年要出嫁了，要嫁给同样有智力障碍的一个人。那这个家今后怎么办呢？这是我们共同提出的问题。
     这个没有母亲这个角色的家，自从父亲病倒之后，也同样没有了父亲这个角色，而是由一个中风病人，一个智力残疾者，和一个远在县城上学的女儿组成。有智力障碍的女儿出嫁，本是件好事，但对这个家庭来说，也许就没有了学业与照顾病人的缓冲地带。在那个读书的女儿心里，两者也许已经构成了尖锐的冲突。而爱心联盟的志愿者们怎么看呢？还是要一如既往地资助读书女儿的学习。她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希望。但从中学再到大学，再到工作，有着让人感觉多么遥远的距离。况且现在大学生在人才市场上并不是多么抢手的资源。但作为一个女孩，一个农村女孩，要想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社会位置，读书仍然是最可靠的选择。虽然没有见到她，但我似乎能够想象到她站在一片泥泞中幢幜未来的神情。而他的父亲，涌现在我脑海的仍然是面无表情的脸。我想，也许这不仅仅是疾病的后遗症，同样是苦难生活的后遗症。
      汽车慢慢把村庄抛在了身后，一片无垠的田野呈现在我们眼前。对于这样的田野，也许用一首歌名形容是合适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但我们并不是从城市来到农村的观光客，也并没有八十年代的乐观主义精神。面对这片一望无际的田野，我们仿佛是漠视的。如同面对这众多茁壮的庄稼，我们不会过份注意一棵折断的苗木一样。
     张春生却仍然保留着他的乐观主义精神。他是爱心联盟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几乎每次活动都要参加。他见过的苦难，也许是我们之中最多的，但却仍然保持着最纯粹的乐观与豁达。在开过玩笑之后，他向我介绍下一个要去的家庭。他说这一家的父亲在打工时出意外而残疾，丧失了劳动能力，他的妻子却并未离开这个家。这是不多见的。在农村，一般情况都是男人出意外，妻子就会离开，一个家也因此破碎。但这个家庭却意外地积极而有活力，孩子们的母亲除了种地，还不断打零工，供养孩子们读书。
     汽车驶进村子之后，我们仍然通过询问确认了他们的住址。我们在街上见到了孩子们的父亲。他坐在轮椅上，高兴地笑着向我们打招呼——当然首先是向张春生和夏天。他的笑让我微微有些不适应：他仿佛不是坐在轮椅上，而是站得很高一样。这家的女儿也出来迎接，只是始终低着头羞涩地笑着。她父亲让她多说两句，她也是笑得多，说得少。虽然习惯低着头，但她的成绩却一点也不低。她父亲说她刚刚得到被武陟一中录取的通知。
     我们在她的带领下，走进了家里，把带来的东西一一放下。屋子里的陈设仍然很简陋，却很干净。尺寸不大的电视机开着，播放着电视剧。父亲说她这几天也不看书了，就知道看电视。但她自信的表情似乎表示：她的成绩似乎足够她放松几天了。她的母亲下地干活了，她的弟弟还在学校里。从父亲的介绍里，我得知她的弟弟准备暑假还去打工。上一个暑假，他靠自己打工供姐姐在镇里读补习班。
      张春生将东西交付之后，又交待几句，就出来了。果真如他所说，这个家庭洋溢着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院子里虽然也是泥土地，却非常干净。院子一角种着菜，我们指着一株没见过的植物问女孩的时候，女孩说是她弟弟不知在哪里找的，种到了这里。也许，这不光是一种用功懂事的孩子，同时，也还是一个调皮又满怀希望的孩子。
      汽车又来到田野上。在无意中，我看到了有近千年历史的妙乐寺塔。这是许多关于焦作文化的书籍里提到过的，也是我一直想要去参观的。但看到的那一刻，我却发现它并没有照片里显示的那样高。看到它的低矮，书籍里描述的众多光环，似乎也有点消褪。也许这就是想象和现实的差别。不过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是，看惯了城市里高楼大厦的我们，已经感觉不到这个农业文明时代建筑的高度。在这个农业文明没落的时代，它的高度也许就是一个隐喻。
     因为还有两个受助家庭没有去，我没有要求下来参观。车子驶入旁边的村落，张春生准确地认出了我们要去的那家房子。车子停在门口，有狗叫声响起。张春生在门外喊受助学生的名字“小三儿”。不一会儿，一位老人慢慢走出来。走近之后，我才看到他并不算老，他的老只是一种精神状态的苍老。
      我们照例往家里拿带来的东西，走进院落之后，虽然有张春生事先的介绍，我还是有点吃惊。不管是院子里，还是屋子里，整个家就像一个垃圾场。似乎没有一件东西摆在它应在的位置上，也许，除了奖状。孩子同样也没有在家。张春生询问他的父亲孩子去哪了，这位父亲说了几句都没有说清楚。他的语言似乎没有逻辑。孩子的母亲矮小瘦弱，在智力和身体上也都有残疾。我们把东西放下，张春生问他们中午吃什么，几句话之后才得知要吃面条。张春生问孩子父亲会做吗，他这次胸有成竹地说：“会。”但张春生给我说，孩子父母智力都有残疾，有时孩子父亲忘了做饭，母亲饿得坐在地上哇哇直哭。
       没有见到孩子，张春生和夏天似乎都有点失落。他们告诉我，孩子的学习成绩本来还不错，但似乎一直在下降。上一次见到孩子，他的精神状态似乎也有点委靡，流着两筒鼻子，都不知道擦。出来之后，张春生告诉我，这个学习还不错的孩子，并不是这一对夫妇亲生，而是他们领养的，是为了有个后人给他们养老送终。乡村尚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迫使他们只能做出这种选择，但是这些苦难一个孩子能够承受吗？张春生说：“环境对孩子的成长作用太大，这个孩子似乎慢慢地也有点不机灵了。”
      我看着旁边堆满垃圾的房间，看着这落满了灰尘的堂屋，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这里生活的。我们出来的时候，这对夫妇也没有说告别的话。有一瞬间，我忽然想到了阎连科的《耙耧天歌》。与现实不同的是，小说是一个母亲为了让自己智障的孩子变得灵醒，而献出了自己的骨血。在小说中智障犹有办法可以治愈，苦难也可以疏通，但现实中却似乎要难得多。现实有时往往比小说残酷。
      汽车在这个话题中似乎也变得些许沉重。加过油之后，我们重又驶向田野，驶向黄河。这是在黄河边的一个小村落。因为紧临黄河，村子的旁边有面向来游玩的游客的夜市烧烤摊位，正是它们指引了我们进村的路。而指引我们进入人家的是一个破败的院落。我们喊着孩子的名字，邻居指引着我们进入屋内。一位老太太正在择菜，我们说了来意之后，老太太马上就开始流泪。还没有问清我们是谁，她就哭了起来。
       哭过之后，我们问孩子是否在家。老太太说在学校。又是一个我们没能亲眼见到的学生。安排这个时间前来，因为这是周六，张春生想孩子们应该都在家。结果却基本上都没能亲眼见到。夏天问之前给他们卡上打的款，是否都取了。老太太摇摇头，说不知道，不懂。夏天又问是谁负责孩子上学的事，老太太说是孩子的姨。夏天又给孩子的姨打电话。张春生又问了一下女孩的情况。邻居和老太太都说孩子懂事、学习好，对她奶奶好。我看着陈设简陋却干净的屋子，这次除了看到奖状外，还看到了几张女明星的海报。这应该是女孩贴上去的，她也应该是个爱美的女孩。只是她的父母已经不在，她只有跟奶奶相依为命。而她的奶奶，仍然没有搞清楚我们是谁，她向我们说村里不给她办低保的事，希望让我们帮帮忙。她说上面都已经批准给她办，就是村干部不给她批，因为她没有钱拿去上货，所以村里不给她批。她说：“我拿什么去上货呀？”
       她说完又想哭，但她也许哭错了对象。作为一个公益组织，爱心联盟没有太多的能力帮她去疏通村干部的环节。我们准备走的时候，她非要我们带上她刚择好的菜，我们只好谢绝了。走出家门，汽车驶出村子，然后往市里回返。虽然离得很近，但我们没有并没有去看黄河。我们没有来这里休闲游玩的观光客的心情。但我记得一位已经去逝的诗人张枣说过的对黄河的观感。他说看着夹杂泥沙缓慢流淌的黄河，感觉很忧伤，觉得黄河是一条忧伤的河。如果这次我去看这条河，应该也是同样的心情。
      我们急着赶回去还有一个原因是，张春生需要回家休息。他昨晚上的是夜班，今天得补觉。他并不是爱心联盟的专职工作人员，夏天也不是。这个公益组织没有专职人员，大家都是用业余时间来进行志愿服务。而这一次对受助学生的回访并不能算是太成功，因为有几位学生都没有亲自见到。但对于我这个客串者来说，心里却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太久生活在繁华的城市里，那个落漠肮脏的乡村似乎已经被我遗忘；太久生活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工资稳定的城市里，乡村的种种贫穷苦难也已被我遗忘。在居住的城市中，贫民阶层和富裕阶层的分化还没有那样严重，但乡村和城市的两极分化已经触目惊心。当然，我所看到的并不是这种分化的全貌，就像我看到的也不是这种苦难的全貌一样。这些苦难并不完全是社会的原因，还有许多先天、后天疾病的因素。这样的苦难是人类的苦难，只不过是让这些活在乡村的个体完整地承担了。虽然有从城市里来的志愿者帮助他们，但也是杯水车薪。
     从他们而来，重新审视我自己的生活，不由会觉得脸红。阿多诺说过，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作为二战时期的犹太人集中营，奥斯维辛是人类真正的苦难，但贫穷、疾病、不公也同样是。面对这些苦难，去歌颂我们自己美好平静的生活，和谐富裕的社会同样是野蛮的。也许我迟迟没有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从书写美好的惯性中摆脱出来。面对苦难需要勇气，书写苦难同样需要，而最大的勇者，是那些去帮助身在苦难中人的人，就如张春生他们这些志愿者。他们是真正的勇士。
      但仅靠他们，又是远远不够的。那些苦难依然稳稳地驻扎在繁华城市远方的大地上。那天从车上下来之后，我站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面对扑面而来的繁华和喧嚣，似乎感觉有些眩晕。那些乡村苦难的场景，就像这个城市的隐疾，就像这个时代和社会的隐疾，深深隐藏在它们身后。是它们让这里的繁华真切却又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