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佛光（刊于13年第三期《中国国家地理》）

    南宋学者周密，提及汴梁大相国寺时，发过这样的感慨：“曾记佛书言：山河大地，凡为城邑、宫阙、楼观、塔院，亦是缘业深重所致。”如果每段旅程都有主题旋律，那么毫无疑问，在青州的四天中，萦绕在我耳畔的始终是这句感慨。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青州，因为佛缘而重光。
    与大部分外地人一样，将青州列入我的行走目的地，首先因为那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正是那次大批量国宝级佛像的出土，将青州再次推向了人们目光的焦点；在我的旅游手册上，观赏佛像，赫然被列为青州行程的首选。
    一座城市，或者说，一片土地，与人一样，也是有盛衰气运的。很久以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青州做为一个县级市而存在——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将近三千个。有意无意间，很多人都在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青州，自古以来就是大禹亲手划分的九州之一。
    《禹贡》云“海岱惟青州”——海即渤海，岱即泰山；《周礼》云“正东曰青州”，并注释说：“盖以土居少阳，其色为青，故曰青州 。”依照五行，东方属木，色青，大禹用一种充满生机的颜色，命名了从泰山东去直至大海、整个华夏大地的东方。
    来青州的途中，我登上了泰山。在海拔1545米的玉皇绝顶，我极目东望。我相信，这一刻，我的视线应该与当年的大禹重叠；我还猜想，那大概同样是个春天，映照在大禹眼内的，也是一派无边无涯的郁郁葱葱。
    山风阵阵，松涛过耳。就在那一刹那，我对杜甫的名句“齐鲁青未了”有了新的理解，眼底的千里峰峦，也渐渐幻化成一朵朵青色的莲花——
    佛典记载，释迦牟尼有三十二相，其一就是“佛眼绀青，如青莲花”。
    在驼山山腰的拜佛台，我瞠目结舌。为了眼前的奇景，更为了如此明显的奇迹在人们眼皮底下竟然能整整隐藏十几个世纪。
    这是位于驼山东面，一尊由九座山峰连绵组成的巨佛头像，它仰面朝天，双唇微张，发髻、眼窝、颧骨、鼻梁、人中、上下嘴唇、下颌，乃至喉结，清晰可辨，我甚至能够看到它瘦削的脸颊和嘴角边的皱纹，更神奇的是，随着我攀爬驼山时视角的变化，巨佛双唇不时开合，仿佛正对天人众生讲说着妙义大法。我清楚记得第一眼看到如此雄伟而又庄严的景象时给我的震撼，那一瞬间，简直如遭电击，几乎有匍匐膜拜的冲动。
    驼山是青州著名的风景区，因山形似驼而得名，离市区只有五公里。我不可想象，在交通如此便捷的地方，这么一尊显而易见的巨佛，就这么坦露在天地之间，没有丝毫遮挡，竟长期不被发现，典籍中也没有任何记载，即便是祖祖辈辈生长于此的山民，也都毫不知情。
    无论我再难以理解，现实只有一个：1993年，一位年轻的画家，来驼山写生时，以他经过专业训练的审美眼光，无意中发现了这尊长达两千五百米、堪称世界第一的大佛。之后，经过仔细勘测，人们惊奇地发现，在尊巨佛其实并不完全是自然的奇迹，而是古人巧妙地利用山形，人工雕凿而成，精细程度甚至达到了能够表现出佛像的重瞳。根据种种线索，学者们确定出了佛像开凿的时间在公元550年到577年之间，距发现时，已过了一千四百多年。
    巨佛面容清瘦，表现的是释迦牟尼苦修时的形态。也就是说，二十世纪末，青州大地上，突然有一尊不可思议的巨佛走出孤独的禅定，凭空出世，高调降临人间。
    不过，我还是怀疑，起码有某个特定的群体，曾经清楚地知道巨佛的存在。因为驼山，连同遥遥相对的云门山，都开凿有大量的佛教石窟。以驼山为例，凿有从北周到中唐的五座石窟，共有大小佛像六百三十八尊；最大的高达七米有余，最小的还不足十公分——然而无论大小，每一尊都面对着隐密的巨佛。
    或许，这就是佛家说的“一佛出世，千佛护持”。不过，我更愿意将护持巨佛的千佛队伍扩大到包括另外一群。因为某种意义上，它们与这尊巨佛有着相同的性质：都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重新被人发现，随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自然，我指的就是那批著名的龙兴寺佛造像窖藏。
    他们重见天日，距离那位画家发现巨佛，只有短短三年；在青州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这简直就是前脚后脚。
    几乎只是一弹指，古老的青州在西历的千年末佛光普照。
    青州西门，山东省青州市第八中学运动场。围栏，草坪，跑道，篮球架，与其他学校相比，看上去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但运动场一角，却立着一块碑：“龙兴寺遗址”。龙兴寺，始建于北魏，一直到唐宋，都是最高等级的皇家寺院。
    1996年10月，一辆为普通中学执行普通修整任务的普通推土机，就是在这里打开了一个尘封千年的历史黑洞。黑洞以地窖的形式呈现，经过考古人员七天七夜抢救性发掘和细致的修复拼对之后，在这个东西长8.6米，南北宽6.7米，深度不到3米的小窖藏坑内，居然出土了400余尊佛像，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数量最多的窖藏佛教造像群。
    距离那个收获的深秋又过去了十六年。当时的狂喜与激动，都已随风消散。空旷的运动场上，十几位青春期的少年正围着一个足球奔跑笑闹。
    我不止一次看过当年佛像出土时的视频资料，每次都不由自主地会微微颤抖。我甚至常有这样的幻觉，随着浮土被一点点刷去，佛陀或是菩萨慢慢睁开了沉睡千年的双眼，目光流转，再次打量了一下当前的世界，随即渐渐绽放出恬淡的微笑——几乎每尊佛像的脸上，都带着深浅不一的笑意。每当这时，我总会想象释迦牟尼悟道时的场景，想象着他从菩提树下站起身来，在晨风中看着满天霞云谲诡变幻，爽然叹息：“原来如此！”
    形容这种从污泥中显露的极致之美，亲自参与了整个发掘工作的原青州博物馆副馆长夏名采最有发言权。面对着镜头，他回忆道：“有一尊观音菩萨吧，它出土的时侯完整地躺在那个地方，相当的优美，人家都说维纳斯漂亮，我看这里几尊比维纳斯还要漂亮。”说这段话时，夏馆长语调迟缓，神情悠远。
    在与运动场一墙之隔的博物馆，我见到了这批被列入96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并多次到海外展出的佛像。如果说在驼山看到的山体巨佛给我的震撼首先体现在体量与气势上的话，龙兴寺佛像带给我的则更多是亲切与安宁，这令我有足够的冷静来仔细欣赏与观察它们。只是，当我终于瞻仰完所有的佛像时，我却察觉了一个相当特殊的现象：假如以通常的佛教、乃至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某种程度上，龙兴寺佛像的演变，即使没有逆流而上，也明显偏离了一般人所理解的主流轨道。
    龙兴寺佛像，并不是一次性的窖藏，从南北朝直至北宋，前后跨度长达五百多年，而绝大多数完成于五到六世纪。如果顺着时代依次看下来，人们往往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似乎在头尾之间，佛像的风格有过一次明显的异化，就像中国的书法，貌似一笔到底，实则劲力顿挫。
    龙兴寺佛像中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晚期的作品，大多身躯颀长，脸瘦颈细，还稍微有些溜肩，是典型的汉人体型；佛像面部的颧骨微微突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智者的形象；袈裟则多为汉人士大夫的褒衣博带式，褶纹繁复飘逸，给人以清秀儒雅的印象。总之，正如我在洛阳龙门石窟看到的造像，北魏佛像鲜明地体现出秀骨清像的特征，深深地打上了当时鲜卑民族走向汉化的烙印。
    汉化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东魏，并没有太大的反复。但是，当我把目光投向公元六世纪中期以后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时，第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佛像缺少铺垫地被重新胡化了。除了面容日趋丰满圆润、躯干日趋敦厚宽阔之外，最明显的就是服饰的区别。
简而言之，褒衣博带变成了“曹衣出水”。
    所谓“曹衣出水”，是美术史上的一种技巧，比喻服饰轻薄贴身，就好像刚从水里站起来，湿衣紧贴身体。龙兴寺北齐造像，或是在躯干上直接刻画衣纹，或是全身没有任何皱褶，完全用肌肤轮廓充分显现人体的优美。有几尊佛像，只在手腕足踝处浅刻几道象征性的衣纹，乍看上去几乎就是裸体。
    这种奔放而大胆的技法明显来自异国。“曹衣出水”的创始人曹仲达，在北齐做到了朝散大夫，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是西域的曹国人。
    曹仲达的籍贯又令我想起了那尊巨佛，竟然被特意雕凿出了喉结。众所周知，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造像日益融合汉人的审美习惯，势必逐渐取消胡须喉结等性别特征，甚至趋于女性化（观音形象由男身转为女身就是典型例子）。在此文化背景下，巨佛的喉结，无疑也可视作对于汉化的一种逆反——应该不是巧合，巨佛的开凿年代，也在北齐。
    顺便提一句，曹仲达没有作品传世，在龙兴寺的北齐佛像出土之前，充满西域风情的“曹衣出水”，只存在与典籍和传说中，没有任何实证；并且，直到如今，典型的“曹衣出水”风格佛像，青州龙兴寺窖藏依然还是孤例。
自白马西来，佛教由西向东，从大漠戈壁开始步步深入，在身后留下了一串可视作脚印的造像石窟：龟兹、高昌、敦煌、炳灵寺、麦积山、云冈、龙门……这漫长的路上，佛像的凹目渐渐填平，高鼻渐渐缩减，卷发渐渐平直，裸体渐渐遮掩……一切都那么行云流水顺理成章——
    怎么到了青州，就异军突起，硬生生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呢？
    可以说，这是一座座标奇异的城市。
    大禹时代，华夏九州只是极其粗略的划分，青州的座标，在文化和地理两方面能够基本一致，都代表着东方。不过到了南北朝，青州的这两个座标却日益变得模糊而矛盾。
    这种矛盾，在将其与另一座当时同样被佛光笼罩的古城洛阳比较时，表现得愈发清晰。
    横向，青州东经118度，洛阳东经112度。
    纵向，青州北纬36度，洛阳北纬34度。
    经纬度的比较只是为了更显明地确认这样的事实：以东西论，青州居东洛阳居西；以南北论，青州居北洛阳居南。
    体现在佛像胡汉风格上的东西向反差，前文已经叙述；以正常佛教传播与中国化过程来说，这属于一种异常的逆向。更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即使在南北方向上，二者之间，也曾经有过根本颠倒。
    比如，从公元411年到公元467年，这半个多世纪，北方的青州属于南朝刘宋王朝，而足足低了两个纬度的洛阳，却被列入了北魏的版图。
    我列举这些，不过是龙兴寺佛像令我意识到，对于青州，其真实的文化方位其实并不容易掌握；或者说，青州，有其独有的方向阐释方式。
    关于以曹衣出水为主要标志的“青州风格”佛像，专家们经过考证，已经得出了一些基本被认可的结论。主要原因大致有三点：一，受南朝梁武帝奉请天竺佛像的影响；二，受西域诸胡和天竺僧众影响；三，受北齐的胡风影响——缔造北齐基业的高欢，虽然是汉人，但生长在边塞，自幼受胡风胡俗熏染，加之亲眼见到北魏鲜卑族因汉化而削弱，于是采取了与其截然相反的文化政策。
    实际上不必说得这么复杂，用一句话就能够概括：那就是当时的青州，没有受到通常意义上的地理方位束缚，随便哪个角度，都能直接或间接与万里之外的佛教东传原点取得联系——当然，这必须取决于北齐政府厌恶汉化的国策与其和南朝割舍不尽的纠葛，这样的双重条件，放眼当时的中国，只有青州具备。
    在此意义上，佛教东传，或许应该在原来陆路、海路等几条传统路径外，再增加一条——更确切说，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用不同的颜色重新描上一笔。看起来或许与老路重叠在一起，但传播方式却大不相同。用一个比喻，由于筚路蓝缕或是政权阻隔，老路的传播只能采取一站一站的接力，而在漫长的接力过程中，传播的内容不可避免地流失或者遭到改造；至于新路，由于起点终点畅通无阻，因而一鼓作气一站到底，不仅迅速，也尽可能地保证了传播内容的鲜活本真。
而这一切的终点，就在北齐的青州。一时间，青齐大地梵宫林立，香烟袅袅花雨漫天，胡佛胡服胡乐胡拜，来往行人恍如置身西域天竺。北齐任命的青州刺史中，甚至有过一位叫龙康基的粟特人；粟特人来自中亚，操印欧语系，极善经商，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这是否意味着，起码在龙康基的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已经被推移到了渤海边的青州？
    然而当我试着在地图上比拟这条想象中的路径时，我又看到了泰山和曲阜，不由心中一动。
    一山一水一圣人，这些华夏文明最根本的支柱，汉人融入血脉的精神图腾，其实都与青州毗邻；他们的光芒能够照耀整个中国，却无法在自家后院严明“华夷之大防”——
    曹衣出水时，古老的齐鲁大地，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以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法华经方便品》）
    青州博物馆有一个青州城市演变的沙盘，面对它时，我嘘唏不已，脑中很自然地跳出了这段佛经。
    沙盘标注了青州从古至今的城池迁徙轨迹。广县城、广固城、东阳城、南阳城、旗城，每一座都是方正的，但当它们或远或近地被展示于同一个空间时，在我眼前却显现出一个圆形的漩涡，或者说，一个不停旋转的巨大火轮。
    因为我知道，城池的任何一次动荡迁徙，对于其中的所有生灵，都无异于集体坠入无间地狱。
    禹贡青州，只是对海岱之间地域的统称，青州的治所，其实长期以来位于临淄，先秦时齐国在此建都长达八百余年。青州真正建城，要到公元前204年，也就是广县城。青州四城中，广县城独处西隅，看起来有些落寞。不过，若是青州有知，此后的两千年，它绝对会怀念这段落寞，怀念得肝肠寸断潸然泪下。
    公元311年，前赵刘聪派大将曹嶷经略山东，尽陷齐鲁诸郡。战事略定后，曹嶷做出了一个改变青州、乃至整个山东格局的选择：他准备调整齐鲁大地的重心，将大本营搬到青州来。这样的决定，或许基于曹嶷做为军人的敏感性，他应该已经意识到，过去的漫长战争只是前奏，一段更加旷日持久的血腥岁月即将拉开大幕，而临淄城池大而无当，并且四周平旷，无险可守，担当不起指挥中心的责任。曹嶷翻来覆去地摩挲着地图，终于，他的手指落在了躲在山林背后的广县城。当然，在进驻自己的军队前，他要对这座城池进行必要的改造。
    就在这一年，曹嶷废弃了如农夫一样质朴平和的广县城，而在其东方，尧王山南三里处修筑了一座靠山面水、杀气腾腾的新城，他将其命名为“广固”。一个“固”字，寄托了曹嶷的希望，也将宁静的青州从此推向了战场，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所有锋刃瞄准的标靶。这种军事上的重要性直至清朝还在凸显：所谓旗城，就好比帝国稳固疆域的钉子，是满清八旗军驻扎在全国各大战略要地的城郭型营地，而镇压山东的那一枚，被楔入了青州。
    从此青州的历史开始由鲜血和焦烟书写。仅南北朝，青州便遭遇了二十多次战争，而广固城则在百余年间里十五次易主，先后归属后赵、前燕、前秦、后燕、东晋、南燕、刘宋等朝。地狱的火轮熊熊燃烧，将这片土地碾压得血肉模糊。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我不必，也不忍详叙兵燹中生命的卑贱，简单列举在那“失落的三个世纪”中与青州有关的几个数据吧：
    公元323年，后赵大将石虎领兵攻取广固城，坑杀青州军民三万余众，仅赦免男女700人——这700人还是后赵新任青州刺史刘征对这场斩草除根的大屠杀表示强烈抗议后勉强留下的。
    公元410年，东晋刘裕领兵攻击广固城，血战10月后破城，杀鲜卑贵族以下3000余人，一万多名妇女儿童当作战利品赏给军士；随即将广固城夷为平地，青州刺史羊穆之，在南阳河北另筑新城，即为东阳城。
    公元467年，北魏大将慕容白曜率军五万进攻东阳城，战争延续三年，克城后，将城内剩余居民8600户、41000人，全部列为战俘，强迁平城。
    或许是儒学在东汉以来繁琐的章句注释中走入了迷茫，又或许是过于频繁的人口流动、尤其是胡族的大量涌入打断了儒学的传承，在这段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时代，孔孟的信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同胞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最无情的蹂躏，心如刀绞而又无能为力。
    直到有一天，那句来自遥远西方的梵唱在青州上空訇然响起。被按倒在砧板上的人们，隐约看到了乌云深处漏下的金光。
    在这一带出土的一尊北朝佛像上，我看到过一段铭文，虽然文字多有残损，不过还是能够辨认出一些语句：
“愿我未来不生外道，不生下姓，不受恶身，不生畜生，不生恶鬼，不生修罗中……”
    “愿我舍此现在，愿引我精神宜得往生兜率陀天弥勒……”
    虔诚的祷祝，尽管已被岁月侵蚀得斑驳模糊，但还是能清晰地传达着来自千年前，来自血泊与火焰的绝望和希望。
    只比曹嶷修建广固城早了九年，青州出现了第一座佛寺宁福寺。此后随着战局进一步激烈，大小佛寺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加之朗公、法显、驮跋陀罗等高僧也曾因种种机缘过此，愈发促进了青州佛教的发展。很快，青齐大地，俨然成了一大佛都。
    在中国的最东方，伴随着金属的撞击和战马的嘶叫，无数法轮轰然转动。
    然而，我在青州却自始至终没有看到过一座隋唐之前的古寺。
    下了驼山，我独自在青州街头漫步。从东关的老街，走到南门，再走回博物馆的西门。这一路上，我见到了立有朱元璋题碑的伊斯兰真教寺，也见到了英国人在清朝末年修造的基督教堂，还在青州第一中学的铭牌上找到了著名儒学松林书院，但属于释迦牟尼的，还是只有那块立在运动场边上的龙兴寺文保碑。
    我找到一份青齐地区古代佛教遗址的分布图，在这份图上，济南、淄博、东营、诸城、滨州、青岛，大都有北朝佛寺遗存，只有被包围在中心的青州，除了石窟和少数几处塔林，没有留下任何佛寺，那片空白就如同一只失去瞳仁的眼睛，茫然而恍惚。
    宁福寺、七级寺、兴国寺、吉祥寺、重兴寺、侯恺寺、延祥寺、弥勒寺、石佛寺，这些曾经留名于史册的北朝著名丛林，都和龙兴寺一样，彻底地在地平面上消失了。大量与异域有关的秘密随着佛像的残肢断臂被掩埋入了地底，只留下那座神秘的巨佛和少量尚未被完全风化的石窟，做为冰山一角依旧挺立于世间，留待有心人慢慢去拼凑那个不可复制的、曹衣出水的时代。
    即便是它们的地下部分，也都伤痕累累残缺不全。龙兴寺遗址出土的佛像，几乎没有一尊是完整的，而且可以肯定，在这些佛像被掩埋之前，就已经遭到了严重毁坏。对此研究者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是毁于历代灭佛运动；其二还是战火，做为政治军事中心，青州遭受的荼毒势必远远超过周边任何城市。兴于劫难的青州佛寺，同样被毁于劫难。
    当然，不是说之后青州就没有了寺院，没有了佛教信仰，只不过，随着北宋以后理学兴起儒学重盛，三教进一步融合，也随着中国版图的进一步完整，青州的佛教，与其他地方一样，也逐渐被纳入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而在废墟上重建的佛寺，已经不露声色地洗去了过于突兀的胡人痕迹，也洗去了连接过往时光的线索，有意无意将历史拦腰切为两段。
    在离驼山约四十公里外的另一处青州名胜仰天山，在一处山崖上，我见过一幅雕凿于金代的线雕巨幅观音菩萨像，虽然有些斑驳，但大致轮廓还是依稀可辨。菩萨的两个侍童，圆脸丰颐，神态娇憨，像极了宋人的婴戏图。
    值得深思的是，与佛寺一样，青州给我的印象，也出现了断层。做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面对它时，我的思绪却往往只能回溯到明清。今天的青州城是在南阳城旧址上发展起来的，最原始最集中的古迹应该算是老街；而这青砖灰瓦的老街上，最早的建筑，也不过是元大德年间的真教寺。
    更令我感慨的是，我所看到的青州老街，街道狭窄，民居低矮，纯然是一个寻常邑镇，丝毫没有号令齐鲁的轩昂，遑论睥睨天下的王气——在青州被曹嶷树立为齐鲁中枢的88年后，鲜卑慕容德以广固城为都称帝，建立了南燕王朝。
    这使我想到了一个有些吊诡的现象。纵观青州历史，正如佛教在此处的传播，最苦难的时期，也是最辉煌的时期；而自从明洪武九年，朱元璋将山东的行政中枢由青州迁回济南后，随着慢慢恢复宁静，青州也一点点褪去了光芒，一步步隐入了幕后。
    花雨散尽，青州就像一个疲惫的战士，卸下盔甲，重新回到阔别的田园，躲在光阴的角落，回忆着金戈铁马的过往，默默苍老。
    即将离开青州博物馆时，年轻的研究员李宝垒先生，指着后院一截断墙告诉我，那就是南阳城的城墙。
    我忽然记起，龙兴寺最早的名称就叫“南阳寺”，一座佛寺，一座古城，原来冥冥中早就注定了两者不可分割的因缘；那么，上世纪九十年代，山体巨佛与龙兴寺佛像的相继现世，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历史的提醒：
    提醒浮躁的人们不要被眼前的黯淡而轻视了青州，遥想当年，佛光璀璨之时，这里，才是整个齐鲁大地的真正心脏，才是大禹亲手划分的正东第一州。
    我还记起了在驼山上，一位晨练的老人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对我解释他所理解的大佛出世缘由：“大佛本来是不想出来的，但那几年这一带破山采石太狠，眼看就要破到身边了，才不得不现身。”
看着我沉吟不语，李宝垒又说，前些天，他们又有了重大发现，出土了一个高达1.5米的佛头，按照比例，完整的佛像起码有九米高。
    又一座冰山，在人间显露了它的棱角——
    青州的地下，究竟还埋藏着多少被遗忘太久的秘密和辉煌？